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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

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内容简介：

亲密伴侣为何变身致命爱人？

情感操纵缘何导致家庭凶案？

爱，从来都不是暴力和操纵。

亲密伴侣凶杀案在全世界导致大量女性死亡。

在英国，每周有2名女性被伴侣杀害；在美国，每天有3名受害者；而在墨西哥，每天大约有5名。2020年，在新冠疫情导致封控后，英国的亲密伴侣凶杀率翻了一番，全球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女性构成了受害者的82%。对于女性，危险极有可能来自与她保持或曾保持过亲密关系的男性。

凶手不会突然失控，家庭暴力是理解亲密伴侣凶杀案的核心。

犯罪模式学家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通过研究400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并从中发现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然而，情感操纵往往难以察觉、令人费解，或隐蔽至深。

任何人都可能落入情感操纵的陷阱。

如今在英国，情感操纵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史密斯教授的工作致力于找到帮助个人、慈善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指认和识别情感操纵模式的方法，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她将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即“凶杀时间轴”。

《致命爱人》利用工作中搜集的真实个案，逐一回顾“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直观显示受害者、施暴者和杀人犯在每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戳破那些有关情感操纵、家庭暴力和激情杀人的“神话”。

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作者简介：

简•蒙克顿•史密斯（Jane Monckton Smith）教授是一名犯罪模式学家，专门研究凶杀、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等案件。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出版了多本有关凶杀和刑事调查的学术专著。她还设计有一种可了解、评估家庭暴力案中凶杀风险的新模型。她的成果被广泛地用以改进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实践工作。除了研究以外，她还参与调查凶杀案的相关工作，为英国内政部审查案件，就引发社会关注的复杂谋杀案向警方和审查小组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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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人格障碍与精神病态

漫不经心的态度，就像卡尔所表现的，在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身上并不罕见。人格障碍会影响一个人思考以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而具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善于操纵别人、欺瞒哄骗，并且冷漠无情。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广义地说，那些处于谱系内较为严重一端的人可能会被视为精神病态。精神病态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可以这样诊断，但严格来说并不被当作精神疾病。患有这类障碍的人通常以不一样的方式来感知和体会以他们为中心的世界。大体上，他们是行为正常的个体，往往拥有貌似寻常的工作和生活。然而，对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来说，操纵和暴力并不少见。

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和情感操纵以及家庭暴力有关。这种人或许是傲慢的、爱控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可能需要或是觉得他们有资格得到别人的赞叹，并且看上去缺乏同理心。他们对批评格外敏感——我称之为“脸皮薄”。即使这些行为十分明显，还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也不太可能改变，他们会认为问题存在于他人身上，或者是由于别人的错误。自恋型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有许多共同的性格特征，和这类人一起生活时会遭受暴力，并且难以摆脱。

加拿大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制定了“精神病态核查表”。它列出了我们可能会在这一类人身上看到的人格特征、行为举止和既往史，以此帮助我们识别精神病态。精神病态感知世界的方式与非精神病态不同；对他们来说，世界围绕着他们的迫切需求而旋转，他们往往会不顾一切地确保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不会感到同情，更不可能产生同理心。

黑尔教授说，精神病态活在当下，既不沉湎过去，也不绸缪将来。在他们的世界里，人们基本上分成了赢家和输家两大类；或者如黑尔教授所说的，捕猎者和猎物。人生就是一场要打赢的战争。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世界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分而裂之的。即使我们相信生活可以被视为一连串的有输有赢的战争，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接受“有得必有失”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对每一件事情都这么争强斗狠或者求胜心切。我们不会竭尽我们所能，而罔顾对我们自己或别人所造成的后果。但卡尔这样的人就会。

具备强烈的精神病态特征的人不太擅长进行直观的互动对话。这些对话当然可以是操纵性的、貌似有理的，但它们通常是经过练习的脚本和举止。当脚本被打破，或者当他们面临没有他们所熟知的脚本可以遵循的情境时，他们就不太知道怎么往下进行。有时候，他们不得不“脱离脚本”来应对，这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他们的真容，因为他们的回应可能会不合时宜，有时甚至离奇古怪。这是我在和像卡尔这样的人对话时所发现的真正耐人寻味之处。

