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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妮与祖伊》内容简介：

“——我们总是，总是，总是忘不了我们那点叫人作呕的、微不足道的自我。”

格拉斯家的大哥西摩，在《九故事》中猝然离去，留下一堆谜团和一本绿色封皮的小书。多年后，美貌聪慧的小妹弗兰妮就读于名校，参加剧社，但总觉与周围格格不入，愤世嫉俗如同“女版霍尔顿”。她面对夸夸其谈的男友，出于“古老而顽固的心理模式”，努力扮演温顺的小女人，但又感到无比不适。她想从西摩留下的小书中寻找平静，却愈发深陷迷惘。当她精神濒临崩溃，小哥哥祖伊用一番辛辣而机智的话，让她从自闭的壳中解脱了出来……

这是一个关于爱，关于爱的表达的故事。

《弗兰妮与祖伊》作者简介：

J. D. 塞林格（1919—2010）

青年人的精神守望者，传奇的文学隐士。

20岁前，热衷写作和表演，编辑校报，在校剧团演音乐剧反串女角。三进大学，三度退学。

20岁后，开始发表短篇，参加诺曼底登陆、许特根森林血战，反间谍，审讯纳粹，解放集中营，获总统嘉奖令和五颗战星。

30岁前后，退伍后战争创伤应激障碍严重，以写作和修禅疗伤。陆续发表《九故事》中的短篇。其中一篇由好莱坞改编入围奥斯卡奖，但塞林格观影后大为光火，之后拒绝任何影视改编。

32岁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用首印稿费买下偏远山乡一处不通水电的老宅。

33岁，搬出纽约公园大道的公寓，隐居乡村，开荒种地，结婚生子。

35到40岁之间创作《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之后未再正式公开发行作品，声称只为自己而写。

91岁逝世。全球读者自发纪念，网络朗诵塞林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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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祖伊

我手头的事实也许本身足以说明问题，虽说在我看来，兴许比寻常的事实稍微粗俗一些。于是，作为弥补，我们还是从屡试屡新且激动人心的老一套入手：作者的正式介绍。我正酝酿着的这篇人物介绍既啰唆又恳切，即便是我最离奇的梦境也不过如此，而且绝对属于一级隐私。如果运气刚刚好，写了出来，则堪比一次轮机舱的强制陪同参观，我便是导游，穿着一件连体式的贾森牌泳衣走在前面带路。

丑话说前头，我即将献给各位的根本不是什么短篇小说，而是有点像家庭录像带一样的东西，几个看过录像片段的人，一致强烈建议我千万不要制订什么具体的影片发行计划。这几个反对的人恰恰就是该片的三位主演，两女一男，泄此机密是我的特权，也让我头痛。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女主角，我相信她会乐意接受如下的简约描述：一位慵懒而成熟的女子。她觉得如果我能把其中一个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长的片段处理一下，她在其中擤了几次鼻涕，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也就是把这段给咔嚓掉，我想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她说看人连续擤鼻涕是很恶心的事。剧组的另一位成员，一位上了年纪但风韵犹存的女配角，她提出抗议，说我不该让她在镜头前穿那件旧家居外套。至于我拍这个片子，背后有怎样自私的用心，这两位小可爱（她们俩曾暗示喜欢这个称谓）倒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对。说真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尽管说起这个原因我多少有点脸红：她们俩凭以往的经验知道，我这人听不得一句重话，动不动就泪眼汪汪。不料男主角却发表了好一通雄辩的演说，义正词严地请我取消整个制作。他觉得故事情节围绕着神秘主义，或者说围绕晦涩的宗教题材——无论如何，他一字一顿地告诉我，我的事业正分分秒秒地走向毁灭，而如果某种姑且算作超验主义的元素在我的作品中显得太扎眼，他担心这会加速、推进我事业的毁灭。人们早就在对我摇头了，如果我再擅自在作品里使用“上帝”这个词，除非是用作人人熟悉、无伤大雅的美国式语气助词，不然就会被认为是——或者不如说被认定是——最拙劣的附会名人，我彻底完蛋也就指日可待了。任何一个心肠不够硬的人，尤其是耍笔杆子的人，碰到这样的质疑当然都会犹豫。的确如此。但只是犹豫而已。因为一个反对的观点，无论有多雄辩，只有本身立得住脚，才可能被接受。事实上，我从十五岁开始就不时地制作几部叙事型家庭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这么一处（我十二岁时看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不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年轻的叙述者指出，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至少拥有一项最基本的美德，他接着说，他觉得自己最基本的美德就是诚实，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而我的最基本的美德，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事和一个爱的故事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要我说，我手头的故事根本不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晦涩的宗教题材的故事。要我说，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抑或多面性的爱的故事，纯洁而复杂的爱的故事。

