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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之奶》内容介绍：

鸦片在人类寻求短期解放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魔力”。每天，它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安慰，保证医疗保健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也让很多人染上毒瘾，加剧了人类社会最恶劣的堕落和剥削。自古以来，鸦片作为无与伦比的商品，以合法或非法商品的形式遍布世界各地。

在本书中，著名文化历史学家露西英格利斯将带领我们经历一场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今美国，从罂粟奶到海洛因，从吗啡到合成鸦片的史诗般的旅程。我们将客观地考察鸦片这种吸引人的物质，从它最初的用途和背后的原因入手，展示人类与这种迷人物质互动的历史。

一部鸦片史，一半是金钱对人性的嘲讽，一半是肉体和精神的悲歌。这是一个关于上瘾、贸易、犯罪、战争、文学、医学，尤其是金钱的故事。正如这部涉及面广、包罗万象的著作深刻揭示的那样，鸦片的历史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它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天堂之奶》作者介绍：

露西•英格里斯 是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演说家。她创办了获奖博客“乔治国王时代的伦敦”，她的同名书籍今天入围朗曼历史图书奖。她还为年轻读者写了两本小说，3354 《两半之城》和《乌鸦山》。前者入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获得布兰福德博斯奖。现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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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的旅行

到13世纪下半叶，西欧大部分地区已经对十字军东征感到厌倦，这场征战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损害了他们的收入，更不用说对劳动力造成的损失了。社会关注的重心又回到了贸易上，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在贸易活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

在整个欧洲，意大利的城邦并非独一无二，但是这些城邦共同构成了一股放眼天下也无人企及的势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罗马人建立的秩序让大型城市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另一个原因是农业活动和气候的改善，这就意味着这些中心城镇有充足的食物供给；第三个原因是商贸活动水平有所提高。同实行绝对君主制的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这些城邦都是“商人共和国”，适宜流动人口、适应性强的人口以及商业人口居住。它们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各种行会。这些行会都专注于当时最重要的一些行业，如金器制作、香料、渔业、盐铁以及绘画和布艺装饰（布料和丝绸加工），能够为成员和消费者提供保护，稳定城市市场，并且构建起一个紧密交错的商业网络，依托这个网络，他们的信贷体系甚至能够惠及其他城市的行会和商人。在最早的行会记录中，鸦片被归入香料之列，鸦片交易被掌握在自称“杂货商”的行会手中。威尼斯率先建立起了格外强大的行会体系，而且相比其他城邦，威尼斯有着迥然不同的商人类别，在12世纪晚期的时候，已经有50个左右的独立行会了，这一情况反映了当地贸易的多样性和繁荣程度。61

有一些人在经商的同时也从事着冒险活动，比如威尼斯的波罗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文献记载无疑是最翔尽的，围绕马可·波罗的旅行经历留下的早期书稿就超过了150部，而有关其整个家族的书稿则有2000部左右。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兄弟就在威尼斯经商，尼科洛的儿子马可也出生在当地，这对兄弟从13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了史诗般的东方之旅。当时，意大利的各个城邦都各自为政，形成了一个个独立封闭的共和国；与此同时，成吉思汗（1162—1227）正在亚洲的东北部践踏着所有阻挡他建立蒙古帝国的国家，最终他建立了一个覆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帝国。有关波罗兄弟旅行的各种文献记录都把他们描述成了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一心想要发财。他们在君士坦丁堡里的飞地——威尼斯人聚居区——生活了一段时间，凭着近乎外交豁免权般的特权不受当地行会的制约。1260年，他们移居到了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苏达克。当时的苏达克属于蒙古人新建立的金帐汗国，后来这个地方变得危险起来，于是兄弟俩又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前往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三年后，他们加入了一个外交使团，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派这个使团去访问远在大都（今北京）的表亲，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大汗（1215—1294）。当时，这两个孙子正在将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肢解为几个相互敌对的汗国，因此亚洲东部就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尽管有时候这里的形势比较危险，令人难以理解，但是波罗兄弟会说突厥语，而且遇事沉稳冷静。