在相当早的时候，邦妮有机会认识到卡尔其实并不像他最初看起来那么好：他很有可能会在邦妮未能配合他所期待的那些时刻露出行迹。卡尔多半学习了大量的脚本，以便随心所欲地进行操纵；有些可能是浪漫的，有些可能是暴力和恐怖的。卡尔知晓这些脚本所造成的后果。为了尽力确保自己的安全，邦妮或许已经学会了应对这些脚本；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并不管用。

邦妮被普遍地形容为善良又体贴。她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大家庭的一员，因此邦妮并不缺乏她与卡尔之间冲突的见证者。当警察深更半夜出警，找他“说道说道”的时候，他们全都看见了；她哭喊着说她有多害怕他的时候，他们全都听见了；当邦妮脖子上有瘀伤，她找理由搪塞其来源的时候，他们全都试图当作没看见；并且，他们互相之间全都讨论过，他们到底有多恨卡尔。

邦妮开始揣测他对事物的反应，并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竭尽全力让他变得没有威胁。她想要保护家人免遭他的伤害。他曾经恐吓过他们，当邦妮试图躲起来，而他去寻找她的时候，甚至跑到了他们的家里，要是他们不透露她的下落，他就要他们走着瞧。他甚至揍了一名男性亲戚，这就意味着邦妮在受到恐吓时，不再会求助于家人。

当这段关系发展到这一节点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很难毫发无伤地摆脱它。邦妮应该很清楚卡尔的能耐，离开他，对她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他不会允许的。

我相信卡尔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甚至很可能罹患了精神病态，尽管从未有过任何正式的诊断。许多类似于卡尔的施暴者确实有这样的障碍，或至少拥有那些使他们显得冷酷无情、自我中心的人格特征。我第一次得出这个结论，是遇到了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前女友，当时我正和她谈及她的经历。这个男人杀害了他下一任的女友，并被确诊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我糊里糊涂地竟然活下来了，”她对我说道，“我太像她了。我本该是又一个她。有一天，你知道的，他拿一根绳子套住了我的脖子。他说，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自杀，他永远不会被怀疑。他很清楚我吓坏了。我真的以为他会这么做。他是笑着的，他非常享受。”

她说了很久，谈到一些他所施加于她的虐待，那些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和操纵的模式。她表现出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⁶⁾）的症状，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下一任女友的死亡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从电视上听说了这件事，震惊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浪潮，唤醒了全部的创伤和不安。

“每当我试图告诉每一个人，我非常害怕他，而且我认为他会杀了我，我总是在想这不是真的——我没办法让他们相信我，”她对我说道，“当我听说了她，那个被杀死的人，突然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真的有可能成为她，这太令人震惊了。我就差那么一点儿了。”

这名女子讲述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如何保护自己，从而忘却她的伴侣困住她的那个世界；而当下一任女友去世时，所有的滤镜都脱落了，余震吓坏了她：“他们很清楚他有这个能耐，但是他们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儿像是如果不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不会那么害怕的。但我给吓破胆了，不敢不往回看，你懂我的意思的吧。”

并不是所有控制欲强的人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者是精神病态。许多人之所以开始操纵，是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这可能与过去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事情有关，掩盖于社会对关系的期待和信息中——尤其涉及关系中的等级。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比如，文森特的不公平之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源于不良经历。然而，我并不在意去了解像文森特和卡尔这样的人是如何变得有操纵欲的，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在操纵这一事实。

邦妮和唐娜都被吓坏了，她们所恐惧的事情大致相同：如果她们不照办操纵她们的人的期望和要求，会发生什么？从外表看，文森特是无害的，卡尔则不然；然而，他们两个都有能力谋划并执行一场谋杀。

*

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是一名世界危险预测专家，也是《恐惧给你的礼物》（The Gift of Fear）的作者，他认为“女性一直生活在警惕之中”，并且“她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处于危险当中，而这是男性从未经历的”。不管她们有多么自信和多有能力，大多数女性与恐惧的关系跟男性所具有的确实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当作抢劫、强奸犯罪者的诱饵。有许多投诉称，一个单身的男子在夜晚跟踪女性，并对她们实施性侵犯。我的警长决定让我身穿便衣在已知的这名男子作案的地区巡逻。我有一个对讲机可以呼叫支援，我的同事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哪里。就这些了。没有人跟我在一起，我也没有武器。我无法想象现在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我呼救的话，救援会迅速抵达，但最快也需要五到十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可以发生很多状况了。

