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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2-03

豆瓣评分：9.3

 

普里特•巴拉拉，被称为 “击溃华尔街的人”。他经手过诸多充满争议的重大案件，精彩得有如一部美国律政剧，包括集体诈领退休金、对冲基金富豪主导的美国史上最大一起内幕交易案、纽约州前众议院议长贪腐案等。

 

但在强硬的外表青后，巴拉拉是一个正直、诚实、热情的人。他严格的司法态度由这样一和信念所驱动：尽管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正义并不单纯存在于法律条文之中，它更存在于解释和执行这此法律的人的思想和心灵中。

 

巴拉拉在这本用几十年的经验写成的书中，以一个个生动的秦例，向读者展现司法实践的真实而貌，同时讨论了价值观和心态在他评估、调查和起诉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透过复尜的案件，他带我们一起恩考．正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正义在真实生活和案例中可以变得何等复杂，怎样才叫作伸张正义，以及他是如何将自己关于正义的理念付诸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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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偏误：17号潜在指纹

人类是容易犯错的。在不完善的系统中，初始误判注定无可避免。这些一开始就出现的误判可能会导致灾难。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灾难的路径是可逆的——如果尽早重新考虑的话。

但重新考虑是很难的，不是吗？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结论一旦公布就很难收回。相关研究表明，证人会坚持自己对嫌疑人的最初指认，医生会坚持自己对病人的最初诊断，律师会坚持自己对案情的最初判断。可在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上，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开放的心态必须超越第一判断。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接受挑战和修正。这的确很难，因为人类是自负的。我们总是固执己见。这种固执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非正义，尤其是在风险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在追求正义的早期阶段，最难做到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持客观，或者尽可能地做到客观，这就需要我们分清事实，摒弃自负或其他一些偏见。

让我们来看一下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的案子。

2004年3月11日，欧洲发生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早上通勤惨案。就在上午8点前，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有4列客运列车遭恐怖分子袭击。在此次袭击案中，共有10枚炸弹被引爆。这些装满了压缩炸药和尖钉的炸弹被事先藏在背包里，而尖钉的目的在于进一步造成最大规模的杀伤力。列车被炸毁，人体被炸得血肉模糊。此次连环爆炸案总共造成191人死亡，另有近2000人遭受灾难性损伤。这是自“二战”以来欧洲大陆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主义事件，是欧洲的“9·11”。

有人推测这些恐怖分子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并不是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他们以遥控的方式引爆炸弹，这样就有可能多活几天，发起新一轮的袭击，让更多的无辜者失去生命。此次恐怖袭击不仅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愤怒，还留下了一个急需调查且耗时费力的重大犯罪现场，因为作案者仍逍遥法外。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没有什么案子比恐怖袭击更能动员执法部门的力量了。

后来被人们称为“3·11”事件的西班牙恐怖袭击案也不例外。就在急救和医疗人员第一时间争分夺秒救治伤员的同时，西班牙国家警察（SNP）也迅速展开行动，寻找目击证人和线索。数百名特工围绕爆炸地点，以较大的半径开展搜索工作。几小时后，西班牙国家警察找到了与此次大规模袭击案有直接关联的重大法医证据。在一辆报废的被盗货车中，警方发现了一个蓝色塑料袋，里面装有七根铜雷管以及残留的爆炸物。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些雷管无疑与列车爆炸案有关。任何拿过这个袋子的人，必然都是该案的参与者之一，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西班牙专家仔细检查了塑料袋上的指纹，但只采到两枚足够清晰的、可用于识别嫌疑人的指纹。不过在西班牙国家警察的数据库中，这两枚指纹都没有相应的匹配结果。

鉴于事态的紧迫性，西班牙警方一边继续分析所提取的指纹，一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将所提取指纹的数字图像传给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执法机构——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实验室，老练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投入工作。利用一个录有超过4400万枚指纹信息的数据库，他们将这两枚指纹进行了比对，最初的计算机检索结果显示有20个可能的匹配。在进一步分析之后，联邦调查局指纹专家将匹配范围缩小到了一个人。3月19日，一名鉴定人员在对指纹进行并行比对后得出结论，17号潜在指纹（LFP 17）匹配成功。另一名富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对此进行了校验并确认了这一结果。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精锐部门，指纹部门的一名负责人再次确认了这一结果。

