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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内容简介：

1982年6月6日，黎巴嫩边界爆发战争，以色列士兵分三路入侵黎巴嫩南部。当天深夜，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诗人哈利勒哈维拿着猎枪，朝自己的阳台，朝大海和学校钟楼，头上扣动了扳机。他的尸体从栏杆上掉下来，掉到楼下一堆茉莉旁边。八天后，以色列军队冲进贝鲁特市下方。

推翻哈维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是国家战败的耻辱，也是整个阿拉伯民族走向复兴的绝望。(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哈维在内的无数阿拉伯人为他们的世界构想了团结、进步和现代化的梦想宫殿。但是传统派和改革派的争吵、世俗主义和神权政治的对立、土著对西方的仇恨以及日益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耗尽了阿拉伯人心中的希望。

在这本书中，黎巴嫩裔学者福阿德阿扎米通过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眼睛，从政治、文化、文学的角度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历史。他谈到了哈维、阿多尼斯、马哈富兹、穆尼夫等阿拉伯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和思维途径，以及从黎巴嫩山区到埃及、阿拉伯半岛几十年来这一伟大而坚强的民族的振兴和考验。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作者简介：

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曾任黎巴嫩裔美国学者、中东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所主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有《阿拉伯人的困境》 《贝鲁特：悔恨之都》 《消失的伊玛目：穆萨萨德尔与黎巴嫩的什叶派》等作品。曾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富兰克林奖章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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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追怀哈维的人们觉得，诗人之死为阿拉伯当代政治的一个时期画上了句点。阿拉伯文化一向强调，个人依附所在的氏族、家庭与宗派而存在，自杀行为绝对不受鼓励。不过，这无法扼杀大家对于哈维的悼念之情。诗人为阿拉伯民族处境而感到的悲伤，很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旅居巴黎的北非裔作家塔哈尔·本·贾卢恩（TaharBinJalloun）在《世界报》（Le Monde ）上撰文表示，阿拉伯人的伤痛让哈维堕入孤独、身心俱疲，由此他才会选择“终极意义的安息”。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出生在以色列，后来移居贝鲁特。他认为，哈维先人一步预见了“万事皆休的结局”，并决定自杀。“哈维操起一把猎枪，猎物就是他本人的性命。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避免见证某些信念的垮塌。其实，他对于信念的存在与陨灭都已满不在乎。朽坏的局势让他疲累，他再也不想见到这深不见底的深渊。”

穆纳·苏勒赫（Munah al-Sulh）与哈维同样来自黎巴嫩，是哈维的同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哈维尚在大学的时候，两人就已相识。苏勒赫剖析了哈维那一代人的文化与政治环境。1918年，“至亲会”（Al-Urwa al-Wuthqa）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建立，成员囊括来自阿拉伯诸国的教师与大学生，苏勒赫与哈维也都参与其中。“我们这个组织的要求很严苛，”苏勒赫后来说，“1948年阿拉伯一方的战败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阴影。”自此以后，“至亲会”的各位成员都觉得阿拉伯世界应和过去的政治彻底告别：与1948年那场灾难有关的所有事物都遭到他们的谴责和否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与文学必须彻底革新。苏勒赫觉得，正是那样一个时代造就了哈维这个人。这个从山乡出来的孩子投身于阿拉伯文学、文化与伊斯兰哲学的世界。当时，哈维还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希伯来语，他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对比“希伯来语的贫乏浅薄与阿拉伯文字的博大精深”。在诗人看来，这是一种民族骄傲。他深信阿拉伯民族一定能够“取代犹太人，跻身世界文明的最高峰”。诗人一边坚信阿拉伯民族乃是“天命所归”，一边密切且冷静地关注着阿拉伯公共生活的种种缺陷。“我从未见过有谁像哈维一样，对阿拉伯民族的处境爱恨交织到这个地步。他深爱着阿拉伯民族，同时又恨它的无能与软弱。哈维的天纵英才也许正是源自这种矛盾心理。”50年代的阿拉伯人都生活在“一种单一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哈维正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苏勒赫还认为，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前，哈维都处于一种有意识的焦躁和愤怒之中，阿拉伯语称之为“qalaq”。他为诗作的创新精神而焦虑，为阿拉伯世界的革新精神而愤怒。

