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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2-04

豆瓣评分：8.5

 

美国人杰克•阿德尔斯坦在日本读完大学后，求职进入了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成为迄今唯一一位被允许进入神秘的东京警视厅进行犯罪报道的美国记者，并且一干就是12年。

 

这12年来，他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从一个经验不足的新人成长为一个胆量非凡、脑袋被悬赏的一线调查记者，在此过程中，他也慢慢了解和揭示了日本底层社会不堪的一面，那里的敲诈勒索、谋杀、贩卖人口和腐败，像拉面和清酒一样常见。但当他的最后一条独家新闻让日本臭名昭著的黑帮老大找上门，以他和他家人的性命威胁不准发表时，他决定写一本书公开反击。

 

《东京罪恶》以独特的视角，通过第一手资料带有启示性地审视了五光十色的日本底层社会。不仅讲述了日本有组织犯罪的真实故事，也探索了就连日本人也很少得见的现代黑帮世界，间接反映了记者、警方、歹徒之间错综复杂有时还相依相存的关系。不仅揭示了底层人士的不光彩职业和不堪的人生境遇，也展示了一个引人入胜、前所未有的日本文化风貌。

 

与此同时，本书也是一个记者一路奋斗，从热情万丈到无奈、精疲力尽最终提着脑袋小心翼翼的手记，在呈现从事犯罪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真实工作场景的同时，揭开了日本的底层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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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挟——新晋记者的好帮手

当了几个月的警方采访记者，和一些警察成了朋友，但我连一个独家新闻都没有亲自挖到过。

独家新闻一般是很难弄到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先得听到轰动性事件的风声，然后去找正在调查这个事件的级别较低的警探，获得他的信任和他手头上掌握的消息，最后把消息传到食物链上去，还不能让上面的人知道你的材料是从底下收集来的。

你可能得费上好几个小时去等你的线人回家，希望他在简短的交谈中能吐出一点点消息来。不过，如果遇上大案子，你的线人有可能好几天都不会回家。1993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手机，要取得联络可比现在困难得多了，你不得不凭运气才能在他们上班的地方、他们家里或者他们上下班的途中抓住他们打听一点消息。

你掌握的事实都必须得到第三方的认证，而且，你必须说服你的编辑，让他觉得发这篇报道是安全的，不会再有官方新闻稿发布。有时，你还必须亲自到犯罪嫌疑人的家里去确认他是不是已被逮捕了，因为在日本，逮捕记录是不公开的。常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已经做好写报道的准备，而且通知了探长；这时，警方突然冒出来，匆匆发布一份新闻稿，你的独家新闻连同你付出的一切努力随即化为乌有。

不过，我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怎么做到的？老办法：要挟。

每天晚上，我都会利用平常的体育赛事、出生公告、讣告等烦琐的输入作业和为资深职员订晚餐之间的空隙，骑着自行车跑到大宫派出所去和那儿的警察闲聊。大多数时候，如果他们不忙，我就坐下来和他们胡乱侃上一阵子。我们喝着绿茶，谈论政治、过去的案子或电视上的话题。我会带上一些甜甜圈——我认为这并不是日本警察常吃的东西，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事实上，他们可能正是因为平常很少吃才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一个线人告诉我说，他们数星期前逮回来的一个专业扒手供认了他作案的数量，数目相当庞大。不过，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个扒手每天都穿西服打领带去“上班”——是个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日本的新闻中反复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这类报道，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没听说过有比他更出色的扒手了。

经过对这条线索进行多方验证之后，我做好了写这篇报道的准备。除了他供认不讳的作案数量之外，我收集到了我所需要的全部事实，但作案数目对这篇报道来说至关重要。铁路部门的官员也不清楚具体数目。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大宫警方的高层人物谈谈，他们现在正办着这个案子。

探长名叫富士。众所周知，他非常擅长讯问，是个出色的警察，但他不喜欢跟记者打交道。他又高又瘦，戴着老套的厚眼镜，总是穿着皱巴巴的灰色西服，那一脸刮了就长的胡须是出了名的。

我心想，他对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只是把我看成讨厌鬼——又一个终究会被另一个新人（最好是个日本人）替换掉的既烦死人又不起眼的记者。我决定出其不意地去求他让我写这篇报道，但他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

“如果你认为你知道很多了，那就写吧，写你的报道去吧。但我敢肯定你不知道他被我们抓到之前行窃了多少次。10次？100次？200次？”

