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价值》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副标题：改革、创新、监管与我们的未来

 

作者：黄益平

 

内容简介：

 

 

黄益平教授新作，于宏观分析现象与趋势，于底层掌握逻辑。

 

什么样的金融才能造就好的社会，金融该如何创新与监管，“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将走向何方？金融风险不时爆雷，金融监管该如何着力？央行数字货币面世之后，会对我们的金融和支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科技金融会如何影响世界金融格局？……

 

不管是金融的创新、金融的改革，还是金融的监管和风险控制，当金融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之后，金融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本书是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的新作，深入剖析金融之于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价值，阐述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风险把控与监管，分析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让我们在金融大潮越来越风高浪急的时代，更好地了解现状，把握未来。

epubooks.top站是一个下载优质电子书的网站，书籍种类非常多，每个类目下的书籍资源都非常丰富，支持kindle、epub、mobi、azw3、pdf格式下载。以及在线阅读-epub,kindle,mobi,azw3,pdf格式！ 一個下載優質電子書的網站，書籍種類非常多，每個類目下的書籍資源都非常豐富，支持kindle、epub、mobi、azw3、pdf格式下載。以及在線閱讀-epub,kindle,mobi,azw3,pdf格式！ ======================================================= 记得收藏本站哟！每天都会更新 资源收集不易，还请帮忙点一点，是我的动力谢谢！！！！！！！！！！ 如果有什么书本站没有，你也可以在评论处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去的！ 收藏本站每日更新更多书籍！ 资源地址： Epub版-----网盘密码1122 MOBI版-----网盘密码1122 PDF版------网盘密码1122 TxT版------网盘密码1122 azw3版------网盘密码1122 ======================================================= 部分简介：

粮食购销体制的经济学逻辑

刚来朗润园的时候，我经常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有一天在园子里碰到同事宋国青老师，和他聊了几句通货膨胀的问题。回到办公室，我忽然回想起2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我1987年研究生毕业，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这之前的1986年下半年，我随所里的两位研究室主任邓英涛和高小蒙到河南省新乡市调研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当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在城市里卖给居民。在改革的初期，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不断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由于城市改革还没有动起来，销售价格高不了。这样就出现了粮食购销价倒挂的现象，也就是说，国家粮食部门每买卖一斤粮食，政府就要往里补贴差价。我们去河南调研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提出一套改革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调研结束，我们坐晚班火车回北京。两位主任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对我耳提面命，详细地阐述了改革的思路和框架之后，要我回去起草报告。后来中央批准了我们的改革方案，把新乡市确定为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并成立了一个三人“中央指导小组”，高小蒙任组长，我是组员之一。[2]在火车上的时候，邓、高两位主任让我回去先看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宋国青写的一篇关于统购统销制度的文章，并且一再叮嘱一定要先看三遍之后再动笔。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宋老师，回到学校之后就迅速找来文章研读。对于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实质，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政府不相信市场的作用，政府直接买卖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应该说，宋老师的分析完全另辟蹊径，他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

说实话，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理解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进行工业化，这便需要投资，要投资就需要资金。按理说政府获取资金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征税，但政府可能不想直接向农民收税，所以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其实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在农村低价收粮食，在城市低价销售粮食。从表面看，政府并没有从中获得好处，但这样做可以把原材料和工资都压得很低，从而在事实上降低了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城市工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拿出来再投资，循环推动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速度其实挺快的，只是激励机制不对，生产的产品没人要，需要的产品没人生产，产品的质量也不好。

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

从“统购统销”就是农业税，我想到了在改革期间政府对要素市场实施的各种普遍的干预。如果我们要对40年的改革政策做一个提炼，那应该就是“市场化”。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有很多特点，比如它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改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将其称为“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竞争也比较充分，无论是农产品、制造品还是服务品，都直接由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基本上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和水，凡是用于生产投入的要素市场都还受到政府的各种干预与管制。

这样的干预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即使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年的今天，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金融抑制，即政府金融体系的各种干预与管制。40年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行业规模做得很大，但市场机制还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都能排在全球十大银行之列，股票市场市值全球排名第二，债券市场全球排名第三。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还在影响或者干预利率、汇率、资金配置甚至跨境资本流动，还在控股大型金融机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曾经对各国的金融抑制程度做过专项研究，在能够找到数据的91个国家中，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排在第四位。[3]

劳动力市场可能是一个特例。很多人认为政府并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存在户口制度，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流动率极低，而且都是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农民工，等于突破了户口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得以流动。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同样一家公司做同样的工作，农民工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可能只有当地居民的1/3甚至更少。也就是说，户口制度变相地压低了城市工业的劳动成本。

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政府在南方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提供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比如不收税，提供免费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廉价的资金和能源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市场扭曲，虽然它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活跃，但从根本上说，优惠政策意味着要素的使用者没有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成本。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都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实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概括起来看，要素市场的扭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把要素的成本压低；第二是在要素配置时偏好大企业、国有企业。换句话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产成本低也很正常。但要素市场的扭曲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比如我们经常听人说，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话当然没错，但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正规金融部门，中小企业往往融不到资金，融资难。但如果能从银行借到钱，成本并不高。平均而言，我国银行的贷款利率远低于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大致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贷款利率相当。中小企业如果到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等）去融资，其实相对容易，不过成本往往很高，融资贵。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实施扭曲要素市场的政策？背后的原因应该就是我们的“双轨制”改革策略。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国有部门持续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又要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国有企业的保护，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国有企业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如果像苏联那样把国有企业全部快速地私有化，可能引发失业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保留国有部门，其实也是为了支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不过，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比非国有企业低很多。如果它们要继续运行，就需要获得外部的支持，最简单的就是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但是，改革开始以后，政府的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政府过去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国有企业，但国企的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不但不能贡献财政收入，还要求很多的补贴；而民营企业虽然发展起来了，但当时规模还比较小，而且有各种避税的手段。最后的结果是，国企相对变弱了，民企也发展起来了，但国家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困难。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36%，到1996年，这一比例只有11%了，当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连吃饭都保障不了，发不出公务员的工资。