旭烈兀的使节们带着波罗兄弟穿过撒马尔罕、帕米尔高原，一直走到了喀什，然后又走过河西走廊，才到达忽必烈大汗的夏宫，即后来欧洲人所知的上都。1264年，他们见到了忽必烈，据说他们是忽必烈见到的第一批意大利人。可汗让波罗兄弟在重返意大利的时候带上蒙古使臣阔勾台，后者要去拜见教皇，向其讨要一些耶路撒冷“圣墓”里的灯油，并请求对方给蒙古派100名熟悉“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人，让他们教授蒙古人有关欧洲的知识。同蒙古的很多统治者一样，忽必烈对宗教基本漠不关心，但他知道宗教的重要性，通过宗教的力量，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和土地臣服于他。通过他为其帝国选择的书面语言就能看出他的这种野心，他选择的是维吾尔语，这是其帝国里人口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忽必烈交给波罗兄弟一些只能用火烧的方法清洁的石棉布，让他们带给教皇。波罗兄弟还得到了一块1英尺长、3英寸宽的金符牌，上面刻着“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直到走到一个无名小镇，波罗兄弟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使节阔勾台这个包袱，后者当时显然已身染重病，无法继续前行了。这种做法后来成了波罗家族的惯用伎俩。波罗兄弟继续奔赴威尼斯，他们将以蒙古可汗使节的身份同教皇见面。1269年，波罗兄弟终于回到了故里，他们凭着手里的金符牌，一路上没有碰到危险，开销也不用自己承担，有时候甚至还会停下来做买卖。至于那些珍贵石棉布的下落，世人不得而知。在威尼斯，波罗兄弟带上了尼科洛年仅十几岁的儿子马可，再次启程前往中国。这一次，他们将以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特使的身份前去拜访忽必烈可汗。

对于大草原上的民族来说，前来这里的外交使团、宗教使团和商业使团往往没有多大的差别。例如，波罗家族早期的大量书稿都与十字军有关的内容密不可分。但是，波罗兄弟都是一流的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能对一切有用之人加以利用，在这方面他们有着非凡的能力。马可·波罗也不例外，他在东方生活了24年，在此期间他得以建功立业，成了忽必烈可汗的“拉丁人”。在后来出现的记载中，马可往往被描述为一个地方税吏，其实当时他更有可能是一名管理盐务的官员，大部分时间都在代表忽必烈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不过，他对自己效力于蒙古汗国时期的描述主要讲的是在中亚地区的游历，涉及鸦片历史的内容并不多。他在文章里提到，自己曾在中亚地区遇到一支载着鸦片返回西方的百人骆驼商队。接着，他就讲到了穆列特地区“山中老人”的故事，这些都是他从“那个地区的几个当地人”口中听说的。

老人“将两山之间的一座山谷封闭，建起一座花园，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最美的花园……因为老人想让人们相信这就是天堂”。这座花园里流淌着牛奶、蜂蜜和水，有年轻女子为“里面的居民”奏乐助兴。在花园的入口处有一座防御工事，“坚固得足以抵御整个世界”。老人豢养了“一大批当地的年轻人，这些人的年龄从12岁到20岁不等，但是他们都有着从军的渴望。就像穆罕默德一样，老人常常向这些年轻人讲述有关天堂的故事”，但是“除了他打算栽培成‘阿萨辛’的那些人，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座花园”。被他选中的人会得到“某种药水，这种药水能让他们沉沉地睡去，然后他们就会被人抬起来，运进花园。醒来后，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在花园中了”。

正如老人所承诺的，山谷花园里的生活的确非常美好，而且一直如此，直到有一天老人需要对付某个敌人，这时候“他会让人把我提到的那种药水交给花园里的某个年轻人，然后命人将这个年轻人抬进他的宫殿。醒来后，这个年轻人会发现自己在城堡里，而不是在天堂里。面对这种情况，年轻人会感到有些不快”，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时，老人会向年轻人做出承诺：“去把某某杀了，等你回来，我的天使定会带你进入天堂。即使你死了，我也会派我的天使把你带回天堂。”这时，就会有人奉上一把仪式用的匕首，这名顺从的年轻人就会被派去暗杀目标——大多都是去送死的。62

