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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

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内容简介

《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是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查尔斯·哈丁·费尔斯的代表作品,系统地解读了斯图亚特王朝政治、宗教制度及对外战争与清教徒革命爆发的必然关系,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清教徒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期间扮演的重要角色,英格兰大内战中王党军与议会军之间的历次战役,斯图亚特王朝覆亡、查理一世被处死与清教徒统治在英格兰确立的现实逻辑,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护国公时期英格兰的内政与外交,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对英格兰国运、民族运走向的巨大影响。

皇家历史协会主席

美国考古协会会员

斯坦霍普奖得主

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

查尔斯·哈丁·费尔斯代表作品

《每日电讯报》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客观评价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觉非

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重磅推荐

《每日电讯报》“查尔斯·哈丁·费尔斯教授在自己作品中无差别对待君主与臣民、王室与议会、王军与议会军,秉笔直书,客观陈述。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更好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泰晤士报》“《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关于英格兰内战爆发的原因的论述,引起了争论,但这是个好事,它再次勾起了人们的记忆,让人们不要忘记民族的历史。”

《纽约时报》“难能可贵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对克伦威尔的历史贡献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没有陷入歌功颂德的俗套。”

《华盛顿邮报》“查尔斯·哈丁·费尔斯教授很受美国学界的欢迎。他的新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觉非“17世纪以来,在总数约四千种有关克伦威尔的著作中,查尔斯·哈丁·费尔斯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被公认为是*好的一本。”

自任护国主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对一名议员说“我出身绅士家庭,虽非名门,但也绝不是无名之辈。”在宗教改革时期,许多英格兰家族财富累增,声名鹊起。

克伦威尔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这个家族的发家应归功于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曾经一手摧毁了英格兰修道院的势力。

1494年,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姐姐凯瑟琳·克伦威尔嫁给了普特尼富裕的酿酒商摩根·威廉姆斯。

摩根·威廉姆斯的家族发家于格拉摩根郡。凯瑟琳·克伦威尔的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随母姓,追随舅舅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进入亨利八世宫廷,协助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与难缠的英格兰教会人士周旋。

由于与亨利八世的政务大臣有亲戚关系,理查德·克伦威尔一路财运亨通,获赐大量土地。

1537年,理查德·克伦威尔获赐亨廷顿附近欣钦布鲁克的本笃会小修道院。1540年,富饶的拉姆西本笃会大修道院及附属的几个最有价值的庄园也被他收归名下。

紧随财富而来的是无上的荣誉。

1540年五朔节,亨利八世迎娶克莱沃的安妮。为庆祝这桩英格兰和德意志这两个新教国家的联姻,1540年5月1日,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盛大的体育竞技大会。

理查德·克伦威尔与其他五人一道,击败所有挑战者,获得冠军,捍卫了英格兰的荣誉。

亨利八世对理查德·克伦威尔的精妙剑术极其赞赏,赏赐他一枚钻石戒指,并封他为骑士。

然而,仅仅过了六周,权势熏天的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势力就一落千丈。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对宗教改革的推进速度已经远超亨利八世的预期,他帮亨利八世物色的新妻子克莱沃的安妮也受到憎恶。

亨利八世抱怨道“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长得可不美。

”亨利八世突然下令休妻。连同克莱沃的安妮一起被废的还有之前的治国政策和首席大臣。

1540年6月10日,因叛国罪,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在会议厅被逮捕,并被送入伦敦塔a。

人们说“他改革宗教的方式卑鄙无情,却又正确无私”,但亨利八世将这个改革践踏在地。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热衷于推进宗教改革。

他一度放言,即使国王和整个王国都不赞同宗教改革,他也会凭一己之力剑指国王及任何反对者。

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深信如果上天能多给他一两年时间,“所有事务都将在他精心设计的制度体系下运行,而不必取决于国王的好恶”。1540年7月28日,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被送上断头台。

当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被处死后,同情他的人很少,悼念他的人只有理查德·克伦威尔一人。据传,理查德·克伦威尔竟敢违逆上意,身着丧服出入宫廷。