当我在悄无声息的黑暗中行走，望向那条长长的据说是男子发起袭击的人行道时，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种事。即使他们在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安插了一位同事，我也不认为我想要继续下去。

现实世界与假想的情境是迥然不同的。当情感只是被想象的，它远没有那么强大的震撼。实际经历的严重威胁与想象中的严重威胁是不同的。想象力会激起“我本来会这么做”或者“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回应。在简报室里，想象袭击者针对我的行为会与对另一位女性的不同，这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想象救援会比现实中可能来的要快得多，这也要容易一些；更容易忘记的是我会感到害怕，还有那些地方加诸我身体和心理上的额外负担；还很容易忘记我是一个人，以及这种想法所带来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不能说我给吓坏了——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确实在外面搜寻那个强奸犯了，不过只待了一个小时：我真的不能再待更长时间了。我换回了制服，继续在那一带巡逻；我觉得这给了我一层额外的保护。警长不该让我独自一人处于那种境地，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任何一个警员都不应该充当孤独无援的诱饵，无论男女。我想这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们并不认为“性攻击”是性命攸关的，犯罪者仅仅被当作是有病的，而不是危险的。没有人担心我的安危。

从很小的时候起，女性就被明里暗里地教导，男性对她们来说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情况中，她们应该设法先发制人并且避而远之。

这些教诲刻入了大多数女性的骨髓里，它们使得对潜在危险的防护变得习以为常。其中有一条训诫是，保持安全的最佳办法是恪守责任，并且避免招惹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她们的行为举止、穿着打扮、说话方式或者饮酒量的多少来控制针对她们的暴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都市神话了。这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它在我们的媒体、家庭和社区以及法庭上屡见不鲜。在现代社会评论中，它被称为“受害者有罪”。它定义了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是如何强调他们认为女性可以更有效地防护好自己的安全，而不是“自找麻烦”的方式。比如在强奸案中，女性的性生活和着装风格往往会被提出来，以此证明她也有过错，因为她没有打理好自己的安全。这意味着我们期望女性必须始终未雨绸缪，总是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它还暗示，如果女性不去招惹男性，他暴力或者虐待的过往就不会重演。

当然，这些都是虚妄的神话。

在女性触发之前，家庭暴力的操纵模式并不会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是始终活跃着的。操纵模式并不是响应，它们是执行和监督操纵的系统：永远在那里，永远在伺机而动。

重复的模式

拉斐尔的故事相当耐人寻味。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有操纵欲的人是如何重复他们的行为和模式的，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历史很重要。

我想首先从拉斐尔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来展示当他反复考虑和索菲亚关系破裂时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基于他本人和其他相关人士对事件以及对他的想法的描述改编而来的。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可以让我们深入地洞察类似于拉斐尔的人以及他们的受害者的动机和心理。

拉斐尔独自一人坐在他那间平淡无奇的公寓里，他十分气恼。他飞快地喝完了最后一点咖啡，在满溢出来的烟灰缸里捻灭了香烟。他的手机显示0点14分，但他压根没想睡觉。他正在想索菲亚。他待在这里，而不是在他们共同的家，这全都是她的错。她就是知道怎么激怒他，她知道她要是做了他会怎么样，但她还是这么做了。他缓慢地站起来，下定了决心：这一回他不会让她得逞了，他不会再听她胡言乱语了。是他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而不是她。他走出前门，步入黑暗、寂静的街道。

3点04分，他走到加油站，他知道索菲亚在那里上夜班。他站在上了锁的玻璃门前，看着她忙乎，继续着她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想到他和他的痛苦。

她透过窗户看到了他，他笑着挥手。他想象自己遭受的不公正，这发自内心的折磨推动着他前进。甚至在那一刻，他还记起了家里墙壁上那道长长的黑色印子，那是在一次争吵中索菲亚跌下楼梯时鞋子刮出的擦痕。她的脸颊因此骨折，人们为此叫来救护车，还有警察。这对她来说还不够。她尖声喊叫，说是他把她扔下去的，骂他是个混蛋、是个恶霸，这都叫他难堪。