“山中老人”的传说其实就是最早出现的有关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故事，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这则传说，表明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这种传说就已经大范围地流传开了。同几乎所有类似的传说一样，马可·波罗记载的“山中老人”的传说也是事实和虚构相结合的结果。世人认为“山中老人”就是哈桑·伊本·萨巴赫，此人是尼查里派的宗教狂热分子。尼查里派是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的支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支系。从1090年开始，在距离今天的德黑兰大约60英里的阿拉穆特堡，萨巴赫开辟出了一片肥沃的梯台式花园。花园坐落在一个具有天然防御优势的山谷里，他就从那里向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以及入侵的塞尔柱突厥人发起攻击。马可·波罗笔下的阿拉穆特堡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境内，围绕在萨巴赫身边的实际上就是年轻的男性随从，在萨巴赫的授意下，这群“游击队员”都甘愿为了信仰付出生命。然而，一旦进入阿拉穆特堡，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天堂可言了。当时，阿萨辛——现在我们认为这些年轻人饮下的催眠药水是用印度大麻制成的——大多来自社会底层。63 9世纪的时候，大麻已经在埃及遍地开花了；到了11世纪，大麻在阿拉伯世界也普及开了，信仰比较严格的一部分穆斯林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厌恶和愤怒。64这些年轻人经历的前往天国的通道实际上更接近于鸦片而不是大麻带来的体验。不过，将这两种物质混合不仅能让人产生幻觉，而且能让人进入深度睡眠，从而让其他人有机会将他们转移到别处去。这种现象能令人清楚地联想到贾姆希德那古老的豪玛（haoma）[20]。阿萨辛在执行任务前也会被灌下迷药，这种大麻混合物能让他们变得镇定沉着，其中的麻黄成分又能使他们保持警觉。

由于书中收录了类似这样的传说，再加上频繁出现的失误和混淆不清的阐述，人们不禁对马可·波罗究竟走了多远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他最远只到了黑海，他的游记只是其父亲和叔叔的冒险经历的摘要而已。他的游记中的确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乏夸张之处和彻头彻尾的谎言。65但是，无论从地貌还是从他在那里的经历来看，他对中亚和东亚的描述都是一致的，他交代自己在东方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太丰富了，不可能完全是谎言。特别是，他对中国人在大型交易中使用的纸币的详细描述感觉很真实，中国人竟然如此信任彼此，在交易中不使用硬币，这令他这个威尼斯人深感不安。

但是，蒙古人留下的文献中没有提到马可·波罗，这很可能意味着他的地位并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么重要。有人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中国史料中，是因为中国人习惯对西域人，即西方人，一概而论。对相信马可·波罗的旅行的人而言，有关他服用鸦片成瘾而在巴达赫尚[21]——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罂粟种植的重镇——逗留过一段时间的各种猜想似乎很荒谬。他在书中提到了世界屋脊的洁净空气，“住在山下的城镇、山谷和平原上的人们”在发烧后会上山住上两三天，“靠着这种绝佳的空气完全康复”，这些描述完全符合他的经验。他曾经在旅途中染上了一种不太厉害的疟疾，在饱受了一年的折磨之后，他在一个地方“立即”康复了。66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在罂粟种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个地区，当地的草药中含有罂粟乳胶的成分，这种物质能够立即止住咳嗽，因此会让人觉得疗效很神奇。

最重要的是，如果马可·波罗在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没有卷入一年后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他的故事可能就完全遗失了。他一直被关押到了1298年，据说他和狱友、作家鲁斯蒂谦成了朋友。后来，他被派到威尼斯拿来自己的旅行笔记，向鲁斯蒂谦讲述自己以及父亲和叔叔的旅行经历。获释后，他结婚生了三个女儿，最终在1324年去世。马可·波罗尚在人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位传奇的冒险家。