“不止100次，对不？”

“你不知道吧，对不？”

“不知道。”

“嗯，那我想这就不是你该写的报道。为什么不等一等呢？只要等上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你会把这个独家新闻给我？”

“不，”他说，“我们会在一个星期内公布这起案件，到时候你想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可那就不是独家新闻了。”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只作总结，警探做调查，所有的事实都齐了，我们就公布这个案子。你们把案子报道出来。结案。”

他叫来一个女警员，指着我说：“你能不能给阿德尔斯坦先生倒杯茶？他的工作很辛苦，看来都快累脱水了。”他把我晾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喝茶，自己跑到楼下找副队长谈话去了，可能是要提醒他我在到处打听消息。

如果我是个警察，我觉得自己也会这样做。我的独家新闻报道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我没有任何地位或权力能够向他保证这会是一篇采访到位的报道，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作为交换条件提供给他。不过，话说回来，把这篇报道让给我写有什么害处呢？我很努力，这篇报道会提升警方在当地社会中的形象，最起码不会毁坏他们的形象。

在案件公布之前，我还有一周的时间。警察就喜欢让我们翘首以待，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所以，那天晚上9点，我发现自己又和大宫派出所的警察们在一起喝茶、看电视，一点一滴地消磨着时间。这时，我偶然发现布告栏上贴着一张画。那是一张小偷的综合素描像，他盗窃了城市主干道边上的数家大型电子产品商店和服装专卖店。这种告示——有时称作“通缉令”——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身体特征、犯罪手段和他盗窃的所有商店。

“嘿，我能不能拍一张派出所的照片？”我随口问一个嘴里塞满了果冻甜甜圈的警察，“我爸爸是密苏里州的法医，他很好奇，想看看日本的派出所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家伙都非常钦佩我父亲的准警察身份，一边摆着拍照的姿势，一边向我打听他的工作。我让他们站在布告栏旁边，在拍照的时候顺便拍了一张综合素描像的特写。

我11点回到事务所，吃了些留在冰箱里的凉批萨饼后就去冲洗胶卷（当时还是使用胶卷的黑暗时代，冲照片真是件麻烦透顶的事情）。我把告示放大、裁剪后做成几张模模糊糊的复印件，再把那几张复印件揉成一团，然后挑了最皱的一张带回家去。我要把它弄得看上去像是从某个受害者或当地的店主那儿得来的，或是在垃圾桶里掏到的。我不想让人揣测到那是我在派出所里转悠时拍到的，否则就可能断送了我进出派出所的机会，还会让我的甜甜圈朋友遭到训斥。

第二天，我去了失窃商店中的一家，向那里的经理询问了有关盗窃犯罪的情况之后就问他知不知道有类似的情况。他把手头的那张警方告示拿给我看了，但就是不肯把它给我。下午2点左右，我走进大宫派出所，要求他们让我上楼去见富士。

富士示意我坐下，双肘杵在办公桌上，手指做成一座寺庙的形状，闹着玩似的透过指缝看着我。

“那篇重大报道进行得怎么样啦？”他问。

“我已经对那篇报道失去信心了。”我说。

“放弃了？”

“是的，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题材。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大宫地区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沿路盗窃案的公益报道。我想我还会把这张综合素描像放进去。”

我拿出那张复印件给他看，但没有把复印件给他。

“你从哪儿得来的？”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已经和一些受害者交谈过了。”这不是回答，也不是撒谎，但这是误导。

富士阴沉着脸：“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项调查。如果你发报道，就会把他吓跑，那样我们就再也逮不到他了。”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说，“我的工作就是收集新闻，写出来，然后尽快发表，这是对社会有好处的。我可以写你正在调查的案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要写这篇报道。”

“我是记者。我必须写点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为了谋生去做调查、抓罪犯一样，我调查各种事件，把调查结果登在报纸上。如果我不写，就等于我没在干活，而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可写啊。”

富士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缝：“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去写。也许要比一条关于一个悬案的不起眼的公益通告好。”

“比方说什么？”

“我给你有关扒窃案的资料，其他报社都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那倒挺不错，不过，我只对完整无疑、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有点得意忘形起来。

“我们不会那样做。如果我们把独家新闻给了你，负责采访这个派出所的其他记者都会跑到这儿来，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让他们抱怨去吧，我必须在30分钟以内告诉我的上司我会交什么报道给早刊。眼下我手头上有的就是这个连环盗窃案。”

