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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

《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是一部妙趣横生的非典型生活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如何避免谈论足球,如何在美国坐火车,如何谈论动物,甚至,如何成为马耳他骑士……戏谑、挑衅、幽默,是深刻与世俗不可思议的结合。埃科以他顽童般的机智和天才般的玩世不恭,对那些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予以解答,又对习以为常的答案提出质疑,足球、色情片和咖啡壶,这一个个看似“无脑”的话题,在他笔下变得既有趣又深刻,引领我们窥探现代生活的荒诞。

 

作者介

Umberto Eco翁贝托·埃科(1932-2016)

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

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布拉格公墓》《试刊号》和《密涅瓦火柴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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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部分简介

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假期

暑假快来临时,一些政治和文化周刊总是会列出书单,建议读者读十本有意义的书,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真是不错的习惯。但大部分书单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把读者当成弱智。即使是那些知名作家开出的书单,也通常都是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在初中时已经读过的书。然而,如果开书单让人去读德文版的《亲和力》、“七星文库”版的普鲁斯特,或者彼得拉克的拉丁文原著,就太曲高和寡了,对读者也是一种羞辱和冒犯。另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读者在经过长久以来各种建议的历练之后,要求越来越高。要知道,有些人没法度过奢华的假期,于是他们渴望不用花很多钱就能获得刺激的体验。

对于可能在沙滩上消磨许多时间的人,我推荐德国耶稣会会士阿塔纳斯·珂雪(1)的《光影魔术》。对于处于红外线照射之下、想琢磨光线和镜子魔法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很迷人的书。这本书一六四五年的罗马版还可以在古董书商手上买到,价格绝对低于罗伯托·卡尔维(2)转移到瑞士银行的那笔钱。我不推荐在图书馆借阅这本书,因为只有在极破败的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它,而那种地方的管理员通常不是缺少右臂,就是没有左眼,爬上善本书库的梯子,很容易摔下来。而且这本书很大,纸张也十分脆弱,完全不适合在沙滩上阅读,尤其是在风大到能把太阳伞刮走的天气。

对于持通票乘二等座在欧洲旅行的年轻人,火车过道通常挤满了人,不得不把一只手臂放在窗外,建议携带伊诺第出版社六本《赖麦锡(3)游记》中的至少三册,旅行时,手里拿一本,腋下夹一本,大腿之间还可以放一本,在旅途中阅读关于旅行的书,这是激动人心的体验,可以激发你思考。

对于曾经投身政治——如今虽然很幻灭,但仍然关注第三世界的问题——的年轻人,我建议他们读一本伊斯兰哲学杰作。阿德尔菲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伊斯坎德尔的《劝诫书》,可惜不是伊朗文原文对照版,感觉没有太多韵味。我更加推崇阿布-哈桑·阿米里的《真理之书、真理之诗》,在德黑兰可以买到一九五七年的评注本。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通晓中东语言,自驾出行、行李不受限制的人,可以带上整套米涅的《教会圣师著作全集》。我不建议携带一四四〇年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以前希腊教父的论述,否则就得带一百六十册希腊拉丁文对照版和八十一册拉丁文版;要知道一二一六年之前,所有拉丁教父的著作加起来,也就二百一十八册吧。我当然清楚,这些书在市面上不可能都买得到,但影印本还是能找到的。对于那些非专业读者,我推荐犹太教卡巴拉(4)传统方面的几本原文精选,对于解读现代诗歌非常重要。不用看很多:首先是《创世书》《光明篇》,当然还有摩西·科尔多瓦和伊萨克·鲁里亚的著作。卡巴拉著作特别适合度假,因为最古老的版本是保存完好的卷轴本,卷起来很方便塞到背包里,特别适合搭顺风车的旅人。这些卷轴本也很适合地中海俱乐部(ClubMed),活动主持人可以搞一场竞赛,看谁能做出最可爱的“泥人”(5)。最后,不怎么懂希伯来文的人,可以读一下《炼金术大全》,以及诺斯替教派的哲学作品(最好选瓦伦提努,巴西里德的福音啰里啰唆、让人讨厌)。

想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读读上面提到的那些书就够了。否则就当我没说,你们尽可以带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伪圣经福音书和皮尔士未出版著作的微缩胶片。总之,我想说的是:文化周刊并不是学校作业。