波罗家族的旅行也表明，13世纪时人类就已经通过陆路和海路环游世界了。尽管有时候战争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联盟迫使旅行者们改变路线，但是依靠可靠并且为人们所熟知的路线——即使这些路线危险丛生——他们最终还是能够漫游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埃及和土耳其。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这些路线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甚至延伸到了一个富饶到连波罗家族都无法相信的大陆，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养活了所有的舰船。但是，这些舰船首先要克服很多灾难，尤其要面对的是一位灾难天使。

大发现时代：第一部分

1291年，阿卡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十字军东征结束了，欧洲很快恢复了稳定的局面，这为进入一个精神生活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创造了条件。在马可·波罗于1324年去世的时候，欧洲即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但是，在波罗式的商人们顺利走过的丝绸之路上，却隐藏着一个渴望登上舞台的祸害——瘟疫。

1346—1353年，肆虐的黑死病夺走了30%—60%的欧洲人口，学界对这场瘟疫导致的死亡总人数的估算差别很大，从7500万人到2亿人不等。在14世纪40年代早期，鼠疫杆菌走出中亚，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蔓延开来，到了14世纪50年代中期，已几乎遍及西欧各地。

这场瘟疫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但人口锐减却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对许多人而言，这场瘟疫提高了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让他们告别了土地，迁移到了城镇。封建制度遭到了挑战，因为突然间它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劳动力对它的需求。中产阶级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尤其是欧洲北部的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势力越来越强大。凭借繁忙的港口，在欧洲的贸易活动中一直是一潭死水的伦敦也逐渐名声大振。

以糖浆和万应解毒剂这两种形式出现的鸦片重新流行起来，成了医生们应对瘟疫的首选药物之一，他们既用鸦片预防瘟疫，也用鸦片来款待家境比较富裕的患者。正如前文提到的治疗麻风病的各种复杂药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通过药物所含的成分可以看出其可怕程度。一种治疗瘟疫的糖浆就列出了70种稀有而昂贵的成分，其中包括“毒蛇肉、地珊瑚、香树脂、胡椒、玫瑰水、鼠尾草、肉桂、藏红花、姜、欧芹、阿拉伯树胶、旱金莲、矢车菊、苏合香、没药和茴香种子”。67

瘟疫的攻击性如此猛烈，发作速度如此之快，所以具有预防中毒和其他疾病效用的糖浆类药物又逐渐流行了起来。糖浆类药物中所含有的鸦片成分能够对鼠疫的三种主要症状产生作用，即淋巴结疼痛和关节疼痛、咳嗽以及严重的腹泻。黑死病促进了欧洲社会对健康的关注，人们对药理学和药剂师的工作产生了新一轮的兴趣。在巴黎最好的医学院里，这类药品的交易受到了严格的管制，这种做法后来普及到了整个法国。在整个欧洲，早在13世纪鸦片就受到了管制。通过少数几份现存的药店清单可以看出，当时普罗旺斯的24家药店中，有14家在销售鸦片，阿拉贡（今西班牙东北部）的5家药店和意大利的18家药店中，也分别有3家和7家药店在销售鸦片。68

在中世纪，罂粟成了植物标本馆里的一种常见藏品，宗教建筑和私人住宅的花园里都种植着大量的各种罂粟。坐落在伦敦南部的默顿小修道院就栽种了鸦片罂粟，以及其他一些药用植物，如天仙子、龙葵和毒芹。69在牛津，默顿学院的院长在其住所旁开辟了一片草药园，里面就种着罂粟，可能还有大麻。在挖掘这座草药园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大麻籽，这些大麻籽已经被磨碎了，似乎已经做好了使用的准备。此外，还发现了大白屈菜、毒芹菜、天仙子和薄荷。草药园里还栽种着各种装饰性的灌木和植物，不免令人联想起庞贝城里金手镯之屋的那座美丽花园。在13世纪的住宅垃圾坑里，人们也发现了罂粟和大麻的种子，这表明这些植物确实被使用过。在附近的多米尼加小修道院的花园里，也发现了这些植物，尤其是罂粟、大白屈菜、毒芹和天仙子。70鸦片和大麻甚至一起出现在了伦敦弗利特监狱的花园里。71

