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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7.8

内容简介

   智人“走出非洲”继而遍布全球是真的吗？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能从三个智人亚种的竞争中胜出？早期猎人和农民有着怎样不同的基因表现？迁徙何以导致人类从青铜器时代回到石器时代？语言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统治工具的？鼠疫、麻风病、肺结核等传染病如何随人类一起游荡在大陆之间？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作者以其自身的权威知识和研究成果为依托，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演化进程的刻板认识，重新书写60万年人类进化史，为广大读者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盛宴。

作者简介

   约翰内斯·克劳泽（Johannes Krause），1980年生于德国图林根州，图宾根大学史前史与中世纪考古研究所教授，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斯·普朗克-哈佛研究中心主任，海德堡科学院院士，人类学学术研究与培训中心（CARTA）和德国考古研究所（DAI）的成员，目前在莱比锡生活。克劳泽教授的重点研究领域是传染病和瘟疫历史，他领导并参与了破译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以及发现丹尼索瓦人的科研项目。他做了100多场演讲，其研究成果已得到众多媒体的报道，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探索频道、《国家地理》等。

   托马斯·特拉佩（Thomas Trappe），1981年出生于德国松德斯豪森，知名记者，《柏林人报》的作家兼主编，主要报道科学及政治相关新闻，目前生活在柏林，为《时代周报》《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撰写文章，并多次报道约翰尼斯·克劳泽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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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民是未来

全球变暖驱使人类前往北方。

以前的一切都比较健康。

两个孩子就够了。

施瓦本农民来自安纳托利亚。

浅色的皮肤更容易生存。

巴尔干路线证明了其自身价值。

猎人们开始撤退。

阳光照耀之地

从一开始，气候就对整个欧洲的移民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面对一个苦寒的大陆。大约240万年前，所谓的“更新世”（Pleistozän）［又名“冰川世”（Eiszeitalter）］拉开序幕，包括今天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北半球地区在当时大部分时间里气候都极其恶劣，甚至反复出现了数万年之久的“间冰期”（Interglaziale），即间隔出现的温暖期。在间冰期，北半球的平均气温有时会超过今天的气温。然而，最寒冷的时候，阿尔卑斯山脉北面开始出现永久性冻土，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海岸堆积起大量浮冰。

至少在45万年前，欧洲就已经有了尼安德特人生活的痕迹，现代人也在冰期向北方迁徙。该事实说明这两个人种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虽然极端天气一再出现，但他们却仍然能生存下来。因此，冰期不是人类发展的阻力，而是动力。为了在严寒的环境中生存，我们的欧洲祖先退回到山洞里，此外，他们还给自己制作了衣服。考古的出土文物显示，欧洲的现代人最晚在4万年前开始使用针、纤维或者动物的筋腱来缝制衣服。相关证据包括在土里发现的早期皮毛沉积，以及一些零散织物沉积。不过，所有这些应对措施都不足以抵御2.4万年前的严寒天气。根据考古学家的推算，那时候，整个西欧和中欧地区最多只有10万人，而且他们都集中居住在几个很小的区域里。

1.8万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大规模冰期结束，升高的气温让欧洲中部地区又变得适宜居住，人们从南边的避难地迁往北方。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新温暖期已经到来。就像过去气候不断变暖的3个间冰期，气温在1.5万年前开始迅速上升，人类因此得以在波令-阿勒罗德温暖期（Bølling-Allerød-Warmphase）扩散到整个欧洲。但大约1.29万年前，欧洲和北亚地区经历了一次人类在短短一生中也能明显察觉的气候变化。当时，欧洲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在50年之内下降了12℃，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寒冷真切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短暂的繁荣后，人口数量可能再一次急剧减少。这一为时较短的冰期被称作“新仙女木期”（Jüngere Dryas），其出现原因至今尚不明确。某种观点认为，之前的升温融化了北大西洋上的冰障，结果导致一个巨大的冰湖从北美洲涌入海洋，使得墨西哥湾的暖流停滞不前。和今天一样，当时的“墨西哥湾暖流”给欧洲西北部地区带来了温暖——这个巨大的“供暖设备”可以一直工作1500年。

