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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留声Epub

• 书名雁过留声
• 作者金雁
• 格式EPUB/MOBI/AZW3
• 标签散文文学
• 时间2022-10-07
• ISBN9787203113195

雁过留声内容简介

1.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金雁的散文集，既是个人生活记忆，也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记录。
2. 书中主要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即作者的童年和青春阶段。
3. 通过翔实生动的文字，作者回忆了擅长持家且头脑清明的姥姥
4. 伴随着饥饿和干旱环境的童年生活
5. 被打落社会底层而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的经历
6. 从知青插队到就业“供销社”的谋生岁月
7. 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的一段拼搏过程
8. 等等。
9. 字里行间充满令人唏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
10. 同时收入了一些回忆成家后与秦晖共同生活的文章，幽默戏谑，趣味盎然
11.          以及访问东欧的一段独特经历与见闻。

雁过留声作者简介

1.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
2. 主要著作有《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与秦晖合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与秦晖合著)、《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与秦晖合著)、《新饿乡纪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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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有一次去红桥区荣茂里，姥姥指着那个街道说“原来整个胡同的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我一听就很反感，明摆着是剥削阶级的“不义所得”吗？

因为年龄太小，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只能以调皮捣蛋闹别扭来“抗议”，搞得姥姥很纳闷平时挺温顺的一个小小妮子咋就这么不听说呢？
到了姨姥姥家，正好赶上有人给她送“公私合营”以后的股息分红，我听那词儿——“资方人士”——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想起当时看过的“六号门”“三条石”阶级斗争教育展览，资本家个个都是面目狰狞的反动人物，就会欺压剥削工人，实在不愿意把他们与自己的长辈作联想，于是就待在院子里死也不肯进屋。

我们这些50后、又是在机关大院环境中成长的小孩，面对着“高成分”的老辈，多少有些“埋怨”。

从小在“革命的”父母辈那里接受的话语系统与再上一辈老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家庭我都不喜欢，但是家庭没法选择。

用当时的话说，父母都是建国前就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我一直困惑于不知怎样把握“亲情”“人伦”和“革命觉悟”之间尺度，所以与姥姥的关系一直就有些疙疙瘩瘩，但是毕竟相处时间短，大人们可能还感觉不到什么。

我不知道1949年政权易手对选择“正确站队”的父母来说，是如何处理与“剥削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的。后来阅读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其实他们的“两难”处境远比我难堪。

1960年大饥荒，爷爷和奶奶在山东老家过不下去了，跑来西安投靠当干部的大儿子，父亲向组织上汇报，得到允许留下了“地主家属”的奶奶，送走了“地主分子”爷爷，没多久爷爷就在老家“病故”了，实际上是饿死的。父亲在日记里(他在学生时代的日记抨击时政嬉笑怒骂内容生动，50年代后的日记就是干巴巴的流水账了)没敢表现出半点愧疚，但是他背地里陪着奶奶落泪我是看见的，能够感觉到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挣扎和无力，以及人性与政治之间的背离。

1965年我因为眼睛弱视，住在姥姥家定期去天津眼科医院治疗，于是就借读河东区田庄小学五年级上学。

这一年和姥姥有比较长时间的接触，我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进一步显露，与姥姥之间“叮咣”的小冲突不断。

那个时候的我在姥姥眼里，一定是一个难以管教的“刺头”孩子。姥姥这种大户人家的人总要讲究一些老礼，嫌我举止不雅，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总是对我说，好习惯要从小养成。

而我却认为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旧道德旧礼仪，不愿遵守。但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姥姥的训导对我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的我就显得比前后阶段要洋派和文静。

196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候上演的戏剧电影都是《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这种氛围下的我始终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与形势保持一致，甚至还有意识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反叛。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我眼里姥姥的权威不如父母，想着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肆意妄为地造次一下也无妨。第二，潜意识里我有个口头上不愿承认的心理从母亲带回来的内部资料上，我知道父亲在1964年“反修”问题上犯了“错误”，遭到轮番批判，我想以自己的“革命”来逃避被社会孤立和歧视而有意为之。

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在十岁出头那会儿，只是无意识的“逆反”表现。

因为姥爷的工作关系，姥姥一家住在天津国棉一厂一栋日式小洋楼里，生活虽不能说十分富足，但在五六十年代就有抽水马桶、沙发、弹簧软床以及皮大衣和一些首饰，和我们从小生活在父母机关，什么都由公家统一配给、吃食堂、上寄宿学校的环境显然很不一样。其实他们虽然“家底”厚实，但当时仅就现金收入来说，姥姥家可能还不如我父母家，却因为旧时的“大小姐”精打细算善于调度持家，无疑比我们过得经济而精致。

