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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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陷入崩溃的边缘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站起来

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再次踏上人生的旅途

人是社会性动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存在与消逝都是不可逃避的问题,在我们这一生中,总要经历这样直面生命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这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

1969年,生死学大师、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博士在其著作《下一站,天堂》(On Death and Dying)中提出哀伤五阶段理论。

她认为,哀伤包括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这五个阶段。

作为罗斯博士的得意门生,戴维·凯斯勒不仅传承并实践着哀伤五阶段的理论,还与罗斯博士合著了两本书。

多年来,凯斯勒的哀伤治疗工作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与信任。

2016年,凯斯勒的小儿子意外离世,这引发了他对于哀伤本质与死亡意义的更多思考。他发现,哀伤五阶段之后还有第六个关键阶段,那就是找寻生命的意义。

当面对人生意外的、毁灭性的打击时,我们需要慢慢接受现实,用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方式纪念逝者,找到能够与逝者保持联结的方式,并下定决心重新投入生活,用爱化解痛苦,认真书写余生。

作者简介

【美】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

戴维·凯斯勒是美国知名哀伤治疗专家。

数十年来,他一直从事着临终关怀、哀伤治疗以及逝者亲属安抚等工作。

凯斯勒曾与生死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合著了《当绿叶缓缓落下》(On Grief and Grieving)与《人间生死书》(Life Lessons)两本书。他所著的《生命尽头的需要》(The Needs of the Dying)作为临终关怀类畅销书,曾得到特蕾莎修女的好评与肯定。

此外,伊丽莎白·泰勒、杰米·李·柯蒂斯和玛丽安娜·威廉森等知名影星都曾在亲友面临生死挑战时咨询过凯斯勒,请他提供专业服务。凯斯勒还与美国已故演员安东尼·帕金斯及迈克尔·兰登合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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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暴风雨过后,鸟儿放声欢唱

但为什么阳光普照下的人们仍难以尽情地享受欢乐?

—罗丝·肯尼迪

1975年,我的导师兼合著者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就说过“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灾难和破坏。

事实上,它同样可以是文化和生活中最具建设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因素之一。

”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以这种态度来看待死亡。

在我的一次演讲中,我问听众“有谁曾经陪伴过临终的亲人?
”很多人举起手来。我挑了一个人,问及他当时的经历。

他说,父亲的去世是他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至今他仍难以从父亲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另一个人却说“我父亲也去世了,但他离去的那一刻是我们全家人共有的最具意义的经历之一。

这两个人都失去了挚爱的父亲,并因此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其中一个人从父亲的死亡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继续前行

而另一个人除了创伤,一无所获。

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有的家庭认为死亡是有意义的,而有的家庭则认为死亡只会带来创伤。

哀伤是伴随死亡而来的体验和自然的感受。

有时死亡带来的创伤令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它们伴随着亲人身体上的痛苦、漫长的医疗过程、意外事故(如自杀、他杀、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暴力和其他影响我们丧亲体验的因素。创伤总是伴随着哀伤,但并非所有的哀伤都会留下创伤。

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死亡和哀伤,包括年龄(既指我们自己的年龄,也指已逝之人的年龄)、我们对于亲友的死亡是否有心理准备,以及他们是如何死亡的。

亲友死亡后,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继续向未来前进。对于把死亡视为神圣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从死亡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而对于陷入无尽哀伤的人来说,死亡是不可接受的。

即使我们面对最为可怕的生离死别,死亡也可以是有意义的。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为那些探究如何从悲剧中找到人生意义的人指明了方向。他对生命的领悟来自他在纳粹集中营的岁月。

弗兰克尔写道,即使是面对最糟糕的情况,每个人也都有能力选择如何应对。“我们这些曾经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监牢去安慰别人、为别人送去最后一块面包的人。

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但他们的存在充分证明了一件事人可以被剥夺一切,但有一件事另当别论,那就是人类的终极自由——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的自由。