最后说一句，本书的情节线索本身大部分也是合谋而成，算不上光明正大。下文几乎所有的事实（即将缓缓地、平静地展开的事实）最早都是那三位演员自己提供给我的。他们恶意地分好几次叙述，而且都是以私下交谈的形式，多少有些折磨人。说到简化细节，或者浓缩事件的能力，反正我再多一句嘴也无妨，这方面三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丝毫可圈可点的天分。恐怕最终制成的版本也难免给人感觉拖沓了。很遗憾我无法为此缺点开脱，但我还是得坚持做一些解释。我们四个人是血亲，我们说的话只有家庭成员才听得懂，姑且称之为语义几何学吧，其中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一个傻乎乎的圆。

最后一句忠告：我们家姓格拉斯。一分钟后您将看到格拉斯家最小的男孩在读一封奇长无比的信（这信会全文附上，我向您保证），是他尚在人世的最年长的哥哥巴蒂·格拉斯寄给他的。有人告诉我说，这封信的风格跟本文叙述者的风格，或者说文笔，不是一般相似，而是极其相似。可想而知，普通读者会匆匆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信的作者跟我是同一个人。如此草率倒也无妨，而且恐怕也草率得有理。然而自始至终我们都会把这个巴蒂·格拉斯作为第三人称来处理。至少我没觉得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让他走出第三人称。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的某个早晨，十点三十分，祖伊·格拉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坐在水满满的浴缸里，读着一封四年前的旧信。这封信看起来几乎没完没了，用打字机打的，打在几页没有抬头的泛黄的信笺上。祖伊两个尚未弄湿的膝盖正艰难地顶着信纸。一支看上去湿乎乎的香烟搁在他右面嵌壁式的搪瓷肥皂盒里，香烟显然是燃着的，因为他会不时捡起来吸上一两口，拿烟的时候几乎头也不抬。烟灰全都落在浴缸的水里，有些是直接落进去的，有些是沿着信纸滑下去的。看上去他似乎对这样的混乱状态一无所觉。不过水的热度正逐渐让他的身体有脱水的感觉，这个他倒像是意识到了，也许是刚刚意识到。坐着读信的时间越长——其实是反复重读——他用手背去擦额头和上嘴唇的次数就越多，擦得也越用力。

祖伊身上的一切都是复杂、重叠、分裂的，这早就无可置疑。这里至少应该插入两段类似个人档案的段落。首先，祖伊是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体形非常之小。从背后看——尤其是露出脊梁骨的地方——他可以冒充城里的穷孩子，就是那些每年夏天被送进慈善夏令营的孩子，在那里改善伙食，晒晒太阳。近距离观察，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祖伊的脸都异常英俊，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般英俊。祖伊的大姐（她谦虚地表示希望在书里被称为某弗吉尼亚主妇）让我如是描述他的长相：就像“那个犹太爱尔兰血统的蓝眼睛的莫西干武士，在蒙特卡洛的赌桌边上，在你的怀里死去”。另一种更笼统、偏见肯定也更少的说法是，祖伊的脸简直就是极品，差一点就英俊过头了，所幸他的一只耳朵要比另一只更突出一些。我本人的观点和以上这些大相径庭。我承认祖伊的这张脸近乎美到极致。正因如此，他的脸和任何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一样，容易招致那一类油腔滑调、大言不惭，而且往往是华而不实的评论。我要再补充一句，在上百种最普通的日常威胁中，是否任何一种——一场车祸，脑袋着凉，早饭前的一个谎言——都有可能在一天或者一秒钟里扭曲他那丰润的容颜，或者使之变粗，变俗。但是在祖伊的整张脸上笼罩着一股真实的生气，这股生气是永远无法被削弱的，而且正如我早已明白暗示过的，这是一种永恒的欢快的气息——尤其是在他的眼睛里，这股子生气总像一张丑角的面具一样吸引人，有时候比面具更神秘莫测。