一直到1.17万年前，欧洲才终于可以松口气。随着“全新世”（Holozän）温暖期的来临，气温终于稳定下来，并且变得更加温暖。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一时期。至少从当时和现在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冰期结束了。在理论上，全新世和过去240万年里以同样规律反复出现的间冰期无异，只是中断了冰期，而没有将其终结。因此，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1.2万年的全新世，经过气温的缓慢下降后，可能会被下一个冰期取代。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今天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威胁。

无论如何，对人类来说，全新世的到来首先是一件幸运的事，它标志着一次根本性变化的开始，在进化论上的意义接近于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在此期间，进化的发源地不在欧洲，而在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明显比北方更温暖，于是人类充分利用了气候提供给他们的机会。新石器时代即将登场，人类从原来的狩猎采集人群变成了农民和牧民，从流动的人变成了定居的人。

 当时和现在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暖总是能引起人类迁徙。在过去1万年的时间里，气候变暖先是促进了欧洲文明发展，继而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当今气候变化带来的人口迁徙压力基本上沿着相同的方向，即自南向北。只有一点不同：如果说1万年前的气候变暖有利于人类扩散，那么在现代社会，人类活动造成的气温升高则会引发气候性逃避。从地球的历史来看，眼下气温的升高幅度也许微不足道，但对全球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气候变暖的原因在于全新世本身。世界人口数量正在不断增长。根据最新估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会达到100亿。这不仅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还会导致巨型城市的出现——巨型城市通常因为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而更多地建立在沿海地区，尤其在东南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升高的海平面可能会使这些地区的数亿人失去家园。非洲也是如此，到2050年，这片大陆上的人口数量将会增长1倍，达到20亿左右。非洲频繁出现的干旱将会夺去越来越多人的生计。陆地面积更大的北半球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人口迁徙的压力，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压力未来会减小。不过，随着地球持续变暖，亚欧大陆的北部地区和加拿大或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为了养活更多的人，解冻的永久性冻土也将用于农业，但土壤在解冻过程中产生的甲烷会使气温进一步升高。

如果只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可使用土地面积增加，那么地球温度升高对人类发展有益。然而，我们无法预测气候变暖造成的人口迁徙可能带来怎样的政治分歧和冲突。或者更恰当地说，人们不愿意设想后果。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另一个场景，即全新世结束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冰期。过去间冰期的所有气候数据都预示着，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的农业生产很快就将崩溃——欧洲人无法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他们可能不得不迁徙到南边定居。到那时，大约会有7.5亿欧洲人去往人口密集的非洲，在这样的环境中，冲突难以避免。距离这一时刻还有数千年，不管怎样，全新世仍将持续很长时间。或许，根据另外一种理论，人类引起的气候变暖甚至可以完全阻止冰期再次到来。因此，许多地质学家和气候学家也不再提更新世或全新世了，而是统称为“人类世”，即人类的时代。

荒野的简单生活

欧洲1.17万年前逐渐变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狩猎采集人群继续塑造着这片大陆。“狩猎采集”不再只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变成人类的天性。自开始直立行走，使用狩猎工具，并拥有更强大的大脑以弥补身体不如大型动物的缺陷以来，几百万年里，人类一直不断优化自己的生存策略。人类做着自己擅长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改变了他们，让他们在这些方面越做越好，并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给子孙后代。这些知识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不考虑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未来可能会消失的狩猎采集群体。如今，不依靠任何现代文明辅助工具的帮助，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在荒野停留两个星期就有可能毙命。虽然现代文明人的身上肯定还保留着古老的狩猎本能，但今天的我们却经常连徒手抓一只鸡都做不到。

石器时代的人使用长矛和木棒来狩猎，后来改用标枪，再往后又改用弓箭。处理大大小小的材料时，他们展现出高超的技巧。他们用石头制作砍伐巨木的工具，此外，他们也能制作精致的刀和致命的箭镞。现代人到来后，欧洲的饰品变得越来越精妙和丰富——除了贝壳、羽毛、动物牙齿、毛皮以及小的鹿角，还使用了染料。