当她为他打开门时，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警察已经看透了她的真面目，他心里这么认为，他们知道她是一个骗子和婊子。要是他们相信她的话，为什么他们在警告他别惹麻烦并且释放他之前，没有让他在监狱里待上超过二十四小时呢？

索菲亚翻了个白眼，问他在那里干什么。他慢慢地往前走，面带笑容。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顿然醒悟时脸上的表情。

突然之间，他把她拉到身边，她尖叫起来。他用双手掐住她的喉咙，止住了她的叫声。他很清楚他们在闭路电视摄像头的监控之外——他早就这么谋划好了。

“对不起，”索菲亚勉强喘着气说，“我很抱歉。”

某种深刻的原始的本能告诉了索菲亚该说些什么。她过去所有的有关拉斐尔的经验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迅猛地涌向大脑的过滤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这就是他想听到的话。他站在她身旁，听她努力承认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那个特别的时刻，他停手了，确信他控制住了局面。又轮到他掌控了。

拉斐尔要了一包香烟。

3点36分，警察到了——一个路人听到了尖叫声，打了报警电话。

拉斐尔被逮捕了，当他被带上一辆等候的警车时，索菲亚又愤怒又惊恐，对着他尖叫不止。

人们仍然坚信，家庭暴力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危险行为。我曾经听专家说，他们不应在这一类争端中偏袒任何一方，就好像它们只是吵架，而不是有关操纵的平权运动。不应该忽视这样一段历史：它把操纵和暴力视为两个人之间的争端，其中双方都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索菲亚拿到了限制令。

一个月后，拉斐尔认识了奥尔拉，他对她讲起有关他的疯狂前妻的所有事情，说她打电话给警察，还编造了关于他的谎言。奥尔拉很有同情心，她听说过很多不太妙的分手故事。奥尔拉不清楚她听到的东西有多重要，但那里面有点儿令人不舒服，这是直觉在告诉她，在拉斐尔身上看到了她无法信任的东西。不过她觉得听从直觉的话，显得武断又无礼，就放到一边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奥尔拉发现拉斐尔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不喜欢她的家人，他们也对他没有好感。他想要控制她所做的一切，而她发现自己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有一天，奥尔拉觉得她受够了。

“结束吧，”她说道，“我们两个人都不开心，这只会让我们两个都痛苦不堪。是时候离开了，拉斐尔。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不是吗？”

拉斐尔并不同意，他试图让奥尔拉重新考虑，但她又客气又坚决。拉斐尔搬走了，不过他十分恼火。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知道肯定有另外一个男人存在，他要去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不打算接受。

一天晚上，奥尔拉外出和朋友们喝酒，拉斐尔让自己“偶遇”了她。他走到她面前去打招呼。他询问，他是否可以“就说几句话”。奥尔拉有点恼怒，不过为了避免与他争吵的尴尬，也不想在大家面前给他难堪，她同意出去，坐进了他的车子，最后一次聊一聊。两天后，她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他重新获得了控制权，他再一次取得了平衡，他赢了。拉斐尔若无其事地过着日子，很快就在他工作的地毯店被捕。他被带走时，同事们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他没有否认杀害了奥尔拉，但他告诉警方，她必须知道她不能那样对待他。

历史的力量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一个人的过去很重要是因为，比如说，像拉斐尔所制造的问题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源于他和奥尔拉或者他和索菲亚之间独一无二的交往。制造问题的不是索菲亚，也不是奥尔拉，而是拉斐尔。不管他去哪里，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他都会搞出那些事情。但拉斐尔认为这些问题出在他的伴侣身上，他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他遭受了不公平。拉斐尔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我们所知的八个阶段：这是一段够可以的历史。

一个人过去的暴力、操纵和跟踪行为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警方可以据此向新的伴侣披露这个人之前的危险行径。同样，如果伴侣感到担忧或者心存疑虑，如今他们有权要求警方提供这些信息。在英国，这个方案通常被称为“克莱尔法案（Clare's Law）披露”，是克莱尔·伍德的家人发起请愿运动的结果。克莱尔在2009年被她的有暴力侵害女性历史的前男友乔治·阿普尔顿勒死并焚尸。克莱尔的父亲说，如果她了解乔治·阿普尔顿以前暴力的全部情形，他相信她就会还活着。