比如说，同样是吃虾，在我们家里嚼吧一通就完了，可是姥姥把虾段清蒸、虾头油炸、虾皮做汤，炸过虾的虾油提鲜酱油，一虾能够几吃。

买来一块肉，根据不同部位炒肉丝、剁馅、做肉皮冻，没有一点浪费糟蹋的。

同样烧出来的菜，在我们家不讲究餐具，盛出来装到大搪瓷碗里能进肚子就行，而姥姥家有各种不同的餐具，有对应的一套细瓷鱼盘、汤盆、水果盘，连吃米饭的碗与吃面食的碗都不同，显得很在意细节。对这种生活我是既享受又有几分抵触。

姥家里有不少公私合营前记过账的老旧账本，通常只有一行记载而大半空白，纸张又极好。

我不但把它送给同学们当草稿本，自己也毁坏了很多本。

现在想想这就是可贵的第一手经济史资料！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老辈创业发家的故事，都是“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的精彩案例，可是我当时不但不喜欢听，还指着那些家具、衣物顶撞她说“这些还不是靠剥削得来的。”

我认为她是对当前“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并时常与她辩论。

她虽然读报听广播，学习能力很强，常蹦出一些新名词，对形势的脉搏略知大概，但毕竟辩不过我。

于是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受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一直很尊重姥姥，每次写信都恭恭敬敬地称其“岳母大人”或“先生”(对长辈的知识女性也称先生，这是我进大学后才熟悉的)，接到姥姥的“告状信”后父亲就来信批评我不尊敬老人。

我立刻就用报纸上的语言、“阶级斗争”什么的说辞回应，搞得父亲很尴尬。

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召回身边，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伦理和现行政治之间的冲突。

“亲情最大”

回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父母要把我送去姥姥家。

“文化大革命”前夕父亲因为犯了“修正主义”错误，从西安的西北局大院被下放到甘肃最贫困、最苦旱缺水的定西地区。

从西安转换到天津的“资产阶级”环境我过不惯，但从十里洋场的天津卫一下回到黄土穷山，反差就更大了。最大的变化还不是城乡贫富之差，而是家庭生活的改变。

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跟头咕噜，到了县里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对我们采取任其“自然天成”的“粗放型散养”模式。虽说父母的工资是全县最高的，平日里似乎可支配现金远远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实除去给老人的，工资几处用，到我们手里也没多少，加上“不会过日子”，生活质量似乎还不如我们班上那些农村户家庭的孩子。

当时父母不是不在家就是早出晚归，我们一直就是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当自己的家”。拿早上带的干粮来说，我们带的是食堂蒸的难吃的陈年玉米面发糕，同学们带的虽也是杂粮，但大多是当年的新粮，不管是黄澄澄的玉米面贴饼子，还是荞麦面小花卷，实在不济啃一个老玉米或者一个烤红薯，一拿出来就有一股扑鼻的五谷香气。

有时和同学们换着吃干粮，吃过我带的口粮以后，很多同学都说“原来以为你们这些‘干部娃’比我们高级很多，现在看来真不咋地。”我因为在家做饭，经常手上的面来不及洗就到学校，遭到一些男生的嘲笑。

“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父亲很快成为批斗对象，头上有五顶“黑帽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其实父亲虽然就行政级别而言可能比当地县长还要高，但是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级现职官员)。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和哥哥在学校里的班长职务被撤销，成为被革命队伍打入另册的“黑帮子女”，不管我本人如何“向左”努力，我的“革命生涯”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从那之后，原来那种盲目的信仰支柱一点点地垮塌下来，我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情。文革派性斗争正酣的时候，母亲去了县五七干校，父亲与一帮“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改造”。

哥哥仍然不死心地住在学校，混迹于一帮高中生当中，热心于“革命事业”，有时回家吃个晚饭就走了，根本指望不上。

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做伴，妈妈给了我们每人十元钱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住的老式民房显得格外阴森空荡，尤其是厨房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做饭，我们只好互相壮胆。

一次我去四十里外的五七干校看妈妈，因为错过了晚饭时间，实在没有吃的东西，妈妈只好从别人那里借了一勺白糖，冲了杯糖开水给我充饥。当时天气已经很冷，我找不着衣服穿，只好在夏天的衣服里面硬塞了一件妈妈的秋衣，搞得里长外短，五七干校的人看了都摇头说，有娘在家和没娘在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我在做饭，让弟弟从房间里把热水瓶拿过来，可能是他人小拿不动水瓶而门槛又高，在台阶上绊了一下，把家里唯一一个八磅热水瓶在门槛上“啪”的一声磕碎了，吓得他缩在门槛上。一个八磅的热水瓶要五元多钱，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一的生活费没了，我心里盘算着如何向大人交代，根本顾不上体验弟弟的感受，训斥他说今天晚上不能吃饭。