看在理查德·克伦威尔有孝心的分上,亨利八世宽恕了他。终其一生,理查德·克伦威尔深受亨利八世的宠信,先后被任命为枢密院绅士和伯克利城堡的治安官,获赐更多土地。

1544年,理查德·克伦威尔去世。

该书初版于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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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第4章
第一次内战
(1642)

从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的那一天起,甚至是更早,英格兰王国就分为两大阵营。人民有的站在国王一边,有的站在议会一边。自15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从未发生过内战。现在,英格兰即将体会到内战带来的痛苦。在玫瑰战争[1]中,两个敌对的家族声称忠于人民。现在,两个敌对的权力阵营要求人民服从。除了不知应该服从哪一个权威,议会的分裂让选择变得困难重重,也掩盖了主要问题。下议院不再是1640年11月时意见一致的团体。大约有一百七十五名议员选择追随查理一世,还有近三百人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一方。在上议院,绝大多数人站在查理一世一边。有三十多个贵族加入了人民党,约有八十人支持查理一世,还有约二十人没有加入任何一方。

人们选择的动机各不相同。在许多贵族看来,他们的命运与查理一世密不可分,就像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一样。他们拥护君主制,因为这是他们贵族地位的基础和支撑。最近一批从查理一世及父亲詹姆斯一世处获得贵族称号的人自认对斯图亚特王朝负有个人义务,愿意牺牲一切来回报他们。在给妻子的信中,戈林勋爵乔治·戈林写道:“如果我有几百万个王冠和几十个儿子,我愿意都奉献给查理一世和他的事业,为此我宁可忍饥挨饿……我的所有身家都来自查理一世,现在他可以拿回这一切。”议会派的贵族中不乏几个像亨利·布鲁克男爵、赛义子爵威廉·费因斯和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这样虔诚的清教徒,他们对宗教的热情不亚于政治动机。封建贵族号称“世上最高贵的人”。在诺森伯兰,封建贵族的独立精神似乎正在复兴。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2]反对王室。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野心勃勃,希望成为议会军的一名将军。其他人则认为议会比国王更强大,决心站在更有胜算的一方。爱德华·海德说:“彭布罗克伯爵菲利普·赫伯特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塞西尔宁可毁掉查理一世和他的后代,也不愿让威尔顿和哈特菲尔德分别落入不同阵营之手。”

乡绅的动机也各不相同。的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拥护查理一世,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议会,尤其是在清教主义盛行的地区。

出于私心,在城镇中,像约克大教堂和切斯特大教堂[3]这样的大教堂所在的城市通常倾向支持保王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支持查理一世,但牛津和剑桥的代表都支持议会。约翰·弥尔顿[4]将伦敦称为“自由大厦”,而爱德华·海德称伦敦为“国王坏脾气的污水槽”。伦敦是清教主义大本营,大多数制造业和贸易城镇都是反对保王派的。爱德华·海德说:“曼彻斯特[5]有许多以富有的企业。从一开始,它就以一种故作傲慢的态度反对查理一世,并庄严宣布对议会的支持。”虽然伯明翰[6]比一个村庄大不了多少,“但对查理一世切切实实的反对让这个城市与英格兰其他地方一样闻名遐迩”。约克郡西里丁[7]的制衣城镇,以及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8]的制造业地区也对查理一世怀有敌意。关于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爱德华·海德说:

世家大族的绅士大部分拥戴查理一世。地位稍低的一些人,他们通过畜牧、制衣和其他致富手艺,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跻身绅士阶层,却发现没有获得与其他同等阶层绅士同样的尊重和名誉。他们对此极其愤怒、不满,因而钻研各种能让自己声名显赫的办法。他们从一开始就迅速倒向议会一边。

在纯农业区,大地主的影响通常是决定性的,但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在东部各郡,许多著名乡绅选择为查理一世拿起武器,但“自由民和自耕农一般都拥护议会”。

