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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与世界的》内容简介：

历史是过去的过去，但总是影响着现在。讲历史，讲文化，思考当前的学术。著名历史学家罗志全先生试图将一些学院的观点“推广”到《文化报》的非学院读者范围内，随着公众和社会学术兴趣的日益提高，他试图用“可读”的方式表达日新月异的学院研究。

《昨天的与世界的》是作者去北京大学教书后编写的第一本面向非学院读者的书，大部分不会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为写作的因缘不同，虽然时时刻刻免不了陈腐的风气，但说到底还是比较自由的。这次新增的文章也不少。总的来说，从原来的6部变成了现在的7部，各部的具体内容也进行了不少调整。由于人物的移动，书名的副标题也不再是“从文化变成人物”，而是“从文化变成学术”。

《昨天的与世界的》作者简介：

罗志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等20多种，在《读书》 《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发表文化和学术评论10 0余篇，为《南方周末》等撰写10 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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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从文化视角看辛亥革命前夕的派别分野

过去说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局势和派别，一般皆强调朝野的对立，论及民间则多注重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竞争，这大致不错，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若换个视角从文化方面看，当时的派别分野就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中外研究明显受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少关注那一时段政府（中央和地方）人士的观念和举措。实则清季政府在当时的思想言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与当时在野并竞争中的各政治派别的观念有多大歧异，又有多少共性，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庚子后士人多以为政府不足以救亡，因而不可恃，故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的确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朝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程度似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可见明显的共性。比如“国语”运动便是一项从清季到民初朝野都相对一致的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学务纲要》即因“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故“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要求“各学堂皆学官音”，各师范和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俾“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便分享着类似的主张，民初的新文化人虽自称革新，实不过与北洋政府共同继承了清季朝野开创的国语运动而已。

“保存国粹”也是清季朝野相对接近的一项努力，在朝廷的一面，张之洞所谓欲强中国不得不讲西学、欲存“中士”之认同又不能不讲中学那种曲折心态相当有代表性；在民间则有提倡开放的国学、强调国粹不阻欧化的国粹学派。前者明确以“保存国粹”为口号办理“存古学堂”，后者的组织即国学保存会。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对所谓“欧化”取容纳而非完全排斥的态度；同时又都大致遵循温故知新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那时像章太炎和张之洞这样在政治观念上对立的人，其文化共识的程度或者还超过章太炎与吴稚晖这样政治观念相近之革命党人。

不过，官方与民间关于保存国粹的具体取向则颇不相同，且时常视对方为对立面，这一实际存在的冲突和对立无论如何不能轻视。许之衡当时即指出：“在上而言国粹，则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絜。是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化者自欧化，国粹者自国粹而已。与执政之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语。”他明确区分“在上者”与“在野者”之不同，强调“居今日而言国粹”，需要将两者区别对待。

章太炎那时与《国粹学报》论学也说，“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这方面“贵报宜力图增进，以为光大国学之原”。盖“肉食者不可望，文科、经科之设，恐只为具文。非在下者谁与任此”。他同样区分“肉食者”与“在下者”，复明言前者“不可望”。但细绎其言，则太炎实际上相当看重彼时朝廷文科、经科大学的设立，不过担心其“只为具文”，对官方办学不寄希望，所以才强调“在下者”的责任。他显然将文科、经科大学的设立（假如不止具文的话）视为“光大国学”之一部分，与《国粹学报》的努力相近，最说明双方取向确有共同之处。

当年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已看到双方在这方面的共性，他们指出，当时有所谓“古文实学派”，包括“自命维新之张之洞等；甚而至于革命党中，亦有如某君某君者，其言论虽若有进，实则思想、目的、手段，常不离此派”，双方固皆“主张存古及保国粹之类”也。其所说的革命党某君，即指章太炎等。而太炎在答辩时指出，“张之洞提倡国粹，亦非甚力”，恰可与前引其担心经科、文科大学“只为具文”并观，说明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国学学派的马叙伦在其《中国无史辨》中提出，“国之立也，有大宝焉，是名曰国粹。国粹存则国存，国粹亡则国亡，国粹盛则国盛，国粹衰则国衰”。而“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毋论政治、学术、技艺三者具备，其国固必大强，即三者能得其一，国家亦必能小治”。他针对当时梁启超等人鼓吹的“中国无史”论说，“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泰西者”。比如司马迁的《史记》与郑樵的《通志》，皆可证明“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

稍后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在请设存古学堂的奏折中说：“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中国以文教立国，政治、学术、风俗、道德见于经传记载、足以匡扶世教、范围事理者，甲于五洲，实由国文之优美，夐绝于五洲。”赵氏乃朝中清流名臣，其言说与马叙伦所论却像出于一人之口。

又如刘师培几年前主张，中国“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赵氏此时也提出，“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诣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比较二人所论，又如出一辙。他进而认识到，“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且中国本以文教立国，“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这样的言论若放入《国粹学报》之中，也绝无不合之处。

