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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转折》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奈保尔深入美国南方的旧奴隶州，与政府官员、庄园主后代、底层白人、法官、牧师、音乐人、诗人和农民广泛交谈，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保守派和黑人固守于自身困境的深层文化心理。

在美国历史最复杂的区域，种族问题已经演化出新的内涵，农田逐渐变成工业园区，历史则成为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种族之间的争吵并没有变成马丁·路德·金期待的优美交响曲，而是以沉默的敌意进行对峙。这里的人们承受着失败的桎梏，将根更深地扎进代代相传的土地和关系里，试图在宗教、历史和音乐中寻找值得依靠的秩序。

《南方的转折》作者简介

V.S. 奈保尔(V. S. Naipaul)

英国作家。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

5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小说《米格尔街》《斯通与骑士伙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自由国度》《大河湾》，非虚构“印度三部曲”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8年8月11日，于伦敦家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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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塔拉哈西：与非理性停战Ⅰ

查尔斯顿人曾抱怨午后少雨。似乎为了有所补偿，我离开那天，几乎就在刚刚出城向西的时候，暴雨大作。大树来回摇晃着，叶子都翻卷过来了，大的枝条也都分别猛烈地抽来抽去。雨水拍打着挡风玻璃，汽车亮着车灯紧张兮兮地停在行车道外面。到几英里外，又变成了晴朗的下午三点，尽管仍不时有车辆迫近，开着车头灯，警告人们暴雨将至。

热带的气候，大陆的强度，与景色相称：南卡罗来纳的湿地汇入佛罗里达北部的沼泽，芦苇绿色和褐色相间，斑驳的水面或银或黑，景色因广阔而令人印象深刻。很快，这片热带湿地，查尔斯顿——人们开始觉得这么完美的造物是理所当然的——慢慢远去。很难想到那座城在这里，正如很难把整片滨海土地跟非洲奴隶制联系起来，这是代表新大陆、如此与众不同的土地，是人们想要关注、想要踏入的神奇土地。

英属加勒比群岛的奴隶制开始显得规模很小，甚至是家庭式的。英属加勒比群岛的奴隶制确实是一种十八世纪的制度，奴隶制1834年在大英帝国被废止时，英国已经是一个制造国和贸易国，有条件将这些种植园和群岛报废。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奴隶制开始变得落伍这个节点，是指在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里这件事很荒谬。但做生意的人只关心此时此地的事（获悉奴隶主有意愿将种植园奴隶制扩张到西部疆域，让人害怕），还因为废除南方奴隶制发动了一场战争。自由奴隶以不可避免的人数留了下来，不再只是劳力和财富的单元，一种通货；而且，正是他们——为了他们才打起仗来——承受着南方之剧痛的正面冲击。

奴隶就是奴隶，主人不用想是否在羞辱或折磨他。在奴隶制终结后的一百年里，黑人在南方备受折磨的诸多方式我无从得知，直到我开始在那个地区旅行。杰克·利兰说过，在汽车出现的早期，南卡罗来纳是不允许黑人开车的。我听说，在塔拉哈西，黑人不准在商店里试衣服，他们试了就必须买。在密西西比，黑人不可以接受超过某个程度的教育；南卡罗来纳人有段时间试着全部停掉黑人教育。

南方还有些事情是我们在殖民时期的加勒比地区从未了解的：暴力，法律的缺失。黑人家庭听到私刑作何反应？那些尸体怎么样了？他们怎么埋葬？我遇见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小时候父亲不让他去当送报员。这位父亲怕有白人妇女指控这个男孩是偷窥狂或者企图强奸。

在加勒比地区，黑人在殖民地被忽视了一百年，与殖民地分离一百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在自己的岛上成了大多数，拥有选举领袖和政府的权力。大约同一时期，美国黑人发现自己刚刚解放，但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里仍是少数，而且是那个国家权益被剥夺得最厉害的人。作为美国人，他的发展潜力远比西印度群岛那些人要大，不过对于大众来说向前的趋势可没那么容易，他们已经经历太多，奴隶制和奴隶制以后的非理性已经导致很多人的非理性和自我毁灭。

每天出现在新闻里的就是：毒品、犯罪、街头生活、学校里“同龄人的负面压力”（黑人殴打在学校表现出色的那些黑人）。在亚特兰大，安妮·西顿曾谈到她长到一定年龄就要隐藏感情，为自己保留一部分自我。所有年龄的黑人——在生活中活出了他们的理由——似乎都觉得有类似的需要。不过在更令人绝望的条件下，这种内省会将他们与事业分开，并且经常背道而驰。

