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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极端不确定性
- 作者：默文・金/约翰・凯
- 格式：EPUB/MOBI/AZW3
- 标签：管理
- 时间：2022-10-17
- ISBN：9787521743425
极端不确定性内容简介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切事情都可能被随时打断，我们失去了基于确定性预期的生活。于是，我们都疲于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却忘了问一句“究竟发生了什么？
- ”
- 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曾成功带领英国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他总结其中的经验，携手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首任院长约翰·凯，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看清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另一个角度。
- 他们讲述了历史上的多个正经、有趣、荒诞、奇葩的故事，认为在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历史数据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指导，概率思维、经济模型等也基本失灵。
- 而且就算再有能力的人也无法预测突发的危机，即便是帝王、探险家、金融巨鳄也不能完全搞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和行动的效果。
- 哥伦布从西班牙启航时不知道旅程结果如何，不知道要航行多长时间，更不知道后来被称为“新世界”的新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在决定派遣海豹突击队之前，奥巴马根本不能肯定本·拉登在不在伯塔巴德大院。
- 2000年，连史蒂夫·乔布斯也不知道智能手机是什么，更没有谁能预测到2022年的销量。
- 他们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对现状的认识并不完善，对未来的理解更加有限，并且没有任何个体或组织能掌握所有信息，做出“最佳解释”。
- 他们揭示了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误入歧途，重申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并强调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被量化、被预知，我们能掌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们处于“未知的未知”之中，但是生存不需要最好的解决方案，只需要足够好的解决方案。
- 他们提醒我们谨记，做出决定比决定是什么更重要，更要认识到极端不确定性是理解社会、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基础，是进取的机会之源。
- 《极端不确定性》将帮助我们分辨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越预测和数据，更好地与他人合作，规避误判，用更加系统、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解决极端不确定性问题。
极端不确定性作者简介
- 默文・金(Mervyn King)英国央行前行长。
- 现为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 于2013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终身贵族，2014年被授予嘉德勋位。
- 约翰・凯(John Kay)伦敦经济学院客座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曾出版图书《其他人的钱真正的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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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未知
1812年9月，拿破仑大军在博罗季诺击败俄国军队，为攻占莫斯科扫清了道路。
法国人进入那片现已荒芜的首都，并将这个木结构的城市夷为平地。
但这场徒劳的占领也标志着法兰西皇帝征服战争的结束。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拿破仑“大军团”自此开启了漫长的撤退。
大多数士兵最终没能回到家。2拿破仑也于1814年4月退位。
拿破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权力和成就达到顶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指挥官3，但是他对博罗季诺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为何卷入那里的麻烦。
其实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俄罗斯和西欧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仍悬而未决。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启航，希望找到一条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航线。考虑到路途遥远，船只无法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当时大多数有经验的海员认为西行的路线行不通。
他们是对的。但当时的西班牙王室不听劝谏，还是赞助了此次探险。
哥伦布不知这段旅程结果如何，不知要花多久时间，他在加那利群岛进行补给后，在巴哈马群岛登陆。他甚至不知道后来被称为“新世界”的那个世界的存在，在发现“新世界”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
他坚称自己确实抵达了亚洲，这就是为什么美洲(America)以他同时代的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更清楚自己的探险方向和自己抵达的土地就是美洲。不管西班牙王朝如何计算哥伦布这趟探险的成本和收益，他们都没有考虑过发现“新世界”的可能性，他们当时也不太可能预见到这一结果。
1972年2月，尼克松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会面。
这是一次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暗中筹谋已久的会面。
尽管尼克松正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国家从越南战争中解脱出来，尽管中美领导人都希望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保持距离，但此次出访的目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特别清晰。这场备受争议的会谈以一纸全球峰会式的、平淡无奇的公报结束。
