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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望乡Epub

  • 书名:在城望乡
  • 作者:曹东勃
  • 格式:EPUB/MOBI/AZW3
  • 标签:中国 经济
  • 时间:2022-10-07
  • ISBN:9787208168169

 

在城望乡内容简介

  1. ☆从进城打工到下乡务农,选择成为“职业农民”能维持体面收入吗?
  2. ☆为什么先离开农村的一般是男性,回乡后更怀念工厂生活的却是女性?
  3. ☆大城市是否需要配套农业,养猪事大又为何屡遭驱逐?
  4. ☆农村“土地黄牛”何去何从,农业规模经营又该由谁主导?
  5. ☆分税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权,却为何更有力地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增长?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往都市打拼,农村将如何化解“继承人危机”?
  7.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新著,多年实地调研与学术研究结晶,探寻当代中国城乡格局与三农问题的变迁与现状。
  8. 从“现状”“历史”“土地”“治理”与“出路”着眼,解开城乡协调发展的密码。见证城市化飞驰的同时,认识一个充满活力的农村,在真正的田野中触摸当代中国的静脉。
  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黄河边的中国》作者、社会学家 曹锦清,推荐阅读
  10. 本书首先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接着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最后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作者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帮助读者跳出日常生存空间,在经济社会的宏大变革中,认识中国的另一面。
  11. 全书由五个方面展开:1.农村生产生活的现状,社会结构的流变;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关系的变迁,包括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建等;3.以土地、产权、开发为核心的农村现状;4.行政区划调整、基层治理与以上海为例的城乡协调;5.农业创新与寻找“理想农民”,落脚点在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多样化经营。

在城望乡作者简介

  1. 曹东勃,1983年生于辽宁阜新,先后获上海财经大学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2.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版《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红河边的中国》等专著八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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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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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当互联网应用遭遇农村老龄化

2017年7月下旬,我带着上海财经大学的十名学生,组成辽宁省K县千村调查小组,调研主题是“农村互联网应用”。(24)

K县隶属于辽宁省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坐落在鸭绿江畔。

截至2013年末,K县有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壮族、锡伯族等18个民族。

K县风景优美,知名景区众多,先后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最美生态旅游名县”。

说实话,我拿到这个题目后,直觉预判这个主题似乎更适于江浙沪“长三角包邮区”,那里有不可胜数、生生不息的淘宝村,也书写了不少引人入胜的“互联网+”传奇。

在白山黑水之间、深山老林之中的辽东K县农村,会有互联网生根落地的可能性吗?
农村也能像城市一样实现“无现金社会”吗?

有一部已经成为大众经典的电视剧叫《乡村爱情》,在这部跨越十余年、前后共九部425集的电视剧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公共空间即“大脚超市”。有一个问题与农村互联网应用这个主题密切相关为什么从2006年到2017年,《乡村爱情》中没有出现一次移动支付的场景?
因为大型网络公司没有投资这部电视剧吗?

在为期一周的调查中,我们在K县三个乡镇的八个行政村,对农户做了149份问卷调查。在完成规定动作之余,我们也主动寻访或偶遇了不少“明白人”,试着对上述“大脚超市”之谜,做出一点解释。

1、 乡村的政治经济中心——“大脚超市”

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1953年统购统销制度全面施行后,国家完全控制了大宗物资的购销链条。

在城市中的黄金地段,人们凭各种票证去购买封闭式的货柜中摆放的米、面、油、布等有限的生活用品。

类似于城市的国营百货系统,在农村则出现了供销合作社这样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当时有一句话叫作“城乡交流”,这个交流指的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而是物资的交换。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农产品为主要产品甚至重要出口物资的农业国,真正的硬通货是粮食。

统购统销制度将粮食从农村收购到国有粮仓,再分配到城市或出口换汇,这个流动方向是单一的。

城市需要拿出基本“对等”的物资去农村交换,然而无论是火柴、肥皂这样的轻工业品,还是拖拉机这样的重工业品,在当时实际上都是乏善可陈的。

其必然的结果,就只能是所谓工业汲取农业剩余的“剪刀差”问题。农村的供销社,就在彼时程度有限的“城乡交流”中,逐渐成为农民采购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的“百货商店”。

尽管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供销社体系仍然存在,但在它的最基层,不少农村供销社早已破败不堪甚至资不抵债而解体倒闭,然而很多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农民,潜意识里还保留着对供销社全盛时期的印象。他们会习惯性地把去商店买东西,说成“上供销社去”,一如“生产队”这个词汇,在理论和逻辑层面已经消失,但在生活和实践层面仍然“活着”。