如何补办失窃的驾照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在阿姆斯特丹丢了一个钱包,里面没有多少钱,但有些证件和卡片。钱包可能是在我坐车时被偷的,像荷兰这样的国家也难免有偷盗现象。我在要离开阿姆斯特丹时才发现钱包丢了,那时候我已经到了机场,发现信用卡不见了。距离出发还有半个小时,我焦急万分,想找一个可以挂失的地方。五分钟之后,机场的一位警官接待了我,他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我的钱包是在市区丢的,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但他可以帮我开一张证明。他向我保证,在早上九点办公室开门时,他会亲自给“美国运通”打电话。十分钟之后,荷兰警方解决了信用卡的问题。回到米兰,我拨打了“美国运通”信用卡服务热线,我的信用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挂失,第二天会寄出新卡。我心想,生活在文明社会真好呀!

接下来需要处理其他证件的问题,我向警察局挂失身份证,十分钟搞定。意大利警察局和荷兰警察局一样有效率,我想真不赖。在我丢失的证件之中,还有一张记者证。我在三天之内也拿到了新证,简直太高效了。

糟糕的是,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我觉得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是汽车工业带来的新玩意儿,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公路的国家,未来的福特之国。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机动车辆管理局,对方说,只要告诉他们遗失的驾照号码就行。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记过驾照号码,那串号码只有在驾照上才能看到。我问他们,是否能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到我的号码,但显然不可能。

我出门要开车,离了汽车根本没法生活,驾照问题变得事关重大。我决定做一件向来不屑做的事情:托关系走后门。通常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不喜欢打扰朋友或熟人,也特别痛恨别人找我帮忙。再加上我生活在米兰,这里办事效率很高,如果你需要一个市政府颁发的证件,比起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会更快。但是呢,汽车让所有人都有点焦虑,我给罗马机动车辆管理局的高层打了一个电话,他让我联系米兰机动车辆管理局的一个高层,这个高层让他的秘书尽可能帮助我。尽管秘书非常客气,但无济于事。

他教给我一些办法,让我去寻找在安飞士公司租车时的旧收据,通常上面会显示驾照号码。他把开始的手续简化到一天,告诉我下一步去哪里办理。我来到了地方政府的驾照管理所。那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里面充斥着形形色色、满身臭汗的人,大家看起来都很绝望,让人想到反映印度雇佣兵叛乱的电影中的新德里车站。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在利比亚战争时期,我已经开始来这里办手续了。”他们都拿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在排队,但没用,轮到你时窗口已经关了。

无论如何,我不得不说,不过是排上几天的队。在那几天里,每次我来到窗口,都会发现需要填一个新表格,需要买另一种印花税,又得重新去排队。但众所周知,事情就是这样办的,终于,他们通知我,万事俱备,半个月后再来。这期间我只好坐出租车。

十五天之后,我又回到那个窗口,我绕过几个坚持不住、已经陷入昏迷的申请人,却发现从租车公司得到的驾照号码不对。也许是因为一开始就抄错了,也许是因为复写纸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单据太过陈旧,总之就是错了。没有正确的驾照号码,事情无法进展下去。我说:“好吧,你们当然无法找到一个我也说不出来的号码,但你们总可以在埃科名下找到那个号码。”这行不通,可能是他们故意刁难,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太繁忙,还有可能这些驾照只登记了号码,没有登记名字,总之就是不可能。他们对我说:“碰碰运气吧,去办驾照的地方试一试。”我是很多年前在亚历山德里亚办的驾照,在那儿或许能查到我的驾照号码。

我没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我不能开车,于是我找了第二个后门。我给我的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他现在是地方财政部门的官员,我拜托他给市机动车辆管理局打电话。他二话没说就帮了我这个忙,给机动车辆管理局的局长打了电话,那位高官说,此类信息只能透露给警察。我相信读者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种操作的风险,假如我的驾照号码可以告诉给任何阿猫阿狗,那肯定危险至极,卡扎菲和克格勃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信息呢,这可是国家机密。