然而,尽管大部分上层阶级的立场一致,但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自始至终,希望保留教会的人支持查理一世,而希望改革教会管理形式和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则支持议会。起初,政治问题似乎比宗教问题更重要,即使对清教徒来说也是如此。约翰·哈钦森上校[9]读了敌对两派的宣言,“充分了解了双方的主张,从良心[10]上确认了议会在维护公民权利上的正义性”。但“他认为虽然恢复罗马教皇制和颠覆真正的新教足以引发战争,但为保卫英格兰自由而战是更充分的战争动机”。

对于奥利弗·克伦威尔拿起武器的确切动机,同期记录没有任何交代,因此我们只能从他早期的行为和后来的言论中推断。164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认为议会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证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唯一理由。”和约翰·哈钦森上校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查理一世的教会政策是对新教的颠覆,并将这场战争的目的定义为“维护我们作为人的民权自由和作为基督教教徒的宗教自由”。随着战争的开展,宗教自由对奥利弗·克伦威尔越来越重要。原本反对宗教变革的斗争变成了争取良心自由的尝试。165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说:

虽然最初争论的话题并不是宗教方面的,但经过长期的无谓探索后,上帝最终还是将我们带到这个问题上。最后的结果证明,宗教自由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让所有的新教教徒从主教的暴政中获得自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良心服务上帝。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

在每一场内战中,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通常会因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冲突。很少有家族能做到像费尔法克斯家族和谢菲尔德家族[11]那样。据说这两个家族的所有人都支持议会。保王派方面,拜伦家族、康普顿家族和许多不那么显赫的家族几乎始终支持查理一世。但多数情况下,最亲的人往往立场不同。在埃奇希尔[12],登比伯爵威廉·费尔丁和多佛伯爵亨利·凯里在国王卫队中冲锋陷阵,而他们各自的儿子巴泽尔·菲尔丁勋爵和罗克福德勋爵约翰·凯里则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作战。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家族中,他的叔叔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和堂兄亨利·克伦威尔都是积极的保王派。在保王派战败后,多亏奥利弗·克伦威尔调解,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和亨利·克伦威尔的财产才能得以保留。

虽然与家人和朋友的决裂使战争更折磨人,但也往往使战争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那些不愿手执武器与亲人刀剑相向的人仍然对友谊和亲情心怀感念。当双方军队即将在战场相会时,威廉·沃勒爵士给老战友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写信说:

我对你的感情此生不变。虽然两军的敌意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私人情谊,但我一定要忠诚于我效力的事业。伟大的上帝是我的追求者。他知道我有多么不愿意参战,也知道我是多么憎恨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主宰和平的上帝在美好时代赐予我们和平,同时也让我们争取和平。我们现在都站在舞台上。在这场悲剧中我们必须扮演好各自的角色[13]。让我们心怀荣誉,而不是心怀仇恨地开战吧。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是体面而人道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在同时期的这场英格兰战争中没有出现。除了一些激烈的战斗场合,很少有人流血。双方战斗人员的驻地得到保障,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得到尊重。但不可避免的是,战争的延长使双方都变得暴躁不安。就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那样,当民族仇恨加剧双方的敌对情绪时,一种更暴戾的情绪出现了。