“等一下，”他说，“给我30分钟。”他示意女警员过来。她端着一杯绿茶走了过来，正准备放在我的面前，富士示意她别放：“你还是喜欢喝咖啡吧？”

“不，不，绿茶就行。”

“不过你更喜欢咖啡，对不？”

“喂……”

富士对她点了点头。

“奶还是糖？”她问。

“请都放一点。”

“好，在这儿等着。”富士说着，三步并作两步朝楼下走去。

咖啡真难喝，速溶的，不过还是比绿茶好喝。

富士20分钟后回来了：“好了。明天中午到练功馆去找我。我会把你想要了解的有关扒手的事情都告诉你。事先把你要问的问题都想好，因为这样的事我只做一次。”这下妥了。

当天晚上，我在记者俱乐部里跟山本说了我做的交易。他很满意，同时又有点失望。

“你为了这篇报道要挟了探长？”

“我没有要挟他。我用一个报道换了另一个。”

“你要挟了他。”

“我威胁他了吗？”

“嗯，没有。”

“好了，那就不算要挟。”

“阿德尔斯坦，你这家伙了不得，真有手腕。不过你也够卑鄙的。”

“我做错什么了吗？”

“既然如此，你干吗不从他那儿弄到一篇更好的报道来，那玩意儿算什么。你就只能弄到一个差劲的扒手么？”

“别的没有我想要的啊。”

“好吧，”他说，“把这篇报道搞到手，打成定稿，我会尽力让值班编辑把它弄成独家新闻。”

第二天，我来到练功馆时，富士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了。他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膝上放着一叠资料。我脱下鞋子，踏上榻榻米，坐在他的对面，用的是“正坐”的姿势——膝盖并拢跪着，两只脚底冲上压在屁股下面。

富士摘下眼镜，放在他的膝盖旁，然后抬头望着我。我拿出采访本和钢笔。

“阿德尔斯坦。”

“在这儿，富士先生。”

“你的袜子不成对吧。”

我低头一看，果然如此。我穿的是一只灰袜子和一只黑袜子。我没有想到要脱鞋。“很抱歉，今天早上太匆忙了。”

富士摇了摇头：“你是个怪人。我以为你一无所知，不过你竟然好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却连自己的袜子都配不对。”

“的确如此。”

“8年来我一直是个警探，我从来没有把独家新闻给过哪个记者。”

“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把这起案件告诉了你。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搞到这个独家新闻的，你会怎么说？”

“我敢肯定不会有人在乎的。”

“唉，他们会的。我了解你们这种人。”

“我们这种人？”

“记者。那你会说什么呢？”

我想了一会儿：“我会说，有人从总部把这件事透露给了我的上司，结果我不得不写了这篇报道，因为这属于我的采访范围。”

“回答得很好。”

说罢，富士就简要地叙述了导致扒手被捕的一连串的事件、这起案件的看点、扒手的出生日期和他供认的作案数量，然后还耐心地回答了我问的其他所有的问题。

在我负责采访大宫警方的整个时期里，他再也没有给过我独家新闻。尽管如此，每次我去找他聊天的时候，他都会问我是想喝绿茶还是喝咖啡。

9月下旬，这篇报道在《读卖新闻》地方版的“新闻内外”专题里登出来了。因为这是一篇专题报道，我真的得到了署名的机会。

在犯罪年鉴中，关于专业扒手的记载属于次要的内容。不过，我打算将这篇报道放在这里，作为日本罪犯的职业精神的一个样本。

佐藤浩辅，45岁，在火车上行窃时被大宫警方拘捕。这种抓捕行动很难执行——除非扒手是在作案过程中被当场抓获，否则在法庭上很难证明他的罪行。常规的辩护是，被告“发现了钱包并打算尽快地把它交给警方”。意图是难以反驳的。

据佐藤自己交代，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行窃420起。可能还不止这些，但他显然没有做精确的记录。

他生活在新潟县的一个小渔村里。他平日都不在家里；他告诉妻子，他在东京帮朋友照看一间酒吧。他每逢周末都会回家，支付账单，还一个星期交给妻子1 000美元左右。

他每次都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离开家，然后乘火车去东京、大阪或其他10个县中的某个地方作案。白天，为了打发时间，他去玩“扒金库”⁽¹⁾或者待在桑拿浴室里睡觉。夜间，他就登上他看中的火车（通常是深夜的特快列车）去操练他的手艺。他一般找喝醉或困得睡着了的上班族。让他得心应手的原因在于，许多日本人都觉得在火车上睡觉很安全。