1905年山东学务处吴炳湘呈上学堂拟用的教科书，便曾将《国粹学报》列入。倒是我们一般认为趋新甚而“先进”的宋恕反认为《国粹学报》“系革命逆党所编”，不仅不能用作教材，且当“严禁学生私行购阅”。可知当年各类新旧人物见解实甚纷纭，官方办学者对《国粹学报》主张接受和不接受的都有。那时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孙雄在许多方面应更接近所谓“存古派”，他在该校讲授中国文学源流一课的讲义“虽以阐述古义为主，而时贤绪论，亦多采录”，其中七分之一即“均采《国粹学报》”。该学堂为袁世凯所办，然能用《国粹学报》文章作教材，提示着各方之间固有不少歧异，却也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

或可以说，庚子以后朝野的政治对立虽呈日益尖锐的趋向，在一些文化和学术问题上，民间不同“派别”的士人之间观念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在中外冲突这一压倒性因素存在之时，分歧最大之处即在于怎样因应西潮的冲击。吴稚晖等提倡无政府主义者更多看见国粹与欧化冲突的一面，认为中国“古学”缺乏可开发的思想资源，明确表示不赞同国粹学派提倡的“古学复兴”，而主张直接走“欧化”之路，包括以“万国新语”取代中文。国粹学派则认为若弃国粹而欧化，结果可能是虽富强而文明却已非“中国”；他们本来对欧化也持开放态度，此时则针对弃国粹而欧化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双方斗争的核心在“东瀛文体”和“万国新语”之上。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尤其国粹学派和“存古派”的许多陈述达到雷同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一致”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而简化中国文字甚至以拼音方式再造中国新文字的主张则呈现出更为曲折复杂的朝野“一致”倾向：清政府在统一官音之时，内部已出现废汉文而用拼音“通字”的奏折，相当接近提倡“万国新语”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视语言文字为国粹要素的章太炎等虽也接受统一读音，却不能容忍用“万国新语”取代中文。结果形成一场革命党人内部的大争论，其中虽夹杂了一些个人恩怨，主要还是基本文化观念的冲突。

张之洞在戊戌年（1898）曾指出，时人关于西法有自塞、自欺和自扰“三蔽”：自塞为“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自欺则是“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而自扰乃是“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而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氏显然认为他与此三种人皆不相同。

到壬寅年（1902），黄节发现当时“爱国者”也有三派：一为“盲信己国派，此派以己国所有者，视为至上无极，不知己国之外更有世界”；二为“无视己国派，此派以己国所有者，视为一无足取，一唯他国是崇拜，而不知国粹之为何义”。这两派“一主保守，一主进取，其望己国之为人上，而有纯然之爱国心，一也。然其无常识，则均不能为二者讳”。所谓常识，即“爱国心之发见，必先实知己识之可爱者何在，而后爱乃用得其当”。而第三派即有常识之爱国者，其“深知己国之长短。己国之所长者，则崇守之；己国之所短者，则排斥之，崇守排斥之间，时寓权衡之意，不轻自誉，亦不轻自毁，斯之谓真爱国者也”。

观黄节所说各派，第一派大致接近张之洞所说的自塞者，第二派约即稍后以提倡欧化著称者，第三派当然是黄氏所自诩，其实倒相对接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派。两人对西学和西法都持开放态度，也都主张在中西学之间有所“权衡”；不过在具体怎样权衡方面，两者有相当区别，对此黄节自己表述得很清晰，他认为“国家当过渡时代，常识者既不可得，则与不及，无宁过之。国粹稍损，尚有恢复之望。国恶日长，将有危亡之虞。得百自誉者，不如得一自毁者，其犹有进步之望也”。若在“自慢”和“自弃”之间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黄节宁愿取对“国恶”进攻的破坏取向，虽有损国粹而不顾，而张之洞恐怕就会选择相反的取向。

若综合张、黄二人之所见，当时对中西文化竞争持不同态度者有四派以上，这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多歧性这一时代特征。那时不仅区域发展不同步，就是思想、社会和学术之间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发展不同步；各种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渗透、覆盖，甚至重合。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最有意思也最富挑战性的现象是表面对立者其实见解相近，一些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有时同一政治派别之内的文化观念可以相当冲突，而某些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的派别在学术上又出现对立。

一方面，思想观念相近者常常处于对立的社会分野之下；另一方面，观念的歧异又未必意味着社会分野的必然对立。这就再次提醒我们，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读者。故任何“派别”的划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即使为写作便利大致划分派别，也应注意实际上每一派中各人的观念未必一致，而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常常见解前后不一，只有将具体的人与事置于具体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始能接近实际发生的历史。

整体言之，既存研究似对清季朝野之间以及各种思想、政治、学术“派别”之间的冲突对立一面强调太过，而相对忽视其相近相通之处。其实稍认真地考察当时的思想言说会很容易发现，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且这里所谓“民间”还不仅是指主张立宪甚至保皇的派别（保皇派本不见容于实际当政者），而是包括倾向于革命的派别。尤其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既存的认知，陈黻宸在发表过明确的“反满”言论后仍能任用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各级政府对剪辫这一明确带有反朝廷色彩的行为实际上相当容忍，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方式对待，都提示着那时朝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程度或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似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