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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6篇议题广泛、恳切有趣的随笔

弗兰岑描写他的“绝望”与希望灾害频发，气候变化已成定局，世界时刻在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自己热爱两大的事物——文学与鸟类——面临危机，焦虑之下，他选择如何应对？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弗兰岑选择清醒应对，更选择怀抱希望。

文学指明了一条出路，让他在一切中发现意义

而关注鸟类，去往地球尽头的尽头观鸟、写作，拯救他所爱的事物，竭尽所能从小事做起，才令人感到自己尚有可能过一种更有意义、更幸福的生活。

同时，他也呼吁我们我们以为坚固的世界结构其实如此脆弱。

在动荡与恐惧面前，重视平凡的、微小的，荒谬的事物，努力觉察我们微小的人性，以及令我们愉悦的日常琐碎。

作者简介

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美国小说家、随笔作家。

1959年生于伊利诺伊州。1996年在《哈泼氏》杂志发表长篇随笔《偶尔做梦》，从此受到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出版有小说《纠正》《自由》《纯洁》，回忆录《不舒适地带个人史》，以及随笔集《如何独处》《地球尽头的尽头》等。凭借《纠正》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和美国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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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假如随笔真是一种“随”的文体——冒昧的，没有定论的，非权威的，基于作者的个人经历与主观性大胆写出——那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随笔的黄金时代。

周五晚上你去了哪场派对，飞机乘务员待你如何，你对时下的政治乱象有何高见社交媒体假定，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主观微叙事，不仅值得用日记这样私人的方式记录下来，也值得分享给他人。美国总统如今就在践行这个假定。

诸如《纽约时报》这类媒体上传统的“硬”新闻报道已经逐步软化，让“我”及其个人的声音、观点与印象占据头版焦点，而书评人讨论书籍时，也越来越少受到客观性的约束。在以前，拉斯柯尔尼科夫[1]和莉莉·巴特[2]是否招人喜爱并不重要，但“是否可爱”这个问题本身，及其隐含的对评论者个人情感的重视，如今成了批判性评价中的关键因素。虚构类文学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像随笔。

蕾切尔·卡斯克[3]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4]写出了近年最具影响力的几部小说，这些作品将自觉的第一人称自述式写法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他们的死忠读者会告诉你，想象与虚构已是过时的诡计

采用一个不同于作者自身的主观视点是一种盗用行为，甚至有殖民主义之嫌

唯一真实且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的叙事模式是自传。

与此同时，个人化的随笔本身——那种用于诚恳的自省，并始终激发思想的书面工具

那种由蒙田开辟，经由爱默生、伍尔夫和鲍德温发扬光大的文体——正变得黯然失色。大多数大发行量的美国杂志几乎都已停止刊载纯粹的随笔。

这一文类主要坚守在小型出版物中，它们的读者加在一起还没有玛格丽特·特伍德的推特粉丝多。我们应当哀悼随笔的消亡吗？
抑或应该庆祝它对更大众的文化的征服？

分享一段私人且主观的微叙事关于随笔写作，我学到的为数不多的几课，都是我在《纽约客》的编辑亨利·芬德教我的。我初次找上亨利是在一九九四年，当时我极为缺钱，又一心想成为记者。基本算是靠着狗屎运，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邮政系统的文章，居然得以刊载

接着我又写了篇关于塞拉俱乐部[5]的，由于天生能力有限，此文未被采用。

正是在那时，亨利表示我或许有点做随笔作家的天分。我曾听见他说“鉴于你显然是个糟糕的记者”，并否认我有任何这类天赋。作为中西部人，我从小就厌恶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而且我还另有一种偏见，它源自对小说写作某种顽固不化的观念同样的事如果更适合描写出来，那就不要平铺直叙。

但我还是需要钱，所以一直给亨利打电话，问他能不能让我写些书评。有一次通话时，他问我对烟草行业感不感兴趣——这是理查德·克鲁格[6]一部重磅历史新书的主题。我很快回应道“香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想去考虑的事。

”亨利的回话比我还快“正因如此，你必须写写它。”