鼠疫还刺激了欧洲社会对医生的需求。在瘟疫肆虐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医生，例如法国的盖伊·德·肖利亚克（1300—1368）。肖利亚克曾在博洛尼亚学习医术，后来在里昂行医，深受盖伦和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的影响。当瘟疫在西欧各地肆虐时，肖利亚克正在阿维尼翁行医。与其他许多医生不同，他留在了当地，试图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在他的记述中，瘟疫带给人类的痛苦被毫不含糊地分为了两类：一类是肺炎型患者，这类患者会“持续发烧并且吐血，三天内死亡”；另一类是淋巴腺型患者，这类患者会“持续发烧，四肢溃疡生疮，主要在腋下和腹股沟，五天内死亡”。肖利亚克在书中提到，他自己也染上了淋巴腺鼠疫，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痊愈了。他还因为通过压迫颈部神经干的方法而让即将接受手术的病人失去意识而闻名，但是他意识到这种方法并不会对所有的患者起作用，而且如果手术极其痛苦，这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医生在手术前应该首先让病人服用一些鸦片。到了现代社会，有人曾对肖利亚克的麻醉术做过试验，试验表明，如果想要产生同等效力，肖利亚克使用的罂粟乳胶的剂量应该是194毫克，这样的剂量能够让病人昏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能对一个不习惯鸦片药物的成年患者或者幼儿造成极大的危害。72不过，肖利亚克在麻醉技术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他治疗眼痛的药方——鸦片掺上“女人的乳汁”——可能没有那么有效。73

分娩方法对于麻醉术在早期的发展至关重要。催眠海绵的使用要求高度的精确，以免混合药物导致病人窒息，最终停止呼吸。正因如此，麻醉师拥有了极其突出的地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那时起直到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医学文献中都提到了一种麻醉饮料，“人们将其称为‘得卫尔’（dwale）[22]，它可以使人入睡，任由别人在自己身上动刀”。74同欧洲的其他催眠药剂不同，得卫尔这种药物的配方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它的成分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害的，另一类则可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中的猪胆汁、泻根草根、莴苣和醋属于草药成分，并且具有苦味，毒芹汁、罂粟乳胶和天仙子则为活性成分。人们将这类存在致死危险的药物少量掺入半加仑的葡萄酒中，一起煮沸，然后装入瓶子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得卫尔的配方十分有趣，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葡萄酒，病人坐在温暖的火炉边，灌下这么多葡萄酒后就会睡着。但是，猪胆汁、泻根草和醋应该会让葡萄酒产生一种恶臭，而且在熬煮的过程中大部分酒精也挥发掉了，因此让这种药剂发挥效力的是麻醉成分，而不是酒精成分。在一般情况下，在半加仑的葡萄酒中掺入毒芹、鸦片和天仙子的混合物，很可能会对病人造成致命伤害，但是这种药物有着令人厌恶的气味，毒芹成分能够快速起效，鸦片和天仙子的效力又比较持久，因此这种药物能够让病人比较快地进入昏迷状态。最重要的是，病人可以自行服用得卫尔，因此能够控制剂量。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得卫尔不仅得到了医生们的信赖，而且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与肖利亚克几乎同时代的阿德恩的约翰（1307—1377年后）是一位英国医生，后来跻身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之列，他就使用过一种得卫尔药物。当时，英国在医学方面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医学发展严重依赖早期基督教会的道德教义。健康问题是道德缺陷造成的，只要提到“治疗之法在于以相逆之物治之，或以毒攻毒”这种荒谬的论调，就会有人举例“某种寒症可以通过高温进行治疗，某种燥症可以通过加湿的方法治疗，正如能够治愈骄傲的只有谦卑”。75