”弗兰克尔说,面对一个没有希望、无法改变的局面时,“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就可以把悲剧转化为成长的契机。

弗兰克尔的作品揭示了苦难的意义,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生活中最具挑战性的时刻是如何产生惊人的生命力、勇气和创造力的。我曾将他的体悟分享给一位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

“我才不在乎什么弗兰克尔,”她说,“他经历过苦难,苦难让他重生

而我的痛苦至死方休。生命毫无意义。

虽然我相信生活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生命意义的机会,但我也明白,强迫她在当时接受生命有意义,是不可能的。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她还看不到伤痛的意义。

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在哀伤的尽头,她会停止哀伤给她带来的伤害,因为思念与空虚都让人难以承受。我不是说要减少她对所爱之人的思念,而是要减少这种思念带来的痛苦。

在痛苦与缺憾中,她可以探索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

痛失所爱后,满心悲痛之人是找不到希望的。只有当你准备好再次拥抱希望时,才能找到希望。

糟糕的日子不一定是你最终的命运。这并不是说你的哀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轻,而是意味着你必须变得更强大。

俗话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最美丽的花朵是从泥土里开出来的。

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可能是一颗种子,孕育着最美好的时刻。实际上,痛苦的经历拥有惊人的力量,足以颠覆我们的人生。

十年前,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断言,我们能够从死亡中找到积极因素。

十年后,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国心理学会主办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坚称对生命意义的任何理解都比没有理解要好得多,而且人们理解的内容似乎并不重要。

有些人会在对来世的信仰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有些人会在追忆所爱之人的音容笑貌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还有一些人会发现,仅仅是在亲人弥留之际,能够陪伴在他身边,已经意义非凡。苦难、死亡和失去对人而言从来都是痛苦的体验,但它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无法避免。

然而现实是,创伤后的成长比创伤后的压力更常见。这与我在疗愈悲痛之人的工作中,以及在姑息治疗[1]和临终关怀的工作中看到的是一致的。

无论你在哪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它都很重要。它可以治愈你内心的伤痛。

童年的阴影

人们问到我的工作时,我会迟疑。我不确定是否要告诉他们以下信息我写了关于死亡和哀伤的书籍,并在世界各地做演讲

我从事了几十年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工作

我获得了生物伦理学硕士学位,帮助人们决定什么时候该考虑临终关怀或姑息治疗

我是创伤小组的专家类预备警官,同时还是红十字会灾难小组的成员

我接受过飞行员执照的培训,在两次空难中参与帮助过那些痛失亲人的人……我的导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在医院工作,面对的也是患者的死亡。

与她不同的是,我是经过培训的现代伦理学家。换言之,我不只处理在医院或临终关怀医院的死亡问题,也会处理犯罪现场和飞机失事现场的死亡问题。

我追随哀伤的脚步,经常面对死亡和濒死的场景,也会见证离婚和其他形式的失去。

我的工作和职责听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大杂烩。其实,尽管我身兼数职,但有一个主题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

回顾走上这条不寻常之路的原因时,我发现我的职业选择并非偶然。我13岁时发生的事,注定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母亲都疾病缠身。

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走进她的卧室,吻了她一下,说“妈妈,1973年将是你好转的一年。

”然而,几天之内,她就因严重的肾衰竭从我们当地的医院转到了新奥尔良一家更大、设备更好的医院。

母亲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两个小时才允许家人进去探望十分钟。于是,我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医院大厅里,等待短暂而珍贵的探视,期盼能看到她好转的迹象,可以一起回家。

父亲没有钱住酒店,我们只好睡在候诊室里。

医院附近也没有地方可去,没有购物中心和商店,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事实上,周围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街对面那家我们住不起的豪生酒店。

生活无聊至极,我们不能离开医院太远,而那家酒店至少给了我们换个环境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坐在酒店大厅里。这就是我那时的生活母亲在医院,我和父亲在医院和酒店的大厅里无所事事地等待。