哈维终身未娶，他易怒、忧愁，一肚子心事。他的一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好反映，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可能企及的成就巅峰。他生在黎巴嫩山区的乡村，家乡位于伟岸的塞宁山（Mount Sannin）山脚。哈维的人生足迹远远超出了山乡的范围。他摆脱了贫困家庭那种艰难无助的处境，成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那个时代的世俗化教育与启蒙的兴盛让他受益良多。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绝大多数学人都出自优渥的资产阶级家庭，哈维本不该是其中的一分子。他靠着勤奋努力进入大学，并得以跻身文坛与政界。哈维摆脱贫困的经历，以及新教教会学校与贝鲁特美国大学为那一代青年男女敞开的大门，代表着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国家一段特别的历史——那是一个成就非凡的时代，尽管后来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陷入了心灰意冷。

悼念者为哈维描绘了一幅简单明了的形象：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身处暗夜一般的世道，却一直在英勇抗争。可是，哈利勒·哈维的死除了为国殉难，明显还别有缘由，政治宣传中那个单薄的身影远远无法囊括诗人的一生。有那么几年，哈维的生活飘摇不定。一年前，他还曾试图吞服安眠药轻生。他为了走出贫困和艰难的家庭环境经受过巨大的痛苦。悼念者对这些事都只字未提。

哈利勒·哈维的政治传奇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因为伊利亚·哈维（Iliya Hawi）讲的故事而显露出来。伊利亚是哈利勒·哈维的亲弟弟，比哥哥小十岁，也是一位文人，写得一手好故事。哈利勒·哈维去世四年之后，伊利亚出版了一部关于哥哥的传记。这部传记是一部不常见的杰作，因为阿拉伯的文化传统向来讲究家族的私密性。俗话说“一切归于神”（Ya rabb ya sutter）。换言之，我们阿拉伯人都觉得家族之事只能让神知晓。在阿拉伯人的世界里，“荣誉”、隐私和公共礼仪都是绝不能冒犯的禁区。家庭内的种种秘辛只能带进坟墓，至于讲述母亲、姐妹和继母的生活，更是神圣的禁忌。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事——家族摆脱贫困的艰苦岁月——也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虚构小说的诞生虽让现代的阿拉伯人找到了一条吐露情感的渠道，但传记仍然保持着遮遮掩掩的风貌。因此，在一般阿拉伯人的传记里，父亲都为人严厉却用心良苦，母亲都虔诚而有耐心，对姐妹则避而不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伊利亚·哈维的作品显得实在有些大胆。

尽管伊利亚·哈维在传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兄弟间的较量之意，不过他并非想要揭哥哥的老底。他的作品让哈利勒·哈维不再那么神秘。他还在传记里表达了自己的愧恨，因为身为弟弟，他没能消解和分担兄长的绝望与愤怒。这种永不过时的文学主题，构成了这部作品真正的动人之处：兄长才华横溢、举世无双，弟弟则只能生活在他的阴影里。虽然伊利亚本人在文学评论界颇有成就，但是他承认自己无法和兄长并驾齐驱。他一直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素材”。他还坦承，哈利勒·哈维的存在总是让他不自信、不自在。兄长故去后，伊利亚终于有了自己的“素材”——他们的家族背景、祖籍小村，私下里的那位诗人，以及他那敏感多虑的心境。他根据家庭生活，根据为人弟者的亲眼见闻，写出了自己的作品。这部700多页的作品不但记录了哈利勒·哈维的人生，也讲述了伊利亚自己的家庭历程。

这部精细入微、叙事技巧高超的家族史，并非弟弟从兄长留下的馈赠中挖掘出的唯一成果。就在传记发表的同一年，伊利亚·哈维又出版了一本名为《纳卜汉》（Nabhan ）的小说。该小说篇幅宏大，内容让人目眩神迷。它与那本传记出自同一个主题，但背景被设定在19世纪末期。主人公纳卜汉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明显是哈利勒·哈维的化身。纳卜汉具有壮志雄心，却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经历坎坷、性格严肃，深深地爱着他的家乡，为其不幸遭遇而痛惜。他一辈子都在跟权力、财产、家庭和社会习俗斗争。

而后，又有一位勇敢直率的伊拉克女性为世人揭示了更多有关哈利勒·哈维的秘密。大多数人追念他时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些秘密他们要么并不知晓，要么就在有意回避。这位揭秘者叫黛西·埃米尔（Daisy al-Amir），是一位短篇小说家，曾是哈维的未婚妻（他们本已计划结婚，但哈维迟迟不肯迎娶她）。根据埃米尔的回忆，哈维处于长期抑郁之中，久久无法自拔。他始终无法摆脱那次自杀未遂的阴影，轻生的想法仍在他的心间（和口头）萦绕徘徊。他深信，贝鲁特的文学界已是小人当道。那些人刻意诋毁他的诗作成就，想要剥夺他得来不易的地位与名誉。诚然，青年时期的哈维曾用诗歌赞颂“阿拉伯的黎明”，但他同样热爱黎巴嫩这片土地。他的悲哀出自家国之情，源于黎巴嫩历经血腥肮脏的战乱之后的惨景。6月6日正是他告别人世的最好时机，这位孤独之人为陷入迷途的阿拉伯民族献出了生命。

