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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零和博弈》内容简介：

这本书比较了从细菌化石到石器时代的石斧、从中世纪的商业模式到世界贸易组织等多种文化共有的发展途径和模式。生物的进化导致了人类的生产、人类组织的进化，文化的生成、文化的进化使地球成为一个统一的大脑。运用博弈论的观点揭示人类历史的必然命运。世界和人类发展的推动力和最终趋势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即“非零和”，为全球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本书是用朴传论的方法解释生物进化论，应用进化理论解释文化和历史进化的作品。关于人类文化演变的结论(走向非零和时代)对读者理解全球化的世界具有指导作用，是近年来最热门的书籍之一。

《非零和博弈》作者简介：

[美]罗伯特•赖特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智囊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新共和》首席编辑，《大西洋月刊》 《纽约客》 《时代》等杂志的撰稿人，供职于《科学》杂志。他关于科学、技术和哲学的文章(International Technology)曾获得国家出版物奖。他的著作《三个科学家及其上帝：寻找信息时代的意义》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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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最低限度

马克·吐温并不是唯一对生活在北美大盆地里（大约在今天的内华达州）的肖肖尼人的原始社会结构发表评论的人。一本专门论述美国土著文化的书籍曾在《人类社会的最低限度》（The Irreducible Minimum of Human Society）这一标题下对肖肖尼人进行了讨论。家庭是社会组织中最大的稳定单元，而家庭的男性首领就是“全部的政治机构和完整的法律制度”。肖肖尼人会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待在由多个家庭组成的“聚群”之中。但是这种聚群要比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一种受到广泛研究的狩猎采集者——的聚群要松散很多。肖肖尼家庭会独自过活长达数月，他们带着袋子和挖掘棒在沙漠里游荡，寻找根茎和种子。

是什么导致昆申人和肖肖尼人在社会复杂度上呈现细小的差别，从而将两者区分开来？一个很有可能的答案就是昆申人生活的地区同样生活着长颈鹿。追踪并杀死长颈鹿，以及抢在食腐动物之前取走这些肉，需要昆申人彼此合作。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一个家庭很难赶在鹿肉坏掉之前吃光一整只长颈鹿。所以对于这些长颈鹿猎手来说，以家庭为单位来生活意味着食物的浪费——同样还浪费了利用分享食物来让别人亏欠自己人情的机会。

这种人情也是非零和的一种经典表现。当别人的食橱空空，而你却食物过剩的时候，你把你的食物分享给他，那么等到你缺乏食物的时候，他也将给予你回报。你们双方都会从中获益，因为比起饱足的你，食物对于饥饿的你来说更加珍贵。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者均依照此逻辑行事。一位记录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编年史作者曾留意到，“对于一个爱斯基摩人来说，储存多余食物最好的地方就是别人的胃”。

捕猎大型动物之所以会促使猎手之间彼此分享食物，不仅仅是由于剩下的肉会腐败变质，同样还因为比起采集，狩猎的收获相对不稳定——所以利用眼前的多余食物来确保自己在未来不会遭遇食物短缺，这个过程中各方利润的总和将远大于零。因此，那些靠狩猎大型动物维生的狩猎采集人，其社会化程度要偏高一些，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对于这些大型猎物的依赖度越高，那么非零和的情况就会发生得越频繁，而社会就能更充分地管理支配这种非零和——将其转化为正数的利益总和。

所以，对于支持文化进化论的人而言，肖肖尼人社会的复杂程度之所以是“最低限度”的，并非（像博厄斯所担心的那样）因为肖肖尼人非常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其他层面我们将在后文中探讨——不像其他的环境那么容易诱发文化的快速进化。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当机会来临时，肖肖尼人有能力实现文化进化？真是个好问题。虽然肖肖尼人没有大型动物可以狩猎，但是长耳大野兔也随处可见，有时候数量还不少。为了捕猎它们，肖肖尼人开发了一种工具——一个长达数百尺的网兜，兔子们会先被赶进去，然后再被乱棍打死。单独一个家庭很难操作这么大型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社会结构就会成型。十几个家庭会短暂地集结在一起，在“兔老大”的带领下合作狩猎，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家庭都是独立自治的。尽管大部分时候肖肖尼人都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社会组织里，但是这种非零和的突然出现会使其隐藏的社交技能显现出来，而社会的复杂程度也会随之增加。