位于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马特迪伦伯格（Bad Dürrenberg）地区有一处被广泛研究的墓穴，它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生活和死亡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坟墓里面埋葬着一位生活在8000年前的25岁左右的女性。她坐着，腿上还有一个婴儿，很明显他们是一起死去的。死者旁边摆放着大量由动物材料制成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一只鹿角。另外，考古学家还在墓穴中发现了红色的染料和一个简易的毛刷，他们猜测，这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口红。显然，她生前有着奢华的外表，考古学家因此给她起名为“马特迪伦伯格的女萨满”（Schamanin von Bad Dürrenberg）。与目前发现的其他中石器时代（Mesolithikum，大约开始于1.17万年前）的墓穴一样，马特迪伦伯格的墓穴也体现了中欧地区复杂的狩猎采集文化。那时的人们很重视审美，明显也很重视宗教信仰观念，否则不会给死者准备殉葬品。墓穴里还有食物，仿佛人们想给死者送去往生路上吃的食物，他们似乎相信人死后还会去另一个世界生活。

在逐渐变暖的欧洲，食物已经不再稀缺。肉类是人类菜单上最主要的食物。森林里、草原上，到处都是可以提供肉类的动物。菜单上的食物还有块茎、鸟蛋、蘑菇、禾本科植物以及植物的根和叶。秋天到了，人类便会储存足够的食物越冬。据了解，今天的狩猎采集者平均每天只工作2～4个小时就可以确保自己活下去。早期的欧洲人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他们的全部家当也就仅限于自己的随身穿戴。他们没有固定住所，也不会把简易工具带在身边，需要的时候再重新制作就好——石头和木头随处可见。狩猎采集者一直在路上，他们会根据季节变化使用不同的帐篷。在一片步行约两个小时就能走出来的林区里，他们通过狩猎和采摘获取食物。如果找不到，他们就扩大自己的食物范围，少吃一些或者继续寻找。特别是当天气变冷时，寻找食物的路线就主要往南，因为那边的收获更丰富。

因为完美而亮白的牙齿，早期狩猎采集者的头骨令人惊叹。那时的人类几乎不吃会导致龋齿的甜食，比如蜂蜜；也根本没有面包这种会被唾液分解成糖的食品。然而，他们的门牙磨损严重。石器时代的人可能会将门牙用作第三只手，例如，借助嘴巴和一只手拉紧兽皮，然后用另一只手完成加工处理。因此，对狩猎采集者来说，牙齿损伤及其并发症是他们最常见的死因。可能这位女萨满也是死于一次急性牙龈发炎的并发症。然而，当时的人类几乎不会患有传染病，因为传染病通常无法在相距甚远的群体中传播。

那时的生活方式符合数百万年以来人类基因的演化情况，使得这些中石器时代的人（Mesolithiker）能够一直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今天最常见的直接和间接死亡原因在石器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如心血管疾病、脑卒中（中风）、糖尿病等——这里只列举了一小部分。“原始人饮食法”（Paläodiäten），即只吃肉和蔬菜的节食方法的盛行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份节食菜单上的昆虫太少，而且肉和蔬菜也几乎全部来自农业饲养和种植。只有少数坚持所谓“原始人饮食法”的人会吃野生草药、树根和野生动物，而真正的狩猎采集者根本不会接受这种毫无“野性”的食谱。而且，走到原始人餐厅并不像去野外狩猎那样需要剧烈运动。

自然避孕，古老的仪式

中石器时代的人只有很少几个孩子。因为既没有动物的乳汁，也没有谷物粥，所以他们会用母乳喂养孩子一直到孩子6岁左右。在这期间，女性由于体内激素分泌而不会怀孕（警告：这不适用于今天大部分饮食丰富的人，哺乳不是一个可靠的避孕方法）。此外，弟弟妹妹出生时，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的身体必须足够强壮才能不再需要父母长时间庇护，这个年龄是6～7岁。通常情况下，那时的女性一生怀孕不会超过四次，换言之，每一代平均可能会有两个孩子能够活到成年。这能让一个族群保持人口稳定，但无法实现人口快速增长。在人口稀少的欧洲，争抢食物的竞争几乎不存在，因此，狩猎采集者的不同族群很少发生冲突——食物已经足够每个人吃了。