有一天,我们在酒店大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喊道“着火了!”18楼起火了,大家都开始往外跑。火焰蹿到阳台上,消防部门和警察很快赶到了。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正当消防队员爬上梯子灭火时,突然传来了枪声。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火灾,而是一场大屠杀。纵火的人站在楼顶,用枪瞄准人群开始射击。

几秒钟之内,四处都是警察,人们慌乱地冲进邻近的建筑物内躲避子弹。这场暴乱,对于一个连续几天坐在医院里惴惴不安地面对重病母亲的孩子来说,真是太心惊胆战了。

对暴力分子的围攻持续了13个小时,造成7人死亡,其中还包括3名警察。这个事件是美国最早的大规模枪击案之一。

今天如果你搜索1973年新奥尔良枪击案,可以在YouTube(美国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上看到相关信息。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母亲不能说话了,我知道她病得越来越重了。探望她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按照规定,必须年满14岁才能探望病人,而当年我只有13岁。

大多数护士都很通情达理,允许我进到病房里,但有些护士就是不肯让我进去,一个护士甚至让我14岁的时候再来!

枪击案发生三天后,医院告知我和父亲,母亲时日不多了,不巧的是,第二天值班的正是一位“坚持原则”的护士。她不肯让我去见母亲,也不肯在每两个小时只允许探视十分钟的规定上通融。

也就在那一天,母亲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人们就是这样处理这种情况的——在病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往往不被允许在场。

想要陪伴在病危亲人的身边,必须得到护理人员的通融。

在那痛苦的一天结束时,我第一次坐了飞机,和父亲一起飞往波士顿为母亲安排葬礼。机长知道我刚刚失去了母亲,就想给我这个哀伤的孩子一点儿安慰。

出于善意,他们邀请我进入驾驶舱“帮助”驾驶飞机。机长告诉我,是我在驾驶飞机,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地操控飞机。

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当时相信我确实是在开飞机。我吓坏了。

我记得我从驾驶舱向外望去,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害怕自己可能会犯错误,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幸运的是,我人生的飞行“首秀”圆满完成,148名乘客都平安无事。

现在我明白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处理医学上的死亡问题、从事临终关怀工作,还是成为一名专家类预备警官、学习驾驶飞机、与红十字会一起处理空难事故等,都是为了努力弥补母亲去世时不能见她最后一面而留下的遗憾和怅然。这些职业选择治愈了我的伤痛,因为它们不但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还让我有机会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帮助他人,使我成为一个可以帮助那个曾经陷入困境的小男孩的人。

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活生生的证明我们需要什么,生活就会教给我们什么。

但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直到今天,新奥尔良对我来说仍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城市,因为在那里,我失去了母亲。我曾经多次回到新奥尔良,其中有几次,我站在母亲去世的那家医院外面,望着街对面的豪生酒店。

那时,在探望母亲的间隙,我和父亲在那里消磨了许多时光。2005年,那家医院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因为损毁严重和残破老旧,没有重建,而是计划拆除,并在不远处建了一个新的现代化医院。

2015年,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要走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帮我安排美国之行的演讲公司为我选择了演讲的城市和场地,而新奥尔良毫不意外地成为演讲城市之一。

演讲公司非常周到,把我的住宿安排在了演讲场地所在的那家酒店。查看我在新奥尔良市的演讲行程时,我发现我将在穹顶假日酒店发表演讲。

在谷歌上搜索这家酒店的地址时,我惊奇地发现,它竟然就是几十年前发生火灾和枪击案的那家酒店。经过翻新,酒店已焕然一新,并且有了一个新名字,但它还在同一个地方。

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演讲公司,他们说“我们愿意让您到另一家酒店入住,因为不想让您难过。”

“不必了,”我回答,“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意义的圆满。”我认准了住在那里才是我该做的事情,因为伤痛的治愈并不是指恢复到失去亲人之前的状态,而是意味着我们从此不再被伤痛所掌控。

随着演讲日期的临近,我回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迫切地想知道,母亲去世的那家医院的旧址上新建了什么。

在网上快速搜索之后,我发现,新医院即将动工,老医院还在原地。

我很想再去看看那家医院,便打电话给新奥尔良市的医院管理部门。一位部门经理告诉我,老医院确实还在,但已被封锁,禁止入内。

我把我的故事告诉给了她,并问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进入这家医院吗?