这是亨利教给我的第一课，也一直是最重要的一课。我在二字开头的年纪里一直吸烟，之后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成功戒了两年。

但在被布置写那篇邮局文章，变得相当害怕拿起电话介绍自己是一名《纽约客》记者时，我又复吸了。在那之后的数年中，我努力把自己想成一个不吸烟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尽管还在抽烟，但再次戒烟的决心坚定不移到足以被称为非吸烟人士的人。

我的心理状态就像一个量子波函数，只要我绝不对自己进行测度，我可以完全是一个吸烟者，但同时又完全不是。我当时立刻明白，写关于香烟的文章会强迫我测度自己。

这就是随笔的作用。

我的母亲也是个问题，她的父亲死于肺癌，因而她强烈抵制烟草。抽烟这事儿，我对她隐瞒了超过十五年。

我之所以要一直保持吸烟/不吸烟的不确定性，一个原因便是我不喜欢对她撒谎。一旦再次成功戒烟，永不再犯，波函数便会坍缩，我就会变成我向来自居的百分百的不吸烟者——但前提是，我不先在书面上将自己的吸烟者形象公之于众。

蒂娜·布朗[7]把亨利招进《纽约客》时，他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神童。他有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声音有点中气不足，口齿极为清楚，听着却像在咕哝，就像一篇精心编辑但字迹难辨的散文。

我惊叹于他的智慧与博学，很快就变得战战兢兢，总担心让他失望。他那句充满激情地加重了语气的“正因如此你必须写写它”——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他能重读首词“正因如此”又使用祈使词“必须”还不惹人反感——让我产生了期待，希望自己已经在他的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于是我开始写这篇随笔，每天都在我起居室窗户上的箱式风扇前抽掉半打低焦油香烟，最终交出了我为亨利写的唯一一篇不需要他编辑的东西。我不记得我母亲是怎么看到这篇随笔的，也不记得她是写信还是打电话告诉我她感觉被深深地背叛了的，但我的确记得她在之后的六个星期都没有联系我——这是她对我保持沉默的最长纪录，远超过任何一次。

这正是我担心的。但当她心情平复，又开始给我寄信时，我感觉她看到了我本来的样子，以一种我之前从未感受过的方式，看到了真正的我。

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直对她隐藏了“真实的”自我，更是因为那个自我似乎从来就没有真切地存在过。

在《非此即彼》(Either/Or)中，克尔凯郭尔[8]嘲笑了“忙碌的人”——对于他们，忙碌是一种逃避诚实自省的途径。你或许会在夜里醒来，意识到你在婚姻中是多么孤独，或者其实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消费水平对地球有什么影响，但第二天有一百万件小事等着你做，后天你又有另外一百万件事要做。

只要小事没完没了，你就永远不必停下来面对更大的问题。写作或者阅读随笔并不是停下来自问你到底是谁以及你的人生意义几何的唯一方式，但它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而如果你考虑到与我们的时代相比，克尔凯郭尔的哥本哈根简直悠闲到了可笑的地步，那些主观的推文和草率写就的博文似乎就没有那么像随笔了。它们更像是一种逃避的方式，逃避真正的随笔迫使我们面对的一切。

我们整天在屏幕上读着那些绝不会费心在纸质书上阅读的东西，一边抱怨自己有多忙。

我在一九九七年第二次戒烟。之后是二〇〇二年，最后一次戒。

再之后是二〇〇三年，最后的最后一次——除非你把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流动在血液中的无烟尼古丁也算在内。尝试写一篇真诚的随笔并没有改变我自身的多面性我仍然同时是一个屈服于本能的瘾君子，一个为自己的健康担忧的人，一个永远的少年，一个自我疗愈的抑郁症患者。

如果我停下来花时间评估一下的话，唯一改变的，就是我的多重自我身份拥有了实质。

文学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作者和读者都能感知到的个人实质同时处于他们二者的身体之外，存在于某种纸页之上。我如何能从我正在书写的东西中，感受到比在我的身体中更为真实的自我？
我如何能借由阅读另一个人的文字，感到比坐在她身边时与她更加亲近？
答案多少在于，写作和阅读都要求全神贯注。