但也有例外，还是很“激烈”的例外。特别是在向温暖期过渡的时期里，在欧洲中部和北部越来越多地区，人类不是通过狩猎，而是通过采集来获取食物。挤满了海豹或者每隔几个月就有鲸鱼搁浅的沿海地区尤其如此。繁茂的植物也丰富了餐桌上的菜肴，当地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浆果、根茎和蘑菇。这片土地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天堂乐园，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居民前来。早先定居于此的老前辈们尽其所能守卫自己的领地。狩猎采集者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是最与世无争的人，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他们却异常凶猛。在这片天堂乐园里发现的骸骨——被巨大的力量砸碎的头盖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残忍的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瑞典中部莫塔拉（Motala）地区的居民用长矛刺穿敌人，然后放在远离自己住所的沼泽地里。他们甚至设法把头骨放在其他头骨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理解这种象征意义。不过，这些事件与后来席卷欧洲大陆的系统性的普遍资源竞争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人类最早的朋友 

狩猎采集人群的某项伟大“发明”至今仍然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狗。对猎人来说，狗是不可或缺的；对其他更多人来说，狗是一名家庭成员。据估计，在1.5万至2万年前，狼被驯化成了狗。驯化是在多个大陆上同时进行的，还是首先发生在冰期的欧洲？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有争议。考古学家在波恩附近的奥博卡塞尔（Oberkassel）的一处双层墓穴里发现了德国最古老的有关狗的出土物。大约距今1.4万年前，这里埋葬了一位50岁的男子和一位年龄与其相仿的女子，陪葬品包括狗的牙齿，这表明该动物对于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对男女主人是否也像今天的狗主人们一样喜欢自己的狗？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至少在基因上，狗和人在数千年前是接近的。狗和人一样，消化碳水化合物的能力都比祖先强得多。因此，今天的狗携带有更多能分泌出淀粉酶的基因拷贝（Gen-Kopien），在这种酶的作用下，狗可以消化诸如大米和马铃薯之类的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变成人类的主要食物后，同样的基因变化也发生在人类身上。与只拥有2个淀粉酶基因拷贝的黑猩猩、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相比，今天大部分人都携带有10～20个淀粉酶基因拷贝——和我们身边的四条腿同伴携带的淀粉酶基因拷贝数量差不多。出现在狗与人之间的“平行突变”意味着，长久以来，狗不仅是人类忠实的伙伴，也是他们最好的帮手。

基因技术的先驱

冰期结束后，欧洲中部地区的气候开始变得十分宜人。近东地区同样如此。1.5万年前，充沛的降水和适宜的温度使一直十分荒凉的大草原恢复生机，长出了能够结出粗谷粒的野草——我们今天食用的谷物的祖先。植物的生长让擅长采集者直接受益，也让猎人间接受益，因为有了更多可以狩猎的野兽，那些为数众多、跳来跳去的瞪羚已经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肉类来源。安纳托利亚以及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以东地区的生活是如此惬意，以至于猎人们失去了四处游走狩猎的欲望，跟随食物供给不断迁徙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片富饶的“新月沃土”（Fruchtbaren Halbmond）地区从约旦河谷和黎巴嫩开始，经由土耳其的东南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北部，一直延伸到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这里不仅孕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还有大量人类居住。狩猎采集人群最早定居在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境内——大约1.4万年前，纳吐夫文化起源于此。他们将住所固定下来，采摘野生谷物，然后用磨石加工这些谷物。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地区发现了可以证明游牧文化衰落的证据。在这一地区定居的狩猎采集人群1.2万年前建造起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巨大的石碑上刻有动物的图案，令人印象深刻。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建筑对于当时的人们具有宗教意义。

和北方地区一样，1.3万年前，近东地区也在温暖期后突然变得寒冷起来，降水开始变少。随着食物供应急剧减少，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或许是困难让人类变得更加富有创造力，他们开始意识到发展基因技术的好处。那时候的细心观察者们似乎已经注意到如何利用谷物的遗传多样性。大约1.05万年前，即寒冷期结束时，这片新月沃土上的一些定居点出现了二粒小麦（Emmer）以及野生大麦——前者是今天的小麦的祖先，后者是今天的大麦的祖先。这些谷物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而是经过了特殊培育。