她很快回答“恐怕没有办法,因为受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墙体可能发霉了,进去太不安全了。”

“如果有人陪同,戴着安全帽和面罩可以吗?

“恐怕也不行。”

“我明白了,”我对她说道,“你愿意再帮我问问吗?
这对我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一个小时后,她回电话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是你的故事打动了他们,也许是他们很了解你的工作,他们说你可以进去。负责医院安全系统的主任会在星期天,也就是你演讲的前一天,在医院门口等你,陪你进入大厅。

但你只能看看大厅。”

突然间,我仿佛又变回了那个13岁的少年。这真讽刺,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只能待在大厅里。

但至少现在,作为一名成年人,我明白待在大厅里的原因了。

星期天下午我到医院时,安全系统主任表现出来的善意让我很吃惊。他对我说“听到你的事后,我向一些知情者打听了当时的情况。

你母亲住的重症监护室在六楼的西面。想去那里看看吗?

“当然。”

他还告诉我“这栋楼能承载的电力很小,所以电梯不能运行,但是我们可以走到十楼,穿过大楼,然后下到六楼。”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走到了旧医院的十楼。

屋顶的瓷砖散落在地板上,残破的灯具在我们的头顶摇摆,废弃的病房内空空如也,所有的床、设备和椅子都搬走了。

经过九楼时,我们看到了废弃的护理站和很多空病房,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那些病人。我们终于到了六楼的重症监护室。

其他的一切可能都改变了,但重症监护室入口的双层门还是老样子,几十年后,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我转身对安全系统主任说“当年我就是被挡在了这扇门外。”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进去看看吧。”他说。

我推开门,转身对他说“我母亲的床就在左手边第二张。”进入病房后,我在找母亲病床所在的位置。

就在母亲的床头,一盏呼叫灯竟然还闪着绿色的光,我愣住了。我们走过四个楼层的病房,就没有看到一盏还在闪烁的呼叫灯。

我的大脑告诉我,在废弃的医院里亮着的这盏呼叫灯只是偶然。又或许警察局长打开了这盏灯,因为他知道我母亲就病逝于这张床上。

但一想到这,我就意识到是无稽之谈——警察局长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是我母亲去世的病房?
我从未告诉过他母亲的全名,退一步讲,即使我告诉过他,他也得从这家废弃医院几十年前的档案里找记录,而医疗记录通常在七年后就会被全部销毁。

这盏闪烁着的呼叫灯意味着什么?
我们常说“创造意义”。生活的意义丰富多彩,就看我们赋予了生活何种意义。

我将赋予这盏绿色呼叫灯什么意义?
而它本身又代表什么意义?
绿灯通常意味着可以通行,而此时此刻,它意味着我终于可以踏足母亲去世的地方了。但是,在医生办公室里使用的绿灯还有另一层含义。

病人被带到检查室时,房间外面的绿灯意味着有病人正在等待医生看诊。这盏绿灯是不是在告诉我,母亲在等着我呢?
她是不是知道我要来,想给我一个信号,暗示她在这儿等着我?
如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意义深远,那么对她来说,这里是不是也同样意味深长?