同年，5名男子因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而被捕，随后的丑闻掩盖举动导致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两年后，毛泽东病逝。
没有人清楚知晓尼克松和毛泽东会面的后果是什么，甚至尼克松乘坐的飞机何时抵达，毛泽东本人能否会见美国总统在当时也是不确定的。而且近半个世纪之后，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后果是什么。
此次会谈的作用仅仅是象征性的吗？
是一名政治境况糟糕及一名健康状况不佳的领导人的一次媒体活动，还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里程碑(这可能是随后半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成果)？
帝王、探险家、总统做出决定时，并不完全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和行动之后的效果。我们想必也是如此。
全球金融危机
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基金的交易。投资者的基金配置在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证券产品上，也被实际冻结。
一小部分对冲基金的失败本身只是小事件，但是几天之内，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席卷而来。雷曼兄弟倒闭使得危机在2008年9月达到高峰，世界各国央行依靠非常规措施才最终阻止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
然而，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失灵还是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工业世界最严重的衰退。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银行资金头寸状况的恶化，我们随后目睹了几代人都未曾经历的情形。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已成过去的信任危机会发生在银行系统？
危机过后，便应反思，本书的两位笔者希望在此解释这场突如其来之祸的背景。
默文·金是《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约翰·凯著有《别人的钱真正的金融生意》一书。从不同角度看，我们达成了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叙事正在瓦解。人们曾以为，市场上不断更新的金融工具是为了确保风险由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承担。
这个叙事已经过时。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演进，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对创新将带来的后果并非全然了解。
市场并没有让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承担风险，不了解风险的人才是风险的承担者。出售金融工具的机构虽对风险有所了解，但市场枯竭之时，它们还是无力面对风险。
25个标准差事件
2007年8月13日，法国巴黎银行暂停其三只基金赎回交易4天后，高盛首席财务官戴维·温尼亚尔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们看到这一情况的概率就好比连续几天出现25个标准差的概率。
”4从字面而言，温尼亚尔的说辞是不可信的。25个标准差事件是指概率小于
3的事件5，我们宇宙存在的时间尚未久远到允许连续几日发生25个标准差事件的情形。
温尼亚尔先生拥有美国联合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商学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如果他还记得大学基础课程内容，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事实是，统计术语掩盖了他真正的意思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比他的风险管理经理经历过的或以为的要大得多。
高盛和其他金融机构使用的风险模型无法应对2007年的市场压力，到了2008年，它们愈加手足无措。
各国央行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用来预测经济的模型，也未能预测或解释这些事件。
专家无法预见这场危机，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其无能或故意视而不见，反映的是人们理解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发射火箭让人类登上月球、探测水星，但对于地球上发生的那些更直接、看上去更简单的问题，诸如下周纽约会不会下雨，今天大选的结果是什么，或明年的石油需求有多少等，我们无法掌控。
为什么谋划未来给在位的决策者造成如此大的挑战(无论这些决策者来自银行等私人机构，还是军队、政府等公共机构)？
反恐战争
本·拉登策划了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之后美国几乎立即开始了入侵伊拉克的军事准备。次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举行记者招待会。
一些报道称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与恐怖活动有关联，拉姆斯菲尔德被问到对此做何评论。他的著名回应遭到很多人嘲笑“有些事情我们知道。
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有未知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还有未知的未知事物——我们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6
其实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藏有深机。
7对拉姆斯菲尔德此番谬论的追问已淡出公众的记忆，但引发这一追问的事实更引人注意。
有人问拉姆斯菲尔德，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属于哪一类情报是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还是未知的未知？
拉姆斯菲尔德的回应是“我不打算告诉你它们属于哪一类”。