野生谷物具有适宜自身繁殖却不被人类喜欢的特性，即无法带着谷粒开穗，收割时许多谷粒会掉落在地，人类不得不费力地捡起来。某些“变异”谷物则不会这样，它们似乎是采集者为了获得更多“变异”种子、培育出新品种而种下的。通过对来自死海洞穴中的干大麦谷物基因组进行测序，我们与来自德国及以色列的同事们一起证明了，今天近东地区种植的大麦在基因上和6000年前该地区培育的大麦十分相似。

大约1万年前，这片新月沃土上似乎开始了家畜饲养。在当时的定居点，研究人员发现了人类饲养山羊、绵羊以及牛的最早线索。这些动物主要用于产奶，而不是作为肉类来源。可能是因为过上了定居生活，狩猎采集人群开始减少肉类消耗。要等到农耕时代，这种“逐渐减少”才会变成“急剧下降”。在农耕时代，通过更多狩猎来获取更多肉食基本上行不通，因为农业——一份经常加班的全职工作——的时间成本太高。尽管如此，农民对肉类的需求还是可以部分地通过与该地区仍然存在的狩猎采集人群进行贸易来得到满足。至少，在早期农耕定居点发现的狩猎采集人群骸骨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不仅和平共处，也有贸易往来。

地窖里的尸体

我们目前还无法断言近东地区是否也发生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即农业生产的突然开始，因为该地区的人类经过数千年才慢慢发展出“农业战略”。一开始，农业耕种只是传统生活方式的补充——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实验”。它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时代）的大规模定居、农田与畜牧业没什么关系，与传统的狩猎采集小群体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位于耶拿的研究所里进行的DNA研究发现：这个地区的农业耕种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农耕技术并不像之后的欧洲那样由移民带来。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在基因上与后来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属于同一个族群，并非从外部迁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月沃土的农民内部却存在基因差异。定居在新月沃土东部地区的人携带的DNA不同于定居在新月沃土西部地区的人。这可不只是“平稳渐进”的差异：两大族群在基因上的差异之大就像是今天的欧洲人和东亚人。对于发展水平几乎一致的同一文化空间内出现基因差异的原因，相关研究人员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也许是因为两大族群的祖先被冰期隔开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山脉是他们无法越过的障碍。

安纳托利亚狩猎采集人群和稍后出现的农民之间的基因连续性在欧洲是不存在的。欧洲发生的是名副其实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因为新技术短短几百年间就在欧洲大陆上站稳了脚跟。100多年来，不少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种“扩张”的确存在，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是耕种作为一种技术文化已经被欧洲中部地区的人接受，即先从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邻居那里学会，然后逐渐从东部传播到西部（猜想一），还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自东向西迁徙，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猜想二）？如今，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支持人口迁徙说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比之前预期的更清晰。这多亏了对生活在5000～8000年前的数百名欧洲人的基因组进行的全面测序，此外还要感谢某位古施瓦本农民的骸骨。

该骸骨存放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位于图宾根的研究所地下室里，它属于一位7000年前的斯图加特地区女性。2014年，通过基因组测序，我们确定了她的基因来源——安纳托利亚。她的遗传信息明显不同于我们过去在狩猎采集人群——欧洲新石器时代前，这些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今天的瑞典和卢森堡境内——的骸骨里发现的遗传信息。这位来自施瓦本地区的女性提供了第一份可以明确证明移民来自安纳托利亚的DNA证据。在此期间，我们还取得了数百份其他证据。它们表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大约在8000年前开始去往欧洲各地定居，要么经由南部的巴尔干半岛，沿着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迁移，要么经由北部的多瑙河走廊迁移，定居点从不列颠群岛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很难说清究竟是狩猎采集人群被赶走，还是新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狩猎采集人群。但无论如何，新移民到来后，狩猎采集人群的基因在整个欧洲人口中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他们撤退到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方隐居起来。他们之后会卷土重来，哪怕还要再等上2000年。