站在那间病房里,我想起了朋友露易丝·海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戏中登场,在戏中离场。”我和露易丝也把这句话收录在了我们合著的《生命的重建》这本书中。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已经从一个会追问母亲为什么要去世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能治愈心伤的成年人。

那个13岁的小男孩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能够再一次站在42年前母亲去世的地方。现在,我的年龄也与母亲去世时的年龄相仿。

再次来到这里,睹物思人,我终于可以不再遗憾,生命也因此完整。我不再是创伤的受害者,我已从哀伤中振作起来。

想起母亲的时候,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爱,而不是痛苦。当我知道可以把失去母亲的哀伤心情转化为自己的职业,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度过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时,我发现了生命的真义。

创造生命的意义

盖尔·鲍登的孩子布兰登出生时就患有脊柱裂,他排便时需要使用导尿管,腿上还装着支架,得用轮椅代步。然而,盖尔决心让儿子拥有一段丰富的人生。

多亏了盖尔的决定,布兰登快乐地长大了。他喜欢黄色,酷爱汽车,尤其是黄色的大众甲壳虫。

很快,他就收藏了各式各样的玩具汽车。

布兰登17岁时,一天,盖尔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没有了反应。布兰登被送到医院,医生告诉盖尔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布兰登永远都不会醒来了。

医生说布兰登生命垂危,盖尔可以考虑将他的健康器官捐献出来。

尽管盖尔很难接受儿子就要离她而去的事实,但最终她还是同意捐献。如果医生无法挽救布兰登的生命,至少布兰登的器官还能够拯救其他人的生命。

盖尔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儿子的生命和死亡探寻到了意义。她坐在儿子身边,看着医生拔掉呼吸管,看着儿子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切都非常安详,盖尔相信儿子已经回到了天堂的家。

几年后,在盖尔的另一个儿子布莱恩参加夏令营期间,他们搬进了新家。盖尔正在拆箱时,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那是她请来的粉刷工人,盖尔准备将新公寓粉刷成已故的布兰登最喜欢的黄色。

“您好,我是肯,是油漆工。”那人自我介绍道。

“你比预计的时间早了一个星期。”盖尔说。

“我之前的工作任务取消了,所以公司派我提前过来了。”肯回答道。

盖尔对他说“东西都还在箱子里,我本来想在你来之前把东西都整理好。既然来了,你还是先动手刷油漆吧。

肯开始给房间刷油漆,盖尔继续收拾东西。“您一个人住吗?
”肯问道。

“还有我儿子布莱恩,他在参加夏令营。”

“您只有这一个孩子吗?

盖尔以前也碰到过这个尴尬的问题。有时她会谈到布兰登,但有时会说“只有布莱恩和我。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的提问让她措手不及。她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她说“我还有一个儿子叫布兰登,他17岁时就去世了。”

“我这人真是太蠢了,”肯内疚地说,“总是口无遮拦!很抱歉问了您这个问题。”

“没关系。”盖尔说,肯继续粉刷。

几分钟后,肯说“我对您的儿子去世的事感到遗憾。我明白重病缠身是什么感觉。

4年前,我42岁,差一点儿就死了,多亏了一次肾移植手术才捡回一条命。就在上个月,我刚刚庆祝了肾移植成功4周年纪念日。

“你什么时候做的移植手术?

“二月。”

“二月的什么时候?

“2008年2月13日,”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布兰登是2008年2月12日去世的。”

“这真是太巧了,”肯说,“我的捐赠者是一名21岁的男性,他死于一场车祸。”

盖尔继续收拾东西,肯接着粉刷。过了一会儿,盖尔出去办事,肯一个人留在公寓里,这时一面墙已经被漆成黄色。

盖尔回来时,她发现肯呆呆地站在原地,油漆工作没有任何进展。

“出什么事了吗?
”盖尔问。

“抱歉,我骗了您。”

“你不是油漆工?

“不,不是这件事,给我移植的是布兰登的肾。”

“什么?