8其实，伊拉克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间没有关联，在伊拉克也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军事上的成功美军迅速抵达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是情报、判断和应急预案意义上的全面失败，重挫了美国政治，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此次失败后，要求情报部门在向总统提供建议时采取更合理的流程9，还规定情报分析师应能够量化其判断的置信区间，并以概率的形式表述出来。
10年后，2011年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战情室与他的高级安全顾问会面，他即将做出其总统任内最关键的决策。情报称本·拉登藏身于巴基斯坦伯塔巴德的一栋建筑物中，奥巴马应不应该批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进行突袭？
奥巴马心里十分清楚，1979年的吉米·卡特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营救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质。
那次行动以惨败告终，可能也葬送了吉米·卡特的总统连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小组负责人“约翰”[1]认为本·拉登有95%的可能性在该建筑物中。
但其他人不太确定，大多数人估计有80%的可能性。有些人认为把握只有40%，甚至只有30%。
最后，奥巴马开口了“现在的情况是五五开。大伙听着，这其实就像抛硬币。
我不能凭借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10奥巴马并不是说本·拉登在建筑物中的可能性是50%，也不是说他真的要抛硬币来决定是否行动。
他的意思是他必须在不知道恐怖分子首领是否在建筑物中的情况下做出决定。11奥巴马在后来的一个采访中回忆当时和幕僚的这次讨论“这种情形之下，你得到的是掩盖了不确定性的概率，而不是能提供实际帮助的信息。
”12
本·拉登要么在里面，要么不在。尽管这个计划涉及很多其他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军事的，有技术的，还有政治上的，但结果只有两种。
奥巴马如果对他的幕僚说，“如果你们能告诉我本·拉登在里面的概率超过60%，我就下令行动”，那么就把决策所需承担的责任从总统办公室转移给了情报机构，而事实上，决策责任应该在总统而非情报机构。奥巴马没有这么做。
但是，类似的责任转移的确发生在金融领域，银行家们(例如温尼亚尔)确实将管理不确定性的责任交给了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及其模型。奥巴马懂得这个道理，温尼亚尔和他的同事不懂。
在全球金融危机酝酿之时，就像准备伯塔巴德袭击一样，不仅仅是政策顾问自己想用概率来表述不确定性，有人还要求他们这样做。监管机构规定了金融机构使用的风险模型，一如当初美国国会坚持根据情报对判断予以量化。
在金融和政治领域，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描述往好里说是毫无用处，往坏里说是误导决策。呈现给温尼亚尔和奥巴马的数字的准确性是不可靠的。
奥巴马明白，他必须依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决定，事后看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他并非依据概率推理做决策，而是去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在理查德·鲁梅尔特的著作《好战略，坏战略》中的一个故事里找到了灵感。一定程度上，这是过去10年最好的一本商业战略著作。
鲁梅尔特在书中描述了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同事约翰的一段对话，这位同事听过他的MBA案例教学课程。
当时我们在聊教学法……约翰侧过头看了我一下，说“在我看来，貌似你的每个案例都在讲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从没听过有人这么评论我的教学，但我立刻意识到，这个评论显然很准确。大量的战略工作都是在搞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仅仅是决定要做什么，还要明白更加本质的问题，才能理解当时的情境。13
“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再平常不过，但其实并不平常。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不断看到人们沉溺于技术细节，日复一日地忙于工作，却不曾抽身问一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
退休规划
大多数读者永远不需要做出像奥巴马和温尼亚尔那样的抉择(尽管他们也会评价奥巴马和温尼亚尔等人所做决策的好坏)。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为未来做打算。
买房和为退休做准备是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但是很少有人在有计划地做这些事。很多人会很快决定购买哪幢房子，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当下的反应，而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调查。
人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往养老金计划里面投钱，可以选择投资一种基金还是另一种基金，但人们更倾向于逃避选择。无需任何选择的“默认选项”往往最受欢迎。
14
少数家庭采用更系统的方法处理退休问题。
他们会用一些软件程序做计划，有的资产管理公司15愿意提供免费咨询，有的经济学家编写了商业软件来帮助他们计算。16这些方法都能预计个人或家庭应该存多少钱，以及他们现行的方案能否让他们安享晚年。
要用好这类计算程序，你必须掌握很多信息，包括当前的实际情况，如年龄、婚姻状况，以及自己未来的情况，如退休年龄、退休后每年的开销。
你需要向计算程序披露目前薪资、若干年后的期望薪资，你还需要预测自己的寿命。奥巴马面临的不确定性只有两个本·拉登在伯塔巴德的建筑物里面，本·拉登不在里面。
相比之下，判断自己能活多久则要更难。你知道自己大概率不会活到125岁，你还可以参考保险精算师精心构建的寿命预测表。计算程序可能还要你对未来的经济金融市场发表看法。
你看上一大堆关于通货膨胀和投资回报的文献之后可能会略知一二。计算程序还要让你勾画出一系列概率，但其实你很难做到，这样做也很草率。
计算程序不会允许你回答“我不知道”。但是，这些计算程序的编写者，也就是那些伴随我们一生的职业经济学家，面对问题时经常说“我不知道”。
说实话，我们认为，这也是你应该给出的回答。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比如“伯塔巴德建筑物里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唯一明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现在是如此，将来更是如此。即便我们不知道20年后我们的收入或通货膨胀是什么水平，我们所有人还是必须规划退休金。
如果我们知道了计算程序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便有可能确切了解现在需要存多少钱才能享受退休生活。但我们并不能靠着我们不知道且无法知道的知识来做决定。