但它肯定也和那种只可能存在于页面上的排列方式有关。

这里或许可以提一下我从亨利·芬德那里学到的另外两堂课。一个是“每一篇随笔，甚至一篇评论文章，都在讲述一个故事”，另一个是“只有两种组织材料的方式‘物以类聚’和‘由此及彼’”。

这些准则似乎不言自明，但任何高中或大学的作文评卷人都会告诉你并非如此。我觉得尤其不为人知的是，一篇评论文章竟应该遵循戏剧规则。

然而一篇优秀的议论文，难道不是以提出某个困难的问题开头的吗？
随后它难道不是借助一个大胆的论点来回避这个问题，用异议与反驳设置障碍，最终通过一系列反转，把我们引向一个意想不到却令人满意的结论的吗？

如果你接受亨利的论点，认为一篇成功的文章是以故事的形式来组织素材

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讲述的关于自我的故事构成，那么合乎情理的是，我们应当从写作之苦与阅读之乐中，感受到个人实质的强烈冲击。当我独自在树林中，或者与朋友聚餐时，我会被大量向我涌来的随机的感觉材料所淹没。

写作行为几乎删去了一切，只留下字母和标点符号，以及朝着非随机状态而去的发展。有时候，在整理一个熟悉的故事中的元素时，你会发现它的意思与你之前所想的并不一致。

有时候，特别是在论述中(“由此推彼”)，需要一种全新的叙述形式。练习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成形，可以让那些你只是隐约感觉拥有的思想与感受变得更加具体而清晰。

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大堆看上去不适合写成故事的素材，亨利会告诉你，唯一的出路是把它们归类，将相似的元素组合起来“物以类聚”。至少，这是一种有条理的写作方法。

但模式也有办法变成故事。要想解释唐纳德·特朗普何以能在他被普遍唱衰的大选中获胜，很容易让人想到构思一个“由此及彼”的故事希拉里·克林顿处理电子邮件时粗心大意，但司法部选择不起诉她，接着安东尼·韦纳[9]的电子邮件曝了光，然后詹姆斯·科米[10]向国会报告说希拉里可能仍有麻烦，随后特朗普便赢得了大选。

但更有效的做法或许是把相似的素材组合起来特朗普的胜利好比英国脱欧公投，也像在欧洲复苏的反移民民族主义。希拉里对她电子邮件傲慢而草率的处理，与她宣传不力的竞选活动如出一辙，也正如她没有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加大竞选力度的失策。

大选日当天我人在加纳，和我的兄弟以及两个朋友一起观鸟。在我前往非洲之前，詹姆斯·科米给国会的报告就已经为竞选带来了变数，但纳特·西尔弗[11]的权威民调网站“五三八”(FiveThirtyEight)仍然预测特朗普只有三成的胜算。

我早早就为克林顿投了一票，因此在到达克拉[12]时，我对大选只有些许担忧，并庆幸自己在竞选期的最后一周选择了旅行，从而免受每天刷十遍“五三八”网站之苦。

我在加纳沉溺于另一种强迫症中。说来惭愧，我就是观鸟界人们所说的“列清单者”(lister)。

这倒不是说我不喜欢鸟类本身。我观鸟是为了体验它们的美丽与多样性，增进对它们的习性与所处生态系统的了解，外加在没去过的地方长时间专注地走一走。

但我也的确列了太多的观鸟记录清单。从二〇〇三年开始的每个自然年中，我不仅计算自己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鸟的种类，还计算我在每个国家，美国各个州，以及各种较小的地点观察到的鸟类，包括我的后院。

我可以将自己这种强迫般的计数行为合理化，变成一种打着热爱名义的额外的小游戏。但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

相比为了纯粹的快乐而观鸟的人，这让我在道德层面上就低了一等。

加纳之行给了我一个机会，打破列出一千二百八十六种鸟类的个人年度纪录。二〇一六年我已经记录了八百多种鸟，而且根据我在网上的调查，类似我们的这种旅行有过记录下接近五百种鸟的纪录，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在美国也很常见。