作为替代品的浅色皮肤

随着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发展，两大不同遗传背景的族群在欧洲相遇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已经定居下来的欧洲人明显比迁徙而来的安纳托利亚人有着更深的肤色。根据现今的生活常识，人们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来自温暖的南方地区的人比已经在寒冷的北方地区长时间生活过的人肤色更白？生活常识没有欺骗我们。事实上，人群受到光照时间越长，肤色就会变得越深——生活在非洲中部赤道地区的人肤色最深，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肤色最浅。人们也能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差异：皮肤的色素沉着越明显，就越能阻挡可能致癌的紫外线辐射。

我们今天可以在肤色还没有适应环境的某个人类族群——来自欧洲的澳大利亚人——身上看到这种保护机制有多么重要。该族群的大部分人都是不到100年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他们拥有英国血统，因此皮肤十分白皙，然而，他们的皮肤癌发病率全世界最高。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在一生中会患上一次皮肤癌。根据生物进化论，浅肤色的人不应该在赤道附近生活，或者（至少）应该几千年前就移居到赤道附近生活，这样他们的皮肤才能在基因上适应环境。人类确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因此，在赤道附近生活的美洲原住民比生活在该大陆南部地区的人们肤色更深，尽管两者都起源于大约1.5万年前移居美洲大陆的同一族群。1万年后，白皮肤的澳大利亚人可能会拥有和很早前就来到这里的澳洲原住民一样的深色皮肤，当然，前提是没有更多的欧洲移民，也没有防晒系数为50的防晒霜。

在赤道附近，深色皮肤的作用是保护身体免遭疾病侵袭，但在温带和寒带地区，肤色的作用则恰好相反——活跃的色素沉积在皮肤里会产生不良后果，因为它阻碍了身体吸收太阳光。阳光不只是有害的，也是生命所必需的，人体会借助紫外线合成维生素D。太阳光照强时，深色皮肤合成维生素D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光照较弱，深色皮肤就只能合成少量维生素D。即使是没有过多色素沉淀的浅色皮肤，在阳光匮乏的地区，也很难合成足够多的维生素D。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在牛奶等食物中添加维生素D，或者让可怜的孩子服用鱼肝油。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的研究人员建议人们增加维生素D的摄入，他们认为深色皮肤的人尤其容易缺乏维生素D。

然而，上述这一切并没有解释，为什么8000年前，生活在中欧地区的人比来自南方的移民肤色更深。其实，答案就在近东地区农民的食谱里，正如对其骨骼同位素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肉类食用消耗大幅下降。与狩猎采集人群相比，这些农民很少食用鱼类或肉类来获取维生素D，而是以素食为主，并辅以奶制品。早期农民的肤色面临着“选择压力”（Selektionsdruck）：只有浅色皮肤才能合成足够多必不可少的维生素D。肤色需要经过几次基因突变才能变得更浅。安纳托利亚人携带有浅肤色基因突变，因此更加健康、寿命更长、孩子也更多。与此同时，他们的肤色也让他们开始过起农耕和素食生活。这种进化发展在整个欧洲持续了很长时间。纬度越向北，人们面部的肤色越浅。而另一方面，狩猎采集人群没有这种选择压力，不需要借助白皙的皮肤来合成维生素D，因为他们通过肉类和鱼类就可以摄取足够多的维生素D。

今天北欧人的肤色就是一系列基因突变的结果。例如，某些基因突变会降低皮肤中的黑色素含量。这类情况在今天的英国和爱尔兰十分常见，这群长有红色头发的人的皮肤不会被晒黑，却容易被晒伤，英国裔的澳大利亚人患皮肤癌的概率特别高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导致黑色素分泌减少的基因突变也会改变人们对寒冷和疼痛的感受。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猜测这种基因突变可能要追溯到尼安德特人，他们有很强的抗寒能力。但该猜想在基因上并没有得到证实。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在尼安德特人身上还没有发现“黑色素受体”（Melanocortin-Rezeptors）的相应突变。