这些程序能告诉我们的是，哪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来减少我们的无知。
智力上的挫败
显然，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溃败。虽然经济学家承认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代价，但是他们普遍不愿接受自己的理论框架需要修改的现实。
经济学家(曾经)将“风险”和“不确定性”区分为“可以用概率描述的未知”和“不能用概率描述的未知”。他们已经通过数学技术给“风险”这个术语赋予了与日常用语截然不同的意思。
我们将在本书中描述，若无法认识到“风险”“不确定性”“理性”的经济学含义与日常含义的不同，将带来怎样的混乱和经济损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一直企图忽略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用概率解决所有不确定未来的问题。
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是人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激烈争论的话题。两位经济学大家——美国芝加哥的富兰克·奈特和英国剑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皆认为，区分这两个词具有重要意义。
奈特认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更确切地说‘风险’一词，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差异，后者实际上根本不算一种不确定性”。17
凯恩斯对这两个词的区分也类似。
他在一篇概述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文章中写道
让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不确定”信息并不仅仅是为了区分确定的事实和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轮盘赌不属于“不确定性”，能否赎回战争国债也不属于“不确定性”。
同理，预期寿命只是“轻微不确定”，甚至连天气预报也只是“中度不确定”。我说的“不确定”通常是指欧洲战事的走向是不确定的，20年后铜的价格、利率水平是不确定的，某个新发明是否会过时或是1970年私有财富所有者在社会体系中的立场是不确定的。
上述所有事例无论如何都缺乏建立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18
本书的书名是《极端不确定性》，这也是本书的中心概念。“不确定性”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一知半解的结果，或指我们当下的行为与其未来结果之间的关系。
这种一知半解可能让人烦恼，也可能让人愉悦，这取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性质。我害怕听到法官做出的判决，但对即将到来的假期中的新经历充满期待。
我们或许有时希望自己未卜先知，这样无论未来发生什么都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但转念一想，这样的世界就会变得平庸无奇。
我们将奈特和凯恩斯提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替换为“可解决的不确定性”与“极端不确定性”的区别。
可解决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可通过查询来解决(比如，我不确定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在哪里)或通过展示所有结果的概率分布来表达(比如转动一次轮盘的结果)的不确定性。
但是，对极端不确定性来说，并不存在解决不确定性的类似方法——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极端不确定性存在诸多维度晦涩、无知、含糊、模棱两可、不明确的问题，以及我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希望(却并不是每次都希望)在未来能修正先前不知道的信息。
如此种种的不确定性，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的。
概率术语可以用来描述赌博游戏，却无法描述极端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因为我们甚至不清楚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当我们描述极端不确定性时，我们不是在说“长尾”，即可想象的、明确的、可以估算出低概率的事件，比如在赌博中一直手气不好。
我们也不只是说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事件，即没有人能预想到的、令人惊讶的事件，虽然这些“黑天鹅”事件确实是极端不确定性的例子。
19我们强调的是能用概率分布描述的小概率事件与不可想象事件两者之间存在的大量可能性，即一个充满不确定未来和不可预测后果的世界。人们必然对这个世界产生猜测，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而且这种分歧通常永远没有答案，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经常面对的。由此看来，极端不确定性的后果远远不只发生于金融市场，还延伸至个人和集体决策、经济和政治决策，大到政治家所做的影响世界的决策，小到本书读者所做的日常决策。
对奈特和凯恩斯来说，认识到极端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至关重要。
奈特认为，正是极端不确定性为企业家创造了盈利机会，也正是企业家在极端不确定性中披荆斩棘的技术和运气推动了技术和经济进步。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的15年前出版了《论概率》，了解他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观点演变对读懂《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说很有必要。
但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以他特有的夸张文学笔法将奈特的思想重新表述了一番“倘若物种的灵性褪去、自发的乐观消失，我们只能靠数学上的期望值维持生计，那么一切事业也将消失殆尽。
”20比起微观经济上的创新驱动力，凯恩斯更关心大萧条背后的宏观经济因素。在他看来，(非数学的)期望值，即“置信水平”是导致难以实现或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描述的均衡的原因。