祖伊的职业是演员，多演主角，电视演员，干这一行已经有三年多了。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轻的电视演员，不是好莱坞或百老汇那些已经成名的演员，祖伊已经算非常“吃香”了（而且，据他家里人获得的来路不明的二手消息称，他的收入也算极高的）。两说中的任何一说，若不加解释，都有可能导致界限过分分明的猜想。事实是，祖伊七岁时第一次正式登台亮相。本来他家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3]——他排行倒数第二，他们年龄间隔比较平均，童年时期都曾先后上过一个电台节目，一个名为《智慧之童》的儿童智力节目。格拉斯家的长子西摩和最小的弗兰妮之间相差近十八岁，因而这家的孩子，在《智慧之童》节目的麦克风前面接二连三、前仆后继，坐了有十六年之久——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三年，正是连接查尔斯顿舞时代和B—17轰炸机时代的十六年。（所有这些数据我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必要交代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达到各自的高峰期时的年龄也各不相同，但是可以说，七个孩子全都在电波里回答了无数要么极端深奥，要么极端可爱的问题（除了极少数并不重要的例外情况）——这些问题由听众寄给电台——孩子们表现出的机智和沉着在商业电台节目中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孩子在大众中引起的反响始终很热烈，从来没有降过温。一般来说，听众分成两大阵营，互相寸步不让：其中一派认为格拉斯家的孩子是一群叫人难以忍受的“自我感觉优越的”小杂种，应该在他们出生时就把他们淹死或者用毒气熏死；另一派则坚持认为他们是正宗的低龄智者及学者，即便不值得羡慕，也毕竟是与众不同的一群。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一九五七年），仍然有一些当年的听众还记得这七个孩子很多各自不同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记忆确切得惊人。这些听众的数量在逐渐减少，但仍是一个奇怪的高度团结的小团体，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即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做节目的老大西摩是七个格拉斯孩子中最“棒”、最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最小的男孩祖伊一般被列在排行榜的第二位，紧随西摩之后。既然我们在这里是对祖伊情有独钟，也许应该补充一点，作为《智慧之童》节目曾经的一员，同他的哥哥、姐妹们比起来，他有一段尤其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他们的电波生涯期间，七个孩子都曾时不时地成为儿童心理学家或专业教育家之流的捕猎对象，这些家伙对于超早熟儿童有着特殊的兴趣。而在所有格拉斯家的孩子中，祖伊绝对是受到了最猛烈的检查、盘问和骚扰。据我所知，作为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新闻心理学等各个花样百出的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祖伊的经历无一例外地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些对他做检查的地方，简直都像是高度传染性心理疾病或者一般老式病菌的温床。比如一九四二年，祖伊接受波士顿一个研究小组的实验，分五次进行（尽管当时他的两个在军队服役的兄长始终都竭力反对）。这五次实验基本都是在祖伊十二岁时进行的，而且有可能他觉得坐火车——一共十次——对他是个诱惑，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我印象中这五次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分析出祖伊智力和想象力如此早熟的原因并加以研究。第五次实验结束后，他们把实验对象送回纽约，给了他一个烫印的信封，里面装了三四片阿司匹林，因为祖伊一直在大喘气，后来转成了支气管肺炎。六个星期之后，半夜十一点半从波士顿打来一个长途电话，电话那头不时听到有人在往投币电话机里塞硬币，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这人听起来是个一本正经的学者，说的内容却像开玩笑，但他应该不是故意的——通知格拉斯先生和夫人，他们十二岁的儿子祖伊，其词汇量同玛丽·贝克·艾娣^[4]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强迫他使用的话。