如果我能在非洲见到四百六十种年度特别鸟类，并利用在伦敦停留的七个小时，在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个公园里轻轻松松收获二十种欧洲鸟类，二〇一六年将会是我战绩最佳的一年。

我们在加纳可谓大开眼界，看到了西非特有的美丽蕉鹃和食蜂鸟。但这个国家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森林正在狩猎与砍伐的威胁下岌岌可危，我们冒着酷暑穿行其间，却收获甚微。

到大选日当晚，我们已经错失了观察好几个目标鸟类的唯一机会。第二天一大早，美国西海岸的票选仍在进行，我打开手机，只是为了确认希拉里即将获选的好消息。

没想到，我收到的却是身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们发来的短信噩耗，附有他们盯着一台电视愁眉不展，我的女友像婴儿一样蜷缩在沙发上的照片。《时代》杂志当时的头条是“特朗普拿下北卡罗来纳，势头正盛

希拉里胜机愈发渺茫”。

除了去观鸟也做不了什么了。在恩苏塔森林中的一条路上，我躲避着装载木材的卡车，它们横冲直撞的架势让我想起了特朗普，而我仍然紧抓着希拉里还有获胜希望的想法不放，这时我看见了几只黑弯嘴犀鸟，一只西非鹃隼和一只哀啄木鸟[13]。

当我们重新进入网络覆盖范围后，这个大汗淋漓但收获颇丰的早晨以那个“手指粗短的暴发户”(《间谍》杂志起的令人难忘的绰号)成为我国新任总统的消息而告终。这一刻，我才意识到之前我对纳特·西尔弗给特朗普开出的三成胜算究竟是怎么解读的。

不知为何，我一度认为这个数字意味着，在最坏的情况下，世界的糟糕程度可能会在大选日之后增加百分之三十。当然，这个数字实际上表示，世界百分百变得更糟的概率是百分之三十。

我们一路北上，前往更为干燥和空旷的加纳北部，路上遇到了一些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鸟类埃及燕鸻，洋红蜂虎，以及一只雄性缨翅夜鹰，它的翅膀上长着长得不可思议的翼带，让它看上去就像一只被两只蝙蝠穷追不舍的夜鹰。

但比起我需要保证的年度观鸟数量，我们的进度落后得越来越多。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在网上查到的此行能发现的鸟类清单，包括了那些只有耳闻、并无眼见的鸟类，可我必须要见到才能算数。

那些清单就像纳特·西尔弗一样，一度让我燃起希望。而此时此刻，每一个我错过的目标鸟种都让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我想打破自己的纪录，就要看到余下的所有鸟种，甚至包括毫无希望的目标。这只是个愚蠢的年度清单，到最后连我也觉得它毫无意义，但大选日之后那个早晨的头条新闻一直纠缠着我。

我要的不是二百七十五张选举人票，我要的是四百六十种鸟类，而我的获胜之路正变得愈发狭窄。最终，旅行结束前四天，在布基纳法索边境附近一座大坝的泄洪道上，在本来指望在那里看到六种没见过的草原鸟类却一只都没见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应该留在家里，安慰为大选结果伤心的女友，发挥抑郁的悲观主义者的唯一一大优势，那就是习惯在黑暗时刻报以大笑。

那个手指粗短的暴发户是如何入主白宫的？
等到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选后再次发表公开演讲时，她采用了一种“由此及彼”的叙述，这样一来，用“物以类聚”的方式描述她的性格就更为可信了。

她对电子邮件处理不当，把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为“一篓子可怜虫”，但这无所谓。

选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对她代表的自由派精英不满

可能会在认为全球财富的总体增长是以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意识不到自由贸易、开放边境和工厂自动化的合理性

可能对联邦政府将自由派的城市价值观强加于保守农村社区的行为深恶痛绝，但这些都无所谓。根据希拉里的说法，她的失利都是詹姆斯·科米的错——或许也是俄罗斯人的错。

必须承认，我对此也有自己的一套叙述上的合理解释。当我从非洲回到圣克鲁斯的家中时，我的进步派朋友们仍然对特朗普的获胜感到相当费解。我想起了有一次，在和乐天派社交媒体专家克莱·舍基[14]一起参加一个公开活动时，他向观众讲述了当大众点评服务网站Zagat将联合广场咖啡馆评为全城最佳餐厅时，纽约的餐厅评论家们是多么“震惊”。