联邦调查局的三位专家确认了17号潜在指纹的匹配结果，但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该指纹匹配者的姓名、种族、住址和背景。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首次获知此人身份时，他们大吃一惊。从比对结果看，他显然就是西班牙那场十恶不赦的恐怖袭击——导致近200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的策划者，但没有人想到他竟然是一个37岁的美国白人律师；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过着平静的生活，那里距离马德里的恐怖袭击现场有数千英里之遥。那么，为什么他的指纹会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里呢？这是因为他在美国陆军服过役，少尉军衔，服役八年后光荣退伍。

但科学就是科学，指纹比对已经给出匹配结果且得到了确认。三名专家，同样的结果。显然，联邦调查局找到了想找的人。很快，关于布兰登·梅菲尔德的一系列其他信息似乎证实了指纹工作的有效性：梅菲尔德的妻子是一名来自埃及的穆斯林。不仅如此，他自己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前往俄勒冈州比弗顿的某座清真寺，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不仅如此，身为律师的梅菲尔德还代理过一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的案子，该恐怖分子是“波特兰七人帮”（Portland Seven）的成员之一，这七人后来都被联邦法院定罪，罪名是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Taliban）提供物资支持。虽然他代理的不是刑事案（而是与子女监护权有关的案子），但这一点足以引起关注。由此，指纹的匹配结果也就更有意义了。

让我们细数一下对梅菲尔德不利的因素：他的指纹出现在了那个蓝色塑料袋上，三名专家确认了指纹的匹配结果，他的妻子是一名穆斯林，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与一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有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这足以表明他就是幕后策划者。

联邦调查局特工取得了专门负责某类监视行动的、高度机密的特别法庭——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C）的授权，开始对梅菲尔德及其家人实施24小时监视，并秘密搜查了他的住处，同时还开始深入了解他的生活、工作、友情和旅行的方方面面。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作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部门的助理检察官开始介入该案。基于纽约南区过去所办理的具有开创性的恐怖主义案件（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以及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我们是全美最富有经验和最专业的检察官。所以，如果是一名美国恐怖主义“圣战分子”造成了西班牙191人死亡的惨案，我们希望由我们来办理此案。但唯一的问题是，布兰登·梅菲尔德生活在俄勒冈州，而俄勒冈的检察官则有不同的想法。我知道，在这个所谓的美国恐怖主义分子的案子上，一场争夺战正在酝酿之中。如果由我们南区来牵头，那么这个案子会由我负责，布兰登·梅菲尔德就会成为我的被告人。我承认我有些激动。

有人可能会问，在指纹已经匹配的情况下，再加上他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担任恐怖分子律师的事实，为什么不直接起诉布兰登·梅菲尔德呢？原因就在于缺少其他确凿的证据。联邦调查局探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证实其参与爆炸案的证据。是的，17号潜在指纹与梅菲尔德的指纹匹配，但调查结果显示，他并没有去过西班牙，甚至在过去的十年里，他都没有离开过美国。事实上，梅菲尔德的护照在前一年就已经过期，而他也没有办理新的护照。虽然通话记录显示梅菲尔德家与当地伊斯兰慈善组织的负责人打过电话——后者已被列入联邦恐怖主义观察名单，但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表明梅菲尔德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关联性。

找不到一丁点的补强证据，这一点令人困惑。几周以来，调查人员对梅菲尔德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可仍未得出一个完整的拼图。此外，在整个4月间，联邦调查局和西班牙国家警察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交流。仍在全力搜捕大规模爆炸案凶手的西班牙方认为，梅菲尔德的匹配结果未必可靠。4月中旬，西班牙国家警察事实上已经否认了联邦调查局的指纹鉴定结论。为此，联邦调查局专门派出一名探员前往马德里，就双方意见进行充分的交流。这次面对面交流后，西班牙国家警察同意重新评估联邦调查局的指纹鉴定结论，而联邦调查局依然对自己早前的分析充满信心。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2004年5月6日，也就是爆炸案刚好发生八周后，联邦调查局拘押了梅菲尔德，一是当时媒体已经获知了相关信息，曝光在即；二是方便监视梅菲尔德，防止他逃跑。他并没有被控犯罪，而是作为所谓的重要证人被拘捕。

