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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8.0

内容简介

   人文主义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整合了西方社会，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身份认同政治开始崛起，对人文主义发起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思想史教授马克·里拉在本书中反思了当下美国族群、性别等问题严峻，社会认同陷入分裂困境，批判其精英伪政治的实质，批判了受自由派教育的年轻人陷入狭隘排他的身份意识。里拉借此书呼吁年轻人重新定位自身的思想与实践，真正实现全体公民的平等与团结，明确作为公民彼此负有的义务，从而纠正美国当下的政治道路。

作者简介

   马克·里拉（Mark Lill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科教授（2007年至今），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1999—2007）。1990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论文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年度最佳政治哲学论文奖——施特劳斯奖，出版著作有《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搁浅的心灵》。其中，《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百佳图书”。里拉于2016年底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是2016年度阅读量蕞大的政论文章。

译者简介：

   马华灵，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目前出版著作有《反自由的自由：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纷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顾霄容，编辑、不自由撰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曾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季风人文讲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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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形式【59】

这就是一部里根时代简史，或者半部简史。另半部的内容是美国自由派如何应对他们自身所处的新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开心的故事。

你本来可能会以为，面对反政治的新国家形象，自由派会以一种富有想象力且充满希望的愿景来加以对抗，这个愿景关乎我们作为美国人所共享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共同实现的是什么。然而，自由派却迷失在身份政治的灌木丛中了，并且发展出一套怨恨和分裂的差异性修辞来与之匹配。你本来可能会以为，面对共和党人不断获得制度性权力，自由派会倾注全力来帮助民主党赢得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的选举，【60】尤其是走进曾经投票给他们的美国工人阶级中间。然而，自由派却被制度外的社会运动所吸引，并且发展出对全体美国人民的轻视。你本来可能会以为，面对里根主义所常态化的经济个人主义激进教条，自由派会利用他们自己在我们教育机构中的地位来教育年轻人：他们跟所有公民同胞共享同一个命运，并对所有公民同胞负有义务。然而，自由派却训练学生成为个人身份的探索者，并任其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漠不关心。你本来可能还会想到许多合理的事情。但是，你都想错了。

每一次自杀的核心都有一个谜团。但是，一个背景故事却可以讲述所有的条件、事件和选择，从而为最终的结局做好铺垫。成功的自由派团结政治（liberal politics of solidarity）是如何变成失败的伪身份政治（pseudo-politics of identity）的呢？这个故事并不简单。它关乎“二战”后美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61】1960年代反越战所释放的政治浪漫主义狂潮，以及新左派退入美国大学等。

我这个版本的故事特别强调大学，是有原因的。直到1960年代，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政治中的积极分子还主要来自工人阶级或农业社区，他们产生于当地的政治俱乐部或工作场所。但是，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积极分子和领袖几乎完全产生于我们的大学院校中，大部分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法律界、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亦如是。如果自由派的政治教育真的会产生的话，那么如今它就产生于大学校园里，大学校园在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上都大大远离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尤其远离曾经是民主党基础的那类人。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里将发生什么。

◇

然而，我们所谓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62】身份在美国政治中一直发挥着作用，这在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人们认为身份指的是种族主义、恐外症、厌女症和恐同症，那么他们是正确的。但是有趣的是，“身份”这个术语的当代含义直到1960年代末才进入美国的政治话语。就其当代含义而言，身份指的是一种内在事物，犹如一个需要照料的小矮人（homunculus）。更准确而言，美国的建国问题就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政治身份问题。

那些从英国逃到我们海岸的朝圣者（The Pilgrims）和其他宗教异见分子并不依据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ies）来言说；那时他们有灵魂。尽管他们在美国寻找的是一个他们可以完全认同（identify）的国家，但是，他们依旧完全认同他们所选择的任何教会。尤其是宗教战争之后，欧洲的共识是，鉴于基督教和政治生活的暧昧关系，这种双重身份（dual identification）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结果证明，这在美国并非不可能，因为美国的建国原则让基督徒有理由认同这个国家，这是由于这个国家保障他们认同其教会的权利。【63】这样就奏效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要成为一个美国人，你只需要认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美国的宗教自由制度。这种公民纽带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因为没有公民纽带，基督教纽带就无法得到保护。