再偏僻的农村,也会有一个空间布局上的中心。

一般而言,村“两委”或简称“村部”(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地,是一个村子的当然中心。

作为村庄政治的中心,在过去十多年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村通”道路硬化的首要通路指向它,村民文化广场、体育活动设施等文体专项建设的首选落地位置也往往环绕在它周围。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农村村委会的前面,就是一个广场,还装了健身设施、儿童娱乐设施。

这是在全方位地拱卫这一政治中心的功能定位。而在村部之外,供销社则是另一个潜在的中心。

从功能上说,它也必须被安放在人员熙来攘往、交往频密的区域。

所以,当农村基层供销社面临经营困难被变卖给接盘者时,除了供销社的名字变成“商店”“超市”之外,其区位优势并未有丝毫损减。我们在这次调查中遇到了不少这类案例,一位村支书甚至不是在村部接待,而是让我们“上供销社”去访谈。

供销社(其实是转制了的私营商店)就在国道旁边,正逢老百姓赶集,里里外外热闹非凡。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村支书也带我们去村部看了一下,由于位置偏僻,年久失修,门一打开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显然是许久不曾有人来过。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乡村爱情》里的大脚超市不仅是村庄的经济中心,还是信息中心和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中心。也许可以说,农村供销社体系的衰落和“大脚超市”们的崛起是同一个过程,后者从前者中脱胎而来。

2、 “大脚超市”如何“跟上时代”

我们早已习惯了城市超市的电商化,据说很多老外也对移动支付这种能让人不带钱包出门、手机在手满街走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艳羡不已。浙江走得更远,前不久还出现了无人超市。

看上去,互联网时代“无现金社会”的小目标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到农村去看,还有不少距离。

“大脚超市”这类脱胎于农村供销社的乡村商店,承接的本就是一个小而全的基本盘,从农药、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到米、面、油、纯净水、卫生纸这类生活物资,无一不有。

这样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格局,注定了其经营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必定要高度依赖于供应链上端,借助于外力。

这里面又有以下两种可能。

一方面,从农产品销售来说,需要大的电商企业送平台下乡。

虽然一些大型电商平台也确实设有“特色馆”“地方馆”之类的项目,促销农产品,但其全国性布点的条件往往比较苛刻。

一位乡镇农技中心主任告诉我,他曾多方打听到某电商特色馆项目驻省负责人的电话,打过去,对方无奈地说,只在高铁沿线选点,而像K县这种山区,交通不便,根本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的可能性。更何况电商设有缴纳保证金的门槛,也会把不少尚未实现规模化经营、政府财政和自有资金又捉襟见肘的地区和企业排除在外。

电商企业进入农村的步伐缓慢,有一个成本收益的综合考虑。这与快递业在农村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

直到2015年,K县的一个镇,每个快递件送到镇上还需要加收5元的费用,而消费者网上下单时是被承诺包邮的,也即这5元完全是线下快递点的个人行为。但从2016年开始,由于快递业务规模增长迅速,达到了某个盈亏均衡点,这笔额外费用才被免除,实现了真正的包邮。

其实,从现有的网络和资源来看,最具优势的其实是邮政系统既有最为便捷、直插到底、全面覆盖的体系,又有作为国企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

一般性的快递企业下不去的村,邮政网络都被要求必须送达。

邮政系统也确实借助这一便利做了一些电商、网购业务,可惜收效甚微,也不敌专业性电商企业,故而始终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鸡肋状态。

另一方面,从农资采购来说,需要农业物流商贸企业主动把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纵向一体化。K县一位农村干部介绍,前几年,省内一家做农村便民服务的企业注意到,辽东农村红白喜事需求很大。

就像《乡村爱情》中所表现的那样,不妨称之为“庆典文化”——结婚要庆典,生孩子要庆典,甚至怀孕了也想着办庆典,可谓“没事不办庆典不舒服”。

红白喜事要大规模采买物资,这时光靠“大脚超市”显然不够。

企业则从中看到商机,送设备和网络下乡,免费安装调试,在全省布点。

K县119个行政村,每村的中心超市都配备了一块触摸屏。村民可以通过相关操作交水电费和充值话费,超市老板可以实时传输进货需求。

屏幕除了投放商业广告和公益短片,还开设了一条专线电话为村民提供市场行情、病虫害防治、农业科技等多项免费的专家咨询。

农村超市电商化后,确实可以降低不少成本。原来一袋100斤的复合肥经过几层中间商倒手加价到农民手里的价格是135元,现在农民直接从厂家采购,每袋价格可以降低8到10元。

生活物资采购成本也有明显下降。但互联网的介入也对实体农资商店产生了冲击,一位尝试网络采购农资的超市老板说,当他这样做以后,周围很多实体农资店的老板纷纷一面在朋友圈发布各种“善意提示”,劝告农民网购农资有风险,一面又不得不降低批发价以挽回局面。

看来,“大脚超市”电商化的发展前景是很可观的。那又为什么普遍没有实现呢?