然而，凯恩斯和奈特却未能成功将极端不确定性置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我们将在第5章具体解释)。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顶多在口头上承认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极端不确定性的问题恐怕早已被概率推理征服，这种观点还侵袭了包括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因此，银行和企业不会承认极端不确定性，不会采取那些比其他选择更胜一筹的政策和战略，而是选择依赖模型维持运作——这些模型声称掌握了未来信息，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且永远不可能掌握这些信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模型试图将商业和金融风险分析比作轮盘赌。
我们不知道转动一次轮盘的结果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反复操作轮盘就能知道转一次的可能结果及其频率。然而，不确定性形式多样，没有多少能通过反复操作的方式表达出来。
本书主要包含三个观点。
第一，经济学界、商界及金融界是“非平稳的”，不受永恒不变的科学定律的主导。
这些领域中的大部分重大挑战属于特殊事件，因此智力上的反应即是一种判断，反映出对某一具体情形的解读。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会做出不同的评估，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问题通常都没有客观正确的答案。
由于我们观察的不是一个平稳过程[2]的结果，我们很少能用上传统的数据工具，预测产生的基础通常也千变万化。
第二，独立的个体无法做最优选择，也不会这么做。
他们并不是非理性者、“偏见”的受害者、偏离“理性”行为者。
理性行为的含义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且理性在总体上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区分了经济学家使用的公理型理性和人们践行的演化型理性。
许多所谓的“偏见”是对极端不确定的复杂世界的回应。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进化使得本属于适应性的特征变成了人类推理的理所当然。
人类虽然能够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尚未进化出针对明确问题进行快速计算的能力，计算机才擅长快速计算。因为无论是在晚餐聚会的谈话中博人眼球，还是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人类面临的问题都不是能通过快速计算解决的明确问题。
谜题与奥秘的区别
我们对今天最清晰的判断，
都比不过最差劲的历史学家对自己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认识。
最难理解的时代是今天。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
2004年8月，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美国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信使号水星探测器。
尽管水星与地球的平均距离“仅有”6 000万英里[1]，2但是火箭以每小时
8、 500英里的速度行驶了49亿英里，才终于在2011年3月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了水星的轨道。
3
这种非凡的计算壮举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
· 自17世纪以来，人类对行星运动方程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这要归功于开普勒等人
· 行星运动方程是平稳的，在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规律前，这些方程式似乎已经控制着它们数百万年来的运动，而且自那之后继续控制着它们(“平稳”是数理统计学领域的术语，与行星本身的运动无关，但与行星运动的潜在决定因素有关，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本书会经常讨论这种意义上的“平稳”)
4
· 行星的运动没有明显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5，或完全不受人类关于行星运动的意念影响。
当潜在过程基本上被充分理解，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且独立于我们的行为和信念时，便有条件进行精确计算，正如NASA的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极其详细的前瞻性规划，例如绘制以火箭速度移动的探测器未来数年的轨迹，也就成为可能。
信使号在NASA预定的位置分毫不差地进入了水星轨道，比计划提早了6年半。
谜题与奥秘
NASA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生活在启蒙时代，这也是科学推理取代宗教和世俗权威的时代。
科学证据是新的权威。注重分析的研究方法促进了自然科学的极大进步，但这种方法能不能推广到其他学科领域？
有没有类似于物理定律的人类行为规律？
物质世界或政治世界中的事情真的是随机发生的吗？
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确定性的。6在某个深刻而难以想象的理解维度上，这可能是真实的。
但是，无论宇宙的剧作家计划如何书写，我们这些剧中人都因为自身的无知或潜在过程的瞬息万变，面临着不确定性。
高盛的风险管理经理，以及我们第1章中提到的政策顾问，都使用概率进行评估。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评估其实都是劳而无功(高盛过于依赖概率评估，而白宫则过于轻视这一点)。
这两种概率评估都不能为决策者提供所需信息。当构造概率缺乏充分依据[如曼哈顿西街200号7(高盛)或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白宫)的情况]时，我们便面临着极端不确定性。
金融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概率论者认为，这种极端不确定性是很少见的，而且他们可以估计大多数相关概率事件。17世纪以来，用概率来表达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普遍。
“概率转向”在20世纪加快了步伐，在过去的20年中，概率推理几乎主导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描述和分析。
对于拉姆斯菲尔德描述的“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其他作家也做了类似的区分。格雷戈里·特雷弗顿是奥巴马任内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也是屹立于美国情报界多年的资深人士，他强调“谜题与奥秘”的区别。
8谜题具有明确的规则和唯一的解决方案，我们能感知到自己解开了谜题。谜题带来的满足感源于明确的任务和正确答案。
即使找不到正确答案，你也知道它存在。谜题可以解决，因为有答案。
不过解决方案可能很难找。经济学家致力于精确地解决复杂的经济模型，正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训练是如何解决定义明确且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并且，解决最困难的谜题，才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类的)荣誉。