需要补贴，但政府又拿不出钱，怎么办？要素市场扭曲就是政府的应对方式。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变相补贴企业，与统购统销制度变相支持工业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

这种扭曲政策的实质，是对居民和企业实行收入再分配，变相地补贴企业，补贴出口商、生产者和投资者。举个例子，假设银行存款利率为1%，如果没有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存款利率可能会达到3%。这之间的差额到哪儿去了？银行可以在低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压低贷款利率，这等于是存钱的储户向贷款的企业进行了变相的转移支付。这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是，出口越来越活跃，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劲，但消费变得越来越疲软。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一方面形成了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结构失衡的矛盾不断恶化。

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10年时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个下降幅度与速度都是十分惊人的。对于消费疲软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社保体系不完善，老百姓储蓄意愿很强，不敢消费，又有人说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穷人的消费倾向很高，但穷人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太少，从而导致总体消费疲软。其实，导致消费疲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GN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但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虽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较多，但似乎并未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理说，政府干预会降低经济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抑制性金融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我们发现：以2000年为界，之前的影响是正面的，之后就变成负面的了。经济学文献对这种现象是有解释的。第一种解释，来自提出金融抑制这个概念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他认为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运作，第一会降低金融效率，第二会妨碍金融发展，所以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将其称为“麦金农效应”。不过，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自由化的不断加速，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出了很多问题。他认为在低收入国家，金融体系与监管体系还没有完善，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并不见得是好事。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适度的抑制性金融政策也许会有正面的作用，我们将其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认为政府干预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非常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第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举个例子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银行出了很大问题，银行的不良率达到30%～40%，但当时老百姓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原因不是银行真的没问题，而是相信有政府在，所以没有发生挤兑，这就给政府重组、改造银行留出了时间。

总体来看，以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增长持续高速，这样就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是政府隐性担保，即使银行出了问题也没关系，有政府兜底。

走向“常规发展”

前面说到两本书，其中一本叫《告别“中国奇迹”》，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的故事——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结构失衡很严重。我用“不对称的市场化”来解释这种状况。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预言——要超越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经济水平确实很低，增长潜力自然就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释放出了能量。过去的“不对称的市场化”，也就是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这样的政策扭曲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全世界都认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很高，最高时是在2009年，投资占GDP的45%。这样看起来当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当年的投资会变成来年的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要在市场上销售，而老百姓又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消费，最后产能压力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运气比较好，当时正是一个大力宣扬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关系也处于良好时期，而美国人正在尽力消费，其储蓄率非常低。美国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生产能力刚好碰上，一拍即合，中国生产出的大量产品都销售到了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的方向便是美国。于是，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美国的逆差越来越大。

这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当时预料到国际贸易要出问题。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很多国家并不太在意，而且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但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大以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麻烦就来了，原因在于大国和小国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张，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扩大，别的国家的市场份额则在减小，后续就会出现就业问题。最近这些年可以看到，在国际市场上，凡是中国需求量大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扬，而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上，价格就会下跌。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018年，一位记者找到了郜若素和我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可能会因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治权重而引起一种所谓零和博弈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若与抵制调整的阻力相互作用，那将会大大弱化制约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国际规则。”接纳中国作为强盛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过程中有一个主要危险，是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所面临的结构性调整有畏惧情绪，并因此试图控制它们与中国发生经济关联的程度和范围。中国与某些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也可能会伤害它们的贸易关系。[4]

所以，无论是从投资效率、经济结构失衡，还是从国际市场调整等方面来看，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无法持续的，奇迹总归是要过去的。

当时我们观察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逆转，以前劳动力严重过剩，后来逐步出现了短缺问题，2005年后工人的工资就明显上升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断地说要推进要素市场化，即过去的种种扭曲要被取消，比如让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

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也就是说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那这种扭曲的消除必将会大大影响中国经济。所以，我们当时判断中国经济即将面临重大转型，要从创造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提出可能会发生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会持续下行。因为过去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了，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收入分配状况会改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劳动工资被压着不让上涨，未来则可能会上涨。一般来说，穷人靠工资收入，富人靠投资回报。如果工资上涨挤压了投资回报的空间，虽对经济增长有压力，但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会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上升，消费会随之增加，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会下降，经济结构得以逐步实现再平衡。

第四，产业升级换代会不断加速。以前的低成本优势很难持续，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了，成本提高了，还由于过去的扭曲政策消除了，成本进一步回归正常。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上升速度远远超过其他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上升速度，这意味着中国花了很长时间培养的在低成本产业有竞争力的企业一夜之间失去了竞争力。而成本在以后会变得越来越高，唯一的应对办法是提升技术、效率、品牌，使得产业不断往上走。类似情形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三个经济体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马上把低端产业转移到境外。那时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于是低端制造产业大量转移过来了，拉动了经济增长。现在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各不相同：中国香港的产业基本上是服务业，没有什么制造业了；中国台湾有很多创新的产业，包括半导体产业等，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有很多大型公司，生产汽车、轮船、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等。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道路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随着成本水平不断提高，都在往产业链上游走，新发展起来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有竞争力的。这是中国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