“当您告诉我您儿子叫布兰登,而您叫盖尔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在移植手术后收到过您的来信。我曾有机会给您回信,但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做。

盖尔惊呆了,拿起电话打给移植中心。她对移植中心的顾问说,“我雇了一个油漆工,他告诉我他移植了布兰登的肾。

我怎么能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移植顾问说“这种事发生的概率非常小,请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盖尔询问了肯的全名,告诉给了移植顾问。顾问查看了机密文件后,确认肯移植了布兰登的一个肾脏。

听到这一消息,盖尔百感交集,失声痛哭。面对这种做梦也想不到的联系,肯也感到十分震惊。

知道儿子的肾脏就在这个活生生的男人身上,盖尔忽然发现了生命的真谛。布莱恩夏令营结束回到家后,听说了这件事情。

对此,他说“妈妈,冥冥之中,好像是布兰登找到了回家的路。”

那时,看着儿子渐渐停止呼吸,盖尔无奈地接受了眼前的悲剧。她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让儿子的生命通过拯救他人得到延续。

对盖尔而言,这是赋予儿子生命以意义的决定。而此时此刻,她竟然遇到了肯——一个因布兰登捐献的器官而获救的人。

后来,盖尔见到了肯的妻子和孩子们。这时,她才意识到肯的孩子们是多么需要他,如果失去父亲,整个家庭必将陷入绝境。

布兰登的这颗肾脏不仅挽救了肯的性命,而且对肯的家庭来说也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你可能会认为盖尔住在某个小镇上,肯为她粉刷房子也许并不是如此惊人的巧合,但即便如此,盖尔发现肯移植了她儿子肾脏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让我们来考虑以下可能因素

• 盖尔没有提到她的儿子布兰登。

• 肯没有提到他的肾脏移植手术。

• 盖尔自己粉刷房子,没有遇到肯。

• 盖尔找到另一家公司来为她粉刷房子。

• 公司派来另一位油漆工。

• 肯按预定时间上工,而盖尔没有空闲和肯聊天。

你可能仍然认为一切只是幸运的巧合罢了,但事实是,盖尔并不住在小镇上,她住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那里有1 800名油漆工可供选择。归根结底,盖尔能碰到肯的概率是大是小并不重要,对盖尔来说,这似乎就是注定要发生的,是她所做一切的明证。

当初决定捐献布兰登的器官时,她就觉得这个善举也许能给别的不幸的人带来福音。布兰登不会就这样白白死去。

见到肯活生生地站在眼前,就是当初决定带来的最大回报。如今,盖尔致力于帮助其他家庭做出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一起处理去世亲人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事宜。

她将继续为布兰登的生命创造意义。

我们都能创造生命的意义吗?

有些人是否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
有没有可能发现或创造人生意义的能力刻在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之中,所以,一些人能够探寻到生命的真谛,而另一些人不能?
换言之,是否只有一部分人才拥有将人生的苦涩酿成清凉解渴的柠檬水的天赋?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找寻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

简在经历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之后,一直在苦苦找寻生命的意义。

她的儿子死于一种罕见的癌症。

在她心目中,儿子活泼、淘气,惹人喜爱,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交到了很多朋友。她坐在我的对面,没有正视我的眼睛,只是小声地说着“孩子死后,我和丈夫就离婚了。

我现在孤身一人,生活毫无意义。我的儿子汤米才两岁就死了,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其中蕴含的意义超出你的想象,”我说,“你的儿子对这个世界而言意义非凡。我现在知道了汤米,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可以从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的生命中和人们的心中找到意义。只要想找,就能找到。

我问简愿不愿意听我讲讲我朋友琳达的故事。

琳达9岁的时候,母亲因为癌症去世。她觉得自己从此再也无法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她嫉妒父母双全的同学。

12岁那年的暑假,她随出差的父亲一起去了马萨诸塞州。第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父女俩决定去散散步。

他们当时去的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古老而迷人的城市。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片小小的墓地,就在一条主街旁,于是决定进去看看。

琳达发现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名字“威廉·伯克利”和生卒年月1802年3月15日—1802年3月18日。她对父亲说“这个孩子出生三天后就死了,这三天就是他仅有的人生!”