在那个时代，约翰是一个极其守礼的人，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上帝，实际上他不仅是一位能干的医生，而且在政治和财务方面都非常精明。他擅长治疗肛瘘，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异常痛苦、十分消耗体力的疾病，对于那些久坐于马鞍上的商人和贵族来说更是如此。他的杰作《肛瘘》（1376）中的手术描述读起来就令人感到痛苦，更不用说经历这种手术了。不过，他的描述也再次证明了这种非急需手术在当时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地位。约翰参加过攻打摩尔人的阿尔赫西拉斯围攻战（1342—1344）[23]，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欧洲人首次使用了火药和大炮来对付人类同胞。30年后，他在校订自己那部重要的著作时，依然对在那场战役中目睹的恐怖景象记忆犹新。那样的创伤以及军人们——无论是步行的还是骑在马背上的——日常经历的各种痛苦，促使他想要找到一些能够有效缓解疼痛的方法。他用于手术的麻醉剂含有曼陀罗和埃及鸦片成分，一旦找到这种麻醉剂，他就将其混入猪油中，然后将猪油敷在病人的手掌、太阳穴、胸部、腋窝和脚底上。由于这种膏药以及休克或术后感染的问题，约翰治疗的大半病人都在手术过程中或手术后死掉了，但是一旦某位病人被成功治愈，他就大获成功了，在病人中间炙手可热。他的手术费用是浮动的：面对富人，他收取40英镑，几乎相当于2017年的3万英镑；面对普通人，他只收取100先令，相当于2017年的3500英镑。76约翰尤以麻醉术以及对直肠病的研究和治疗而出名，他用曼陀罗和鸦片混合物治疗失眠的配方也很有名，尤其是用鸦片和玫瑰水调和而成的药丸，“他总是能用这种药物使人入睡”。77

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像阿德恩的约翰这样的人在医学界崭露了头角，一种新的、实用的医学和药理学，以及关于疼痛和外科手术的研究方法也应运而生。关于四种体液的古老迷信依然存在，但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找到造成疾病的根本原因，中世纪的外科医生也都知道想要在事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就需要学习解剖。盖伦的猴子不再参与这项工作了。世俗医生开展的解剖工作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可以追溯到1286年，当时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帕尔马和雷吉奥爆发了禽流感，导致大量母鸡和人口死亡，政府想知道造成这一惨剧的原因。1300年，博洛尼亚的大学已经在课程中增加了解剖课，不过进行尸体解剖的场所更多的还是在解剖对象的家中。根据长期以来流行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之前，人们对尸检工作一直怀有无法抗拒的厌恶和恐惧情绪，但是意大利的文献记录表明，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中世纪的佛罗伦萨，贵族巴托洛米亚·里涅里的丈夫在记录中写道，妻子于早晨过世，享年“大约42岁”，死于某种子宫病变，妻子在生前要求丈夫“为她进行尸检，这样他们的女儿或其他人就有办法得到医治了”。78巴托洛米亚的请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寻常，只要遵照习俗为其举办葬礼，她的遗体就会被安葬在教堂里。渐渐地，教会不得不放弃对医疗工作的控制权了。

马可·波罗在1324年去世前，在遗嘱中写道：“给里亚托的每个教会5里拉，给我所在的每个行会和兄弟会4里拉。”最终他还是将上帝置于自己的职业之上。79这充分说明行会制度对威尼斯的商人多么重要。事实上，不仅威尼斯如此，在整个欧洲，从12世纪开始，在各个港口和城市中联合起来的商业行会已经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13世纪的佛罗伦萨，修女和修道士把持着医药行业，例如跟新圣母玛利亚教堂药店（开设于1221年）有所联系的那些神职人员，研制并销售着各种草药和医药机密，但是到了1313年，医师和药剂师行会成立了，行会的目的只在于管理行会成员，提高成员的利益，将宗教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边缘化。行会成员很快就掌握了对市镇议会和教堂会众的控制权，他们致力于改善自身状况以及贸易活动、各自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状况，他们正是城市中产阶级出现的开端。对于医生和药剂师们而言，行会尤其重要，它们不仅能管理医药领域的业务活动，提高业务发展水平，而且还能传播知识，提高全行业的水准。当时，质量抽查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例如检验货物、校准药剂师们的天平。就鸦片而言，通过这些行会，来自东方的优质鸦片胶乳源源不断地流入意大利，从而保证了供应。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美第奇家族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零售药店“美第奇”[24]，这个名称再合适不过了。这家药店由皮耶罗·德罗西公司经营，专门销售鸦片和其他一些享有盛誉的制剂。