舍基的观点是，职业评论家们并不如他们自认为的那样聪明——事实上，在大数据时代，评论家甚至连存在的必要都没有了。姑且不论联合广场咖啡馆正是我在纽约最喜欢的餐厅(大众是对的！)，我在活动现场略有不快地想，舍基是否认为书评人们也很愚蠢，因为他们觉得艾丽丝·门罗是比詹姆斯·帕特森更好的作家。但如今特朗普的胜利同样证明了舍基对专家的嘲讽是正确的。

社交媒体让特朗普得以绕过批评界，而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正好有足够多的大众认为他的低级喜剧和煽动性演讲比希拉里细致的论点与对政策的把握更“好”。“由此可得”没有推特和脸书，就没有特朗普。

选举结束后，马克·扎克伯格似乎短暂地表示了自己也该承担一些责任，至少表达了那么一点儿意思吧，毕竟关于希拉里的假新闻是在他创立的平台上大行其道，他还表示脸书可以在新闻过滤方面表现得更积极。(祝他好运至于推特，则一直默不作声。

特朗普的推文一直发个没完，推特又能说什么呢？
说它正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十二月里，我最喜欢的圣克鲁斯电台KPIG开始播出一则假广告，为痴迷于反特朗普的推文与脸书帖子的人提供咨询服务。

接下来的一个月，在特朗普就职前一周，美国笔会中心[15]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活动，坚决抵制它口中特朗普所代表的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虽然特朗普政府颁布的旅行禁令的确让伊斯兰国家的作家在美国更难发声，但在一月份，唯一不能用于指责特朗普的一个论点就是限制言论自由。

他谎话连篇、盛气凌人的推文，正是打了兴奋剂的自由言论。就在几年前，美国笔会自己还给推特颁发过言论自由奖，表彰它在“拉伯之春”运动期间作为个人发布平台所发挥的作用。“阿拉伯之春”的实际结果是政治上的倒退，而在特朗普手中，推特展现的形象却是一个为煽动者们量身定制的平台。

但讽刺的还不止这些。在一月的同一周，美国的进步派书店和作者发起了对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抵制，原因是该公司计划出版一本可怕的右翼煽动者米罗·雅诺波鲁斯[16]写的书。愤怒至极的书店甚至表示要拒绝上架所有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书，预计也包括美国笔会主席安德鲁·所罗门的作品。

直到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废除与雅诺波鲁斯的合同，争论才得以平息。

特朗普和他的另类右翼支持者们很享受撩拨政治正确人士神经的快感，但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供他们撩拨——学生和激进分子声称自己有权不听令他们不快的言论，并对冒犯了他们的观点大声回呛。

党同伐异在网上尤其盛行，节制的言论会遭到无人点击的冷遇，脸书与谷歌隐形的算法只让你看到你赞同的内容，而因为害怕被攻击、挑衅或者解除好友，异议的声音保持着沉默。

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密闭仓，无论你站在哪一边，你都会觉得讨厌自己讨厌的事物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随笔与那些表面上与其类似的主观言论的另一个区别。

随笔植根于文学，而最杰出的文学——例如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会引你自问是否有错，甚至可能大错特错，并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人讨厌你。

三年前，气候变化问题曾让我怒不可遏。

共和党始终谎称科学界在气候问题上缺乏共识——佛罗里达州的环境保护部已经到了禁止其雇员写“气候变化”这几个字的地步，因为佛州的共和党州长坚称气候变化不是“真的事实”——不过我对于左派的愤怒也没有少多少。我读过娜欧米·克莱因[17]的一本新书，《天翻地覆》(This Changes Everything)，书中她向读者保证，虽然“时间紧迫”，但我们仍有十年时间彻底重塑全球经济，并防止全球温度在本世纪末上升超过两摄氏度。