也许，哈维曾为自己在阿拉伯文学界与阿拉伯人公共记忆中的地位而疑虑，但他注定将会青史留名。20世纪50年代末，他留下了足以为时代发声的诗作。1982年他因自杀之举更是被人铭记：他的死终结了阿拉伯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此后数年之内，阿拉伯文学界和热心政治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再现过去时光中的那种和谐亲密了。贝鲁特不复往日光景，阿拉伯民族将进一步陷入分裂（虽然大家都在强调一切未曾改变，竭力宣称所有事情都依然完好如初），一代人的信念与理想无法交付到子女手上。追念哈维的人虽竭尽全力，仍旧无法阻止那个时代的逝去，哈维成了预示时代终结的冷酷先知。

哈维出生在一个信仰希腊正教的家庭。他所在的教派属于基督徒中的独特群体。纵观整个20世纪，叙利亚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世俗思想观念席卷了整个大叙利亚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三地的希腊正教徒给这两种民族主义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三块土地上的基督徒群体星罗棋布，其中希腊正教徒是投身叙利亚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洪流的排头兵。相比之下，马龙派信众虽在黎巴嫩山土生土长且人口众多，但一直同罗马教廷关系紧密并受到法国方面的保护。至于新教团体，则是19世纪欧美传教士涌入黎凡特地区之后的新生事物。因此希腊正教成为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先驱。当然，他们也得依附强权，寄望于外部势力——也就是沙皇俄国及其东正教会——的支持与扶助。但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切断了这股外援。在那之前，沙俄的影响深入到了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三地的希腊正教事务之中，作为他们的保护者，与新教势力和奥斯曼帝国在大叙利亚土地上的霸主相抗衡。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1855—1881年在位）统治期间，沙俄的宗教行动尤为活跃。这位君主自诩“东正教的沙皇”，认为他的帝国继承了拜占庭的法统，是“第三个罗马”。在他的统治下，俄国国内“收复君士坦丁堡”，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重塑真正上帝信仰”的呼声大涨。恢宏的想象催生了宏大的东方战略，沙俄声言要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东正教徒“提供庇护”。在这样的宗教与政治使命之下，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在耶路撒冷开拓出一片规模不小的聚居区，并修建了圣三一教堂。船只满载教徒，从敖德萨（Odessa）启程前往雅法（Jaffa）朝圣。每一年的朝圣者都在1.5万人到2万人之间，大多出自沙俄境内庞大的佃农阶层。这些人贫苦无依，必须仰赖微薄的官方资助方可踏上旅程。囊中羞涩的他们在雅法上岸之后，只能徒步前往耶路撒冷。虽然贫困到这种地步，各位朝圣客的狂热与虔诚却无人可比。1884年，沙皇已经变成暴虐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那一年，抵达雅法的朝圣客竟从国内带来了一尊1,200磅（约合544公斤）重的大钟。他们就这样拉着大钟朝耶路撒冷一路前进，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最终，大家齐诵圣歌，拖拽大钟登上橄榄山的陡坡，抵达坡上那座具有七个穹顶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

但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十年前，俄国人的这项工程便式微了。而且，俄国人的干预程度始终无法与英法相比。美国宗教与教育团体的投入也让俄方难以企及。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中，天主教与圣公会的声势愈发壮大，东正教则在步步萎缩。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三地的希腊正教徒转而投入各种民族主义世俗运动的怀抱。教会之中，支持政教分离的阿拉伯裔东正教徒与坚守希腊正教传统的教士之间本就存在对立，教徒中的胆大分子自然乐得脱离教会的控制，投身进入世俗政治的领域。因为《阿拉伯的觉醒》而名声大噪的安东尼乌斯就曾信仰希腊正教，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同样出身希腊正教家庭。此人在大马士革当过教师，曾经赴法留学，后来成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Arab Socialist Party）的建党元勋之一。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历史学者康斯坦丁·祖莱克（Constantine Zurayk）也是来自叙利亚的希腊正教徒。作为学人，他名望极高，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类似的阿拉伯裔希腊正教徒还有不少，哈利勒·哈维追奉阿拉伯民族主义，不过是在遵循该教既有的传统。