1642年夏天,英格兰战争爆发。其实,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前,保王派和议会派之间就发生了许多局部冲突。在很多郡,只要一个保王派中尉试图执行查理一世的征兵令,就会有一个议会派中尉试图执行议会的《民兵提案》。每一方都呼吁当地民兵团的支持,并想方设法占据存放全郡武器弹药的军火库。1642年6月,在莱斯特发生了第一次没有流血的冲突。1642年7月15日,在曼彻斯特的一场战斗中发生了流血事件。1642年7月,查理一世试图包围赫尔城时有人在一次突袭中丧生。1642年8月,在萨默塞特郡,赫特福德侯爵威廉·西摩宣布了查理一世的征兵令,而朴次茅斯总督宣布支持查理一世,随后星星之火从北部和中部蔓延到西部各郡。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但到处都聚集着武装人员。战争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在战争开始前的较量中,没有人比奥利弗·克伦威尔更积极地支持议会。1642年6月5日,奥利弗·克伦威尔捐款五百英镑资助军队组建。1642年7月,在出资给剑桥的选民们送去了价值一百英镑的武器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又争取让议会通过一项投票,授权他培训和操练自己的志愿连队。查理一世派人到剑桥大学要钱和金银器皿。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两位妹夫瓦伦丁·沃尔顿和约翰·德斯伯勒的帮助下,召集人马包围了往北的通道并进行拦截。1642年8月月初,奥利弗·克伦威尔带兵进入剑桥,夺取了剑桥的弹药库,并获得了大部分的金银器皿供议会使用。据说,获取的金银器皿价值两万英镑。同时,奥利弗·克伦威尔遏制了剑桥郡执行查理一世征兵令的企图,将耶稣学院、皇后学院和圣约翰学院[14]的院长都送去伦敦监禁起来。下议院投票同意赦免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行为。在这次行动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勇于承担责任,迅速抢占先机的特点极其突出。虽然在剑桥郡和亨廷顿郡有很多地位更高的绅士支持议会,但从一开始,奥利弗·克伦威尔就以旺盛的精力和随时准备作战的姿态成为领袖。1642年8月月末,奥利弗·克伦威尔回到伦敦。不久,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六十个骑兵加入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领导下的议会军。

从战争准备开始的那一刻起,议会就有两大优势。只要战争持续下去,议会就会一直保持这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1642年7月,唐斯舰队[15]接受了议会任命的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为海军上将,宣布支持议会。拥有海军意味着占据了海上优势,可以拦截查理一世与欧洲大陆的通信。查理一世向荷兰及法兰西寻求武器和弹药支持,但议会巡洋舰经常俘获运货船,截断了查理一世的武器供应。所有主要港口都由议会控制。虽然查理一世控制了纽卡斯尔和切斯特,但海军的叛变让朴次茅斯重回议会手中。1643年到1644年,正是由于海军的全力支持,议会能够在约克郡其余地区被征服时保住赫尔城,能在保王派军队在西部大获全胜时保住莱姆[16]和普利茅斯[17]。也是由于海军船舰的支持,即使查理一世能够筹集到资金雇佣法兰西、丹麦或瓦隆[18]的雇佣兵挽回败局,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优势是议会比查理一世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议会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也是这个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伦敦和贸易阶层基本效忠议会,因此,在筹集借款方面,议会没有碰上阻力。对伦敦和大多数海港的控制也保证了议会的关税收入。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最庞大的一部分。随着战争推进,自愿借款发展成强迫借款。除了海关收入,议会又征收消费税,每月还向管辖下的所有郡县摊派捐款。没收保王派的土地也是议会新的收入来源。然而,尽管议会财力雄厚,其财政体系却极不完善。因此,没过几个月,议会就经常拖欠士兵们的军饷。