弟委屈地缩在门槛上汪着泪水不敢哭，嘴里嘟嘟囔囔地叫着妈妈，还是邻居出来打圆场说，没烫着娃就算万幸了，娘不在娃已经够可怜的了，就别再埋怨了。

我一边打扫着内胆碎片一边心酸地想，没有大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该咋过？
虽说我从小就过寄宿生活，自认为独立生活能力挺强的，但是城市和农村、过集体寄宿生活和自己独立支撑家庭完全不一样。

而姥姥总是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她的几个子女中最需要的家庭。她知道我们家里“大人缺位”的消息后，马上扔下天津家里的一应事务，乘火车赶来甘肃。

姥姥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立马感觉不一样了，虽说钱还是那些钱，房子也依然是高大阴森的老房子，但不知怎的家里显得格外豁亮了，我们的胆子也大了，好像父母在与不在也无所谓了。

姥的到来让家里的日子显得生气勃勃，每个角落都能感觉到她的存在。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虽不能把苦的日子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可以从小细节上把无聊困顿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我不用再当“火头军杨排风”了，姥姥做的饭本来就比妈妈做的要好吃很多倍，我就更没法与之相比了。弟弟也撒欢活泛了很多。

姥是老派人，经历了北洋军阀、日本人统治、国共政权的转换，什么世面没见过，对任何政权都没有太大的期望，抱有一种小百姓看你楼起楼塌的无奈和超脱，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早已超然度外。有一些大字报把父亲“妖魔化”得吓人，我们一时之间难辨真伪，回来告诉老人，她对那些耸人听闻的帽子只淡淡地说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

”

老人的思维既简单又朴素，她说“我不懂政治，但是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浊自浊清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可能一生中看惯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对我们带来的种种传单和消息，她都只是淡然听听，用她简单的语言说“现在的世道怎么了，咋不教人学好呢？
”表面上看，姥姥和父亲除了寒问暖，在其他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只要父亲回家的日子，家里的伙食立马上升两个等级，每顿都有不重样的可口饭菜，我们也跟着享口福。

在姥姥看来，男主人在外面奔波，家里女主人的职责就像一把大伞，是为所有人遮阳挡雨的。她有一句口头禅“亲人有难我不帮谁帮？
”她说，很多人走上绝路自杀，不仅仅是因为遭到了批判，更是因为被家庭亲人抛弃。

家庭就等于打仗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她总说“外面的人说什么我管不了，进了我的门就得按我的老理来——亲情最大。

”人常说，有目标的人内心强大，我猜想，姥姥的目标就是使她的亲人都能过平安的日子。

她平时很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有约束，但我记忆中有两件事她是发了脾气的。

一次是母亲下班的时候突然暴雨如注，姥姥让我们去给妈妈送伞，我们相互推诿不想出门，说没准妈妈在哪里躲雨呢。

老人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指责我们不懂事、不孝顺，不想着回馈父母，并说自己不怕小脚摔跤也要去送伞。不一会儿母亲浑身淋透了回来，好脾气的姥姥两天都不爱搭理我们，后来总说“现在的教育是在毁人。

”

还有一次，在天津当医生的大姨被下放到宁夏，经常要到乡下出诊，她的孩子萌萌没有人照看，姥姥决定接回天津自己喂养，暂时就在我们这里中转和适应一段时间。刚满周岁的孩子突然断奶离开了妈，小萌萌什么都不吃整晚哭闹不已，搞得我们所有人都睡不好觉，弟弟甚至气得对小萌萌大吼“再哭就把你扔到城外喂狼去。

”姥姥生气地说“不许这样对待孩子。谁都有犯难的时候，亲人之间理应相互帮助。

”

我们都对姥姥自己能否应付得了这么小的孩子表示怀疑。姥姥还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她尝试着用各样食物喂养小萌萌，不到一个星期，小萌萌已经可以吃米糊和蔬菜粥了。

有一回吃了满脸米糊的小萌萌爬到门槛边，被邻居家的大黄狗用舌头不停地舔舐，我们看了吓一跳。十几天以后，小萌萌已经能够扶着墙壁挪腾脚步传达姥姥的指令，对我父亲说“夫，饭”，让我们大笑不已，而姥姥的原话是“叫你姨夫吃饭”。

后来我有了女儿，已经年近八旬的姥姥仍然自告奋勇要帮助我带孩子，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亲情最大”“我不帮谁帮”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