对于宗教，哈维并无兴趣。但是，他相当注重乡情。他的家乡小村什维尔（Shweir）坐落在桑宁峰山脚，白雪皑皑的山巅在此一望可见。村中人家的屋檐与教堂的尖顶都是泥土做成的。什维尔位于贝鲁特以东25公里外，毗邻地中海海岸，附近风景绝美，宛如上帝之国。这里的居民们一口咬定，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岸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海那头的塞浦路斯（Cyprus）。对于黎巴嫩的这迷人一角，《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如此形容：“这里是泉的花园。这里井水源源不绝，黎巴嫩山的溪水湍流不止。”道格河（Dog River）是黎巴嫩山脉地区最主要的河流，源头位于桑宁峰上，在贝鲁特北面几英里的地方汇入海洋，沿途流经一道雄伟而充满野性的峡谷。道格河有两处主要的水源：一处名为“奶泉”（Naba'al-Laban），另一处则叫“蜜泉”（Naba'al-Asal）。 [2] 黎巴嫩山上的洞穴也是阿多尼斯河（Adonis River）的发源地。这条河在山区蜿蜒，流过什维尔北边的小镇比布洛斯（Byblos），最终归于大海。一处处田园小村依崖而建，种植葡萄的梯田层层叠叠，直通蓝天。这里的山肃穆无声，这里季节分明，冬日严酷多雪，春天葱翠短暂，桑宁峰上降下的浓雾常会笼没整片山谷。有关死亡与重生的神秘故事流传于山岳之间。环境与传说影响着这里人们的性格，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在他们的文学中留下了痕迹。他们自认是山地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家园。他们不停地赞颂家园的美与幸福，告诉孩子，同时也提醒他们自己：《圣经》曾屡次提到黎巴嫩中部的这片多山地域，前前后后多达75次。他们相信“神施恩的手呵护着这片土地”。他们还带着明显的虚荣，提起历朝历代曾争夺此地的军队。这些人为了这片兵家必争之地来了又去，留下了各自的遗迹。

在这片土地的美景背后，是当地人生存的艰辛。田园生活常与饥荒相伴，山势虽巍峨壮美却让这里隔绝封闭。土地都已荒芜，因为男人们为寻觅生路纷纷远走他乡，前往北美、非洲与澳大利亚。哈利勒·哈维的一位叔叔就曾到波士顿寻求财富，年纪轻轻便死在那里。他的祖父则去了澳大利亚。1890—1914年，老人家曾三度往返于澳大利亚与黎巴嫩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长在黎巴嫩山乡的孩子有幸远离了过去的饥馑，哈维正是出生在那个年代。不过，他知晓家乡那段黑暗的历史。他的妈妈很会讲故事，向他讲过他出生之前十多年里家乡发生的事。

山乡人的生计主要靠的是蚕丝和桑蚕吃的桑叶。19世纪初的贝鲁特本来是一座困在围墙之中的小城。后来，丝绸产业兴起，小城与里昂（Lyon）及马赛（Marseilles）的贸易联系愈发紧密，在1870年左右成了国际商业重镇，城中商户的影响力直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内地。兴旺的丝绸与养蚕生意挤占了其他作物的生存空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山乡半数以上的可耕地都被辟为桑园，大多数居民都得仰赖丝绸行业提供生路。养蚕、护蚕成了此地农家生活的主要内容。春天农忙的时候，学校会暂时关门，校舍会被用作蚕房。农家人也得委屈自己，为装晒桑叶的竹藤架和平板托盘腾出屋中的大片空间。山乡有过一段繁荣岁月。那个时候，每年都有8,000多人赶到贝鲁特这个对外港口，坐上法国“海上运输公司”的游轮去马赛度假。每逢旺季，这家公司的蒸汽游轮就会一票难求。那时候的日子幸福且富裕，直到泡沫破裂的那一天。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0多年间，黎巴嫩的丝绸产业消失得一干二净。日本出口的丝绸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山乡小作坊的产品完全无法与之竞争。不少农家不得不放弃养蚕，将桑树悉数砍倒，因为必须腾出农地种粮食，养活绝望的人们。恐慌之中，数以万计的人选择逃离家园。好面子的奥斯曼帝国想尽办法遮丑包羞，想要阻拦人们出走的大潮，却是徒劳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