“最后，我认定，我生命中最困难（也最有回报）的事情是这样的事实，我生来就是黑人，因此被迫与这一现实达成某种休战。”詹姆斯·鲍德温[1]（最优雅的语言操控者之一）这段话我大约三十年前读到的时候就一直伴随着我。“现实”——我记得的和我接受的；现在，在南方，在我自己旅程的中途，我很想知道每个黑人都在寻求的休战实际上并未伴随在他周围世界的非理性之中。某些人的成就开始显得更宏大。

柏妮丝·克劳赛尔牧师住在塔拉哈西的乔·路易斯大街。“没在国民住宅，”她在电话里说，“跟司机说不在国民住宅。”而白人司机不但径直开到房子前面，还在街上用车灯照亮了这位女士的领圈，她正跟一名会众交谈。

克劳赛尔是浸礼会牧师，佛罗里达这一带唯一的浸礼会女牧师，还从事一些社会工作，因此有点儿名气。她上过新闻，因为派一个救济团去密西西比，去图尼卡镇[2]，一个叫糖沟的贫困区。她送出的补给装了满满一卡车。卡车侧下方有一条横幅，上面用专业印刷体印着：塔拉哈西到图尼卡。我觉得，那时候为了效果有种写广告的感觉。不过在出租车司机指认时我在街上看到的女士毫不让人讨厌，毫不强势。

她身材娇小苗条，面容和善，戴着领圈看起来很有学院气，这个人适合住在安静的居民区街道，有小房子和整洁的院子；肯定不是“国民住宅”里的街道。

她跟一起的妇女说再见，并向我致意。她说那名妇女是她的会众，在她去教堂关灯的路上拦住了她。她叫我一起去。离这里只有几座房子的距离，在路的另一侧：各各他浸礼会教堂，一座白色建筑，有块木板上写着她已故丈夫的名字，詹姆斯·阿隆·克劳赛尔。他创建了这座教堂。

小教堂周围的草地跟宅院里的草地一样修剪整齐。门廊的白炽灯就这么亮着。

克劳赛尔——那是什么姓？她说是法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是早期一个重要定居者的姓。她丈夫是浅肤色，跟他家族的许多人一样。

那条街上教堂的创建还有一个故事。克劳赛尔一家在家里主持祈祷会，人们被救护和施洗。一天，克劳赛尔牧师问她：“我们打算为这些人做什么？”她说：“我们办一座教堂吧。”他说：“我不需要教堂。我在那么多教堂当过牧师了。”她说：“好吧，亲爱的，我想的不是你需要什么，我想的是人们需要什么。”这座教堂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克劳赛尔牧师去世后，妻子柏妮丝响应会众的请求当了牧师。

这座教堂外观非常洁白朴素，里面放满了东西。无疑在经常使用，看上去就像会客室或者会众的聚会地点。主厅大约五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满是鲜花，还有一架钢琴和管风琴。地毯是蓝绿色的，靠背长凳上有绿色织垫。主厅的尽头是一幅巨大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画像，至少十五英尺宽五英尺高。画像是二十三年前从波士顿附近的印刷行买来的。基督明显是白人，金色长发，稍有点儿——跟我在其他地方注意到的一样——像卡斯特将军的某些画像。

我问柏妮丝·克劳赛尔画像的情况。

她说：“那不会让会众困扰。我教育他们说肤色并不重要。白皮肤基督总比没有基督强，毕竟基督是没有肤色的。”

不过她也有个黑皮肤的基督给人看，黑皮肤的基督带着黑皮肤的门徒。这幅画像很小，她可以握在手里。

关于地毯和靠背长凳，她说：“都是捐赠的。给什么我们就用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它们都不配套。”

窗户上是纸绘的彩色玻璃式样，做成长条贴住。纸条上印的是花的图案。它们是从一家邮购企业斯宾塞礼品店订购的，是从一个目录里选出来的。

教堂的门开了，有个女人的声音向牧师问候。柏妮丝牧师认识这位访客。她表示抱歉并向女人走去。我没有转身去看，我在看波士顿壁画。进来的女人说话声音很低，柏妮丝牧师的声音跟她差不多。她们的话听不清楚。只有柏妮丝牧师的一句话，从乱嗡嗡的对话里跑出来进了我的耳朵。“你不需要跌到地板上再跳到天花板上。”咨询持续了一会儿：那天早上第二个找牧师来解答心灵问题的人。