从非零和博弈中获益会提高社会的复杂程度，这是毋庸置疑的。通常来说，非零和博弈的成功开展等同于社会复杂度的提高。参与博弈的各方必须相互协调，只有这样，那些原本在各自小轨道上生活的人们才能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一个更大的、相互协调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大家的劳动通常是各有分工的。（有人编织网兜，有人操控网兜，有人追赶兔子。）一分钟前，你们还在独自搜寻着食物，下一分钟你们就协作起来狩猎兔子。虽然这个团体里人人各有分工，然而大家团结一致。一种复杂的协调关系便由此形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是一种技术，也就是捕兔网的诞生，促使了这种社会组织的自发形成。发明出这类能够促使或激励非零和互动产生的技术，可以说是世界各地的文化进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新技术的诞生为出现正数的利益总和创造了机会，人们会设法获取这些总和，而社会结构也会由此改变。

肖肖尼人一次成功的猎兔行动会在一场“嬉闹”中达到高潮。一名人类学家指出，肖肖尼人会在这场自发举行的、无忧无虑的、像嬉闹一样的庆祝活动里“赌博、跳舞以及调情”。然而，学者们已经发现这种嬉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功能。第一，新鲜的肉会在此时被分配给在猎兔行动中担任不同分工的人们。第二，人们可以在庆典上买卖一些贵重物品，比如火山玻璃。第三，人们可以在此时与他人建立朋友关系。（即便是仪式性的交换些不值钱的小物件，也能够使双方建立起友谊，从而为彼此在日后更加重要的时刻能够相互帮助打下基础。）第四，它还是交换信息情报（比如说其他食物的所在地点）的好机会。

以上这些均属于非零和博弈，特别是最后一项。为他人提供情报和给他人提供食物或者工具不同，它不会对自身造成任何损失。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地方的松果数量远超过你的家庭所需，那么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你的朋友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损失。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地方生活着一窝毒蛇，那么也是同样道理。当然，有时候交出一些情报也会为自身带来损失（比如说当某地的松果数量没有超过你家庭所需的时候）。虽然如此，情报的交流通常不会带来任何损失或者带来的损失很小，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却是巨大的；交换情报是非零和互动最为古老的形式之一。人类天生便会聚集到一起建立社会信息处理体系，并从中获取正的利益总和。肖肖尼人的庆典、学术会议、网络在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它们都是同一种深层次驱动力的外在表现。

基因之中

肖肖尼人的生活，就和所有地方的人类生活一样，似乎充满着为实现非零和博弈而进行算计。然而“算计”这个词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当人们基于互利进行互动时，他们不一定会准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了强有力的——在我看来，是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这种无意识的算计正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自然选择促使我们进化出“互利利他”精神，并由此赋予我们各式各样的冲动，无论这些冲动看上去多么温暖和有人情味，事实上它们都是被设计用于实现一个冷酷现实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达成利益上的交换。

这些冲动包括：慷慨（如果是有选择性的慷慨，那么有时这种慷慨会十分谨慎）、感激，以及随之而来的义务感，和那些已证明能够回报自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朋友”）之间越来越多的共鸣以及信任。这些感觉，以及由这些感觉所激发的行为，在所有的文化中均可以找到。而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自然选择在人类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肯定”了非零和的逻辑。（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自然而然地遵守着互惠利他的原则，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物种已经明确地发现了博弈论。）因此，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被构建于我们的基因之中。

实际上，社会结构的遗传基础所涵盖的内容不止互惠利他。对血亲的爱是人类的天性。在任何一个狩猎采集社会中，家庭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家庭背后的遗传学逻辑则是另一回事，这个留到后面再讲。现在的重点在于，就算没有技术协助，人类本身就有互惠互利的天性，因此是我们的天性促使我们建立了超越家庭范围的社会结构。人类历史向着促进非零和以及社会复杂度在广度和深度层面增长的方向发展，这种走向的起点并非为零。一些人类学家称，狩猎采集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概化互惠”，不仅存在于家庭之中还存在于家庭之间。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概化”的定义。自从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睐之后，人们就竭尽全力将我们祖先的狩猎采集文化描绘成共产生活的天堂。昆申人研究的先驱者理查德·李宣称，狩猎采集社会为“在国家兴起、社会被分割成不同阶级之前，原始的共产主义风行于人类社会”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付出某样东西而不期许能获得等价的回报”是“几乎所有采集民族共有的特征”，他曾这样写道。他还特地援引了昆申人分享食物的习惯作为例子，称其遵循的是一种“概化的家庭主义”。

进化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包括“互惠利他”的理论，其论证十分糅杂。如果想要对这些理论进行公正的评判，恐怕需要写上一整本书才能写完。所以尽管这本书以进化心理学关于人性的阐述作为基础，但是我不会对其进行详细阐释。读者们可以去翻看我之前的著作《道德的动物》（The Moral Animal）以获得更详细的解释。