他坐到目标的身边去，用公文包掩盖自己的动作，然后偷窃下手对象的钱包。他只拿现金，别的什么都不碰，然后还把钱包还给主人，这一连串的动作都不会把那个倒霉蛋唤醒。不过，“打秋千”——从他座位旁边的钩子上挂着的西服上装里取出钱包——是他的专长。他声称，他的这个技艺是无与伦比的。不论车上人多还是人少，不论他旁边或者对面是否有人可能看见，他都可以把钱包从西服上装里掏出来。毫无疑问，他擅长的是装睡行窃。

在日本，一切（甚至盗窃）都是艺术。连斗殴也是——柔道、合气道和剑道，所有这些功夫不仅仅是为了学会如何把你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握自己。从许多方面来看，佐藤就是他那种艺术的大师。

就我个人而言，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学里能多花一点时间去精通功夫；我发现，要作为《读卖新闻》的记者活下去，体力要求有点超出了我的预期

新年了，加油吧

在日本，辞旧岁迎新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习俗。元旦前夜，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会涌入各地的佛寺，等着聆听除夕之夜的钟声。佛寺里的大铜钟会敲响108下，每一下都代表着佛教世界里的一种原罪⁽¹⁾。人们相信，聆听这钟声会净化你的罪孽，让你精神饱满、光明正大地迎接新的一年。

只要有可能，我每年都会去聆听那钟声，未雨绸缪绝对没害处。现在，有些佛寺还开设了网站，让你在虚拟世界里鸣钟听响。我曾去那种网站上试过，但总觉得效果是不一样的。

佛寺的钟声鸣响之后，人们会成群结队地到神社里去朝拜，祈求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在这三四天（按日历上的标记是5天）里，没有什么人上班，许多人都回老家去了，商业街和政府办公区的街道上都显得冷冷清清的。

不过，在这些活动来临之前有一个公司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那就是“忘年会”——通常在12月上旬举行的年底宴会。在这种场合，大家一般都是一醉方休，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吓唬人的。每个人——不论是员工还是上司——都会不拘礼节地玩个痛快。对读卖新闻社的浦和新闻组来说，这个宴会通常都会变成一场醉汉的吵闹。我的第一个忘年会也不例外。

那一次忘年会是在一家当地酒馆里举行的，点的菜很普通：鱼（生的和熟的都有）、烤鸡肉串、豆腐、咸菜、饭团子，因为浦和以出产鲶鱼而闻名，所以还点了炸鲶鱼。日本人一般不吃鲶鱼（嫌它味道不够细腻），但我很高兴在我的盘子里能看到让我想起故乡的东西。

第一幕进行得相当顺利。每个新人都要表演一个节目。有人表演扑克魔术，有人把气球扭成动物的造型。我好不容易把一枚面值500日元的硬币拍起来，让它落在我的鼻子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绝技。但随着宴会场地一个接一个地更换，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不妙了。

我们离开酒馆，正准备朝一家陪酒屋进发时，有右翼和天皇崇拜倾向的熊谷分部负责人木村似乎兴奋了起来。木村身材敦实，烫得紧绷绷的发型让我联想到我那篇实习报道里的压酷砸。他没喝醉的时候是个挺不错的家伙，不过，一喝醉就会变得脾气暴躁起来，而他今天整个晚上一直都在又吃又喝。我们走进第二家酒馆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在找我的碴儿，我们刚坐下，他就朝着我冷笑道：“瞧你这模样，阿德尔斯坦，我想不通我们怎么会输了那场战争。我们怎么会输给一群懒散的美国人？这群没有修养、没有文化、没有信用的野蛮人。真搞不懂。天皇万岁！天皇万万岁！”

在5年多的日本大学生活中，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民族主义者。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我知道三岛由纪夫——日本的一个大作家——是健美运动员，同性恋者，还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见过右翼团体开着黑面包车在街上转悠，高音喇叭里传出刺耳的《天皇进行曲》；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木村。我该说些什么呢？说“对不起，我们赢得了战争”？