卡尔的过去对邦妮是敞开的，警方认为她应当知道他曾因严重袭击前女友而入狱。但知道某人危险是一回事，能安全离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幸的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仅仅由于某人被逮捕、被起诉甚至被定罪，并不意味着受害者得到了保护。当受害者朝着有操纵欲的施暴者发起猛烈的挑战时，她们是在冒险。她们需要知道她们是有备而来并且万无一失的；她们需要更多地信任这个系统，而不是忧心于离开的后果；这是一场豪赌。没有人能保证法庭上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再加上家事法庭⁽⁷⁾的保密和僵化，这也难怪受害者会撤回投诉，重新尝试“打理”她们自己的安全。

然而人们发现，当司法系统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受害者也确实求助了警方以及这个系统，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一切全都与专业人士的技能、受害者的信任以及系统的尽职尽责有关。与我还是一个警员的时候相比，现在的部门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一直在帮助建立专业的部门来评估、管理风险和威胁。英国确立了诸如《跟踪保护令》（Stalking Protection Orders）这样的新法令，许多地方的立法已经把暴力行为定为犯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暴力的虐待和操纵，也越来越意识到跟踪的风险。有专门的受害者游说团体和案例风险的协商会议。专家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受害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有许多有专长、有激情的人致力于援助情感操纵和跟踪的受害者。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改进我们使用权力的方式，更好地管控有操纵欲的人，并在这一前提下提高对操纵模式的认知。当我们认识到操纵和暴力的人是十分危险的，而这不仅仅是一段糟糕的关系时，我们就能迎来最为重大的改变。

有人主张，应该给那些人机会，让他们忘却过去、忘却历史、洗心革面。有时候也有人认为，某个人的历史是他们的私事。在情感操纵和跟踪的情形下，如果这些人曾经谋求干预来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这个论点或许能更有说服力。没有干预就意味着没有改变，也意味着他们的模式将会一再重复。这些是模式，而不是铜墙铁壁；也就是说，包含于其中的意外或事件，与过去和将来都息息相关。

家庭暴力登记

2018年1月，伦敦议会⁽⁸⁾的莱恩·杜瓦尔（Len Duvall）发起了一项运动，倡议建立类似性侵犯登记的家庭暴力登记。它由萨曼莎·施鲁斯伯里等请愿人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萨曼莎是十七岁的杰登·帕金森的母亲，后者于2013年被她的前男友杀害。我认为登记是一个很棒的点子，我一直支持这一运动。如果运用得当，登记会有助于识别那些存在潜在危险的人，同时也向他们和其他人传递了社会并非和谐一致的信息。

然而大多数有操纵欲的人从未引起过警方或法院的注意，所以永远不会被登记在册。在唐娜死后，文森特的操纵行为才为警方所知。许多受害者从未报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登记无法包罗那些屡屡再犯的施虐者——它不会涵盖所有的高风险人员——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能识别出众多的操纵者，让他们以及像他们的那一类人知晓，他们已经在警方和社会的掌控之中了。

登记能告诉我们，名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凶杀时间轴的第一个阶段。它或许也能改变我们对此的探讨，让大家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人在重复他们的模式，他们是危险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这种情况应当有所变革。

使历史可见：报告暴力与操纵

有一天，我在英格兰南部一个城市的刑事法院⁽⁹⁾里旁听了一场审判。法庭上空荡荡的：只有法律团队和两三个普通人，我猜是本案主要受害者的亲朋好友。一位名叫马丁的男子被控袭击了他的女友，尽管他有前科，但要给他定罪还是很有难度。

马丁身穿一件朴素的浅蓝色衬衣，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坐在被告席上，四周隔着玻璃屏障。他正对着法官，陪审团在他的一侧。他大部分时间都坐着不动，但偶尔会在便签本上写几句，并轻敲玻璃来引起他律师的注意。他曾提出无罪辩护。

检方辩称，事发当晚马丁和他的女友在他们经常光顾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一直在争吵，据目击者说，这也是司空见惯的。离开时，他们还在停车场里继续争执，据称在某一个时刻，马丁上了自己的车子并朝他的女友开去。又据称，他下车后用双手掐住女友的喉咙，并开始越掐越紧，但在其他人靠近时，他逃跑了。他女友的小腿受了伤，脖子和喉咙处有红色的伤痕，这些都有照片记录为凭。