奥秘没有这样清晰的定义，客观上也不存在正解9奥秘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借此来接近奥秘，并意识到即使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们的认知可能也只是局部的。
面对奥秘，我们得不到回答“正确”的舒畅和欢欣。
哥伦布还以为他登陆的地方是亚洲呢。
即使是今天，无论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还是在本·拉登潜藏于巴基斯坦期间，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有激烈争议。中东的未来会怎样？
或者移动计算的发展会怎样，汽车工业的发展会怎样？
银行会像我们所认知的一样生存吗？
资本主义或民主的未来是什么？
奥秘不能像填字游戏一样解决。
我们要框定奥秘，只能识别关键因素，尝试理解这些因素过去的相互作用，并推测它们现在或未来会如何相互影响。谜题可能更有趣，但现实生活中，世界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奥秘——要么是因为结果未知，要么是因为问题本身就不好定义。
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30年来一直在研究“专业”预言家的表现，而结果大多令人沮丧。10为了找到预言准确与否的客观衡量标准，并识别判断好坏的决定因素，泰特洛克需要具体说明研究问题本身，并且问题结果也要能够核实。
在2010年和2011年，他提出的问题都是这样的“2011年12月31日之前，塞尔维亚会被正式授予欧盟候选成员国资格吗？
”“意大利在2011年12月31日之前会出现债务重组还是债务违约？
”11
但这些定义明确的短期问题并不是执政者真正渴望答案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了解中美能否和平解决日益加剧的贸易和军事矛盾，或者欧盟是否会继续扩张，5年后的货币联盟会是什么样子。
用正误分明的谜题代替复杂的奥秘，限制了问题和答案的趣味性与相关性。尽管有些问题想得到解决，量化概率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商业、金融、政治和个人发展方面的大多数决定及后果很复杂，难以定义，因此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这些问题受限于极端不确定性。
极端不确定性和实用知识
特雷弗顿明确区分了谜题与奥秘，它们的显著差别在任何需要实际决策的地方都会重现。
1973年，城市规划师霍斯特·里特尔和梅尔文·韦伯观察到，尽管社区对道路、卫生设施等明确定义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是客户仍然不满意。他们还要求更多，但规划者不知道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民众也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诉求。
里特尔和韦伯将已经解决的“驯良”问题(可清晰定义的问题)与可能永远无法解决的“抗解”问题(棘手问题)区分开来，这些术语现在多见于社会政策和医学领域。12断腿是一种驯良问题，但许多患者带来的是抗解问题，从他们的症状无从诊断病因，治疗效果尚不明确。工程师们也要区分谜题与奥秘，并给它们起了专有名称，分别是“随机不确定性”和“认知不确定性”。
譬如气象记录会描述可能影响桥梁的规律性潮汐和风(随机不确定性)，但由于每座桥各不相同，位置有异，人无法完全知晓这些条件对桥体结构的影响(认知不确定性)。潮汐和风是已知频率分布的客体(表格显示某些潮汐和风速值出现得尤为频繁)
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为复杂结构都必然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概率来描述的不确定性和任一项目或事件的不确定性，二者的区别在所有实用性知识的应用中都很重要，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
拉姆斯菲尔德并不是第一个描述“未知的未知”的人。英国科学家在二战前发明了喷气发动机，到1944年，英国和德国都能够生产喷气式战斗机
第一批商业喷气式飞机是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在伦敦郊外制造的彗星客机。喷气式飞机的提速预示并推进了国际旅客旅行的变革。
《美国航空》杂志评论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英国人在喷气式航运方面痛击了美国。”13但是1954年，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现英国航空公司)的彗星客机从罗马机场起飞后不久就在半空中解体了。彗星客机停飞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进行了维护，以“排除所有能想到的导致这场灾难的隐患”。
14航班恢复两周后，祸不单行，又一架南非航空公司的彗星客机恰好也在离开罗马后不久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坠毁飞机的残骸是从地中海打捞出来的，并在英国法恩伯勒的皇家航空研究院接受了彻底检测。这两宗意外都是方形窗角产生的金属老化所致。
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人预料得到。这次冗长的调查明确了击溃千里之堤的蚁穴，却使德哈维兰公司的竞争对手美国波音公司吸取教训，设计出了一款飞机，其窗户像所有现代飞机一样是椭圆形的，而不是方形的。波音707成为喷气式航运的主力军，量产了近1 000架。
制造波音707的工程师将导致彗星客机停飞的问题描述为“未知的未知”，这比拉姆斯菲尔德使用这个词的时间早近50年。15
自那以后，波音对“未知的未知”始终重视，居安思危精神长存于公司理念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60多年后的2019年，波音在与彗星客机相似的坠机事件中损失了两架最新的飞机。
工程师们可以解决空气动力流动和高空高速飞行的压力问题，但要知道金属管在
3、 000英尺[2]高空以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飞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方法唯有尝试。
丘吉尔所了解的
从任何意义上讲，战争行为都是一个抗解问题。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的几个月被称为“虚假战争”(战争期间并未真正交火)。
在此期间没有重大的陆地军事行动。1940年4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一次保守党会议上说，“希特勒错过了最佳时机”
16、 在张伯伦发表错误判断演讲4天之后，德军越境进入丹麦，并转战到挪威。
英国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的出征迫于无奈以撤退告终。这场惨败让张伯伦引咎辞职，丘吉尔当上了首相。
就在丘吉尔受国王邀请组建政府的时候，纳粹闪电战开始了。德国铁骑踏过荷兰和比利时，与英法军队交战。