在多声道别和感谢之后，访客离开了，柏妮丝牧师解释道：

“她女儿上周来皈依基督。她准备接受洗礼。她女儿十四岁。不过有些人告诉她女儿，她还没准备好——他们确实想阻止她进教堂。有些教派不会让你加入的，直到你做出某种情感上和身体上的反应。那就是我为什么跟那位母亲说，现在不需要跳到天花板上。”

我请她再多解释一点儿。

她说：“你生下来就是印度人。我们并非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我们生下来是黑人。”

最后一句话从牧师嘴里说出来好像有点儿奇怪。不过也许她的意思只是说人们必须选择基督。

“当基督徒不需要很多情感。在我们的礼拜里，只有非常受感动的时候才会情绪激动。”

她带着我进入主厅后面的屋子。那是主建筑的附属建筑，被称作克劳赛尔友谊礼堂，以纪念她故去的丈夫。看起来是居家的。有个用来烹饪的炉子，四周全是为教堂的施舍尤其是“济贫任务”收集的衣物。这位和善的女牧师一本正经地说起这项计划的口号：“那是我们的分享关爱计划。”是“塔拉哈西到图尼卡”救济团的一部分。架子上、盒子里、麻袋里和桌子上（盖着绿布）有衣物。她说她为大概六百英里之外的密西西比州图尼卡穷人的吁请已经触动了会众的神经。

这间侧厅四周的墙和木板上都是美国黑人的照片。“我们一直把美国黑人的历史摆在人们面前，这样他们就能了解自己的一些传统。”那里有马丁·路德·金、理查德·艾伦（宾夕法尼亚州非洲卫理公会教堂的创始人）、布克·T. 华盛顿、哈莉特·塔布曼[3]、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帮助别人的美国黑人英雄们，还有一张黑人开办的亚特兰大人寿保险公司的照片。

我们离开侧厅，往回穿过教堂主厅。紧靠前门的墙上有很多柏妮丝牧师1972年去欧洲旅行的彩色快照，和所有东西一起，让这面墙有一种虔诚信徒的剪贴簿的感觉。不过那里不光有这些。这位年长的黑人妇女作为黑人曾体验过更大的世界，广为人知的世界，并把这些经历的少许魔力带回给黑人会众。就像授予她的荣誉被看作授予黑人的荣誉，因此也就是授予所有黑人的荣誉。

教堂门廊有杂志上黑人和白人家庭小组的剪贴。柏妮丝牧师用这种方式提醒会众过母亲节，还用心展示了黑人和白人的家庭小组。她说：“我们是双种族国家。”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新的，不过她随即进行描述和阐释。“我们是黑人，但这个国家不全是黑人。我们有很多种族。所以在描绘家庭的时候，我们有不同肤色的家庭。”

空气中由于有花粉而让人感觉沉闷。在路的另一边，她房子所在的地方，地面下斜，于是房子处在一片小凹地里；空气更加沉闷。车库里有一辆车。她的小客厅远比人们从外面或许会认为的更小，里面有更多照片、纪念品之类的东西。一面墙被镶框的证书和饰板盖住了。客厅里很暖和，哪怕门是开着的。

她出生在佐治亚州，九个月的时候被父母带到了俄亥俄州哥伦布。“我不知道爸爸是做什么的。我爸爸是个工人。他是小个子。他干不了太多。”很可能是父亲遗传的，她自己也身材娇小。“我们在哥伦布待了一小段时间。然后我母亲去世，姨妈带我们去了纽约。我爱我的姨妈。我年纪太小无法了解我母亲。在纽约，周围什么都有——抽大麻、凶杀、吸毒——不过那影响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有教堂生活。”

她突然转而讲乡下黑人到大城市时必须做出的适应。“你失去跟家庭、社区、教会的所有联系，然而那里有机会让你获得新的联系，即使是在纽约那种大都市。你可以加入一个小一点儿的团体，还能在那个小团体里独立发展。比方说一个教会、社交俱乐部、政治团体或者就是一个街头团体。有些年轻人从南方搬到北方，还想依附于一个团体。于是很不幸，他们加入了街头团体。”

她怎么解释黑人强烈的宗教本能？

“我认为那源自奴役，甚至在奴役之前，源自非洲。他们就是有强烈的宗教传统。在奴役中，上帝是他们的拯救者，而且他们感觉总有一天上帝会来解决的。”