3、 当慢生活的节奏被时代打破

实现电商化最大的障碍是农村的老龄化。

K县是典型的山区,这里很多村庄都有丰富的特色资源,适宜“靠山吃山”和发展林下农业,榛子、桃子、人参等当地特产,不胜枚举。

但山区交通不便再叠加农村老龄化、空心化,就使这里的问题更为严峻。

我们幸运地遇到一位思想非常前卫,也很有学习意识的资深村支书——老姜。

老姜60岁出头,这把年纪能把电脑、网络、微信、网购这些玩得很溜,城里人不稀奇,但在农村同龄人中他绝对称得上达人。

当别的村子要花费200元请人起草和打印各种材料的时候,老姜就已经一力承担起应对上级各种报表的文案工作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有配个大学生村官帮忙,在农村基层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很多大学生村官实际上被指派来就是处理这些事情。

老姜苦笑说,我们这山旮旯哪留得住年轻人呢?
村里1 400多口人,将近一半的人常年去外省甚至跨国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只能靠自己。

几年前,老姜让在县上工作的二儿子教会自己基本的电脑办公操作。从2018年开始,老姜又尝试网购农资农具和日用物品,他比量和摆弄着养蜂的蜂箱,对我说“这都是直接从网上发货过来的,根本不用自己费二遍事再安装。

但老姜毕竟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学术界曾有一波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的热潮。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农民接受新技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且不去说了。

即便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工程,实验数值已经突破了亩产2 000斤,而几十年来的国内外推广之路,往好了说也只能用“稳健”二字概括。

农民是风险厌恶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新技术的应用一般是慎之又慎,因为农业是一个带有周期性的产业,“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却未必有付出就一定有回报,有回报也并不能立竿见影。这中间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老姜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前些年当地政府号召农民种地瓜,结果大家一哄而上终至地瓜过剩滞销,最后农民把满地的地瓜拉到政府门口并摊在地上。你让农民冒险,真出了问题,农民只能找你报销。

互联网也是一种技术,农民对互联网的应用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观望和接受过程。对长期生活在经验世界中,通过生产生活的常识和直觉来做出日常判断和经济决策的农民来说,让他突然改变习惯,在触摸屏上指指点点就完成影响整个来年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采购,其中的风险确实大了点。

不少农村超市老板说,信息平台是不错,但大部分老百姓主要采购的类别仍然限于粮、油、纯净水和卫生纸这“四大件”。

而我们看到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倒是每天乐于来超市,除了如“赵四”“刘能”一样在这个乡村信息站交换情报、对本村的地方性政治“参政议政”之外,就是坐在板凳上,津津有味地看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商业广告或公益短片,有时竟也能一看半天,自得其乐。

更多的情形则是到此打打麻将,在东北漫长的农闲时节消遣生活。所以,几乎每个农村超市都会摆几张麻将桌,那甚至是店主的主营收入。

互联网经济是消费社会下的一种体验经济,而传统的农村社会则是一种封闭运行、规模有限的习俗经济。体验经济的生力军是年轻人,老年人少有体验的欲望,也提不起体验的兴趣。

年轻人追逐时尚和品牌,老年人则无所谓,一瓶雪花膏够用大半年的。

电商和网购的确可以降低成本,却很难取代譬如“赶集”这种习俗。

消费社会剧烈地改造着整个商品世界的秩序,敦促每一件商品快速入场,再快速退场,加速折旧。

互联网本身就是节省时间、压缩空间,为社会提速的重要媒介。而(山区)农村的生活节奏则是,早上四点多起床上山种参,在田林之中徜徉,夕阳西下回到家中,洗洗睡了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没有消费的时空安排。所以农村需要集市,山里人每隔十天要出山赶集,这并非是一种憋了十天的饥饿营销“买买买”,而是一种极有必要的社会交往活动。

走街串巷,逛逛亲戚,理个发,泡个澡,再买点东西,“山人自有妙计”。

农村本是天然的慢生活,一朝卷入现代化的涡轮,被裹挟着滚滚向前。

农村是老年农业、妇女农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一批批留在城市,不再归来。

青年人主导的城市转向了后现代,回过头来又向农村要效率、要速度、要质量、要安全,还要乡愁。

青年人指挥着老年人,要求他们尽快学习新技术,并适应这种以新技术作为载体的互联网时代。

我总怀疑这种“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可行性,它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禀赋的错配、错置吗?