不到一周，一场法国保卫战就宣告失败。
1941年6月，纳粹德国袭击苏联。德国军队朝莫斯科前进，但没能抵达莫斯科，可能的原因是德军将关注点错误地放在了南部的油田，而非北部的政府所在地。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在珍珠港击沉了一支美国舰队。次日，美国国会向日本帝国宣战。
三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
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1940年的关键不确定性。如果按照丘吉尔的竞争对手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提议，英国人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会发生什么？
一些人认为，如果英国解除武装，德国本可以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
其他人则认为，希特勒入侵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两起关键事件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最后结果也会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希特勒为什么放弃入侵英国，转而入侵苏联。
开启第二条战线，大大减小了他的成功机会。
德国和日本的袭击让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大吃一惊。尽管两位领导人都提前收到了预警，但事发突然，他们没能做好准备。
他们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发生，因为这些袭击显得太过愚蠢。这确实是愚蠢之举，因为苏联和美国一旦卷入战争，结果很可能是侵略者随之而来的粉碎性失败。
丘吉尔性情急躁、固执，他的判断经常出错。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以1915年达达尼尔战役的失败起步，在1924—1929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他做出了英国经济史上最糟糕的决定之一——在1925年回到战前水平的金本位制。
但丘吉尔在政治家中的杰出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在希特勒上台之初，他就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他看到战争不可避免时，他不仅展现了鼓舞人心的领导力，对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也运筹帷幄。
丘吉尔认识到，英国要想生存，就需确保美国参与对希特勒的战争，但他也认识到了美国参战的难度。和罗斯福一样，他没有预料到日本会袭击美国，也没有预料到希特勒会对此做出回应。
虽然他是最没耐性的人，但他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历史证明他的等待是正确的。和奥巴马一样，尽管情况要复杂得多，丘吉尔也不认为重大决策中涉及的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来表示，也没有人向他暗示这些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来表示(但有人告诉奥巴马这些)。
环境极端不确定
他面临的问题是“抗解的”，而不是“驯良的”。
军事行动是复杂的，其发展也变化莫测。
二战5年半的历史伴随着无数意想不到的曲折，而信使号探测器耗时6年半，沿着一条高度复杂但完全可预见的路线前往水星，二者之间的区别立现。
不过，再怎么血腥，战争行动也是对既定目标的回应，通常会朝着解决方案前进。二战是由纳粹的侵略引发的，问题在于如何遏制那次侵略，并且1945年人们就迎来了决定性的结果。
相比之下，商业、金融和政治中的许多问题都定义不清，从无定论。如果硬要下个定论，那就是它们比军事战略问题更抗解。
史蒂夫·乔布斯所了解的
小托马斯·沃森接替他的父亲老沃森担任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总裁后，沃森父子的管理让IBM在半个世纪后睥睨全球计算机市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革命。据称，小沃森认为全球市场只需要5台计算机就够了。
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不过这些IBM计算机体形确实过于庞大。20世纪70年代，一所大学或一家大公司只有一台计算机。
本书两位笔者始终记得，曾经把一箱箱的穿孔卡搬到牛津大学计算机那儿去，这台计算机占据了班伯里路上一间带空调的大型地下室，后来，我们又把它们搬到了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博物馆。
肯·奥尔森当时是美国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数字设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77年，奥尔森称“不可能所有人都想在家里放一台计算机。
”17奥尔森预计计算机会被广泛应用，但和很多人一样，他所设想的仅仅是人们通过连接到几个巨型中央设施来获取算力，而非人们像使用家电那样从大型发电站的电网获取电力。
对数字化未来的另一种愿景催生了一系列更小的特定用途设备。
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专业办公室用上了文字处理器，让文档修正、剪切及粘贴资料变得更方便，还可以将其连接到高质量打印机。
文字处理器颠覆了打字员的工作，几乎淘汰了电动打字机。王安计算机公司当时是文字处理器市场的龙头。
小型可编程计算器取代了工程师的计算尺。惠普和卡西欧生产的专业计算器可以计算赎回收益率或期权价值，让交易员不再仅凭直觉下交易指令。
但是，这个行业并没有朝着特定用途设备的方向发展，这些针对具体问题设计的特定设备后来逐渐被淘汰。1971年，英特尔开发了一款通用芯片，也叫微处理器。
这样，一台小设备就可以兼具多种功能。英特尔的创新为制造小型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1972年，巴特勒·兰普森在美国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制造了尔托计算机，这台机器在外观上与现代台式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兰普森的团队往阿尔托计算机上添加了许多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特点。
施乐直到几年之后才正式在市场上推出商用计算机。不过，施乐还是没能在计算机行业站稳脚跟。
正当施乐设法改进尔托计算机的性能之时，不少业余爱好者也在试着开发个人计算机。1974年12月，牛郎星台式机首次在《大众电子》杂志上刊登广告，标价400美元一台，需要自行组装。
西雅图两个年轻的高中生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为牛郎星写了一个简单的编程语言BASIC。传统计算机行业以外的一些大公司认识到了小型计算机的潜力。