在美国移民史中，类似的双重身份动态关系也在起作用。这个国家的建立伴随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所隐含着的假设，而这项假设受到了19世纪开始的不断高涨的移民潮的威胁。正如古代曾经争论过基督徒是否能够成为优秀罗马人的问题，如今所爆发的争论是关于所谓的“连字符美国人”⁽¹⁾的忠诚问题，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承诺以忠诚的公民身份行动，而不是以教皇或德国皇帝的代理人等身份行动的问题。一个经典的仇外者形象是，他们认为族裔忠诚总是会压倒民主忠诚，因此，如果不禁止移民的话，那就应该限制移民。其他人则主张，新移民可以成为公民，但是只有他们的家庭完全被盎格鲁——新教文化方式所同化才行。另外一些人（例如西奥多·罗斯福）依旧认为，“新型美国人”必须在大熔炉中加以锻造，【64】即便是盎格鲁——新教徒也必须跳入这个大熔炉中。到了20世纪中叶，一点点同化和一点点熔化都发生了。但是，几乎每个人也都清楚，这两者都不会完全成功，这也是好事一桩。新移民强烈认同这个国家，并以成为公民而自豪，因为这个国家并不要求完全的文化同化。一个更宽泛的公民身份概念并不是排斥，而是吸纳了族裔忠诚。

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奴隶主发明了“黑人”的种族身份，并把这个身份强加给奴隶，然后以之为标准，把他们的后代从政治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的正式成员资格中排除出去。黑人小孩出生时带有确切无疑的该隐标记。然而，这个强加给黑人的似是而非的“身份”却在非裔美国人自身的社群中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基于他们共享的苦难和屈辱史，以及反抗、适应和成就史。这造就了深刻的情感意识。【65】这种情感意识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种族犯罪的受害者是如何自我认同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毕竟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犯下了种种种族罪行，而且还为之辩护。美国保护了白人宗教群体和族裔群体，却奴役了非裔美国人。

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不断有黑人思想家提倡脱离，重返非洲，前往四海一家的欧洲，加入全球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抑或推翻美国体制；为什么也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实验了这些选项，不料却发现他们终究是美国人。然而，如何从情感上认同这个国家，以至于到了你要为之牺牲的地步呢？如果你已经作出了牺牲，就像那些黑人退伍军人“二战”后回到种族隔离的美国那样，你又如何认同呢？民权运动同时为非裔美国人社群和整个美国提供了建设性的道路：努力迫使美国遵守其建国原则。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形式上的权利，而且还为了在社会中争取平等的尊严。民权运动领袖选择比美国白人更加认真地对待普遍的平等公民权概念。【66】这并不是为了理想化或否定差异（差异是肉眼可见的）而是为了让差异在政治中不再起作用。

众所周知，民权运动接着为后来的争取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及其他群体权利的运动提供了样板。这些运动相似但至少并不完全相同。非裔美国人依旧对白人怀有挥之不去的怨恨，而白人似乎决意让他们陷入受害者比惨奥运会⁽²⁾的境地。然而，这个旧运动和新运动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民权运动跟早期宗教群体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斗争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和尊严得到承认。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主义如此，早期同性恋权利运动也是如此。但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变化开始了。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我们作为民主公民对美国的认同（identification）和我们对美国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认同之间的关系。【67】公民身份（citizenship）从画面中消失了。相反，人们开始根据内在的小矮人（homunculus）来言说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ies），这个内在的小矮人是由带有种族、性和性别色彩的那些部分组成的独特小东西。肯尼迪总统的质问，“我可以为我的国家做什么？”曾经激励了60年代早期的一代人，此时却变得不可理喻了。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变成了深刻的个人问题：鉴于我的身份，我的国家对我负有什么义务？

从我们到我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是1960年代最令人难忘的浪漫口号之一。这个口号所表达的情绪有两个来源：第一，浪漫主义者一直所认为的调和自我和世界的迫切需要；第二，反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青少年不具有接受这种区别的能力。尽管美国在建国的头两个世纪里常常被诗歌或福音所吸引，无论这些诗歌或福音是基督教式，还是无神论的爱默生式，但是，美国一直是浪漫主义者的沃土。【68】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浪漫主义就扰乱着欧洲政治，而今却难以寻觅了。（这无疑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欧洲赢得务实民族的无端声誉。）1960年代初期，政治浪漫主义的突然爆发是前所未有的。