听起来棒极了。尽管李还发现昆申人经常会争吵，而且“他们最常争吵的话题包括食物分配的不合理、礼品交换的不对等、他人的懒惰和吝啬”。无论昆申人之间的给予是多么“概化”，人们最终还是希望彼此之间的给予是对等的。

这里需要再次指出，这种希望不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算计。当我们指责他人的懒惰或是吝啬的时候，驱使我们这样做的并不全然是理性，而是一种更加深刻、更加炙热的东西——一种道义上的愤慨，或者简单地说，因为感觉不公平。这种感觉——在任何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并且我们可以预测到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表达它——似乎已经扎进我们的基因里了。根据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它属于自然选择所赋予我们的情感禀赋的一部分，它赋予了我们互惠利他的精神，从而指引我们进行更有利于自身的非零和博弈。

非零和的问题

为什么这种警惕心对于我们祖先如此重要，以至于那些有助于让人们提高警惕的基因能够广泛流传下来？让这种本能的谨慎变得如此重要的，正是非零和博弈所具有的两个特性——或者说两种隐患。

第一个就是骗取别人的财产或者寄生。有些人可能接受了你的慷慨给予，却从不给你回报。或者，在每个人都忙着捉兔子的时候，有些人只是坐在旁边晒晒太阳，还期待着能有炭烤兔肉作为晚餐。（博弈理论家把这种行为称为“搭便车”——没有通过参与集体行动来为利益总和的累积贡献力量，还想要从成果中分得一杯羹。）

考虑到狩猎采集者生活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道义上的愤慨是一种有效的防骗手段。它会让你不再对那些不曾对你投桃报李的人慷慨，因此也使你在未来免遭榨取；你跟其他人对这些骗子的抱怨会让大家逐渐冷落他们，因此靠欺骗来过活并非长久之计。但是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会和一些他们并不常见到（甚至是根本见不到）的人交换产品以及服务，这种“口耳相传”的愤慨就变得不那么够用了；我们需要新的手段来提防这些骗子了。因此我们将看到，这些手段会——通过文化进化，而非基因进化——不断进行升级。

博弈理论的另一个促使人们发展出警惕天性的特性则不像欺诈这么明显。在几乎所有现实世界的非零和博弈中，都有着零和的那一面。当你购买了一辆汽车，这笔交易在大体上讲是非零和的：你和经销商都获得了好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都同意这项交易。但是，使你们双方都能够获益的销售价格并不只有一个——这个价格的上限为你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下限则为经销商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在这个价格范围里，你和经销商之间进行的就是零和博弈：你所占得的便宜就是经销商要蒙受的损失。这也是为什么在汽车买卖的过程中大家要讨价还价。

奇妙的是，这种零和博弈正是非零和博弈戏法的一个产物。看我怎么从帽子里变出30只兔子：找来20个单独捕猎的肖肖尼人，如果他们够幸运的话每人都能捕到一只兔子，现在让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瞧！——原来的20只兔子变成了现在的50只兔子！那么如何分摊新变出来的这30只兔子，则需要这些肖肖尼人通过零和博弈，也就是讨价还价来解决。

当然，你可以将这些兔子均分。但是，是不是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能干，或者他们能为整个计划贡献更为稀有的才能？此外，平均分配这些战利品只会让这种讨价还价变得更加隐蔽：既然所有人都会得到1.5只兔子，有些人可能会想方设法比他人少做一些工作——并不会少到使自己的净贡献变为负值，但仍然低于平均水平。这种零和的对立，这种隐蔽的讨价还价，就是狩猎采集社会都如此排斥偷懒和吝啬行为的原因。或者至少这是排在第二位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则是那种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

借助数百万年来的进化力量，这两个原因促使人类发展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偏好，就是紧盯着他人所做的贡献，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在所有文化中，友谊的背后都会暗藏着一定的紧张感。在所有文化中，工作场合里都会流传着像是谁比较懒散，而谁又具有团队精神这样的闲言碎语。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会仔细辨认身边那些懒惰和不知回报的人，并相应地减少对他们的给予。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设法达成最有利于自己的交易。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尽管无私的付出——真正、纯粹的利他主义，不考虑最终回报——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不意味着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只是试图搞清楚，是人性中的哪些部分连同技术进化一起塑造出了历史的基本形状。毫无疑问坚定的利己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人有些失望。但是如果你对复杂的社会结构着迷的话，那么这简直是个天赐的好消息。人类生性就极其关注自己付出的最终回报，这一天性就是文化进化的原动力。人类本能的利己主义是一枚种子，现代社会正是由这枚种子萌发而来的。交换是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同时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先祖，也就是狩猎采集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有来有往互通有无，两个人都会过得比独自一人要好——这就是成功的非零和博弈的定义。这两种经济体制的差异在于，参与到交换中的个体数量以及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的复杂程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