言归正传：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祖伊带着一封信进了浴缸。很显然，这封四年前收到的在打字机上完成的长信，在这四年里已经被无数次抽出信封，打开，然后又收起来，所以这信现在的样子整个让人倒胃口，而且好几处都破了，主要是折起来的地方。这信的作者，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巴蒂，是祖伊尚在人世的最大的哥哥。这封信长得像没有结尾，且言过其实，说教，重复，自以为是，屈尊俯就，叫人尴尬——而且充满了，是充溢着，深情厚谊。一句话，这样的一封信，不管谁收到，也不管收到的人心里想不想，他都会放进自己的裤兜，揣上一段时间。这样的一封信也是某一类专业作家喜欢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亲爱的祖伊：

今天早晨我刚啃完母亲的一封长信，说的都是你，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微笑，以及据《每日新闻》报道掉进电梯井的小男孩们，还有就是问我什么时候把我纽约的那部电话停掉，然后在这边乡下再装一部新的，说是在乡下我才真的用得着电话。她可的确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用隐形斜体字写信的女人。这个亲爱的贝茜。我每三个月必定会收到她五百字的一封信，总是关于同一个主题：我那部可怜的私人电话，没有人用那部电话，却还要每个月付那么多钱，这有多傻。这真是弥天大谎。我去城里的时候，回回都要跟我的老朋友坐下来聊上几个小时，跟我的老朋友死亡之神阎魔聊天，没有一部私人电话怎么行。无论如何，请转告她，我还没有改变主意。我爱那部老电话，充满激情地爱着。它是西摩和我在贝茜的农庄中唯一拥有的一件真正的私人财产。而且，能每年都看见西摩的名字还被列在该死的电话簿上，对维持我内心的和谐至关重要。我喜欢充满信心地浏览G开头的名单。听话，帮我把这些话转告给贝茜。不是真的一字不差地传达，而是好好地转告。对贝茜好点，祖伊，在你可以对她好的时候对她好点。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要对她好，对她好一些是因为她很疲惫。等你过了三十岁你自然会对她好的，到那个年龄谁都会放慢些节奏（即便你也不例外，也许），但是现在你还得更努力才行。像一个跳阿帕希舞的男人对他的舞伴那样对待贝茜，态度粗野，充满溺爱，那是不够的——顺便说一句，你这样对她的话，她也是理解的，不管你是否同意。你忘了她是越煽情越来劲的吗？比莱斯好不到哪儿去。

撇开我的电话问题不谈，贝茜的这封信真正是写给祖伊的。她要我在信里跟你说你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如果你不先拿一个博士学位就冒冒失失地去当演员，那简直就是犯罪。她没说她希望你做什么博士，但是我猜应该是数学，不是希腊文，你这个脏兮兮的小书呆子。不管怎么说，我想她大概就是怕万一你的演艺事业不成功，那么你总还能有个退路。也许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可能也真是如此，但是我不想直截了当地就这么对你说。总有那么几天不管是看家里人，还是看我自己，我都像是拿反了望远镜在看一样，今天碰巧是这样的一天。事实上，今天早晨我站在邮箱边上，看到信封上贝茜的名字和地址，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想起她是谁。我倒是有个很好的借口，高级写作课24—A上收了三十八份短篇小说作业，我几乎是泪眼婆娑地把它们拖回家的，这个周末全要批改出来。其中三十七份肯定都是讲一个害羞的荷兰女同性恋独自隐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她想写作。整个故事由一个受雇的色情作家用第一人称来写。而且是用方言。

这些年来我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活脱脱一个文学娼妓，身后一间斗室，我以为这些你都知道。我仍然连一个本科文凭都没有。我想最初我不拿学位，主要有两个原因，虽然感觉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乖乖的，坐着别动。这可是我这几年里第一次给你写信。）其一，我在大学里是个彻底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个上过《智慧之童》节目，以后一辈子都要搞英语专业的家伙。如果所有那些我认识的没读过几本书的文化人、电台节目主持人以及白痴教育家全能混到学位，那么我实在什么学位都不想拿了。其二，西摩在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刚刚高中毕业时就已经拿了博士学位，既然我要想在这方面超过他已经来不及了，那么我干脆什么学位都不要了。当然，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认定自己是绝不会出于任何原因去教书的，如果我的缪斯不再给我灵感，那么我宁愿找个地方去磨眼镜片，就像布克·华盛顿^[5]那样。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我都觉得放弃学术方向对我来说没有丝毫可遗憾的。在一些心情特别糟糕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说，如果那时候我捞足了学位，那么也许现在就不用上“高级写作”这种无可救药的大学课程了。但这也许都是废话。所有的牌都被做了手脚，以审美为生计的人是没有胜算的（我想这安排倒也不无道理），毫无疑问我们或早或晚都会经历这样晦涩而冗长的学术死亡。

