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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故事》内容介绍:

“我想,‘地狱是什么?’我觉得地狱就是失去爱的能力的煎熬。"

虽然战场很远,但敏感的人总能闻到硝烟。塞林格用凝练而富于隐喻的文字描绘了被困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出不来的受伤灵魂,透视了当代人看不见的困境。在静静的叙述中,总有一些句子像子弹一样从纸面上走出来,直击灵魂。

《九故事》作者介绍:

J. D. 塞林格(1919—2010)

年轻人的精神守望者,传奇的文学隐士。

20岁之前热衷于写作和表演,编辑校报,在学校剧团里演主角。大学三次,校外三次。

20岁后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赫根森林血战、反情报、审讯纳粹、解放集中营,获得过总统嘉奖令和五颗战争星。

30岁左右,退伍后,战后创伤性应激障碍严重,靠写作和练禅治愈。陆续在《九故事》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部改编自好莱坞,入围奥斯卡,但塞林格看完电影后怒不可遏,随后拒绝任何电影改编。

32岁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用第一笔印刷费在偏远农村买了一套没有水电的老房子。

33岁时,他搬出了纽约公园大道的公寓,隐居乡间,耕种土地,结婚生子。

在5到40岁之间创建《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之后,他并没有正式向公众发布自己的作品,声称自己只是为自己而写。

享年91岁。世界各地的读者自发地在网上纪念和阅读塞林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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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笑面人

一九二八年,我九岁,是一个名为“科曼切人”的团队的成员,满腔集体主义精神。除了周末,每天下午三点,我们的头领会在一六五公立学校的男生出口处接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学校位于一〇九大街,靠近阿姆斯特丹大道。我们推推搡搡地挤进头领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客车,然后他开车把我们带到中央公园(按照他和我们父母达成的费用安排)。天气好的话,我们就玩橄榄球,或者足球,或者棒球,看季节决定(也很随便)。如果下雨,头领就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每个星期六以及大多数法定节假日,头领会一大早开着他那辆看起来特寒碜的破客车到各家门口来接我们,然后一路驶出曼哈顿,到比较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者帕利塞兹丘陵。如果我们一门心思只想运动,就会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都是标准尺寸,对手的队伍里也不会出现婴儿车或者拄着拐杖的气呼呼的老太太。如果我们科曼切人一心向往露营,就去帕利塞兹风餐露宿一番。(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我走失了,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之间,那个路段比较复杂。不过我挺镇定。我挨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坐下,尽管眼泪汪汪,可还是打开午餐盒,照吃不误,我心里多少有个信念,我觉得头领一定能找到我。头领总能找到我们。)

头领不和科曼切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名字叫约翰·盖苏德斯基,家住斯塔滕岛。他是一个极其害羞、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法律系读书,总之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我不想在这里汇总他的诸多成就和美德。顺便说一句,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就成了一九二六年全美橄榄球职业联盟赛的阻截手,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曾被纽约巨人棒球队力邀参加试打。我们每一场乱哄哄的比赛都由他做裁判,他是个公正、冷静的裁判员,既擅长鼓动士气,又懂得如何平息战火。我们这群顽童,无论最小的还是最大的,全都衷心地爱戴、敬重他。

头领一九二八年时的相貌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如果愿望能换算成英寸,我们全体科曼切人都会迫不及待地把他想象成一个巨人。不过现实是,他身高五点三四英尺,敦敦实实——肯定最多那么高。他的头发是蓝黑色的,发际线特别低,一个肉鼓鼓的大鼻子,上身几乎跟腿一样长。他穿一件防风夹克衫,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又窄又斜溜。不过,那个时候,头领在我眼里简直是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所有最出众的五官特点融洽地集于一身。