相反,查理一世几乎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没有什么钱来装备和维持一支军队。为了给部下提供武器和弹药,查理一世被迫典当王室珠宝,抵押王室土地。除此之外,查理一世有限的经费预算只能依靠向企业和富人借钱,出售贵族封号或其他有名无实的头衔,在他控制的少数港口征收关税和在保王派驻军范围内的地区征税。自始至终,查理一世经费的主要来源于追随者的捐献。在伦敦,有效忠王室的商人向查理一世秘密进贡。牛津大学给查理一世寄去了一万英镑,而下属的各学院为支持查理一世,纷纷捐出金银器皿用于造币。富裕的贵族派兵出征,贫穷的绅士自费服役。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在自己的庄园里养了几千士兵。1642年3月至1642年7月,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及儿子赫伯特勋爵亨利·萨默塞特给查理一世提供了十二万英镑。这些追随者的热情奉献,尤其是大地主对领地的影响,使查理一世很快就与议会势均力敌。1642年8月月末,查理一世在诺丁汉时,查理一世只带了几百名装备尚未齐全的步兵。查理一世的炮兵和几个步兵团留在了约克郡,骑兵则留在英格兰中部由鲁珀特亲王[19]指挥。这支贴身队伍的将领告诉查理一世,如果对手发动猛攻,他不能保证查理一世不被俘虏。1642年9月月初,在诺桑普顿集结的议会军队规模达到一万四千名,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约有两万人。正如研究长期议会的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英格兰,没有任何军队可以与之抗衡”。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并没有趁查理一世兵力空虚的时候发动攻击,而是留给他养精蓄锐的时间。查理一世从诺丁汉搬到了什鲁斯伯里,一路吸纳兵力,给士兵配备了从民兵团和忠诚贵族的军械库里得来的武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移军伍斯特并驻扎下来。他不仅没有追击查理一世,反而在各地城镇留军驻防,缩减军队主力。查理一世聚集了足够兵力后,果断发起进攻,向伦敦进军,希望一举结束战争。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拔营东向保卫伦敦。1642年10月23日,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追至埃奇希尔,查理一世只好调转大军与追兵会战。

在规模上,议会军和保王派的两支军队势均力敌。双方都约有一万四千名士兵,但议会军的武器装备比保王派强得多。爱德华·海德这样描述查理一世军队的装备:

在这支军队中,步兵都装备了长矛、火枪和装火药的袋子,但还有三四百人除了棍棒没有任何武器。整支军队里没有一个长枪兵配有护胸,也没有几个火枪手配有剑。在骑兵中,如果前面两三排前卫能够在手枪和卡宾枪之外配备老旧的护背、护胸和头盔,其余士兵能配有剑,军官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即使是军官,也只能在手枪和剑之外拿一把短柄斧子防身。一些士兵纷纷仿效。

由于议会派手中资金充裕,跟随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各个兵团还占领了赫尔和伦敦塔的军火库,武器更完备。火枪手都拿着剑,占各步兵团三分之一的长枪兵都有胸衣,骑兵都有手枪和防御护甲。在这两支军队中,保王派军官大多是既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绅士和一些曾经在法兰西、荷兰或瑞典军队服役的富裕士兵。在步兵团中,少校或中校通常是一个老兵。在骑兵团中,少校或中校则是由原来的中尉提拔上来的。一个保王派剧作家说:“我们的骑兵大部分都是这样组建的。忠实的乡绅自己负责组建队伍,找一个低地国家[20]的中尉带领这支部队作战,然后将自己的儿子从学校叫来当少尉。”

虽然士兵们缺乏训练,但双方的将军们久经沙场。在普法尔茨和荷兰,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曾英勇作战,而威廉·巴尔弗曾经领导骑兵队在荷兰军队服役多年。查理一世的总司令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也曾经在荷兰带兵。在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手下时,鲁珀特亲王目睹过一些战斗。在德意志,鲁珀特亲王还曾亲历一场灾难性的战役。尽管鲁珀特亲王缺乏实战经验,但查理一世还是让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挥官掌管所有的骑兵。在战斗指挥上,鲁珀特亲王只听从查理一世本人的建议而不是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的派遣。在军备上,议会军优势明显,而查理一世的骑兵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有着巨大优势,足以与议会军抗衡。在军队规模上,查理一世有四千名骑兵,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只有三千名骑兵。在士气上,查理一世的骑兵们在伍斯特附近的一场小战斗中轻易获胜,信心倍增。鲁珀特亲王决心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鲁珀特亲王指挥集结右翼的大部分骑兵,打散议会军的骑兵,击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的四个步兵团,占领对手位于凯恩顿的营地,并追击逃亡者几英里。亨利·威尔莫特率领左翼的保王派骑兵进攻,同样大获全胜,连预备队都加入了追击。同时,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带领步兵团立住阵脚,对保王派的步兵进行了正面攻击。威廉·巴尔弗和两个骑兵团组成了议会预备队,向保王派暴露在外的侧翼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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