奇怪的是，这种浪漫主义根源于里根主义的同时代和同地点：1950年代富裕的新郊区。我们接受了那个世界的两幅理想化图景。第一幅图景被右派所青睐，高薪工作和现代技术给美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福利；男人通勤去上班，女人在家悠然自得，而小孩则戴着牛仔帽假装在互相厮杀。所有人都享受着美好时光。第二幅图景被左派所青睐，这是一幅空调噩梦图景⁽³⁾：男人通勤去上班（喝高了），女人在家悠然自得（大量服药），而小孩则戴着牛仔帽假装在互相厮杀（把他们对父母的怨恨转移到玩伴身上）。这些都是政治上有用的神话，仅此而已。

然而，【69】那幅黑暗图景确实抓住了另一幅图景所忽略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真相，一个心理上的真相。人们只要看一眼美国人当时正在阅读的书籍、正在观赏的电影，就可以发现他们对他们在郊区边缘为自己营造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焦虑。人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术语来表达这种焦虑了。人们读到被淹没于《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成为一个《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这个人是《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中千篇一律的一员，他被谴责参与《争权夺利》（the rat race）。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异化的青年》（alienated youth），担心他们正在成为漫无目的的《少年犯》（juvenile delinquents）。⁽⁴⁾电影导演所执导的影片反映并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这些人的不满，他们是《一袭灰衣万缕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中的男子、《能屈能伸大丈夫》（the prisoner of Second Avenue）和《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青年。⁽⁵⁾《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扼杀了女性生活叙事，尽管这些叙事姗姗来迟，但最终却应运而生了。

这是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时代。“身份危机”是1950年代初德裔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发明的术语，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他在其繁荣的移居国所发现的普遍状况。【70】埃里克森写道：“早期精神分析病人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但他却无法成为这样的人。而今天的病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应该相信什么，他应该或实际上可以成为什么人。”⁽⁶⁾这并不是什么新闻。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就已经对美国心灵作出了相同的诊断。然而，埃里克森依据“身份”而作出的重申却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并且似乎反映了人们自身的内心体验。郊区居民越是摆脱社会经济需求，就越是困惑要用自由来干什么。既然有可能，那么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问题对于只知道和平与繁荣的年轻人来说是最紧迫的。春假期间，并非所有这些脚穿齐踝短袜（bobby socks）和头剃平头发型的大学生都在浪。许多大学生都在阅读新近翻译的法国存在主义者著作、卡夫卡的小说、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的沉思录，以及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欧仁·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的戏剧，这些作品现在都已经有廉价的平装本了。他们也加入非传统的宗教团体，【71】例如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s for Christ）和后来的天主教神恩复兴运动（the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尽管他们的父母沉迷于创造个人财富，但是他们却自问做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正是这一代人促成了1960年代。

政治浪漫主义容易辨认，却难以界定。这与其说是一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情绪，一种影响人们思考自己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情感。浪漫主义者认为社会本身有点靠不住。社会本身是一种强加的诡计，它把个人自我和社会本身隔离开来，勾画任意界线，创造封闭空间，并迫使我们穿上并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服装。（烦人的爱默生写道：“社会到处阴谋反叛每一个人。”⁽⁷⁾）社会让我们忘记我们是谁，并阻碍我们探索我们可以成为什么人。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更加难以界定，也难以说清。其名号多如牛毛：真实性、透明性、自发性、整体性和解放性。世界是一个整体。当世界礼貌地拒绝这个请求后，浪漫主义者在两股对立的冲动之间举棋不定了。【72】一股冲动是逃离，从而保持真实自主的自我；另一股冲动是改造社会，从而让社会看起来像是自我的延伸。浪漫主义者想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他或她将占据完整且不冲突的身份；在那里，“我是谁？”和“我们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模一样。

当这种浪漫主义情感在1960年代初采取政治形式时，年长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年轻人到底在谈论什么。民权、越战、裁军、贫穷和殖民主义，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抗议的政治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跟顶撞父母、吸毒、聆听喧闹的音乐、自由性爱、素食主义以及东方神秘主义有何相干呢？是的，资本主义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梳子难道真的是灵魂的敌人吗？对于上一代人来说，那个时代的修辞是个人、文化与政治方面绝望得一团糟。琐碎的小事（取消演讲、建造学校体育馆）会让道德义愤的怒火喷涌而出，【73】这不是针对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而是针对大学。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所发表的漫无边际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对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提出了一些前后一致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却跟下列声明混在一起了：