我在《纽约时报》的头版看到了所有这些信息。显然，我们已经输掉了那场争夺战。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梅菲尔德被关押在马尔特诺马县拘留中心的行政隔离区，每天在室内待的时间长达22小时。他自一开始就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当然，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他说他从没有去过西班牙，说他与爆炸案毫无关系，还说这完全是一个大错误。有传言称，此次调查行动的开展，根源在于对穆斯林的偏见。然而，联邦调查局相信自己的科学——指纹的匹配结果经过了三次确认，并拒绝任何有关偏见的指控。

但问题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联邦调查局没有获得任何补充证据。现在回过头去看，有些进展是滑稽可笑的。在梅菲尔德家中进行搜查时，探员找到了他们认为的西班牙语文件，觉得这可以表明他有罪；事实上，那是梅菲尔德女儿的西班牙语家庭作业。在对梅菲尔德家中的电脑进行检查时，探员找到了与西班牙相关的航班、住宿和火车出行等信息；事实上，那是学校老师给他女儿布置的课外作业，即如何规划一次假期。此外，探员还在梅菲尔德家中的墙上发现了一个西班牙的电话号码；事实上，该电话号码是他儿子用来寻找国际交流项目的。

这时候，梅菲尔德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要求。他请求法院指派一名独立的鉴定人员。无论联邦调查局是心存偏见还是业务不熟练，由法院选定的且为辩护方所认可的第四名指纹专家将会给出正确答案。法院安排的是肯尼思·摩西（Kenneth Moses）；摩西是一位备受尊敬又资深的指纹专家，拥有数十年的经验，获得过无数的奖项。

但在将17号潜在指纹同布兰登·梅菲尔德左手食指的指纹进行了比较后，摩西表示同意联邦调查局的鉴定结果，并就自己的结论做了证。他同样认为，那个装有雷管的袋子上的指纹就是梅菲尔德的。

5月19日，也就是摩西做证的当天，西班牙国家警察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不仅不认同关于梅菲尔德的指纹鉴定结果，现在还得出了明确的结论——17号潜在指纹的主人实际上是一个名为乌纳内·达乌德（Ouhnane Daoud）的阿尔及利亚籍国民，也是警方要追捕的那名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西班牙国家警察还详细指出，17号潜在指纹以及另外一枚指纹同达乌德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指纹完全匹配。在联邦调查局同西班牙国家警察进行了一番争论之后，俄勒冈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于5月20日要求法院释放布兰登·梅菲尔德，并将拘押方式改为家中监禁。与此同时，两家机构继续寻求真相。

虽然梅菲尔德已被释放，但罪名并未洗脱。联邦调查局官员再次前往马德里，首次认定17号潜在指纹“不再具有鉴定价值”，并于5月24日撤回了他们做出的有关该指纹与布兰登·梅菲尔德的指纹相匹配的结论。一周后，也就是2004年6月1日，西班牙国家警察对达乌德发起指控，控告其谋杀191人。

梅菲尔德被正式宣告无罪。联邦调查局的公开道歉就像是面值3美元的钞票一样，极为罕见，但当天，联邦调查局向梅菲尔德道歉，后来又向他赔偿了200万美元。联邦调查局在一份略带官僚化的声明中表示：“联邦调查局为此事给梅菲尔德及其家人所造成的痛苦道歉。”梅菲尔德及其律师严厉谴责了对自己的逮捕以及由此受到的对待。“在恐惧的气氛中，”梅菲尔德说，“反恐战争走向了极端，结果就是无辜的人们成为受害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几年前，梅菲尔德就在一篇名为《自由》的法学院论文中表示，他担心政府很快会演变成监视机器，进而侵犯公民的权利。