曾有盒式磁带厂家为家用计算机生产存储设备，还曾有电视厂家想为其生产显示器。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索尼都曾销售过台式机。
但上述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后来，到1981年，IBM推出个人计算机(PC)。IBM的声誉高涨，市场占有率前所未有，该公司主打的所有产品都得到了广泛认可。
许多用户认为个人计算机的性能不如市面上已有的机器，但这并不重要。当软件开发人员决定软件编写格式时，IBM格式成了不二之选。
几个月后，PC就成了小型计算机的通用叫法。
为了避免决策太过缓慢，也为了绕过那些担心创新威胁自己地位的公司经理，IBM将个人计算机的大部分开发工作外包出去。对于操作系统，IBM交给了微软开发，当时微软还是一家由盖茨和艾伦经营的小公司。
二人于是以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款现成的操作系统，稍做修改，做出了一个新系统。计算机巨头IBM没有意识到它引发了一场变革，也没有意识到MS-DOS(微软授权IBM使用的操作系统)所有权仍在微软手中。
后来，IBM试图用一个更复杂的新操作系统OS/2重掌市场，但一切为时已晚，MS-DOS(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 3.1的基础)已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于1976年开始在乔布斯的车库里组装苹果计算机，那里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景点了。18尽管盖茨和微软也意识到简便的操作和技术精细程度对商业成功一样起重要作用，但乔布斯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愿景，并构思了一种不需要对计算机原理有任何了解就可以使用的计算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乔布斯借鉴了施乐的另一项发明——图形用户界面。苹果计算机的屏幕上有桌面图标，还有鼠标和回收站等用户友好的辅助图标。
这些创新对当时占用户主体的计算机发烧友来说似乎是噱头，但它打开了计算机市场，受众变得更加广泛。苹果计算机比别的计算机更好玩。
不过，你只有购买苹果的集成软硬件才能获得这些功能。面对IBM个人计算机更开放的使用标准，苹果维持其专有系统的努力失败了。
Windows操作系统将苹果的图形用户界面与微软无处不在的MS-DOS结合，风靡世界，几乎将苹果挤出了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苹果濒临破产，市场份额不断下降，革新失败。
但是，1997年，乔布斯再次回归(他在10年前被董事会赶出了公司)。
乔布斯重返他20年前创立的公司，重振了“果粉”的热情，但商界几乎没人对此抱有很高的期望。1998年，我们在第1章中提及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商业战略教授鲁梅尔特就乔布斯的计划采访了他。
这位苹果首席执行官回应说，“我在等待下一个大事件”
19、 事实证明，“下一个大事件”是音乐。音乐出版商抵制数字下载，宣称它们是盗版。他们试图保护现有业务，也就是在唱片店销售光盘。
Napster(一款可以从网络下载MP3文件的软件)和其他非法文件共享服务蓬勃发展。苹果的策略是，保护出版商在iTunes(苹果的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商店销售音乐版权的权利，允许它们在平台上以每首99美分的价格售卖数百万首可下载曲目，并于2002年推出了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iPod。乔布斯的口号是“一千首歌，一个口袋，一机掌握”。
iPod的出现为更大块头的掌上计算机奠定了基础。面向商务人士的高端便携设备自21世纪初就已问世，奔迈的Pilot掌上计算机被黑莓手机取代。
但苹果将其产品瞄准消费者，随后开放系统，使开发者能够提供应用程序。将音乐播放器与日益不离手的手机相结合，加上一个屏幕，就可以为一个口袋机设计出几乎无限的应用程序。
当iPhone(苹果手机)问世时，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对其嗤之以鼻，他问谁会花500美元买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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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很多人愿意花这笔钱。10年过去了，苹果已经售出了超过15亿部iPhone。
智能手机不仅改变了娱乐的性质，也改变了商业交流的性质。到2011年乔布斯去世时，苹果已经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盖茨和他的继任者鲍尔默面对苹果移动设备的流行乱了阵脚，芬兰公司诺基亚也是如此，诺基亚是那时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供应商。2014年，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部门的剩余部分，抱团抵御苹果的热潮。
奔迈被惠普收购，黑莓则大势已去。
但是，奥尔森对家用计算机是否有需求的怀疑也许没错。我们不再需要或不想要家用计算机，因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台计算机，并使用云端的大型服务器的无限内存和处理能力。
但奥尔森的公司没有从他迟来的成功预言中受益。陷入困境的DEC被并入康柏，康柏又被惠普收购，惠普在2015年被一分为二，现在主要以打印机制造商而闻名。
曾普及文字处理器的王安计算机公司则于1992年破产。
个人计算机发展史由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成功和预测行业发展趋势的失败交织而成。
DEC无福享受该公司在小型计算机市场的领先地位，也没有受益于即将经历指数级增长的市场的红利。
王安、卡西欧、奔迈、黑莓和诺基亚迅速走向辉煌后又迅速衰落。IBM开辟出的全新业务反而摧毁了其当时的自营业务。
苹果对其专有系统的坚持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失败，但20年后大获成功。微软没有预见到移动计算的重要性，而施乐的创新和努力虽然使移动计算成为可能，但也没能从市场获利。
计算机行业的先驱建造了一个又一个超强的解谜机器，却没能理解计算机市场商业战略的奥秘。
![《原则2：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美] 瑞·达利欧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jeI8gec4T1hsb-I34qIvLYr6RDp1UD2dAj0W1dR27-2V0li8PovGbDmANqcep1BBFmgYrYQslV0wKPDLhzBHMbFi9y_QPNkpjHo2SZwiugDAGquihKRU5sstizJnpWe3LlEqxhBAnHCeeaEY_TNBBcPt4CN8hAE1vFyA66uDTjYTBZRzaRKhK9y4HHYQ/w72-h72-p-k-no-nu/c5492f4885c4a1e422715f86e46e31f8.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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