我努力回忆自己还认识什么人,这次我想到了另一个同学,他现在是政府高官。我建议他不要找机动车辆管理局的人,因为这个举动很危险,可能会被检举,在议会被弹劾。最好去找一个小人物,可能是晚上的值班人员,贿赂他一下,让他在后半夜翻一翻之前的档案。我的这个高官同学非常幸运,他找到了一个机动车辆管理局中层管理人员,我们根本就不用贿赂他,因为他是《快报》的忠实读者。出于对文化的热爱,他决定冒险帮一把他最欣赏的专栏作家(也就是我)。我不知道这个勇敢的人做了什么,实际上,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我的驾照号码,请各位读者原谅,我是个有家有室的人,我不能透露这个号码。

得到号码之后,我把它抄写在很多地方,藏在秘密的抽屉里,以防被盗或遗失。我又去了米兰驾照管理所排队,我在办事员眼前挥舞我的号码,他满脸怀疑,然后面带微笑、毫无人性地说,我还必须出示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亚历山德里亚市向米兰相关部门通知我驾照号码的公文编号。

我又给老同学打了好几通电话,那位上次帮过忙、已经冒了很大风险的中层管理人员又继续承担起这个重任,进行了几十项非法操作,获取了那个连宪兵都很难搞到的信息,我不能把这个号码说出来,因为隔墙有耳。

我再次回到米兰驾照管理所,排了几天长队,他们答应我,十五天之内我会收到一份神奇的文件。等我拿到这份证明我申请了驾照的文件时,已经是六月底了。因为不存在证件遗失之后的专门补发文件,发给我的文件和那些正在学车、还没驾照的学员一样。我把它展示给一个交警看,我问他,有了这个我可不可以开车?那个交警的表情让我大失所望。好心的交警告诉我,假如他在路上看见我拿着这张纸开车,他会让我后悔自己出生在这个世上。

事实上,我已经悔青了肠子,无奈地重新回到米兰驾照管理所,又过了几天,我才得知,我拿到的那份文件只是第一步,像开胃酒,正式文件还在后面。我将要得到的文件上会说明,我遗失了驾照,但可以继续开车,直到新证发下来为止,因为他们已经查明我以前确实有驾照。我有驾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荷兰警察到意大利警察,驾照管理所也知道,但他们要经过慎重核查,才能白纸黑字地写出来。看看,管理所想要知道的事情,其实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无论再多花多少时间,也无法知道更多了。算了吧,在六月底我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间办公室,去打听第二份文件的办理情况。但很显然,这次好像需要更长时间,我也只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向我要了很多文件和照片。我觉得,这份文件可能会像护照一样,用了防伪造的纸、水印,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到此为止,打车花掉的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我不得不另辟第三道后门。我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明此事,期待有奇迹出现,希望有人可以出手帮忙,因为我要出差,去做对公众有益的事。通过两家报社——《共和国报》与《快报》的米兰分部,我联系上了地方政府新闻处。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太太,她说她会负责我的事。这位太太根本就没打电话,她单枪匹马,亲自去了米兰驾照管理所,她打通了所有可以打通的关节,从理论和实际的迷宫里找到一条出路。这位太太具体做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只听到压低的喊叫、翻阅文件的声音,看到门槛下扬起的灰尘。最后她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张黄色的表格,纸张很薄,就像停车场管理员塞在雨刷下的那种纸,大小是19 cm×13 cm。文件上没有贴照片,上面的字是手写的,用的好像是蘸水笔。应该是《爱的教育》中出现的那种墨水瓶,写在粗糙的纸上,墨水难免会洇开。纸上有我的名字,也有遗失驾照的号码。上面打印的内容说,这张纸可以代替之前遗失的驾照,有效期至本年度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很明显,这个日期是为了恐吓那些年底从阿尔卑斯山陡峭崎岖的弯道下来的人,他们远离家乡,可能会遭遇暴风雪,在那个紧要关头,驾照过期,他们可能被警察抓捕,惨遭严刑拷打。

有了这份文件,我可以在意大利开车,但我怀疑,在外国警察的面前亮出这份文件会非常尴尬。无论如何,我现在可以开车了。简而言之,到了十二月,我的驾照还没下来。我在更新那张纸片时也遇到了困难。这一次我不得不再去找地方政府新闻处。我又得到了一张临时证件,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这份文件更新到第二年六月。又是一个绝佳的日期,那时候过期的话,我可能会在某条海岸线上开车时被捕。我同时得知,获得延期是因为驾照办下来还需要更长时间。一起排队时,我遇到的那些同病相怜的人告诉我,有人一两年,甚至三年都没有拿到驾照。

前天,我在临时驾照上贴指定的印花税,小商店的人教我不要把税票注销,因为万一收不到驾照,还得再买一次。但我想,不注销的话,不就违法了吗?