有时候那是在逃避现实吗？

“对于有些人来说，那也许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我不会否认。但是根本上来讲，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敢说据我所知白人的教堂跟我们的差不多。他们正在做特别多的传教工作，比我们多，因为他们有财源。宗教在打破种族隔离这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必须私下说。在离开纽约去华盛顿特区生活之前，我没有经历过种族敌意。是1941年，当时我二十五岁，我去为政府工作，才有了这种让我心烦的经历——第一天。陆军部大楼的自助餐厅还没有开放，于是我们大概四个黑人女孩去一家三明治小店吃午餐，我们买了苏打水，准备坐下来吃，那里的女的说话非常刺耳：‘你们这帮人不能坐，你们这帮人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吃吗？’当然，后来我们都没有胃口了。”

“这动摇了你的信仰或者思考方式吗？”

“有些影响，让我想弄明白我的国家。在那之前，我百分之百是个爱国者。我爱美国。不过那件事开始损害了我的爱国热情。没有动摇我的宗教信仰。事实上由于宗教训练，我不会对三明治店里的妇女心怀怨恨。华盛顿特区没有取消隔离，那才是让我难以置信的，国家首都没有取消隔离。

“当我们去陆军部大楼的大自助餐厅，我们在那里工作，白人不会想跟我们坐在同一桌。我们要是坐在他们旁边，他们就换位子。我们刚开始了解这种情况。那让我成为一名斗士，好吧。我们在那里加入贵格会教友打头阵的团体，我们的目标是解除这座城市一些便餐柜台的种族隔离。我们会聚会——贵格会教友都是白人——做祷告并决定去哪儿。他们还告诉我们，人们对我们表现出的任何暴力都别去回应。我们得接受培训。你都没法想象我们听到的那些东西。人们会朝你脸上吐唾沫。如果我们正在喝酒，他们会把酒杯扔出去。基督说转过另一边脸[4]。不久以后，华盛顿终于取消了隔离。”

空气沉闷，是因为花粉和佛罗里达北部的潮湿。我的双眼已开始刺痛，而现在，想到那些祷告聚会，我开始流泪。

她说：“人们已经变了。现在那些人有的都不相信他们当初曾经那么冷酷。”

多么好的表达方式。她自己并没有宽恕。她谈到了内心更大的转变。极为感人。

她说：“这些经历有助于塑造我，给我更多个性和力量。”

但别人怎么样呢？

“有些人接受不了，就放弃了。他们认了。对那些人来说，那也许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战斗。《圣经》上说，让强者支撑弱者的软弱。”[5]

她在小客厅的靠背长椅里如此纤弱和安分，认为自己是强者。

“那仍然是个问题。没有了种族隔离，但种族主义还在。更加微妙了。”

我想知道她对往事的态度。不过跟几乎所有和我对话的黑人一样，她的过去停在了某个特定的点。

“我从未探究我的根源。我可以回溯到祖父母那一辈。1900年前后。那就是全部了。”

现在除了种族主义，还有别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少女怀孕、吸毒、辍学，以及在校学生被报出的殴打那些比他们学习出色的黑人的行为。

“学校里都是黑人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问题。现在，我讨厌这么说，种族融合已经毁了一些黑人孩子。因为在黑人学校，我们必须定期拜访家长的家。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会去家里，而家长都非常配合。我们在学校里有宗教活动。我们有十五分钟晨祷。混合学校里有些黑人孩子开始把一些不求上进的白人孩子当成榜样。家长跟学校没有紧密联系。从事这项工作的那些人必须更努力地工作。现在你在学校里做不了太多。”

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强者。宗教信仰给了她一些力量。有没有什么经历让她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她说：“很多。时时刻刻。上帝与人交谈，正如他过去做的那样。我十六岁就知道自己要去布道。我跟我在纽约的教会说了。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我就是知道。我知道1971年上帝曾与我对话，当时我是一名牧师。上帝说话时，说的都是我心里的那些话。不过有几次上帝开口跟我说话，当时他叫我的名字，而我环顾四周看是谁在叫我，没有人。第一次有听到上帝讲话的经历时，我还是孩子。他说：‘起来去加入教会。’我当时没有这么做。