每个下午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眼看要输的那一方便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的小腾空球或者球门区传球,这时我们这些自私的科曼切人就会迫切地想起头领说故事的天才。在那个点儿,我们通常已经满头大汗,非常烦躁,会为了坐到离头领最近的位子而打起来——不是用拳头就是用尖叫。(车厢一左一右各一排藤椅,左边那排多出三个位子——是整辆车上最好的位子——一直延伸到驾驶座边上。)头领总是等我们全都坐定了以后才爬进车头。然后他跨坐在司机座上,面朝我们,开始讲“笑面人”的连载故事。头领的声音很尖,但是抑扬顿挫,仿佛男高音。他的故事一旦开讲,我们就会从头至尾兴致盎然。“笑面人”恰恰是最对科曼切人胃口的故事。它甚至也许颇有经典作品的深度。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会弥漫延伸直至充满整个空间,但其精华部分始终可以打包带走。你可以把它带回家,也许一面坐在浴缸里等着水流尽,一面还琢磨着“笑面人”的故事。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的传教士的独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一群中国土匪劫走了。这对富有的传教士拒绝支付赎金(出于某个宗教信条),土匪们一怒之下把小家伙的头放进一个木匠的虎钳里,然后把手柄向右拧了好几圈。有了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没有头发,脑袋的形状像只山核桃,脸上鼻子底下本来该长嘴的地方却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洞;所谓鼻子也就是两个塞满肉的鼻孔。于是笑面人呼吸的时候,他鼻子底下那个丑陋、悲哀的裂口便会一张一缩,就像一个怪异的液泡(我自己这样觉得)。(对于笑面人呼吸的样子,头领不是描述,而是学给我们看的。)陌生人看到笑面人这张可怕的脸都会顿时昏死过去;知道他的人会躲得远远的。说来也奇怪,那些土匪倒不忌讳他,任凭他随意进出他们的匪巢——只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淡红色纱罩蒙住自己的脸。这块面纱不仅让土匪们不用看见他们这个养子的脸,而且也能随时知道他人在哪里;戴着面纱,他总会散发出鸦片味儿。

笑面人非常非常孤单,每天早上,他一个人偷偷溜进(他身轻如燕)土匪藏身处附近一个茂密的森林里。在那里他和数也数不清的动物成了朋友:狗、白鼠、老鹰、狮子、蟒蛇、狼。而且,他还会摘下面纱,用温柔悦耳的声音和动物们用它们的语言说话。动物们可没觉得他丑。

(头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故事讲到这里。从那以后,他的评书连载越来越离奇,让科曼切人一个个听得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笑面人是会把耳朵贴到地上的那种人,没过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们最宝贵的黑道机密。不过他没觉得这些土匪的路子有多了不起,于是迅即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个更有效的体系。一开始规模很小,只是在中国的田野乡间做个独行侠,或偷或劫,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轻易出手杀人。很快,高超的犯罪手法,加上绝对奉行公平法则,笑面人竟然博得了不错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奇怪的是,最后听说他业绩的倒是那帮收养他的土匪们(正是他们最初把他的脑袋强拧上了这条不归路)。得知笑面人声名远播后,他们嫉妒得简直要发疯。一天晚上,土匪们自以为已经成功地诱他熟睡,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他的床边,用他们的大砍刀一人给了他一刀,结果发现被杀死的是土匪头子的老娘——一个唠里唠叨招人厌的老太婆。这下土匪们更是要找笑面人报仇雪恨,最后他不得不把这些土匪都锁在一个地下陵墓里,深是深了一点儿,但装修很考究。他们好几次逃了出来,给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烦,但他始终不愿意要他们的命。(笑面人身上那点儿侠骨柔肠的劲儿真能把我急死。)

很快,笑面人开始定期穿越中国边境,到法国巴黎去,他热衷于跟马塞尔·杜法吉周旋斗智,在这个以机智闻名世界的肺结核侦探面前炫耀他自己高超而有节制的天才。杜法吉和他的女儿(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不过多少有点儿异装癖)成了笑面人的死对头。他们给笑面人布下一个又一个圈套。笑面人则多半出于陪他们玩玩的心思,故意一只脚踏进他们的圈套,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他是怎么逃脱的,则半点儿蛛丝马迹都不会留下。他会时不时在巴黎的城市下水道里留一张冷嘲热讽的字条作为告别,字条总能及时被送到杜法吉的脚边。杜法吉父女俩没少在巴黎下水道里稀里哗啦蹚着水瞎忙活。