我真的觉得你的情况跟我的大不相同。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不是完全站在贝茜一边。如果你想要的就是一份保障，或者那是贝茜所希望的，那么你的硕士学位至少能保证你通过这个国家任何一所无聊的男子预科学校以及大多数大学的对数表测试。另一方面，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只看官衔和学士帽的世界里，除非你有一个博士学位，否则你的希腊文再漂亮，你还是进不了任何一所有一定规模的好学校。（当然你还是可以随时搬去雅典的。阳光灿烂的老雅典。）但是我越往下想，就越想说去他妈的什么学位。事实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和西摩没在你小时候塞给你那么多课外阅读，什么《奥义书》、《金刚经》、埃克哈特以及我们以前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书，那么你做起演员来应该可以得心应手得多。按理说，演员就该轻装上阵。小时候我和西摩有一次和约翰·巴里摩尔共进午餐，真是一次心旷神怡的经历。他聪明绝顶，一肚子学问，但丝毫没有背上正规教育的包袱。我提到这事是因为上周末我和一个架势很大的东方学专家聊天，对话一度停滞不前，充满了形而上的凝重感，于是我告诉他我有个弟弟，一次他为了忘记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开始尝试把《剃发奥义书》翻译成古希腊文。（专家捧腹大笑——你知道研究东方学的专家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预测你做一个演员到底有没有前途。当然，你是个天生的演员。这一点即便是我们的贝茜也知道。而且你和弗兰妮是我们家里仅有的两个美人。但是你要去哪里表演呢？这一点你考虑过吗？是演电影吗？如果是的话，我可就要担心万一你体重增加，那你就会成为又一个献身于老牌好莱坞汞合金式电影的年轻演员，要么就是职业拳击手加神秘主义者，要么职业杀手加苦大仇深的少年，要么西部牛仔加人类的良心，反正就是这一套。这种票房大片的水准你会甘于接受吗？还是说你梦想着一些稍微大气一点的东西——比如，在彩色故事片版的《战争与和平》里饰演皮埃尔或者安德烈，有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而人物刻画方面的精微之处自是荡然无存（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小说能表现，电影则无能为力），由大无畏的安娜·麦兰妮出演娜塔莎（为了让作品保持经典及诚实），美妙的插曲由德米奇·波普金制作，所有的主要男演员都间或抽动一下下颌的肌肉，以便表现出内心强烈的情感冲突；本片的全球首映要在冬宫举行，名人们在泛光灯下进入剧场，分别由莫洛托夫、米尔顿·伯利和杜威州长做主持介绍。（我说的名人当然是指铁杆托尔斯泰迷——德克森议员、莎莎·嘉宝、加洛德·豪森、乔治亚·杰塞尔、丽兹的查尔斯。）这听起来怎么样？如果你选择的是演话剧，你也会有同样的错觉吗？你见过一部真正美丽的话剧吗？你想说《樱桃园》吗？别告诉我你真的见过。从没有人见过真正美丽的表演。你也许见过“有灵感”的表演，或者“有实力”的表演，但是美丽的表演？不可能。没有一个在舞台上表演契诃夫作品的人能跟契诃夫的天才媲美，微妙的细节，独特的风格，不可能。你可真是让我担心啊，祖伊。即便你不能原谅我的夸张，请至少原谅我的悲观。可问题是我偏偏知道你对事物的要求有多高，你这个小混蛋啊。我有过跟你一起坐在剧院里的地狱般的经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对表演艺术有多么高的期待，但是它并不拥有你所期待的东西。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三思啊。