欧洲的狩猎采集人群不仅有深色皮肤，还有蓝色眼睛。与肤色相反，欧洲人眼睛的颜色在安纳托利亚人到来后却被保留了下来。为什么会这样？研究人员至今不清楚原因。眼睛里虹膜的颜色最初就是深色的，因此，一切让眼睛颜色变浅的因素都应该建立在基因变异的基础上。当然，这样的变异其实没什么用，因为浅色眼睛不会带来任何明显优势，而深色眼睛对光的敏感性更低。蓝眼睛在非洲非常罕见，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照太过强烈，该突变最终被淘汰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浅色眼睛如今在欧洲如此普遍，而不只是少数个例。一种听起来最可信的观点是，长有蓝色眼睛的人拥有更多繁殖后代的机会——蓝色眼睛简直就是“美丽”的标志。不管怎样，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安纳托利亚的农民移居欧洲后，蓝眼睛人群在数量上先是减少，然后又再次增加。

蓝色眼睛不一定就是特伦斯·希尔（Terence Hill）式的蓝色。这里的“蓝色”包含的色素较少，从灰蓝色到绿色的所有颜色都属于这个范畴，而绿色的眼睛就含有一种蓝色和棕色的混合色素。可见，同样的基因变异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眼睛颜色。在深色和浅色之间，肤色的深浅差别也是近乎无限的。虽然我们没有在中欧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基因中找到来自近东地区农民身上的突变（引起肤色变浅的原因），但我们也无须夸大这一发现的意义。类似的发现在近几年里并不少见。例如，破译了最早期的英国人的DNA后，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肤色和如今西非地区的人的肤色一样深。感谢媒体将这些科学研究报道出来，然而，他们却经常以偏概全，随意将结论普遍化和扩大化。我们还不知道早期狩猎采集人群的肤色到底有多深，此外，肤色的遗传同样十分复杂，不是只用基因突变就能完全解释的。早期欧洲人更像今天中非地区的人，还是更像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人，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身上并没有出现会让肤色变浅的基因突变，因此，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肤色更深。

再往前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深色皮肤最初也是一种适应方式。因为我们的远房兄弟——被黑色体毛覆盖的黑猩猩——就拥有一身浅色皮肤。人类脱下毛发，肤色便会根据环境做出调整，从而保护裸露的身体不被太阳晒伤。因此，单从这个原因来看，将肤色视作判断进化水平高低的依据是非常愚蠢的，除非浅色皮肤的人想让自己与黑猩猩有一种特别的基因联系。

坚不可摧的巴尔干路线

巴尔干地区是安纳托利亚移民最早带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欧洲地区之一，原因显而易见。早期定居于此的农民沿着多瑙河创立了斯塔尔切沃（Starčevo）文化，受该文化影响的区域包括匈牙利的南部地区、塞尔维亚，以及罗马尼亚的西部地区。在这片土地上，农民们建立起全新的聚落结构，但由大量的黏土、木头和稻草建造起来的简陋的住所极易受到天气影响，经常倒塌。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倒塌房子的原址上继续盖新房子。几千年来，一座座小山丘就这样堆积起来。这些残存的部分居住群落遗迹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土堆”，它们如今主要存在于东南欧和近东地区。考古学意义上的“共同点”也凸显了巴尔干半岛的桥梁作用，千百年来，近东地区和欧洲通过这座桥梁一次又一次交换信息。冰期期间，巴尔干地区的居民把他们的DNA传播到了安纳托利亚。1万年后，这一基因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又重新回到欧洲中部。通过巴尔干路线实现的相互影响将欧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在基因上联系起来，一直持续到今天。

除了有关农业种植和畜牧业的知识，安纳托利亚人还给欧洲人带来了陶器制造技艺。这些来自新石器时代的人用陶土和火制造了大量的碗、瓶子以及储存容器。曾经尝试过在没有餐具的新家里做饭，并讲究地把饭吃完的人一定能明白，陶器对于当时的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1000年以后，新器具在欧洲传播开来，考古学家根据制作陶器的方法给几十种文化命名。以丝带状装饰为特点的直线带纹陶器（Linearbandkeramik）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传遍了整个中欧地区，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家，后来甚至传到了乌克兰。不过，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沿岸以及今天的意大利地区主要使用通常装点着贝壳图案的卡地亚陶器（Cardialkeram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