很快,笑面人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把大部分财产匿名捐给了一座当地隐修院的修士——一群谦卑的遁世修道者,主要的精力用在喂养德国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财产换成钻石,放进镶满祖母绿的藏宝箱,然后若无其事地沉入黑海海底。他个人的日常所需极少。他只吃米饭和鹰血,住在位于西藏边远地区的一间小茅屋里,那地方常年下着暴风雪,屋子底下有一个健身房和打靶场。他和四个誓死效忠于他的盟友住在一起:一头名叫“黑翼”的油嘴滑舌的狼,可爱的侏儒欧木巴,蒙古巨人洪——他的舌头被白人烧掉了,还有一个迷人的欧亚混血女孩,这个女孩苦苦单恋着笑面人,又因为非常担心笑面人的安危,有时候她为非作歹起来还真有股子黏糊劲儿。笑面人总是在一面黑色的丝屏风后面向他的队友们发号施令。就连欧木巴,那个可爱的侏儒,都见不到他的脸。

我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护送我的读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强制护送——往返于巴黎和中国的边境,但我没说我真要那么干。这个笑面人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某个超级杰出的祖先——某个像李将军那样的人物,其卓越的品质深藏不露。这个幻想跟我一九二八年时的信念比起来算是很有节制的,当时我不仅认为自己是笑面人的直系后裔,而且还是他唯一一个幸存的合法子嗣。一九二八年的我甚至都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子,而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冒牌货,就等着他们几时一个疏忽,我好趁机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好是不用武力,但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了防止我的假母伤心欲绝,我已经计划在凭借自己某种尚无法定义的,然而又是庄严恰当的能力闯荡黑社会的时候也把她一起带上。不过一九二八年的我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处处留神提防。这场戏还得接着演。该刷牙刷牙,该梳头梳头,无论如何都得压抑住我那发自肺腑的狞笑。

事实上,我并不是笑面人唯一的合法后裔。我们的团队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或者说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后裔。我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荡,一个个满腹心事、隐姓埋名,我们仔细打量电梯工,把他们当作潜在的最大敌人,我们撇着嘴熟练地朝哈巴狗的耳朵里悄悄传递命令,我们用食指瞄准数学老师的额头。我们总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近在咫尺的任何一颗平庸的心在瞬间因我们而充满恐惧和崇拜。

二月的一个下午,科曼切人的棒球季刚开始不久,我注意到头领的车子里多了一个新装置。在后视镜上方的挡风玻璃上挂了一张镶框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个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袍的姑娘。我觉得一张姑娘的照片跟这辆车子里一贯的纯爷们氛围很不协调,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头领这个人是谁。他先是支支吾吾,然后承认这是个姑娘。我问他她叫什么名字。他直截了当地说“玛丽·哈德逊”。我问他这个姑娘是不是个演电影的之类的。他说不是,她以前在卫斯理学院念书。半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补充说卫斯理学院是所一流的大学。我问他,那么把她的照片挂在车里算什么名堂。他略微耸了耸肩,我觉得那意思是说,这张照片多少有点儿像是被硬栽到他身上来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不管这张照片是如何被强制或意外地栽到头领身上的——它反正就在车上待着了。并没有跟露丝宝宝糖的包装纸和掉在地上的甘草棒棒糖一起被清理出去。不过我们科曼切人对这照片也就习以为常了,它逐渐和车上的里程表一样不再引人注目。

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去公园的路上,头领把车停在第五大道的人行道边,在六十几街口,离我们的棒球场足有半英里远。大约二十几个后座副驾驶员齐声要求头领做出解释,但他毫不理睬。他只是换了个讲故事的坐姿,面朝我们,然后急匆匆地开讲一段新的“笑面人”。然而,他故事的头还没怎么开呢,就有人敲起了车门。那一天头领身体的反射机能格外灵活。他几乎在椅子上呼啦转了一百八十度,使劲一把扭开车门把手,一个穿着海狸皮大衣的姑娘钻进了车里。

我这辈子一共只见过三个第一眼就让人感到奇美无比的姑娘,那种美是无法归类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记起来。第一位是个瘦瘦的穿黑色泳衣的姑娘,在琼斯海滩上很费劲地要撑开一把橘黄色的伞,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前后。第二位是一九三九年在一艘加勒比海的游艇上看到的,她把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过去。而第三位就是头领的姑娘,玛丽·哈德逊。