今天就算是我给自己放假吧。今天是西摩自杀三周年，我神经质般地数着每一天。我跟你说过我去佛罗里达领他尸体时的经历吗？我像个傻子一样在飞机上痛哭了整整五个小时。我一次次小心地遮住自己的脸，不想让过道那边的人看到——感谢上帝我旁边没有坐人。飞机着陆前大约五分钟我注意到坐在我后面的两个人在说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肯定住在波士顿后海湾区，也多半是哈佛广场的常客，她说：“……然后第二天早晨，我跟你说，他们从她那可爱年轻的身体里抽出了一品脱的脓。”我就记得这些，几分钟后我下了飞机，那位痛苦的寡妇穿一身在古德曼买的丧服朝我走过来，这时我脸上的表情却不对劲了。我在咧着嘴笑。我今天也恰恰是同样的感觉，没有任何理由。虽然我的理智不认同，但是我的感觉十分肯定：就在我的附近，什么地方——也许就是路边的第一所房子里——一位诗人正在死去，但是同样也在这附近，有人正从她年轻可爱的身体里抽出一品脱可笑的脓，而我，我不可能永远在悲喜之间疲于奔命。

上个月，系主任希特（每次我一提他的名字就会想起弗兰妮）找我谈话，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手里却挥舞着皮鞭，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五都要给系里的教职工、他们的老婆以及几个超深沉的本科生开讲座，专讲禅和摩诃衍那佛教。这样的壮举最终将为我在地狱里赢得一个东方哲学的教授职位，对此我坚信不疑。关键是，我以前每周得去学校四天，现在却要去五天，加上晚上和周末干自己的事情，我几乎没时间进行任何自由的思考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想到你和弗兰妮，是真的担心，但可悲的是，我找不到足够的时间来担心你们。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今天埋在烟灰里给你写信其实跟贝茜的来信没有什么关系。她每个礼拜都会向我发出一些有关你和弗兰妮的最新消息，而我从来没有什么反应，所以说跟她的信并没有关系。促使我坐下来写信的是今天我在一家超市里的经历。（不会另起一段了，我饶了你。）我站在肉制品柜台前排队，想买点羊排。队伍里还站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那个小女孩大概四岁，为了打发时间，她背靠在玻璃柜台上，仰头盯着我没有刮胡子的脸看。我告诉她，她是我今天见到的最漂亮的小姑娘。她听懂了我的话；她点了点头。我说我打赌她有很多男朋友。她又点了点头。我问她有几个男朋友。她竖起了两个手指。“两个！”我说：“你的男朋友可真是不少啊。宝贝，他们叫什么名字？”她尖声回答道：“鲍比和多萝茜。”我抓过我的羊排转身就跑。但那就是我写这信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贝茜坚持要我跟你讲博士学位和演戏的事。因为这个，还因为一首俳句，是我在西摩开枪自杀的那个宾馆房间里找到的。用铅笔写在旅馆记事本上：“飞机上的小女孩/她把洋娃娃的头转过来/让它看着我。”我开车从超市往家里走的时候，脑子里就装着这两件事，于是我想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和S.那么早就接管了你和弗兰妮，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么高压的方式教育你们。我们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你们原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中的一个该开口了。但是现在我却不知道我是否还说得出来。那个肉制品柜台旁的女孩已经消失了，而飞机上那只洋娃娃的有礼貌的脸我也看不太清了。加之身为专业作家的职业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带来的文字的腐臭味，这一切都开始让我坐不住了。然而，我得努力试一下，这至关重要。