关于补办驾照的事,我有三点感想:首先,我能在两个月内拿到临时驾照,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让我享受的特权;我能联系到三个城市的多位高层官员,惊动了六家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外加一家日报和一家周刊,都是全国发行的报刊。如果我只是个小吃店老板或小职员,就只好去买一辆自行车了。在意大利,想拿到正式驾照开车,恐怕你得是法西斯银行家李乔·杰里本人才行。其次,我如获珍宝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证件,其实没有任何价值,也非常容易伪造。因此在国内,有很多开车的人都处于这种绝境,他们没有自己的证件,这是集体违法,或者说是集体假装合法。最后,需要读者去想象一本驾照的样子,现在发的驾照都已经没有外面的护套了,护套需要自行购买,现在的驾照就是两三页非常粗糙的纸,上面有照片。这些驾照并不像佛朗哥·玛利亚·里奇(1)的书那样,是法布里亚诺产的高级纸张印制的,也不是意大利能工巧匠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任何三流印刷厂都能印制,从古登堡之后,西方技术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印出几千个这样的驾照,更别说中国人其实早就发明了的活字印刷术。

制作成千上万本这样的册子,在上面贴好“受害人”的照片,通过自动售卖机去领取,这要费什么力气呢?驾照管理部门到底在搞什么鬼?

所有人都知道,“红色旅”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制造出几十本假驾照。要知道,做假驾照可比做真驾照更费工夫。现在,假如不想让遗失驾照的人去造访那些恶名昭彰的小酒馆,迫不得已与“红色旅”的人接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由驾照管理所出面雇佣弃暗投明的“红色旅”成员。他们有独门绝技,而且时间充裕,可以通过工作来赎罪,这样一举多得,既可以腾出很多监狱房间,又能让被关押的人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其让他们在无所事事中想入非非,可能又会危害社会,不如让他们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四轮机动车辆。

也许我想得过于简单。我想说:在这个驾照故事背后,可能有境外势力操控。

如何阅读产品说明书

意大利咖啡馆里常用的糖罐,想必大家都已经见识过了。每次你伸手想从里面拿出小勺子,糖罐的盖子就会像断头台上的刀一样砸下来,把勺子打翻,糖撒得到处都是。所有人都会想,发明这个糖罐的人真应该被关进集中营,可实际上,他有可能正在风景优美的沙滩上度假,享受他的犯罪成果呢。美国幽默大师谢利·伯曼曾说,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可能会发明一款安全汽车,车门只能从内部打开。

这些年,我的座驾是一辆各个方面性能都不错的车子,唯一不足的是驾驶员的烟灰缸设在左边门上。大家都知道,在开车时,驾驶员会用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去换挡,操作其他功能。假如这时候他一边抽烟(我承认抽烟很不好)一边开车的话,他就要用右手拿烟,同时把烟灰弹在左边肩膀的位置,这可是个高难度动作,会让他的目光偏离道路。假如这辆汽车处在我说的情况,时速是一百八十公里,要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会有几秒钟注意力不在开车上,势必跟前面的卡车追尾。可以说发明这个烟灰缸的人是个职业杀手,并不是因为吸烟会引发癌症,他让人死于意外撞击。

我喜欢在电脑上装一些文字处理系统。买一套这类程序,你会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安装盘、使用说明和许可证书等,价格从八十万里拉到一百五十万里拉不等。想学会使用它,要么咨询公司的技术人员,要么看说明书。这类公司的技术人员通常是刚才那个发明糖罐的人培训出来的,他一踏进你家门,就可以开枪干掉。这样法院可能会判你二十年,如果找个好律师,坐牢的时间会短一点,但无论如何,你还是节省了时间。

你决定看一看使用说明,根据我对于计算机软件说明书的体验,这真是泥足深陷。电脑使用手册通常都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边缘非常锋利,一定要放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从盒子里拿出说明书时,会看到一大堆装订的文件,钢筋混凝土般黏在一起,根本无法从客厅搬到书房,标题看起来很混乱,让人不知道从何入手。那些不太狠毒的公司一般会提供两个文件,变态公司则提供四个。