“我是不是迟到很久了?”她笑吟吟地问头领。

她还不如干脆问一句她是不是长得很丑。

“没有!”头领说。他有点儿神情激动地看看坐在他边上的几个科曼切人,示意他们让个位子出来。玛丽·哈德逊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中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有个铁哥们是贩卖私酒的。我们把能让给她的地方全让给她了。然后车子发动起来,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车身竟然很业余地往前猛冲了一下。我们全体科曼切人鸦雀无声。

在开往平日停车点的路上,玛丽·哈德逊身子往前倾,兴致勃勃地向头领细数她错过了哪班哪班火车,又赶上了这班那班火车。她住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头领非常紧张。他不仅压根儿没说上一句话,而且几乎听不进她说的话。换挡杆的圆把手竟然掉了下来,这我还记得。

我们下了车,玛丽·哈德逊还照样跟着我们。我敢肯定等我们走到棒球场的时候,每个科曼切人的脸上都会挂着“有些姑娘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家”的表情。而事态真正变得不可收拾,是在我和另一个科曼切人丢硬币看哪个队先攻球时,玛丽·哈德逊竟然表示她也想参加比赛,一副满心渴慕的样子。此种要求招来的反应再鲜明不过。之前对于身为异性的她,我们科曼切人还不过是瞪眼瞧瞧,这会儿我们可就怒目而视了。她冲着我们微笑,这倒有点儿让人不知所措了。这时头领接手了,结果却是暴露出他天生的不称职,之前还隐藏得挺好的。他把玛丽·哈德逊拽到一边,好让我们科曼切人听不到他说什么,看起来像是很严肃、很一本正经地在跟她讲道理。最后,玛丽·哈德逊打断了他,她的声音我们科曼切人听得一清二楚。“但我确实想,”她说,“我也想,玩球!”头领点点头,然后试图再跟她说理。他指指内场,湿漉漉,又坑坑洼洼的。他拿起一根标准球棒,让她看看有多重。“我不在乎,”玛丽·哈德逊一字一句地说,“我大老远地跑来纽约——看牙医,又这又那的——我要玩!”头领点点头,但这次他让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回到本垒板,“勇士队”和“武士队”这两个科曼切球队正等在那里,他看着我。我是“武士队”的队长。他提起我们队中外场手的名字,那个男孩生病在家,他建议玛丽·哈德逊补中外场手的缺。我说我不需要一个中外场手。头领问我不需要中外场手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我呆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头领说脏话。更糟糕的是,我能感觉到玛丽·哈德逊正冲着我微笑。出于面子,我捡起一块石头,朝一棵大树扔了过去。

我们队先攻球。第一局中外场没什么事。我在第一垒的位置上,不时回过头去看一眼。每次我回头看,玛丽·哈德逊都会乐呵呵地朝我挥挥手。她非要戴一只接球手的手套,看着吓人。

玛丽·哈德逊在“武士队”里位列第九个击球手。我把这个安排告诉她,她做了个小小的鬼脸,说:“好吧,那就赶紧上吧。”事实上,我们看起来是在赶紧上了。她第一局就轮上击球。为此她脱掉海狸皮大衣——还有她的接球手手套——穿着深褐色的裙子走到本垒板。我把球棒给她,她问我怎么那么重。头领本来站在投球手后面裁判的位置上,这时他着急地跑了过来。他告诉玛丽·哈德逊要把球棒的末端搁在她的右肩膀上。“我搁着呢。”她说。他告诉她握棒的手别太紧了。“我没有啊。”她说。他告诉她眼睛要盯着球。“我会的呀。”她说。“别挡道了。”她重重地一挥球棒,正中第一个投向她的球,一直打得飞过左外场手的脑袋。一般的二垒打就挺好了,玛丽·哈德逊打到三垒——叫人肃然起敬。