“不过自从当上了牧师，上帝每时每刻都在跟我说话。用言语。他会告诉我做某件事情，我则会大声回答他。有些会众知道那些经历。有个礼拜天，上帝跟我说起会众里的一个小孩。我就转身回到布道坛，上帝说：‘为那个孩子祈祷！’我转身看见这个孩子坐在一个人的膝盖上。命令很紧急。我说：‘那是谁的孩子？把那个孩子带过来。’我祈祷。人们哭了。一周之后这个孩子生了病，不过并没有夭折。感谢上帝！”

她一般不提这些经历。有一次这么做是在任命委员会面前，那是纽约城一个黑人浸礼会教友团体。“我必须证明神对我的感召。我讲了上帝是如何对我讲话的。我跟任命委员会说的时候，他们非常理解。”

她的宗教信仰曾帮她度过1941年及以后在华盛顿的艰难时期。

“你看，就是圣灵在这些情况下指导和保护我们。”

“你曾经感到被抛弃吗？”

“我从来没有觉得被上帝抛弃。”

“是他告诉你要成为一名斗士吗？”

“不知道。那就在我身上。而且我感觉已经尽我的所能去做了。”

她尊重马丁·路德·金的记忆。不过她与贵格会教友在华盛顿的反抗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前很久。她比她所说的更勇敢。不过她把一切都归于她的信仰。“太多宗教体验，太多上帝的体验。”她很欣慰女儿们也都有宗教倾向，有一个还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教会”了。她正在传递女牧师的火炬，到了那种地步。

“我小时候在纽约，会众里有女牧师，所以对我来说那不是什么稀罕或者与众不同的事情。嫁给一个牧师的时候，我完全抛去了当牧师的念头。我丈夫不相信女人能当上牧师。不过他知道我想当牧师。他这个人很有悟性。他年龄比我大很多。他知道我想当牧师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在教堂里起身宣讲。圣灵行动的时候，你就行动。他明白我是真诚的。1971年上帝对我说话时，我没办法再按丈夫的想法去帮他了。这次我必须回应那个召唤。我必须倾听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我丈夫的声音。”

我该走了。她给我一本影印合订的小册子，都是关于她自己的，是六个月前在佛罗里达农工大学向她致敬的庆祝活动的纪念册。小册子里有塔拉哈西《民主报》上写她的文章的复本，还列出了她的许多奖项和荣誉。卷首插图是她自己的一幅整页照片，封面上她被描述为“基督的仆人”。

她还给了我名片。这张名片上，各各他浸礼会教堂被描述为——我认为也是广告词——“乔·路易斯和亚利桑那拐角处的友好小教堂”。我一度感觉那非常“美国”，现在我多了一些理解，也明白了柏妮丝牧师那样的教堂不光是礼拜场所，还是社区中心、社交中心，并且取决于牧师的个性。

莫里斯·克罗克特，一个高大挺拔的英俊男子，棕色皮肤，五十六岁，是佛罗里达州假释委员会的理事。当地黑人成功故事的代表人物，我知道他。这也让我想见见他。他同意见我，但不明白我要干什么。一天午后我被带到他的办公室——桌子整理过，他把头靠在交叉的双臂上休息，但毫无睡意——他没有马上表示欢迎。

他像是准备好了一个声明，说：“外面大多数人从种族上把我们看成缺乏教育的半文盲。”我们若那样继续的话，是谈不出什么东西的，不过当他了解到我是来倾听的，态度就缓和了。很快，他天生的风度取而代之；他聊得很轻松，急于抹去不太友好的第一印象。

他说：“我当上部门领导管辖黑人和白人的时候，白人可不高兴了，我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生活了两三年。”

现在看起来那不太可能，他的职员普遍都很有礼貌。

“那也许是一种过激反应，但你永远不会知道。有好多恐吓电话和暗示。很多白人还辞职了。”

战斗并不令人愉快，但是必不可少。

“解除隔离的时候白人黑人皆大欢喜，有些人想让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但那不是真的。我不觉得有思想的人在那种环境下高兴得起来。我从来承受不起快乐。我的选择太受限了。我儿子如今有不受限制的职业选择，我没有。1964年我自认为应该晋升，他们开车带我兜风，说我够资格但他们还没准备好让有色人种做那类职位。我回到家，我跟你说，我哭了。那还在伤害我。

“由于我的职位，我儿子从未经历过那种拒绝。在这里的工作中，我主要被白人包围，而这正是我儿子成长的环境。”

他儿子在白人公立学校上学，后来被放到当地一所黑人大学附属的黑人学校。

“他接受不了。他从没在一个全是黑人的环境里待过。音乐不一样，举止不一样。迈克尔一直听白人孩子的音乐。在他的童子军团里，只有他一个黑人孩子。”