克莱因的乐观主义很感人，但它也是一种否认主义。即使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都没有证据显示人类有能力——不管是在政治上、心理上、伦理上还是经济上——快速大幅削减碳排放以改变一切。哪怕是气候问题上的先行者，喜欢对其他不负责任的地区指手画脚的欧盟，仅仅在二〇〇九年经历了一次衰退后，就将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增长。

除非接下来的十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一场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抗——也就是克莱因声称的能拯救我们的一线生机——本世纪气温最有可能的上升幅度大约是六摄氏度。如果能在二〇三〇年之前避免升高两摄氏度，那就算我们走运了。

在一个空前分裂的政体中，关于全球变暖的真相对于左派甚至比对右派更为棘手。右派的否认是丑陋的谎言，但至少它符合某种冷眼旁观的政治现实主义。

而左派在斥责了右派思想上的不诚实，并将气候否认主义变成一种政治集会口号之后，如今陷入了某种两难境地。他们不得不一边强调气候科学的真相，一边坚持全世界的集体行动可以避免最坏情况发生的这种空想假如全世界都能接受这些事实——原本早在一九九五年就能做到扭转乾坤——现在仍然可以力挽狂澜。

否则，共和党人对科学提不提出质疑又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我同情左派——减少碳排放比无动于衷要好得多，就算只降低半摄氏度也有帮助——我也对他们有更高的标准。否认残酷的现实，这作为一种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它能让人们有动力减少排放，让人抱有希望。

然而作为一种战略，它弊大于利。它放弃了道德高地，侮辱了未被说服的选民的智商(“真的吗？
我们还有十年时间？
”)，并妨碍了对相关问题开诚布公的讨论，例如国际社会应该怎样为剧烈变化做准备，以及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如何从美国等国对其的所作所为中获得补偿。

缺少坦诚也造成了本末倒置。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环保运动一直执迷于单一问题。部分是出于真诚的警示，部分也是由于在政治上，突出人类的问题比谈论大自然风险更低——更不那么精英主义——因而大型的非政府环保组织都将它们的政治资本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因为这是一个与人类相关的问题。

作为一个鸟类爱好者，尤其让我愤怒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奥杜邦学会[18]，它曾经是鸟类的坚定捍卫者，如今成了一个拥有庞大公关部门的懒散机构。二〇一四年九月，它的公关部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宣布，气候变化是北美洲鸟类的头号威胁。这一声明既在狭义上不诚实，因为它的措辞与奥杜邦自己的科学家的结论并不一致，在广义上也是欺骗，因为没有一只鸟的死亡可以直接归咎于人类的碳排放。

二〇一四年，对美国鸟类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是栖息地的丧失与户外的猫类。借着“气候变化”这个时髦词，奥杜邦得到了自由派媒体的大量关注，在否定科学的右派面前又赢得了一分。但我们完全不清楚这对鸟类有什么帮助。

在我看来，奥杜邦声明唯一的实际效果，是阻止人们解决当前自然面临的真正威胁。

我非常恼火，决定最好还是写一篇随笔。我先是对奥杜邦学会大加抨击，再引申为对整个环保运动充满蔑视的谴责，之后便开始在悔恨与怀疑的侵扰下屡屡在夜里惊醒。

对于写作者来说，一篇文章就是一面明镜，而我不喜欢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自己。

我为什么要斥责自由派同仁呢？
否定论者明明要糟糕得多。

我攻击的群体对气候变化前景的厌恶在任何方面都不比我少。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全世界就有更多数以亿计的人因此受苦。

难道不值得全力以赴去减少哪怕半摄氏度吗？
当孟加拉国的孩子们面临威胁时还在谈论鸟类，难道不是很可恶吗？
是的，我的文章的前提，是我们对其他物种也和对人类自己一样拥有道德责任。但万一这个前提是错的呢？
就算它是对的，我个人真的关心生物多样性吗？
抑或我只是个喜欢观鸟的优越的白人男性？
而且我甚至都不是真心爱观鸟本身——我是个鸟类清单狂！

经过三个晚上对自己人格与动机的怀疑之后，我给亨利·芬德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写不了这篇文章。关于气候问题，我已经向我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环保主义者们抱怨得够多了，但那和很多网上的厥词一样，本来就是些即兴的文字，而且你也知道受众都很友好，你不会因此受到什么伤害。