我先是从震惊到佩服,又从佩服到高兴,最后我回头去看头领。他看上去更像是在投球手头上飘着,而不是在他身后站着。头领成了一个彻底幸福的人。玛丽·哈德逊在第三垒上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挥手。即便我不想挥,也很难让自己停下手。先不说她的击球功夫,她碰巧是个知道应该怎么在第三垒上向别人挥手的姑娘。

后来的比赛中,她每次击球都能跑到垒。不知怎么回事,她好像讨厌第一垒,不可能把她留在那里。至少有三次她都偷跑到了第二垒。

她的防守糟糕透顶,但我们跑垒赢了那么多分,也就不在乎了。我觉得她在追高飞球的时候,如果不戴那个接球手手套,随便戴点别的什么东西,都可能好得多。可是,她就是不肯脱下来。她说那个手套很可爱。

之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她每周都会和科曼切人打几次棒球(显然是在她要看牙医的时候)。有几个下午她准时搭我们的车,也有几次她会迟到。有时候她在车上会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有时候她就是坐着抽她的赫伯特·塔雷顿牌香烟(带过滤嘴的)。坐在她身边,你会闻到一股很棒的香水味儿。

四月里寒冷的一天,头领像往常一样下午三点在一〇九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交接处接了我们,然后开着装满人的车子在一一〇大街上向东一拐,照例沿着第五大道慢慢向前。但是他的头发梳得油亮亮的,穿着件大衣,而不是那件挡风夹克,我便自然地推测玛丽·哈德逊今天会加入我们。经过我们常走的那个公园入口时车子没有停,嗖地过去了,我就更肯定了。头领没把车停在别处,就是在六十几街的拐角。然后为了让科曼切人不至于等得心焦,他转身跨坐在椅子上,给我们讲了一段新的“笑面人”。那个段子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得,而且我非得把它大致地讲一遍不可。

接二连三的变故使得笑面人最好的朋友,野狼“黑翼”,落入了杜法吉父女武力、脑力双管齐下的圈套。杜法吉父女深知笑面人重情重义,便提出让他用自己的自由来换“黑翼”的自由。笑面人同意了这笔交易,丝毫没有起疑。(以笑面人的旷世奇才,他身上却总有些小零小件会莫名其妙地暂时失灵。)商定的安排是笑面人于半夜时分到巴黎城外密林深处的某个地点与杜法吉父女会面,“黑翼”将在朗朗月色之下重获自由。然而,杜法吉父女根本无意释放令他们又怕又恨的“黑翼”。在交易当晚,他们牵了一头替身狼假冒“黑翼”,事先把它的左后蹄染成雪白,跟“黑翼”的一样。

但是杜法吉父女有两处失算:一是笑面人素来多愁善感,二是他会讲狼语。笑面人听凭杜法吉的女儿用带刺的铁丝把他绑到树上,刚刚绑好,他便感觉到一股冲动,要用他那美妙动人的嗓音对他心里以为的老友说几句告别的话。月光下几尺地之外的替身狼没想到这个陌生人竟然会说狼语,便很礼貌地听了一阵子笑面人有关他生活和事业的最后忠告。不过,这替身狼终于不耐烦起来,身子重心从这个爪子挪到那个爪子,然后他突然很不客气地打断了笑面人,告诉他说,首先,他的名字不是什么黑翼、白翼、灰毛腿之类的,他大名阿曼德;其次,他这辈子从来没去过中国,也压根儿没有去那里的打算。

笑面人这下自然是怒从心头起,用舌头扯掉自己的面纱,在月光下以真面目与杜法吉父女针锋相对。杜法吉小姐当场昏了过去。她父亲运气好一点儿。那一刻他刚巧一阵咳嗽上来,错过了致命的真相大白。等杜法吉的咳嗽劲儿过了,发现自己的女儿四仰八叉躺在月光底下,他立马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于是他一只手遮着自己的眼睛,另一只手握住自动手枪,朝着笑面人发出咝咝粗气声的地方把满膛子弹射了个精光。