莫里斯·克罗克特熬过了一段艰难时光，过得还不错。但有没有人在压力下放弃了？

“有些人退出了。你退出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卷入教会，卷入大大小小的家庭事务。所以你为了所有实际的目标把自己跟现实隔开。教会里全是黑人，去那里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友好，你不会被恐吓，就像重新回到了发源地。”

不过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来源。

“大多数黑人孩子主要是有母系家庭，而我跟着一个男人长大。他是我的继父，对我来说就是榜样和向导。母亲对男孩一般不太严格。男孩子需要男人给的那种条理。我认为如果家庭基本结构中有男人的话，今天很多黑人孩子就会去上学。不过由于缺少职业机会，黑人男性连安顿自己都举步维艰。”

我问起他的儿子，从白人学校带出来送到黑人学校。

莫里斯·克罗克特说：“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他是个黑人，每个人都不爱他。他在塔斯基吉开始第三年的学业了。不过迈克尔仍有白人朋友的圈子。”

由于目前的成功，由于新的保障，莫里斯·克罗克特正在重新发现、重新肯定自己的黑人身份。他需要宗教，但需要的是黑人的宗教。

“我不是个大喊大叫的人，但喜欢去一个还有那种东西的教会。我们很多人想效仿别的标准，也必须那么做。但我依然认为，跟大多数民族团体一样，你不该让自己和根本的文化分开。尤其是我去教堂的时候。教会是我的救星。教会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

救星、头脑清醒，我没听过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但假释委员会理事的工作有特殊的需要。

“干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努力跟上时代的那种压力让你回到家很痛苦。我们不得不做的最有压力的一件事是为死囚举行面对面的最终采访。我们的确要去监狱，跟囚犯和他的律师坐在一起。我们的会面由一名法庭书记员转录。当世界给我太多压力的时候，我就去教堂。教堂就是给我们南方黑人的拯救恩典。”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成功？满足吗？”

“我不满足。我到死都不会满足的。我从始至终都想改进。人们想说我们想从树上来到地上然后吃一辈子西瓜。我想让他们知道那种老套的说法用错地方了。我在工作中接待了很多访客。外面大多数人从种族上把我们看作缺乏教育的，语言运用不熟练。我想他们把我们看成了半文盲。”

那是我们对话开始的地方。现在他又说到那儿了，还附上了一个解释。

“但这是错的。如果你那样来见我，我会让你知道我这个人可不会让你那么来对付。”

他自己与非理性的停战——他是怎样处理的？关于往事，以现在这个距离来看，什么最让他吃惊？

“我发现现在很难理解我是如何包容愤怒的。我认为你得明白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你得坐下来跟自己较劲。”

他偶尔还会较劲。他附近住的都是白人。他牵着狗去散步。无论早晨或下午的什么时候，只要他牵着狗，街道一头的房子里总有个白人老头出来坐在走廊上盯着他看。老头就好像是在等克罗克特先生路过似的。

“但重点是什么呢？”

我并不理解克罗克特先生给出的解释。“他想让我知道他在那里。他想要让我知道我正在被盯梢。”克罗克特先生用手指做了个手势，划了一条水平线。

“他会说什么吗？你们说话吗？”

“说。我总得找些话给顶回去。他上次说的是，‘我不知道谁更慢，是你还是这条狗’。我只好找些话说，一些蠢话，像‘你比我们俩都慢’那种废话。”

不过这位邻居也许是个宗教徒，浸礼会信徒，基要主义者。难道那会导致某种特殊的交流吗？

克罗克特先生拒不接受。“白人基要主义”——把它跟黑人基要主义看成很不一样的类别，那是他在黑人教堂里喜欢的，并视为黑人文化的一部分——“那是他们回到过去好日子的企图。白人教会现在有一所附属学校，他们称为‘基督教学校’，主要是为了保持隔离状态。白人基要主义教会消费了这些人也消费了这些议题。那是很荒唐的企图，它想建立的结构早就跟舞台一起灰飞烟灭了。”

是一位西海岸作家的建议，最初出身塔拉哈西的一个人，把我送到塔拉哈西的。我听说，佛罗里达北部跟南部完全不一样。佛罗里达北部，这个州的狭长地带，是南方腹地的一部分。但那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找路线，在这种旅行中此类情况时有发生。