心有多远,身却并不能走多远。心在天边,身在此地,根在农村。

拔起头发并不能离开地球。阔起来的城市人陡然发现自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自信来源仍然要靠山沟沟里的老乡们。

乡村于城市而言,依旧关系万千重。靠着机械化的推动,老年农业确实也勉力支撑了十几年的产量增长,增长成了常态,但一旦稍有闪失,就动辄得咎。

而机械化在山区其实根本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老年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技术落后、风险厌恶,你要改造他们,因为你自己不会回去,你又嫌他们太慢。

这个改造会成功吗?
有必要吗?
也许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彻底换血。

摆脱了老人,又须臾离不开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的城市对年老的乡村、青春创业对老龄农业继续保持着某种“啃老”状态。

4、 “大脚超市”的出路,农村的出路

强行改造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将城市化场景移植于农村,既不现实,也有点残忍。

那希望在哪?

我们此行也发现了一个时髦的男性“谢大脚”。这位超市店主,40岁出头,年轻时曾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城市经济开始不景气,工厂裁员,他选择返乡创业。

这位店主打工归来后,起初种植经济作物,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愿种粮食作物。夫妻两人在技术上可以种一两百亩地没有问题,也只有规模化才能有效益,但当地土地流转的传统非常弱,规模也偏小。

搞设施农业种蔬菜瓜果看似发财,其实很辛苦,夫妻两人种十几二十亩,就会累得不行。于是盘下了乡村超市做小买卖。

那几年网络购物刚刚兴起,但移动互联网还不见踪迹,只能通过电脑操作。

作为村里最早安装互联网设备的家庭,他帮助村民网购,这种代购行为是无偿的,但也给自家超市积攒了人气。

人们愿意来这里坐坐,一传十、十传百,口耳相传,招揽了远近不少顾客。

前几年,村里兴建了一个大型的养牛场,建筑施工人员都是外来的,这些人见多识广,用惯了微信、支付宝等无现金移动支付方式,店主遂顺水推舟,领风气之先,成了远近闻名的较早实行扫码支付的农村超市。

外来建筑工人的消费示范效应,又影响到本村的村民,后者开始从观望转向尝试,对互联网购物也从不敢接触、假手他人代购转向亲身体验,逐渐改变了购买习惯。

好事接踵而至,企业也看中了他,想要找到撬动农村消费、进入农村社区的支点。

店里安装了完备的收付账系统、“邮掌柜”一体机系统,实现了从超市监控、进出货数据记录,到账款结清实时联网和数字化。

店主还建了自己的微信群,定期发布商品推荐信息和代购信息。

要知道,K县的很多村子,通信还是基本靠吼,微信的使用都并不普及,更不消说建群。

而一个村庄以超市而不是村“两委”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微型的社交网络,沟通上下,这本身就是很值得观察的一桩新事。

“群”的需求是生活化的,而我们的很多群则是工作化的,以工作统领生活、侵入生活,那样的群让人“生不如死”,反倒是这位店主的建群方略,显得更为自然,也更水到渠成。

在辽东K县这样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山区农村,要实现互联网技术的下乡并与乡村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充分耦合,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充分的心理准备。

从根本上说,需要时间完成农村的代际更替,需要外部力量的注入和职业农民的兴起,这与近年来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完善过程中普遍发生的、以家庭农场为代表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渐进地达到适度规模,逐步地改变小农经营的结构,是同一个道理,非如此很难激发乡村的活力。

这样说似乎有些悲观,但如果否认这一根本路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另起炉灶、大干快上,纯粹靠行政命令去一厢情愿地推动,最终很可能只是自娱自乐,打造一批“僵尸”平台,造就一片虚假繁荣。

(1)曹东勃《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2)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6—17页。

(3)参见刘怀宇、李晨婕、温铁军“‘被动闲暇’中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贺雪峰“什么农村?
什么问题?
——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对象与步骤”,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5)[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6)[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15页。

(7)向国成、韩绍凤“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2期。

(8)参见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9)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0)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
”,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1)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12)刘筱红、姚德超“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3)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14)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19页。

(15)参见[丹麦]埃丝特·博斯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陈慧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4—37页。

(16)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7)郝亚光“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由——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载《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18)吴惠芳、饶静“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载《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2期。

(19)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38页。

(20)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21)黄祖辉、宋瑜“长江三角洲农村妇女流动的决定因素分析”,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2)王德文、刘玫“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及其作用”,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23)胡玉坤“正视农业的‘女性化’”,载《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7期。

(24)参加本次调查的有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刘雨樵、章程程、乔中恒、郭乃旗、唐莺杰、王琨、何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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