尝试写一篇完整的东西，一篇随笔，让我意识到自己想法的草率。它还大大增加了让我蒙羞的风险，因为随笔写作并不随意，也因为它的读者很可能是怀有敌意的陌生人。

遵循亨利的箴言(“正因如此”)，我开始把随笔作家看作消防员，当所有人都在逃离羞辱之火海时，他们的职责就是径直冲进去。但这次，我有远比我母亲的反对更需要担心的事。

假如我没有点击奥杜邦学会网站上的按钮，确认是的，我想加入他们一起应对气候变化，我的随笔可能会一直搁浅。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搜集能反过来对付奥杜邦的文字弹药，但这一点击却导致大量直邮的募资信件接踵而至。

六个星期内我至少收到了八封，每一封都要求我捐钱，我电子邮箱的收件箱里也收到了一堆类似的邮件。和亨利通话的几天后，我点开了其中的一封，发现眼前是一张我自己的照片——幸好拍得还不错，是二〇一〇年我为《时尚》杂志拍摄的，他们比我本人更会打扮我，让我拿着双筒望远镜在田野里摆好姿势，像个观鸟者一样。

邮件的标题则是“和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一起支持奥杜邦”一类的话。在几年前接受奥杜邦杂志采访时，我确实曾礼貌地称赞了这个机构，至少夸过它的杂志。

但将我的名字和形象用于募资可从未经过我的许可。我甚至不确定这封邮件是否合法。

促使我重新提笔写那篇随笔的正向刺激来自亨利。就我所知，亨利对鸟类完全不关心，但他似乎看中了我论述中的一点我们对于未来灾难的关注，阻碍了我们解决此时此地尚可解决的环境问题。在一封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他温和地建议我避免先知式的轻蔑语气。

“让这篇文章更有说服力的办法，”他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说来讽刺，就是让它多一点暧昧，少一丝论辩。你不是要痛打那些想让我们关注气候变化和减少排放的人。但你很关注为此付出的代价，以及被他们的话语边缘化的事物。

”一封接一封的邮件，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亨利推动着我将这篇随笔打造成一篇诘问而非一份谴责当世界似乎万劫不复时，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行动中找到意义？
最后一稿的大部分篇幅都贡献给了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的两个成熟的区域保护项目。在那里，世界真的正在变得更加美好，不仅是对野生动植物而言，对居住在那里的秘鲁人和哥斯达黎加人也是如此。为这些项目做出的努力，对个人意义非凡，也有迅速而可见的回报。

写到这两个项目时，我希望有一两个大型的慈善基金会——那种会把数千万美元花费在开发生物柴油或者厄立特里亚的风力农场上的基金会——能读到这篇文章，并考虑投资能产出实际成果的工程。相反，我却遭到了自由派圈子的狂轰滥炸。我不用社交网络，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我在网上的外号五花八门，包括“笨鸟”和“气候变化否认者”。

我的文章被截取成推文长度的片段，再被断章取义地转发，看起来就好像我在提议放弃减少碳排量的努力，而这正是共和党的立场——在网络话语两极分化的逻辑下，这就使我变成了一个气候变化否认者。事实上，正出于对气候科学的认可，我都懒得对南北极的冰盖抱有希望。我所否认的不过是，一群头脑清楚的国际精英在全世界的高档酒店开开会就能够阻止冰盖的融化。

就这样，我挑战了正统，犯下了罪过。自由派对气候问题的想象已经故步自封，任何转变对话的尝试——甚至是尝试谈论人类无须气候变化的帮助就已造成的大规模灭绝事件——都等同于对信仰的冒犯。

我确实同情那些谴责我文章的气候变化专家。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努力引起美国社会的警觉，终于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

他们还达成了《巴黎协定》。

我现在指出这些事实，确实显得不合时宜急剧的全球变暖已成定局，而人类似乎不太可能不把土地中的碳用完，因为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诺会这么做。