医生和药剂师这两种职业的界定变得越来越清晰，行业也越来越规范，并且受到高度的尊重。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机于1440—1455年在斯特拉斯堡问世了，它的发明者是约翰·古腾堡。由于活字印刷机的出现，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医药学方面的手册、辞典和专著，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关注的各个领域也是如此。《药方》（1499）一书就是佛罗伦萨为药物配方类书籍做出的著名贡献，这部专著被誉为“家家户户都应该拥有”的一本书。这些出版物反过来又促使专业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从事医疗事业的学生更多了，这就导致可供研究的尸体供应不足。为了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医疗机构和医生们都希望获得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

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1523—1562），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解剖学家之一，为了解剖尸体，曾经至少对一名罪犯实施过安乐死，这种手术的细节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对研究鸦片的作用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托斯卡纳大公下令把一个人交给我们，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将其处死并解剖。我让他服下了2打兰鸦片，可是他患有三日疟，在发病高峰时鸦片失效了。此人欣喜若狂地请求我们再给他一剂鸦片，如此一来，如果他没有死掉，我们就可以请求公爵赦免他。我又给了他两打兰鸦片，结果他死掉了。”80这名实验对象发作的疟疾造成药物失效，这表明他的身体代谢了鸦片，因此防止了服药过量的问题，但是2打兰（1/4盎司）一剂的鸦片剂量非常大，4打兰鸦片足以产生致命的效果。

瑞士和德国哲学家及化学家菲利普斯·奥里欧勒斯·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1493—1541）——又被称为“巴拉塞尔苏”——几乎和法洛皮奥活跃在同一时期。在青年时期，巴拉塞尔苏师从身为医生的父亲学习医学、植物学和自然哲学，经过了非凡的青年时期，他成了一名军医，游历了德国、法国、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俄国，他的足迹可能远至君士坦丁堡。

在这个涌现出安德烈·维萨里[25]和莱昂纳多·达·芬奇这样的博学家的时代，巴拉塞尔苏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留给后人的永恒财富是其在矿物学和化学领域的成就，而不是他一生所从事的医学。他曾经被冠以“江湖郎中”“同魔鬼沆瀣一气的巫师”的骂名，人们将他比作浮士德。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医学方面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彻底改变了鸦片在西欧社会的用途。他为西方社会带来了一种被称为鸦片酊的制剂，这种酊剂需要用酒精加热。鸦片酊的英文单词“laudanum”来源于拉丁文“laudabilis”，意为“值得称赞”。巴拉塞尔苏用蒸发的方法对鸦片酊进行处理，然后将其制成药丸，他将这种药丸称为“长生不老石”。81在他的口中，鸦片酊就是其他一切愚弄死亡的药物所依赖的奥秘，也可以说是秘密，这些药物都需要借助鸦片缓解疼痛、减轻恐惧的能力。

鸦片和酒精的结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古代到得卫尔药方，这两种成分通常被一起使用。但是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巴拉塞尔苏通过在酒精中略微加热鸦片的方法增强了鸦片的效力。他发明的药丸很快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并且在16世纪神秘的炼金术开始复兴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巴拉塞尔苏将复杂的化学过程和当时流行的迷信观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最终成为传奇的药物。鸦片酊的出现标志着鸦片使用方式的巨大变化，它让鸦片药剂变得更加可靠，也更加有效了，鸦片的剂量终于朝着药剂师可以掌握的标准剂量的方向发展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随着印刷文化的繁荣发展，鸦片酊很快就出现在了商品目录、医学论著和医药手册中。

在16世纪中叶，欧洲对鸦片的需求已经很稳定了，而且不仅局限于原先从医生那里开处方的精英阶层。但是，奥斯曼帝国崛起后，控制并且阻断了通往欧洲的陆路运输线，东方的补给线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再往东，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也开始了扩张，这给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为了满足欧洲对异国物资的需求，商人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同东方进行贸易的新道路——他们选择了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