我承认在那一天我长舒了一口气，庆幸我们在这场争夺战中输给了俄勒冈。

针对联邦调查局的严厉批评立时出现，但并非所有的批评都是中肯的。《纽约时报》于2004年5月26日写道：“就该案而言，它有点像那种急于根据不可靠证据而得出判断的案子。”这并不完全正确。指纹证据不是不可靠证据。如果匹配对了，它就是确凿证据。正如《纽约时报》接下来所说的：“这个方法本身并非万无一失，提供最终鉴定结果的分析师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联邦调查局怎么会犯这么大一个错误呢？要知道，这涉及不同的专业人士、再三的鉴定结果、备受关注的事件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极高的风险属性，但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是出现了这种失败呢？在某种程度上，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同时提醒人们，他们必须依赖联邦调查局的法医分析结果办案。这种说辞是可以理解的。联邦检察官卡琳·伊默古特（Karin Immergut）说：“我们是检察官，不是法医分析师。在指纹匹配方面，我们依赖于联邦调查局提供的结果。”

对此，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内部调查，并得出了如下结论：最初的那名指纹鉴定人员“未能”就17号潜在指纹“进行完整的分析”，从而使得他“忽视了17号潜在指纹与梅菲尔德的指纹之间重要的差异性”。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简单来说，这源于一开始的“过度自信”，源于处理“备受关注的案件的压力”，之后则是鉴定人员不愿意重新核查最初的分析结果。

除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内部调查之外，总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也就此展开了审查，而它之后公布的长达330页的报告，其措辞就不那么友好了。出了什么问题？指纹分析师是否抱有偏见？是否急于做出判断？面对这样一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袭击案，揪出幕后黑手的压力是否损害了以谨慎著称的专业主义？

真相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在最初发现指纹匹配的结果时，分析师并不知道布兰登·梅菲尔德的姓名、背景或其宗教信仰情况。已录指纹和潜在指纹的匹配结果是计算机通过查找发现的。在联邦调查局的第一、第二，甚至第三名分析师做出鉴定结论时，并不存在可能导致人们产生不公正的、与反穆斯林的偏见相关的确认信息。再者，布兰登·梅菲尔德的身份被确认之后，法院选派的并为梅菲尔德的律师所认可的第四名专家也得出了同样的指纹匹配结论。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无心之过？这是不是一个并无恶意的错误？这可以避免吗？是何种程度的失职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总监察长的报告明确表示，“如果严格运用与潜在指纹识别相关的多项原则，那么这样的错误鉴定是可以被避免的”。总监察长发现，联邦调查局的鉴定人员将关注的重点过多地放在了17号潜在指纹和梅菲尔德的指纹微小的相似之处上，同时又对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做了合理的解释，而这些差别原本是可以推翻早前的匹配结果的。总而言之，他们在鉴定过程中未能采用严谨和严密的方法论。

但在反穆斯林的偏见问题上，又该做何解释呢？总监察长办公室认为，鉴定工作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偏见或反穆斯林情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指纹匹配的结果受到质疑，尽管同西班牙一方的争论日渐激烈，尽管未能找到任何补强证据，但总监察长确实认为梅菲尔德其他方面的信息（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妻子，以及担任恐怖分子的代理律师等）影响了联邦调查局官员对先前所下的结论做进一步的审查。联邦调查局可能没有直接的敌意，但相关信息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从而给一个无辜者带去了巨大的痛苦。由此可见，反穆斯林的偏见并不是没有扮演某种角色。

据总监察长表示，联邦调查局内部有一种助长确认偏误的文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可信且专业的，那么在他得出某个结论后，后续的分析人员就会倾向于同意该结论。在联邦调查局的指纹实验室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存在一种不愿意挑战上司和最初结论的文化。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总监察长在报告中提到的发现，梅菲尔德的背景影响了联邦调查局的指纹鉴定人员，使得他们“未能全面复核”最初的指纹鉴定结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申一遍。由于联邦调查局未能做到全面复核，一名无辜者遭受指控并受到永久的伤害。造成这种不公平结果的并不是第一个错误。最初的错误很少会带来这种问题。当然，单单是第二个和第三个错误也不会造成这种结果。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对第一个错误——指纹匹配出错，不过并非出于恶意——一贯的、想当然的坚持，以及随后发现的有关梅菲尔德的妻子、工作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迅速被视作确证，而非巧合。种种潜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一步步催生了这种不公平。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重新考虑是很难的，而确认则很容易。这也是梅菲尔德案带给我们的教训。当指挥链上的其他人给出了可信的结论或当你已经就某事做出决定时，再要保持开放的头脑就很难了。改变自己的意见很难，而当这意味着你要走到专家或上司的对立面时，那就更难了。