这一段故事就在这里停下了。

头领从上衣表袋里掏出他的英格索尔牌一元怀表,看了一眼,然后猛地转过身,发动汽车。我看了看我自己的表。四点三十分。车子往前走的时候,我问头领难道不等玛丽·哈德逊了吗?他没有回答,我还没来得及再问一遍,他侧过头对大家说:“这车里该他妈安静点儿了行不行。”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它基本上是没道理的——车里一直都安静得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惦记着“笑面人”被撂下的那个地方。我们早就不会替笑面人担心了——我们太相信他的本事了——但只要遇到他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

我们那天下午的棒球赛打到第三还是第四场的时候,我站在第一垒上瞥见了玛丽·哈德逊。她正坐在一张长凳上,在我左面大约一百码的地方,夹在两个保姆和她们的婴儿车之间。她穿着那件海狸皮大衣,正抽着烟,看上去她像是面朝着我们比赛的方向。我因为自己的这个发现兴奋不已,朝着站在投手身后的头领大喊着通报了这一讯息。头领急匆匆地赶到我身旁,但没有跑。“在哪里?”他问我。我又指了指。他朝着那个方向瞪了一会儿,然后说他马上回来,便离开了球场。他走得很慢,解开外衣的扣子,两只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我在一垒上坐下,看着。等到头领走到玛丽·哈德逊身边的时候,他外衣的扣子又全部扣上了,两只手则耷拉在身子的两侧。

他在她旁边俯身站了几分钟,显然是在跟她说话。然后玛丽·哈德逊站了起来,他们俩朝棒球场走过来。一路上没有说话,也没有互相看一眼。等他们走到球场,头领又站到了投手身后。我朝他喊:“她难道不玩吗?”头领让我守好自己的垒。我守好自己的垒,一面看着玛丽·哈德逊。她在本垒后面慢慢地踱步,手插在海狸皮大衣的口袋里,最后她在一张错放在第三垒后面的球员长凳上坐了下来。她又点了根烟,跷起二郎腿。

轮到“武士队”击球的时候,我走到她坐的长凳边上,问她想不想打左外野,她摇摇头。我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又摇摇头。我告诉她我这边没有人打左外野。我说我这边一个家伙打了中外野还得打左外野。对于这一消息她毫无反应。我把我那副一垒手用的手套往上一扔,想让手套落到我头上,但是却落在了一个小泥滩里。我在裤子上擦掉手套上的泥,问玛丽·哈德逊想不想哪天上我家去吃顿饭。我告诉她头领经常来我家吃饭。“别烦我了,”她说,“求求你别烦我了。”我瞪眼看着她,然后朝“武士队”的长凳走去,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橘子,抛向空中。我沿着第三垒的边线往前走,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转过身开始倒着走,一面看着玛丽·哈德逊,一面握着我的橘子。我完全不知道头领和玛丽·哈德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即便是现在也不知道,除了隐隐能凭直觉猜到一些),但不管怎样,玛丽·哈德逊已经永远退出科曼切人的行列了,对此我再肯定不过了。尽管毫无事实根据,我的这一肯定如此彻底,以至于倒着走变得格外危险,我啪唧撞在了一辆童车上。

又打了一局之后,光线太暗,没法防守了。比赛结束,我们开始收拾装备。我看到玛丽·哈德逊的最后一眼是她在第三垒附近抽泣。头领抓着她海狸皮大衣的袖子,但是她挣脱了。她跑着离开了球场,跑到水泥地上,继续往前奔,直到我再也看不见她。头领没有追她,他只是站着目送她消失。然后他转过身,走到本垒,捡起我们的两根球棒——我们总是让他拿球棒。我走过去问他,是不是他和玛丽·哈德逊吵架了。他让我把衬衫掖进裤子里。

和往常一样,我们这些科曼切人争先恐后地奔向几百英尺之外的停车处,一路大呼小叫,你推我搡,互相卡脖子掐喉咙,但我们每个人最关注的无非是又到了听“笑面人”故事的时候了。奔过第五大道的时候,有人把他多余的也可能是不要了的汗衫掉在地上,我被汗衫绊到脚,摔了个四脚朝天。我总算冲到车边上,但那时最好的位子都已经被占了,我只能坐在车子中间。这一结果让我气恼得很,于是就用胳膊肘往我右边男孩的肋骨上捅了一把,然后转过脸,看着头领穿过第五大道。天还没有全黑,但已经有了五点十五分的那种昏暗。头领穿过街道,大衣领竖着,左胳膊下夹着球棒,全心关注的只是眼前的街道。他黑色的头发曾在那天早晨梳得油亮,此刻已经干了,被风吹着。我记得自己心想,头领要是有手套就好了。