人类和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人类独立：它所关注的不是通俗形象，而是发现个人真实人生的意义；这种精神品质不是被一种无权感所强迫驱使，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地位至上价值观（status values），不是压制所有对其习惯的威胁，而是完全自发地获取现在和过去的经验，而是能够轻易地将个人历史中支离破碎的部分联系起来，而是能够公开面对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而是一种凭直觉认识到各种可能性的意识，一种主动的好奇心意识，一种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

这种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其目标与其说是随心所欲，不如说是随自己的心随自己的欲。⁽⁸⁾

这是一个人在内心寻找意义的激动人心篇章。【74】但是，这跟密西西比州的投票权或反对美国钢铁公司的罢工有何相干呢？

对于被卷入新左派潮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都完全有道理，因为所有浪漫主义者都知道，一切事物都互相关联。不言而喻的是，没有什么狭隘的政治目标可以脱离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争取自由、正义和真实而进行的斗争：性关系、家庭、秘书室、学校和杂货店。全世界亦如是。压迫的形式多种多样，反抗的形式也要多种多样。早上参加反越战游行，下午去食品合作社工作，晚上参加女权主义工作坊，然后在陆地露营释放我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都完全连贯一致的原因。这是最高级且最紧要的政治。相比之下，国会中期选举又算什么呢？

新左派原本用有点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把“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解释为，看似个人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政治的，【75】没有什么生活领域可以免除权力斗争。这就使这句口号变得非常激进了，它让同情者兴奋，却让其他每一个人害怕。但是，这个口号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我们所谓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只是个人活动，它表达了我，也表达了我如何定义我自己。正如我们今天所说，这反映了我的身份。一开始，对于沉浸于当时那种情绪的人们来说，这个口号的两种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明显。合法堕胎、同工同酬和日托影响到我作为女性的个人，但是也影响到所有其他女性。这并不是自恋，而是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紧张关系变得再明显不过了，而这注定了新左派的短期前景，最终也注定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前景。

新左派被困扰着每一个左派的全部思想和个人动力撕裂得支离破碎，此外还有一个新动力，那就是身份。种族分裂迅速发展起来了。黑人抱怨大多数领导者是白人，这是事实。女权主义者抱怨大多数领导者是男性，这也是事实。黑人女性也马上抱怨起激进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和白人女权主义者的隐性种族主义来了，【76】而她们自己却又被女同性恋者批评为假定异性恋家庭才是自然的。所有这些群体从政治中想要的都不只是社会正义和结束战争，尽管他们确实想要这些。他们也想要他们的内在感受和他们在外在世界的所作所为之间可以无缝对接。他们想要他们的感受跟政治运动保持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反映了他们如何把自己理解和定义为个体。他们还想要他们的自我定义能够得到承认。社会主义运动既没有承诺，也没有给予承认：它把这个世界分为剥削的资产阶级和被剥削的来自各种背景的工人。“冷战”自由主义为所有人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社会保障，但是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民主党也没有承认个人身份或群体身份。当时，民主党被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南方民主党人和不大可靠的联邦白人官员所主导。

到了1970年代中期，新左派已经从国家舞台上消失了，但仍然活跃于纽瓦克、【77】芝加哥和奥克兰等大城市的社区组织活动中。（他们还活跃于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等小城市中。）此外还有各种运动，以及更多主要在民主党和其他政治机构之外开展的运动。这种向党派之外转移的后果是严重的。各种势力在健康的党派政治中活动是向心的；它们促使各个派系和利益集团共同合作来实现共同目标和共同战略。它们迫使每个人思考或至少言说共同善。而在运动政治中，各种势力都是离心的，它们鼓励分裂成越来越小的派系，而这些派系沉迷于单一议题，并奉行意识形态高人一等的惯例。因此，新左派留给自由主义的是双重遗产。首先，新左派催生了以议题为基础的运动（issue-based movements），这些运动使若干领域发生了进步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生态环境和境外人权。其次，新左派也催生了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运动（identity-based social movements），这些运动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比50年前更宽容、更正义且更包容的地方，例如平权运动、多元化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