父亲告诉她,19世纪初,婴儿的死亡率比现在高得多。在那之前,琳达从未想过别人也会失去亲人,因为她一直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哀伤里无法自拔。

“之前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我陪伴妈妈的日子可能会很短。”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和母亲一起生活过的岁月感恩不已。

但不幸的是,这种感恩转瞬即逝,因为另一种情绪随之而来,那就是恐惧。

“如果你死了,我该怎么办?
”她问父亲。

“亲爱的,我希望这件事很久以后才会发生。”

琳达告诉父亲,她在电视上看到过一则广告,广告里说“如果你的亲人故去,而你却无钱安葬,该怎么办?
”广告宣称,每月只需花一美元购买人寿保险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她想让父亲买一份保险,因为她无意中听到过父亲与别人的对话,知道父亲是靠借钱才支付起母亲丧葬费的。

望着女儿痛苦的脸庞,父亲安慰道“琳达,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会尽我所能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如果你知道我买了那份一个月一美元的保险,会不会感觉心里踏实点儿?

“会,”琳达回答,“但你不要死!”

父亲吻了吻她的额头说“,我不死,至少很长时间内不会死。我会买那份保险的。

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讨论生死问题,但并不是最后一次。幸运的是,琳达的父亲后来又活了几十年,在那些年里,他们的关系越发亲密。

父亲84岁去世时,琳达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并且在一家在线电视网络公司成为一名成功的媒体人士。琳达为父亲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把他和母亲合葬在了一起。

大约六周后的一天晚上,琳达早早下班,急匆匆地赶回家,准备参加由她公司赞助的针对癌症的慈善拍卖会。她匆匆地扫了一眼信件,发现有一封是由自由互助人寿保险公司寄来的。

打开信封,她发现了一张600美元的支票。她突然意识到这份保险是父亲在多年前和她一起看到那个孩子的墓碑后购买的。

眼前的这张支票是多么讽刺。她已经不再需要这笔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但她仍

那天晚上,在慈善拍卖会上,琳达和丈夫观看了她公司制作的视频片段,其中展示了主办拍卖会的慈善机构为帮助许多急需救助的人所做的善事。该慈善机构负责人解释说,当晚是募捐活动的高潮,他们希望可以募到50万美元,如果到这个数,有位捐赠者将以一比一的比例,再给他们捐赠50万美元。

那天晚上,琳达和丈夫决定提前几分钟离开。

夫妻俩与其他人道别后正准备离开时,琳达听到主持人谈论起他们当晚的筹款目标,筹集的资金已清点完毕,共计

49、 400美元,还差600美元才能达到目标。

琳达突然兴奋起来,她知道该如何使用父亲的这份人寿保险支票了。她当即举起手说道“我捐600美元!”

主持人对她说“完成!我们实现了筹款目标,谢谢您!您的善举让今晚的慈善筹款活动圆满收官,我们的善款也将翻倍,达到一百万美元!”

回想那一刻,琳达惊讶地意识到,那个在1802年只活了三天的孩子,不仅对12岁的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她意识到有母亲陪伴的9年是多么幸运,而且还影响到了她的现在,惠及千千万万的人。这件事使她明白,任何生命,无论存在的时光多么短暂,都是意义非凡的。

“这个故事太感人了。”简说。

我拉住简的手,接着说道“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只要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生命就有意义吗?
想想这个故事中所蕴含的深意吧。首先,1802年去世的那个孩子对其父母来说,必定是有意义的。

而将近两百年后,他对一个仍在怀念母亲的小女孩产生了非凡的意义。再到今天,他短暂的一生还在持续发挥着更多有益的影响。

由于琳达的捐赠,基金会那晚得以筹集到一百万美元,那又会使多少人受益呢?
而那一切都是源于琳达与父亲当年在那个孩子墓前的一席谈话。”

那天谈话时,简说“从前,我认为只有孩子活着才有意义,我从没想过他的死也能产生意义。”

我说道“生命的意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找到它。”

像简一样,许多人都认为亲人的离世,除了带给自己痛苦,再无意义可言。的确,有时我们不得不费尽周折,或者需要借助旁人的帮助,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但只要我们真心找寻,就会发现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人生中。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滑向崩溃的边缘,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坚强地站起来,重拾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再次踏上人生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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