我们的问题似乎总是因为我们之间悬殊的年龄而节外生枝。我、西摩、两个双胞胎，还有波波之间倒还不是很严重，主要是你和弗兰妮同我和西摩之间。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你和弗兰妮刚开始识字的时候，西摩甚至都已经大学毕业很久了。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感到那种要把自己最喜爱的经典著作塞给你们的冲动——反正已经不像教双胞胎和波波时那样激情澎湃了。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生来是学者，那么他迟早会开化的，而且有太多的少年老成和万宝全书式的孩子，长大后成了大学休息室里的学术权威，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打心底里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然而关键的关键在于，西摩当时已经开始相信（而我也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认同他的观点）教育这个东西，如果根本不以追求知识为起点，而是像禅宗里所说的，以追求无知识为起点，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教育都会芬芳依旧，也许是更为甘甜。铃木博士在哪里说过，处于纯意识的状态——satori［开悟］——意味着在上帝说“要有光”之前便同上帝在一起。我和西摩觉得暂时把这光藏起来，不让你和弗兰妮见到（至少能藏多久算多久）也许是一件好事，一并藏起来的还包括所有那些因为这光才成为可能的更低等、更流行的东西——艺术、科学、古典著作、语言——等到你们俩都能达到一种状态，至少心灵能明白所有光的来源时，到那时候再让你们认识光也不迟。我们感觉真正会让你们受益的做法是，至少先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那些人的情况都告诉你们——有关那些圣人、阿罗汉、菩提萨埵、吉范木卡达的一切——这些人对于这种存在状态或略知一二，或了如指掌。换言之，我们希望你们先对耶稣、乔达摩、老子、商羯罗查尔雅、六祖慧能和罗摩克里希纳这些人有所了解，至于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甚至布莱克或者惠特曼这些人，都应该在这之后再去接触或者细读，更不要说华盛顿和他的樱桃树的故事，或者半岛的定义，或者如何分析句子成分之类。反正，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宏大意图。此外我还想说的恐怕是，那些年我和西摩定期给你们开的家庭讲座你们肯定恨之入骨，尤其是关于形而上学的那部分。我真想有一天——最好是我们俩都醉倒的时候——我和你能够再聊聊那些日子。（与此同时，我只能说当时我和西摩都从没想到，你有朝一日会当个演员。我们本应该想到的，毫无疑问，但是我们没有。如果我们当时料想到你会当演员的话，我敢肯定S.一定会为你做些有益的准备。我想S.准能上哪儿找到一个关于涅槃和东方知识的预备课程，还是专门面向演员开设的。）这一段该结束了，可是我絮絮叨叨地刹不住。接下来的内容会让你皱眉头，但是我却非说不可。S.死后我真的会不时地想回去看看你和弗兰妮是否还好。你当时已经十八岁了，我倒不是太担心你。虽然我的确曾在某个班里听到一个爱说闲话的小丫头提到你，说你在大学宿舍里很出名，因为你会一个人走出去静坐，一坐就是十个小时，我为此也伤了一番脑筋。可那时候弗兰妮只有十三岁。然而我还是没有回去。我害怕回家。也许你们俩会站在房间的那头朝我开火，把马克斯·缪勒的《东方圣书》一本接一本朝我扔过来，一面流着眼泪，可我不是怕这个。（也许对我而言这反而会带来某种自虐的快感。）我害怕的是你们俩都有可能会问我的问题（这远比责难更让我害怕）。我记得很清楚，葬礼过后整整一年我才第一次回纽约。那以后就简单多了，逢你们生日或者节假日我就回去，然后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们会问的问题不外乎我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来，或者最近我有没有滑雪，等等等等。过去几年里你们甚至曾经来我这里过过好几个周末，然而尽管我们总在聊天聊天聊天，但是我们默认我们将一个字都不提起。今天是我第一次想开口提起这一切。我越往下写这该死的信，就越没有信心，越提不起勇气。但是今天下午，就在那个孩子告诉我，她男朋友的名字叫鲍比和多萝茜的那一刻，我向你发誓，我感觉我对真理有了微妙的把握，真理对我而言成了完全可以被言说和传递的东西（用切割羊排的方法）。西摩有一次告诉我——在一辆穿越市区的公共汽车上，在哪里不好非要在公交车上——任何正宗的宗教研究必须引向对“不同”的扬弃，虚幻的不同，男孩和女孩的不同，动物和石头的不同，日与夜的不同，冷与热的不同。这是我站在肉制品柜台旁边突然想到的，于是以七十英里的时速驱车回家立即给你写信，这在我简直成了生死攸关的事情。哦，上帝，真希望当时我在超市里就随便拿支笔写了，可我以为那段路程不至于影响我的思路。不过也可能都一样。有几次我觉得你比我们中任何一个都更彻底地原谅了西摩。维克有一次就这个话题对我说过一段很有趣的话——事实上，我只是在重复他的原话。他说你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对西摩的自杀表现出愤愤不平的人，却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原谅了西摩的人。而我们其余这些人都是表面上淡然处之，内心深处却始终耿耿于怀。维克的话也许对得不能再对了。我又怎么知道？我清楚知道的是，我确实以为我有一些令人高兴和激动的话要告诉你——只要一页纸，还是双倍行距——我也知道我到家的时候这些话就已经基本消失了，或者完全消失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走个过场了。跟你讲一通关于博士学位和演员人生的道理。多混乱，多可笑，而西摩他肯定会微笑，微笑——然后可能会安慰我，还有我们所有人，什么都不用担心。