当他爬上车的时候,车里一如往常的安静——至少跟剧院里灯光渐暗时的情形相称。相互的交谈都以一句匆匆忙忙的耳语结束,或者干脆一把刹住。不过头领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还是“行了,别出声,要么就没故事听”。刹那间,车子里一片无条件的寂静,头领当即别无选择,只能以讲故事的姿态坐下。他坐下后,拿出一块手帕,开始有条不紊地擤鼻涕,擤完一个鼻孔,再擤另一个。我们耐心地看着他,甚至带着观看者的兴趣。他用完手帕后又仔细地叠了四折,再放回到口袋里。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段新的“笑面人”。从开始到结尾,一共没用五分钟。

杜法吉发出的子弹共有四颗击中笑面人,其中两颗穿透心脏。杜法吉当时仍然遮着眼睛以免看见笑面人的脸,当他听到自己射击的对象发出古怪而充满痛苦的呼声,他顿时欣喜若狂。他那颗邪恶的心怦怦直跳,冲到昏迷的女儿身边,把她弄醒。这两人一时喜不自禁,带着属于懦夫的勇气,此刻竟也敢直接去看笑面人了。只见他低垂着头,仿佛死了一般,下巴耷拉在鲜血淋漓的胸口。父女俩一步一步地贪婪地向前挨近,想去细细察看他们的猎物。一个巨大的意外正等着他们。笑面人才没那么容易死呢,他正偷偷地用力收缩腹肌。一等杜法吉父女靠近,他便突然抬起头,发出一声可怕的大笑,接着干净利落地、几乎是一丝不苟地把四颗子弹一股脑儿地反喷了出来。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把杜法吉父女俩震了个肝胆俱裂,当场倒地,死在笑面人脚下。(既然最后那个版本一样也是那么短,满可以讲到这里就结束的;对科曼切人来说,杜法吉父女的猝死还是能琢磨过来的。但是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日复一日,笑面人就这样被带刺的铁丝捆在树上站在那里,杜法吉父女的尸体在他脚下慢慢腐烂。笑面人流了那么多血,又得不到鹰血补给,死亡对他来说从未如此近在咫尺。然而,有一天,他用他那嘶哑却依然雄浑的声音恳请森林里的动物们帮他一个忙。他让它们去把可爱的侏儒欧木巴找来。动物们把欧木巴带来了。但是往返穿越巴黎——中国的边界毕竟路途遥远,等到欧木巴带着药箱和新鲜的鹰血赶到笑面人身边时,他已经陷入了昏迷。欧木巴做的第一件仁慈的事就是为他的主人找回面纱,这面纱已经给风刮到杜法吉小姐长满蛆的尸体上。欧木巴恭恭敬敬地用面纱遮住那狰狞的五官,然后开始处理伤口。

笑面人的那双小眼睛终于睁开了,欧木巴迫不及待地把鹰血凑到面纱边,但是笑面人没有喝。他用微弱的声音念着心爱的“黑翼”的名字。欧木巴低下他自己那个也多少有些走形的脑袋,告诉他的主人“黑翼”已经被杜法吉父女杀害了。笑面人发出最后一声古怪的、撕心裂肺的悲鸣。他虚弱地伸出手握住鹰血瓶,捏得粉碎。他体内所剩无几的血沿着手腕滴滴答答地流下。他命令欧木巴转过脸去,欧木巴抽泣着服从了。笑面人最后的一个动作是扯下自己的面纱,随后他的脸便朝着沾满鲜血的地面倒去。

故事当然就这样结束了。(再也没有重新提起。)头领发动汽车。坐在过道我对面的比利·沃什是所有科曼切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谁也没有叫他闭上嘴。至于我自己,我记得我的膝盖一直在发抖。

几分钟后,我从头领的车里下来,刚巧一眼看见一张红色的纸巾,正贴着路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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