我也理解替代能源行业的愤怒，它和其他行业并无二致。

如果你承认，可再生能源项目只是一种缓和策略，它无法扭转过去的碳排放在未来几个世纪内仍将造成的持续危害，这就为更多对该行业的质疑打开了方便之门。比如，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风车吗？
它们必须被放置在生态脆弱的地区吗？
还有莫哈韦沙漠中的太阳能农场——用太阳能电池板覆盖洛杉矶市区，把露天空地留出来，难道不是更合理吗？
为了拯救自然界，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正在摧毁它？
我相信，管我叫“笨鸟”的一定是个行业博主。

至于奥杜邦，我早该从募集资金的邮件中看透其管理风格，但我还是被它对我文章的反应震惊了，那是对我的人身攻击，而它在两个月前刚刚无所顾忌地盗用了我的名字和形象。

诚然，我的随笔对奥杜邦确实是爱之深、责之切。

我希望它停止胡来，不要空谈五十年之后的事，更加积极地保护我们共同热爱的鸟类。但显然，奥杜邦只能看出此文威胁到了它的会员数量和筹款努力，因而不得不彻底否定我这个人。

我听说奥杜邦的会长发表了四篇不重样的针对我个人的抨击。这就是如今大统领们做的事。

他达到了目的。我甚至都没读过那几篇抨击文章——知道别人在读就够了——但我感到无地自容。

这种感觉和八年级时一样，我被本不该影响我的排挤和辱骂伤得不轻。我真希望我当初屈从于自己夜里的恐慌，把想法埋藏在了心里。

极度苦恼之下，我给亨利打了电话，把我所有的羞愧和悔恨向他一股脑儿倾吐而出。他用他那种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回复说，网上的反应只不过是一种天气。

“对于舆论，”他说，“先有天气，再形成气候。想改变气候，那需要时间。

”

他的话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

能感到有亨利这么一个人不恨我就已足够。

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气候过于宏观且混乱，个人无力将其改变，但个体仍然能在努力改善一个受难的村庄、帮助一个全球性非正义下的受害者中找到意义。

或者把对象换成一只鸟、一位读者也是一样。

网上的风波平息之后，我开始在私下里收到一些环保工作者的来信，他们和我一样沮丧，但不敢冒险表态。我收到的信件不多，但并不一定需要很多。

我对每个写信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我那篇随笔是为你而写。

但是现在，两年半过去了，随着冰架崩塌，“推特治国总统”退出《巴黎协定》，我变得不确定起来。我如今可以承认，我写那篇随笔不仅是为了鼓舞一些环保主义者，并将部分慈善资金转移到更好的事业上。

我真的很想改变气候。现在也是如此。

我和我文章批评的那些人一样，意识到全球变暖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或许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如今的处境，和当年欧洲人带着枪炮和天花到来时美国原住民的处境相同我们的世界即将发生巨大而难以预测的变化，而且多半会变得更糟。

我对我们能阻止变化到来不抱任何希望。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们能及时接受现实，人道地迎接它的到来，而我唯一的信念是，诚实以对总要好过拒绝接受，无论这可能会有多么痛苦。

如果让今天的我来写那篇随笔，我可能会把以上文字都放进去。

当年发表的那篇随笔之镜倒映出的是一个愤怒的、热爱鸟类的、自觉比大众聪明的异类。

那个形象可能是我，但并不是我的全部，一篇更好的文章本可以反映这一点。

在一篇更好的随笔中，我可能仍然会给予奥杜邦它应得的谴责，但我会对其他让我愤怒的人表示出更多的同情对气候问题活动家，二十年来，随着碳排放的上升，必要的减排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他们眼睁睁看着胜利之路令人痛苦地越走越窄

对那些替代能源行业的工人，他们有家庭要养，同时也在努力寻找石油以外的方案

对非政府环保组织，它们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唤醒全世界的议题

对左翼人士，随着新自由主义及其技术将选民集体降格为个人消费者，他们把气候变化视为支持集体主义的最后一个强有力论据。我会尤其牢记所有比抑郁的悲观主义者需要更多希望的人，对于他们，不愿设想未来将是炎热、灾害频仍、悲惨不堪的，这也情有可原。我本该将这篇随笔一直修改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