乍一看,你觉得第一本说明书会教你怎么一步步使用那个软件,白痴也能学会;第二本可能是给高手看的;第三本是给业内人士看的,以此类推。但实际上呢,每本手册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你需要马上掌握的东西在软件工程师的手册里,IT人士需要知道的东西,却在菜鸟看的那本册子里。除此之外,我预测,在未来十年这个册子还会扩充,变成一个三百多页的活页文件夹。

用过活页文件夹的人都知道,一两次之后,翻阅起来就会很困难,因为那些小铁环会变形、散架,里面的纸张散落开来,掉得满地都是。人类在查阅信息时,习惯翻阅的还是书籍,在页边用不同颜色进行分类,或设置凹槽,就像电话本一样,马上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但编写电脑软件使用说明的人,根本无视人类这一传统习惯,他们做的说明书只能用八个小时。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说明书拆了,在一个伊特鲁里亚文明研究专家的指导下,研读六个月,把它们浓缩成四张卡片(这已经够多了),最后把说明书丢掉。

如何避免传染病

好多年前,有个电视演员,他是出柜的同性恋者,明显想勾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男孩。他说:“你是不是还在跟女人上床,你难道不知道那会致癌?”到现在,这句话还在米兰时尚圈广为流传。但说正经的,我最近读到马特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声称异性恋行为确实会致癌。事已至此,应该有人说出真相了,我要说的是:异性恋行为还会致命。就连小孩都知道,异性恋行为会产生繁衍,越多人出生,就会有越多人死去。

对于艾滋病的恐慌一度让我们限制同性恋行为,当真是有些缺乏民主。我们现在也要限制异性恋行为,将来可能大家都一样。我们过去太欠考虑,重新审视“瘟疫传播者”有助于更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权利与义务。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艾滋病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不仅仅涉及男同性恋者。我不想危言耸听,只想列出另一些高风险人群。

自由职业者

最好不要经常出入纽约的先锋剧场,大家都知道,因为发音的缘故,英语国家的演员会喷口水,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他们背光时的剪影,就会发现这一点。这些实验性戏剧让演员和观众亲密接触,演员的口水很容易喷到观众。如果你是议员,千万不要和黑手党打交道,免得不得不去亲吻教父的手。也不建议加入“克莫拉”(1),因为入会仪式有血液接触。如果要通过教会踏上政坛,建议避免领圣餐,因为神父的手指会传播病菌,更不用说在他耳边忏悔了。

普通市民和工人

风险最大的是那些通过互助医疗去看龋齿的人,牙医用摸过其他人口腔的手摸我们的嘴。在被运油船污染的海域游泳,也会增加传染的风险,因为带油的矿物质会传播口水分子,这些口水是其他游泳者吞了海水之后吐出来的。每天抽超过八十根“高卢”牌香烟的人,风险很大,因为他们会用碰过其他东西的手指触碰香烟过滤嘴,细菌由此进入呼吸道。尽量避免失业,靠领取社会救济金生活可能会让你养成啃指甲的习惯,这样也容易传染疾病。当心不要被恐怖分子劫持,因为绑匪每次都用同一个头套,也会传染疾病。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千万不要坐火车,如果发生爆炸,有机废物会飞速传播,混乱之中,很难保护自己。要避免出现在被核弹头攻击的地方:看到蘑菇云,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没洗过的脏手放在嘴上,惊叹一句:我的天哪!

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垂死的人,他会亲吻十字架;死刑犯,因为很明显,断头台上的刀刃肯定没经过消毒;孤儿院和育婴堂的孩子,恶修女会把他们绑在床脚上,逼着他们舔地板。

第三世界

印第安人风险极大:他们抽长管烟斗时,总是你一口我一口轮着抽。大家都知道,这造成了印第安民族的消亡。在中东与阿富汗很容易被骆驼舔到,所以伊朗和伊拉克的死亡率很高。那些被秘密警察拘捕的人也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审讯者可能会往他们脸上吐口水。柬埔寨人和黎巴嫩难民营里的人要避免“被血洗”,十个医生有九个都会这样建议,那第十个能容忍的是二战时期的门格勒医生(2)