新左派没有做的是促进民主党的统一，并发展出一套关于美国共同未来的自由主义愿景。【78】随着人们的兴趣慢慢从以议题为基础的运动转向以身份为基础的运动，美国自由主义的焦点也从共同性转向差异性。一种截然不同的美国式伪政治修辞取代了一种开阔的政治愿景。这种伪政治修辞的内容是感受性的自我（the feeling self）及其争取承认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结果证明，这跟里根的反政治修辞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反政治修辞的内容是生产性的自我（the producing self）及其争取利益的斗争（struggle for profit）。只是情感更少，而伪善更多。

伪政治中的启蒙读物

让我们快进到1980年吧！罗纳德·里根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了。共和党积极分子正启程上路去传播新个人主义的小政府福音，并到偏僻的郡、州和国会选举中竞选。同样在路上，尽管是从州际公路的不同出口出去，你会看到前新左派积极分子坐在生锈的彩色大众巴士上。【79】由于未能推翻资本主义和军工联合企业，所以他们正在赶往全美各地的大学城，希望在那里的教育机构中实践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这两个群体都成功了，并且都在这个国家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后1960年代左派的撤退具有战略意义。早在1962年，《休伦港宣言》的作者就主张，鉴于南方民主党人在民主党内的权力以及劳工运动的停滞，“我们认为大学是被忽视的影响力中心”。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专门学习场所。大学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它们为后工业职位提供了就业渠道和认证机构。大学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其途径是学术研究以及产生党派精英。最终，大学在这两个领域都取代了工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那些作者认为，新左派应该首先尝试去大学里建立新左派。他们可以在大学里互相自由辩论，【80】并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战略，一路招募追随者。但是，他们最终是为了进入更广阔的世界，接触“外面虽不那么新奇但更持久的争取正义的斗争”。

然而，彻底改造美国生活的希望破灭了，雄心壮志也随之萎缩了。许多人重返校园，殚精竭虑地把他们沉睡的大学城建设成为道德纯洁、社会进步且环境自足的社区。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建设，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设。孩子们被带出公立学校，成为其他教育方案的测试对象。无休无止的市政会议（city council meetings）在最激进的反对承担废品回收工作的怨言中结束。大学城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寻找姐妹城市，即便它们不在通往机场必经之路的邻近乡村保守社区。尽管这些大学城已经丧失了许多乌托邦魅力，但是它们还是从美国各大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非常宜居的城市。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来说，大多数大学城已经成为新消费主义文化圣地，周围是科技园区和日益昂贵的房子。【81】在这些地方，你可以造访书店，欣赏外国电影，购买维生素和蜡烛，饱餐一顿美食后小酌一杯浓缩咖啡，或许还可以参加工作坊来洗涤你的良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环境，除了无家可归的男男女女们还聚集在那里，此外就没有平民的影子了。而那些无家可归者的任务是让居民认清现实。

这是这个故事的喜剧面。另一面是英雄剧还是悲剧，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这一面有关的是撤退的新左派如何将大学变成一个上演着歌剧和情景剧的伪政治剧场。这已经引发了关于终身激进派、文化战争、政治正确方面的大争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这些发展却遮蔽了一个更加悄无声息但重要得多的发展。这个宏大故事并不是教授成功地向数以百万大学生灌输了反对当权者的左翼教条。许多教授确实尝试过，但似乎并没有减缓毕业生削尖脑袋挤入职业学院，然后继续进入传统职业的速度。【82】真正的故事是，60年代人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向学生传播了何谓政治的特殊观念。

这段经历让人们吸取了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政治活动必须对自身具有某种真实的意义，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大机器的齿轮。这就是60年代人正在逃脱的世界，他们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父辈的世界。基于对美国政党和机构缺乏流动性的失望，第二个教训是，运动政治是唯一真正实现变革的参与模式。可以说，这两个教训的教训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政治人物，那么你应该从寻找一场对你来说具有某种深刻个人意义的运动开始，而不是加入一个政党。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若干个这类运动已经出现了，这些运动关注的是核裁军、战争、贫困和环境问题。但是，介入这些议题依旧意味着必须介入更广阔的世界，并获得某些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科学知识，特别是历史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