塔拉哈西，该州州府，是一个人造行政中心，位于狭长地带两个端点的中间，彭萨科拉和杰克逊维尔这两座城镇的中间。在塔拉哈西与墨西哥湾黑色小溪及白色沙坳上的海滨别墅之间，那方圆几英里的区域就是我能了解到的全部乡下了：食品店、餐馆、活动房屋、加油站、提供活饵的地方和教堂构成的一道假日风景线——“红脖子”乡下任意丢弃的建筑，（我得知）以前黑人要想在那里定居的话会被放火轰走，那里几乎仍旧没有黑人。

然而，就在塔拉哈西之行的尾声，我看到有种东西跟那条假日风景线并不相同。大概一小时车程之外，我在公路——美国公路让州和州看起来都一样，州的每个部分也都一样——后面看见废弃的泥土路，曾经是田地的森林，曾被整个遗弃的房屋，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的车棚和车库。有点儿像非洲，在扎伊尔或卢旺达，被遗弃的欧洲人城镇。

这里曾经有一个老社区。现在它很难存活。农业已经无法支撑，农业没有收益了。在荒废的房屋之间——大树、矮树和灌木似乎朝它们伸了出来，使得院子的开放空间变暗——到处是仍有人生活的地方，黑人和白人，没准备好离开的人都在坚持，可以说他们正在开发出自身性格里的怪癖。比方说，在低矮的门廊上晃来晃去的年轻胖子是黑人农民的儿子。他选择那样度日，选择隐居。我想起霍华德村子里的酒鬼，星期天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但远离社区生活。这里不再有社区，年轻胖子在灌木丛中晃来晃去。

我的向导是格兰杰。他是白人，四十多岁，在附近镇上的酒店工作。他那么做是为了挣现钱，让自己的农场维持运转。是个小农场，一百二十亩地。祖传的土地。那是南北战争前十年成为宅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划出来向联邦政府索取。当地浸礼会教堂于1856年建立，格兰杰是浸礼会教友。这片土地从未被奴隶耕作过。“我们感觉自己像第一代美国人。”格兰杰一个亲戚对我说。形形色色的祖先从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佐治亚搬到了佛罗里达这一带。

家族几个支脉有些故事讲的是古老的财富。有个故事是一位祖先在英国拥有三分之一个郡。有个故事稍晚，来自南北战争兵燹之后的时期，一位祖先在中国贸易中大获成功并把一箱金币带回家，金币倒在农宅地板上的时候，升腾起一片纯金的尘雾。

现在格兰杰在一家酒店工作，上两天班，休息两天，并照看着祖传农场留下的东西，这么做倒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虔诚，欠祖先的债，这么做也是因为对他来说务农的日子很美好。务农意味着待在这些田地里，待在这些树林里。

我们坐着他那没有空调的旧皮卡驶过他的田地。一头母牛刚产下牛犊。我们把皮卡停在松树中间，在稀疏的阴影里，在牛粪堆和松果、松针、易碎的枯枝中间。他下了车，隔着一段距离跟母牛和正尽力站起来的污迹斑斑的初生牛犊交谈着。他等这件事已经有些日子了。这正是他正在做也喜欢做的农业，曾赋予他和善。

但是开发正在到来。城里有工作的人正在乡下建房子。老农场正在受到威胁。以印第安人土地被划分成宅地为开端的一个循环正在走向终点。（三十八岁死于联邦政府囚禁的塞米诺族酋长奥西奥拉的坟墓离查尔斯顿不远，在能看见萨姆特堡[6]的地方。）

大约五十英里之外，仍旧在狭长地带里，建筑开发和农业失败正在终结另一种社区，黑人佃农社区。自从奴隶制结束之后，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所有人都曾经是亲戚，这些土地限定了所有人的视野。如今路已经通到那里了，社区暴露无遗，正在解散，旧的田地上有松树种植园，新生的松树从大量灌木里长出来。但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搬到城里去。

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不同于格兰杰在他那一百二十亩地上发现的生活。对于祖先、历史、虔诚，这里有不同的观念。对于带我参观的三十多岁的黑人巴雷特来说，这片排外的黑人社区的农业生活单调乏味，令人羞愧。