美国的联邦审判实践中实际上是存在这样一种法律动议的，即“复议动议”（motion for reconsideration）。法院几乎从未批准过该动议，但律师确实可以提出该动议。你完全可以非常正式地对刻意刁难你的庭审法官说：嘿，我知道我们刚刚是在您的法庭上结束了审判，我们对此表示尊敬，但我们认为您搞错了。请问您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意见吗？祝您好运吧。大多数律师都明白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尤其是在缺乏重要的新事实或法律不会改变的情况下。即便有些诉讼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他们也不愿提这样的动议，因为担心这会刺激仍负责审理他们案件的法官。或许，大多数的复议动议都应依据案件的是非曲直予以否决，但人们禁不住猜想，这种法庭抗辩的失败率之高是不是多少受到了固执心理的影响。

就布兰登·梅菲尔德的案子来说，这里面存在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确认偏误。但从另一方面讲，这里面也的确存在一种惊人的巧合。在总监察长的报告中，最先强调的要点之一就是，无辜的布兰登·梅菲尔德和真正的嫌疑人乌纳内·达乌德在指纹上存在显著的相似性。从“指纹特征点”或指纹比对点，即指纹脊线的端点和分叉来看，两人的指纹极为相似。作为法院选派的鉴定专家，肯尼思·摩西在多年后，即2012年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从历史数据看，从来没有两个人能在指纹特征上存在15个共同点。依照我们过去的标准，我是对的。但事实上，我是错的。我犯了一个错误。其他鉴定人员也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当然，西班牙方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尽管如此，总监察长的报告还是指出，这种程度的相似性“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是“导致四名指纹鉴定人员做出错误结论的关键因素，而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他们忽视了17号潜在指纹和梅菲尔德的指纹之间的其他重要差异”。

再完美的法律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同理，即便是万无一失的科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负责解读科学的人是会犯错误的。

重要的一点在于：最糟糕的错误往往是因充满善意的目的犯下的。聪明的、有能力的良善之人也可能会犯下改变一个人生命的重大错误。就执法责任而言，我认为这是最让人恐惧的方面之一。

人们很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到那些贪赃枉法和不称职的警察身上。但是，正直的人也会犯一些小错，而这些错误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大；他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们未能保持一贯的卓越水平，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最佳实践，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害怕犯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当很多人负责同一项工作时，责任就会变得和晨霜一样稀薄。

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给我们造成不幸的不仅仅是“流氓操作员”。很多小的错误和误判堆积到一起，往往也能导致灾难。发射火箭弹会造成灾难，犯罪调查亦是如此。各种小的错误叠加之后，可能会改变调查的重点（或导弹运行的轨迹），最终让无辜者受难，让有罪者逍遥法外。在战争中，这被称为附带伤害；在执法中，这被称作非法拘捕（更有甚者，还会造成错误定罪）。

在很多时候，给司法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它潜藏在隐蔽处，且常常不为人们所见，与赤裸裸的腐败和显而易见的不称职形成鲜明的对比。它难以筛选，难以防范，而且事后通常也很难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向感到惶恐的公众做出解释。

那些致力于寻求真相并不遗余力地追求公正和公平的问责制的调查人员，从来都不会放过不断审查和复核针对该案件的方方面面所做出的结论。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参与案件的人都应该因害怕犯错而畏缩不前——工作中犯错误在所难免，而是说即便结论是由那些看起来比我们聪明或比我们有经验的人做出的，我们也不应将其视为最终结论，不应不予质疑。在案件调查阶段是如此，在提出控告之后亦是如此。哪怕已经进入起诉阶段，秉持公允立场的人也要继续考虑，随着自己对事实的进一步发现和理解，是否会有新的证据出现或是否缺乏定罪的证据。最初的决定是对的吗？最初的结论是对的吗？

法律不是完美的。体制不是完美的。而正如我们在布兰登·梅菲尔德一案中所看到的，人也不是完美的。正义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伸张，但如果每一个人在办案过程中都能保持警觉和严谨，并对改变看法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固执己见，那么正义至少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官在国会做证时，曾引用过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于1650年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所讲的一句话。对于这句话，汉德法官表示：“我希望把它写在每一座教堂、每一所学校，以及每一个法院乃至美国所有立法机构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