检方认为马丁是一个经常使用暴力的人，为他的女友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带来了实际风险。马丁否认了这一指控。他的辩护团队辩称，他的女友怀恨在心，她对家暴的投诉是捏造的，因为她想要对马丁离开她进行报复。

马丁的女友被传唤为证人。我看着她走过法庭，并不像是一个得意洋洋、即将赢得复仇游戏的胜利者——完全不是那样的。她站在证人席上，脸上无悲无喜。她站得相当笔直，一只手伸在前面，搁在木头边上。她没有看马丁。

检方律师开始询问她关于那个晚上马丁袭击她的事情。

“我记不清了。”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但是你报了警，不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她回答道，“我就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马丁双臂交叉抱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但你当晚给警方做了一份笔录，”他接着说道，“要我念给你听吗？”

“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就是不记得了。”她挑衅地说道。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马丁一眼。不管是来自检方的询问，还是来自辩方的质疑，她都不予回应。

律师要求法官把她当作敌意证人来对待。这是指证人不愿意做任何指证，甚至看起来有可能对法庭作伪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被区别对待。

我能感觉到法庭上没有人同情马丁的女友。他们多半会认为她正在对所发生的事情撒谎，他们也有可能认为她害怕马丁，但没有人会信她什么都不记得了。马丁的女友恐怕正在让陪审团弃她而去。

接着又传唤了另外一位证人，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她给出了当天晚上所发生之事以及这对情侣关系如何的证据。她很是自信，似乎极力想要保持中立，就好像她不想偏袒任何一方。她告诉法庭，马丁经常使用暴力，也很好斗。她说这对情侣没日没夜地吵架，她说她只是想说出真相。

当离开证人席时，她不得不从马丁身旁经过。他们望着对方，然后她对他笑了。我看见她在经过时，用唇语对他说：“对不起，亲爱的。”她看起来十分矛盾。我猜她对这两位都有好感。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感到矛盾？为什么马丁的暴力没有引起她的反感？

在我还是一名警员的时候，有一个被列为极度危险的男人，他身材又高又壮，总是和人发起争端，仅仅因为心血来潮就会去揍人。他会走进一家商店或者酒吧，就那么开始找别人麻烦。他对他的女友和孩子有很强的操纵欲，也十分暴力。每当接到报警，说这位男士——我将称他为史蒂维——又卷入一场冲突时，我们从未派出少于四位的警员来逮捕他。然而尽管如此，一些警员宣称理解他、喜爱他，把这样做视为一种荣誉勋章。在有些男人之间有一种尊敬是我根本不敢苟同的。我记得有一位警员公然吹嘘说，他和史蒂维有特别的情谊，他们相处得很不错。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尝试，想要分享史蒂维的声名“所散发的荣光”。对我的某些同事来说，史蒂维的暴力并不能成为谴责他的缘由。我至今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何以对这种暴行如此宽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人并不是单向度的；即使是残暴、下流的人也有其合理之处，或者说是“美好的一面”。我所忧虑的是，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或者对这些一再发生的暴力施以同情，可能看起来会像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我记得有一天看见史蒂维就在我前面。那是下午两点左右，我刚开始值班。他的形貌十分特别，主要是他太高大了，走起路来很是咄咄逼人。我内心深处有种感觉，让我想要转身去走另一条路。我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我继续向他走去，想知道他是否能按捺住不找我麻烦。他还在前面挺远的地方，并没有瞧见我。突然间他冲到路中央，对着一辆朝他驶来的汽车“开大脚球”一般踢了过去。汽车转向避开他，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我叹了一口气，一阵阴郁的感觉笼罩了我。我甚至在和史蒂维开口之前就立即呼叫了支援，因为我知道我必须逮捕他，我也知道他把这个视为他要赢的挑战，尽管我只有五英尺四英寸，而他身高远远超过六英尺，身材魁梧。一位老妇人走近我，指着他喊道：“那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啊？”

我走近史蒂维，他就站在那里大笑。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就伸出手来，猛地抓住我的衣领，逼近我，直瞪瞪地看着我。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那位妇人仍然站在那里旁观。我很清楚靠我自己不能强迫他戴上手铐——然而，即使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任何一个男性同事也不能做到，这需要好几个人。因此，我看着他，悄声对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