巴雷特是中产阶级，父母都是谦逊的专家。他来自一座颇大的城镇，那里黑人很少。来塔拉哈西以前，他认为南方的黑人就跟他的家庭一样，他还在因塔拉哈西黑人生活中那些不符合他原先概念的方面感到心烦和激愤。他的教养中很大一部分是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大街上一眼望去全是黑人，他跟我说这对他太重要了，一度很难习惯。他那么说倒让我很喜欢他，很少有人会对如此简单和有侵蚀性的事情供认不讳。当工作将他带到那个古老的黑人农业社区时，他说，他遭受了“文化冲击”之苦。

我不觉得他给我看的东西都那么坏。话说回来，我也没有他那些期待。怒气再度在他体内聚集，愤怒之余还想再看看最坏的情况，向我展示，于是他开车带我上了一条岔路，说道：“看看那个。没有窗户的房子。”

那很特别，一间修修补补的破旧木屋，在光秃秃的院子里独自矗立着，周围没有树，后面野地里有灌木丛。

我想我现在理解莫里斯·克罗克特希望为儿子保留的东西了：在“白人”中长大再像巴雷特一样不得不做出调整。

关于黑人宗教信仰，巴雷特不像莫里斯·克罗克特那样，认为大喊大叫的宗教是自身黑人文化的一部分。他说，结婚以后他和妻子聊过应该去哪个教会。他们很严肃地聊过，决定加入长老会。

他比莫里斯·克罗克特年轻二十岁，没有年长者的那种需求。

刚开始驱车旅行，我留意过他的种族激情。他希望首先批判某个人，但接着被自己的话引开，去到一种更普遍的气愤。我问过他的种族激情，他好像只有那么一个主要的话题。他听明白了我的问题，却没有回答。现在，我们快要回到酒店，他说回那个问题。

他说：“你问我那个，我考虑过。我认为我是因为自己是黑人才愤怒的。我不知道这个理由够不够好，但就是这样。”

回答得好。他一向诚实。

在酒店的车道里，我慢慢辨认出一个黑人的身形。他头戴黑色头巾，穿着奶油色印度长衫。他正在大声朗读，唱诵一本阿拉伯文的书，可能是《古兰经》。他丝毫不留意身边的熙来攘往。他像学生一样大声朗诵；他把厚书凑在面前；他坐在一堵矮墙上；他不可能被忽视。

柏妮丝·克劳赛尔牧师、克罗克特先生、巴雷特，他们代表了发展中的黑人进步运动的方方面面。杰西·杰克逊[7]有天来到塔拉哈西，为他的总统候选资格寻求支持。即使没有多少人见到这个人，但他的存在却被感知到了。他的随从几乎挤满了金鸡酒店。那天深夜，一辆打开引擎盖的豪华轿车停在一家俱乐部外面，候选人正在那里会晤当地人。如此做派，如此开销，而这还只是一天，总统候选人日历上不那么重要的一天。

如果这个运动广泛地向前发展，如果黑人——赢取了法律权利——正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原本应该令人满意，靠智力进行管理也应该更简单才是。然而在这项运动的另一端，足以威胁这个运动的（尽管杰克逊党派的男男女女在金鸡酒店强势存在），是非理性和自我毁灭，也许还有此前无人知晓的一种绝望。

就像奴隶制最后的残暴：如今，在一个本该充满可能的时代，大约近一百年以来信念和社区不断发展，很大一部分黑人却发现自己并未得到这方面的支持。在加勒比群岛，在奴隶制最稳定的日子里，奴隶们在夜晚假装拥有自己的王国：一种对于西非种植园信念的移情——仍在象牙海岸流行——真实世界在日落之后开始，而在夜晚，人们改变或颠倒了白天的角色。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没有非洲的千年王国梦想来支持被剥夺一空的黑人元素。进入他们的空虚是很难的。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存在。”感化中心的一个年轻黑人说。“您的双手很柔软，”另一个年轻黑人说，用的字眼在我看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您的双手柔软得像棉花。”他自己的手也很柔软。他很聪明，有一种少年犯的危险魅力。但是他可怕地迷失了，他不可能被触及。还有一个人说：“对黑人来说，迈出极小的一步都特别困难。”

过几个月他们都会被释放。但他们在外面的世界一无所有，他们坚持那么说。他们都说得好像生命已经被预先安排，且早已完结。

“将近八百万双手要么帮你向上抬起重担，要么把你身上的重担往下拽。我们在南方的愚昧和犯罪里至少会占三分之一，或者在智慧和进步中占三分之一；我们将在南方的商业和工业繁荣中贡献三分之一，或者将证实一个名副其实的死亡、停滞、让人沮丧的主体……政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