南非黑人也是高风险人群,有些白人用鄙视的目光看着他们打呼哨,口水会喷出来,传播疾病。

形形色色的政治犯应该避免被警察用手背打耳光,因为他们的手可能接触过其他政治犯的牙床。遭遇饥荒的民众千万不能以频繁吞咽口水来缓解饥饿感,因为口水接触到周围肮脏的空气,可能会污染肠道。

对这场卫生教育,国家机关和媒体不应该讳疾忌医,噤口不言,应该大肆宣传,而不是只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

最近看报纸,好像目前有两大问题困扰着我们:计算机的普及,还有第三世界让人忧虑的发展。这两点我都深有体会。

前几天我出了一趟门,路途不算远,时间也不长:我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一天,伦敦三天。在斯德哥尔摩,我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去买了条熏三文鱼。那条鱼超级大,而且价格低廉,虽然用塑料袋很仔细地包裹起来了,但卖鱼的人跟我说,旅行中最好把鱼冷藏。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幸运的是,出版商在伦敦给我定了一家高级宾馆,房间里有冰箱。但我到达宾馆之后,感觉像是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意大利驻北京使馆。

不少人在宾馆大厅里安营扎寨,还有一些旅客身上裹着毯子,睡在行李上。我向服务员打听了缘由,我发现这里的服务员大部分是印度人,还有一些马来人。他们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这家宾馆安装了计算机系统,因为运行缺陷,电脑已经死机两个小时了。现在没法知道哪个房间有人,哪个房间没人,所以需要等待。

到了晚上,电脑修好了,我终于入住了。来到房间,我为那条三文鱼感到担心,就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找到了房间的冰箱。

通常来说,宾馆的小冰箱里会放着两瓶啤酒、两瓶矿泉水、几瓶小支装烈酒、几瓶果汁和两袋花生米。但我住的那家宾馆冰箱很大,里面放着五十瓶各种各样的饮料,有威士忌、杜松子酒、杜林标利口酒、金万利酒和苹果白兰地,有八瓶巴黎水、两瓶伟图矿泉水、两瓶依云、三瓶小支装的香槟,还有几瓶听装的司陶特啤酒、印度艾尔啤酒、荷兰和德国啤酒、意大利和法国白葡萄酒,另外还有很多坚果、花生、巧克力和咸味小吃,甚至还有黄金养胃泡腾片。总之根本没地方放三文鱼。我只好拉开两个大抽屉,把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部塞了进去,然后把三文鱼放进冰箱,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第二天下午四点回到房间时,那条三文鱼放在桌子上,冰箱里又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高级美酒。我打开抽屉,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食品饮料还在那里。我打电话给前台服务员,让他转告那几层的清洁人员,冰箱空了并不是因为我把里面的东西都喝完了,而是为了腾地方放三文鱼。他回答我说,需要通知中央电脑,因为这家宾馆的大部分服务员都不说英语,无法进行口头交流,需要用BASIC语言交流。

我又打开两个抽屉,把冰箱里的东西放了进去,再把三文鱼放回冰箱,第二天四点我回来时,三文鱼又回到桌子上,散发着一股异味。

冰箱里重新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而我放在抽屉里的东西让我想起禁酒时期地下酒吧的保险箱。我再次给前台打电话,他们告诉我,电脑系统又出了故障。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那是一个头发盘在脖子后面的伙计,他只会说一种方言。后来我的人类学家同事解释说,这种方言是卡菲里斯坦方言,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珊娜时期使用的语言。第二天早上,我去前台签单。上面是个天文数字!我看到,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自己喝掉了几百升凯歌香槟、十几升不同品牌的威士忌、几种非常罕见的麦芽精酿、八升杜松子酒、二十五升的矿泉水和气泡水——有巴黎水、依云,还有几瓶意大利圣培露——和无数果汁,简直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给所有贫血儿童喝,还有很多杏仁、花生和核桃,足够让《极乐大餐》里四个主人公的验尸官呕吐。我向前台那个面带微笑、露着被槟榔染黑的牙齿的服务员解释,但他说,电脑上显示的就是这样。我要找律师,他给我了一个牛油果!

我的出版商很气愤,觉得我简直是个吸血鬼。那条三文鱼也没法吃了。我的几个孩子劝我少喝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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