我给自己定过一个规矩：决不跟醉鬼争吵，所以，我只是不停地点头，说些不置可否的话，就像日本人常说的“这当然是对它的一种看法”或者“也许是那么回事吧”。

20世纪90年代初，历史修正论者和木村这样的天皇崇拜者一般都被人们看成是可爱的疯子，没有人拿他们当真。所以，木村在那里疯疯癫癫地说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拿他的话当真。

吉原和“花花公子”跟我交换了好几次席位，想把我拉出火坑，可木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跟着我转。我们摇摇晃晃地向一家陪酒屋走去的时候，木村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在公司简讯里看到你说你在练咏春拳。那就像某种中国武术，对不？”

“没错。”

“你听说过‘少林寺拳法’吗？”

“听说过，那是宗道臣开创的日本武道，它的打法很有趣。”

“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格斗术，是正宗的日本武道。”

“我确信它是一门了不起的武道。我喜欢咏春拳，只是觉得那更适合我。”

“少林寺拳法是最强大的。”

我转过身去，正准备跟山本一起往前走，就在这时，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木村冲着我来了一个回旋踢。

我作为一个习武者应该算挺烂的。我当时选练的咏春拳是以寸拳而驰名的武术，寸拳是一种短距离的冲撞，它利用拳头下部的两个指节发出最后的冲力。学了好几年的咏春拳，我只能做对三个动作，这种短距离拳击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假思索地转过身去，挡住他飞来的那一脚，同时出拳打了他一个满怀，把他打得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是非常幸运的一拳，就像击中了网球上的最有效击球点一样；我听到一声很爽的“啪”的冲击声，而且木村一瞬间竟然腾空了。

对一个老家伙来说，木村算是相当灵活的了。他跳起来抓住我，一个锁臂动作夹住我的头，把我摔到地上。这时，我们一起来的那帮人都赶过来起哄。少林寺拳法的一些关节锁很有威力，但我让自己的身子在木村的锁中松弛下来，一下子脱身而出，回敬了他一拳，正好打在他的喉结上。我趁他还在哽噎，一个翻身骑到他身上，借着酒劲，准备用手掌根捣烂他的鼻子……就在这时，小田中——一个平时像个可爱的不倒翁的资深记者——把我从木村身上拉了下来。他问我有没有伤到哪里，然后伸手拍掉我衣服上的泥土。

木村用手捂着喉咙，还想朝我冲过来，其他几个记者制止了他。他便张嘴骂起脏话来。

“嘿，是你先踢人的！”小田中对他厉声喝道，“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应该以身作则才是。”小田中是少数几个敢站出来为年轻记者说话的人之一。在读卖新闻社的等级体系中，斥责资深记者是要有一定胆量的。

在这节骨眼上，斋藤漫不经心地插了进来，用食指捅了捅小田中：“你还不闭嘴啊？让他们决一雌雄不是挺好的嘛。”他笑着示意其他记者放开木村，木村现在显得非常恼怒。

“有你这样当头儿的吗？”小田中对斋藤喊道，“你不能让资格老的捉弄新人！你应该教训木村。你简直是个混蛋——你这侏儒。”

听了这话，斋藤抬手打了小田中一下，小田中回敬了他一下，差一点打到他的下巴。这下，一群人分成了四组：一组去制止木村，一组去制止斋藤，一组来保护我，还有一组去阻止小田中把斋藤打得血肉模糊。

结果，我只得跟着山本和其他几个记者走回家去了。我们到一家吉野家快餐店里吃了碗牛肉盖饭。我有点担心自己兴许会丢了饭碗。

山本让我放心，说事情不会像我担心的那样。“嘿，忘年会就是这样。明天，大家会把什么都忘了的。嗯，不是真的忘了，而是没有人会去谈论它了，所以，你也别提这件事了。顺便说一下，那一拳很漂亮。如果你的文章能写得跟你的格斗术一样漂亮，你就不会那么让人讨厌了。”

他说的没错。第二天，前一天晚上的事仿佛从未发生过似的。我从来没有跟木村提过那件事，我们相处得比以前更好了。他开始亲切地叫我杰克君，我也告诉自己决不要跟他讨论政治。

在12月29日到来之前，我以为这一年就会这样静静地结束了。那天，埼玉县警方记者俱乐部里只有山本和我两个人。他在沙发上翻看着漫画杂志，我在录入一篇报道在冬季开花的芦荟的文章。我们从消防署的无线电波段上收听到川口有火势在蔓延，于是，我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往现场。

我到那儿时，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我正在做记录的时候，听到消防车上的民用电台广播说，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另一起火灾。就在消防队员冲向他们的消防车的时候，我率先朝那个公园跑去，那里应该就是广播里说的火灾发生地。

正当我拐进公园入口时，我差点撞上了一个走动着的人形火焰塔。我靠得太近，眉毛都被烤焦了一些。那团火像个动作迟缓的机器人似的围着一架跷跷板绕圈子，从附近赶来的人们提着水桶朝他泼水，用灭火器朝他喷泡沫。一群孩子在他四周围成一圈，出神地看着这一切。我在混乱中被弄得满脸都是灭火泡沫，那名男子随后缩成一团瘫倒在地上，就像胎儿的姿势一样。四周弥漫着煤油、烧焦的热狗和海鲜酱的味道。

那名男子还在喘气，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看到他的胸部在动。他又呼吸了5次，然后就死了。

那一刹那，四下一片死寂，连孩子们都静了下来。只听见数条街外传来的汽车来往的声音和皮肤破裂的噼啪声，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过了一会儿，大家才开始谈论该怎么办。

消防队员两分钟后才赶到。一位医务人员想看看那名男子还有没有脉搏，但他的手被烧焦的身体烫了一下，痛苦地叫了一声。另一位医务人员拿出听诊器贴在看上去像是胸部的地方，随后宣告那名男子当场死亡，并把一块蓝色防水布盖在了尸体上。这时警察还没到。

我打电话给新闻组，让他们知道我所在的位置，然后开始到人群里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三个看到全过程的小学生帮了我一个大忙——那个男子，穿着蓝色工装，骑着自行车进了公园，车筐里载着一个装有煤油的红色塑料桶。他停下自行车，把煤油浇在自己头上，然后掏出一盒火柴。他划了好久也没能划燃一根火柴——它们都被煤油泡湿了；但他最终找到了一根干的，便捡起一块石头，在那上面划燃了火柴。手上的火柴碰到胸口的那一瞬间，他全身都着了。

孩子们想要形容那种声音，却因为那是像爆竹声还是噼啪声而争执了起来。他们用“火达摩”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全身着火的人（“达摩”是指无腿无臂的佛像）。他们看上去对自焚一点也不感到紧张或震惊。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跟现场的一个消防队员聊了起来。

“真丢人，”他说，“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人不愿面对新年，还给假日添乱，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

“好像这样死很痛苦啊。”

“不，一般不会痛苦，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知觉。不过，如果你不马上死掉，那就会死得很惨。你只能在极度的痛苦中苟延残喘，你的身体会感染，然后会因毒性发作而死。所以，他死得还算及时。”

他把尸体拖进救护车的车厢后部，并祝我新年快乐。

我动身去当地派出所听取了官方的说明。

自焚的人名叫原泽弘树，48岁，生日在1月5日。他不仅要面对新的一年的到来，还要考虑怎么过下一个生日。他住在离公园约5分钟路程的地方。他的邻居说，一家汽车零件厂倒闭，他失去了工作，到现在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我还是难以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仅仅因为这件事就点火自焚。后来，我着手调查压酷砸的高利贷体系时发现，把他推向悬崖的原因十之八九是欠了极其危险的人一屁股的债。

我打电话给留在记者俱乐部里的山本。

他问了一个问题：“这家伙名气大吗？”

我说：“没名气。”

“那就算了吧。”山本说。

我回到浦和去拿准备送给顶头上司小野的礼物。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我们有点恶作剧地做了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带着他的相貌的通缉告示——未经许可造人罪犯。我带着T恤衫和我的礼物去了他的公寓。

小野被我们的礼物逗乐了，他留我待了一会儿。他妻子给我们拿来了百威啤酒。小野呷了一口，龇牙咧嘴地说道：“你喜欢这种美国啤酒吗？看到在打折，想买来尝一下。味道糟透了！”

“没错，味道糟透了，”我笑了起来，“尿灰混合物。在密苏里，我们都这样形容它。”

“尿灰混合物！不错。我喜欢这叫法。它就是这种味道。”

我们把百威啤酒浇到盆栽植物上，开了两罐朝日啤酒，在友好的气氛中聊起天来。在日本健健康康地活着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