够了。行动吧，撒迦利亚·马丁·格拉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你想行动，因为你觉得你必须行动，但是要全力以赴。不管你在舞台上做什么，只要是美丽的，是无可命名的，是赏心悦目的，是超越戏剧天才的感召的，那么我和西摩都会穿戴上租来的燕尾服和莱茵石帽，然后庄重地走到舞台边门，手里拿着花束和一捧金鱼草。只要你需要，无论相隔多远，我都会给你我的爱和支持，虽然微不足道。

巴蒂

这一次我玩的全知全能的把戏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笑，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应该对我体内自作聪明的那一部分表示尊敬，那就是你。几年前，在我还是个准作家的最初也最混乱的日子里，有一次我给S.和波波念了一篇我刚写好的短篇小说。等我念完了，波波不动声色地说（但她的眼睛看着对面的西摩），这个故事“太聪明了”。S.摇摇头，远远地冲着我乐，他说聪明是我永远的痛，聪明是我的假肢，让大家意识到我的聪明是最大煞风景的事。祖伊老兄，我这个老瘸子敬告你这个小瘸子一句，我们应该惺惺相惜才是啊。

爱你

B.

这封四年前的信最后一页上染了些旧马臀革的颜色，有两处折缝的地方已经破了。祖伊读完之后，挺小心地把信按顺序整理好。他把信纸在他没有弄湿的膝盖上摞整齐。他皱起了眉头。然后，出人意料地，他像塞刨花纸一样把信飞快地塞进了信封，就好像永远不会再读第二遍了。他把厚厚的信封放在浴缸沿上，然后开始跟它玩起了小游戏。他用一个手指轻轻地敲击鼓鼓囊囊的信封，让它在浴缸沿上前后移动，显然，他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让信封这样保持移动又不至于掉进水里去。这样玩了足足有五分钟后，他故意重重地敲了一记，然后赶紧伸手接住信封。游戏到此结束。祖伊的手里捏着抢救回来的信，整个人更深地埋进水里，膝盖也沉了下去。他心不在焉地盯着浴缸那头的瓷砖墙壁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转头看向肥皂盒里的香烟，他拿起了烟，试着抽了几口，但烟已经灭了。突然，他又坐了起来，激起很大的水声，他那只尚未沾湿的左手搭在浴缸边上。一个剧本正仰面躺在浴室地垫上。他捡起剧本，拿到跟前，盯着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把那封四年前的旧信夹在剧本的中间，剧本手稿的中间部分是装订得最紧的。他把剧本搁在已经弄湿了的膝盖上，离开水面大约一英尺左右，随手翻看起来。翻到第九页，他把剧本像杂志一样折起来，开始细读，或者说是研究。

“瑞克”这个角色的台词都用一支淡铅芯的铅笔重重地画了出来。

蒂娜（忧郁地）：哦，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对你一点儿用都没有，不是吗？

瑞克：别这样说。永远别这样说，你听到了吗？

蒂娜：然而我没有说错。我是个扫把星。我是个可怕的扫把星。要不是因为我，斯科特·金凯德早就让你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事处了。我毁了一切。（走到窗边）我就是个专门糟蹋葡萄的狐狸崽。我感觉就像正在一出非常老成的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可滑稽的是，我不是一个老成的人。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我。（转身）哦，瑞克，瑞克，我害怕。我们是怎么了？我好像已经找不到我们了。我伸手，再伸手，可是我们压根不在那里。我吓坏了。我是个被吓坏的小孩。（看向窗外）我恨这雨。有时候我会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瑞克（平静地）：我亲爱的，那不是《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台词吗？

蒂娜（转身，愤怒地）：从这里滚出去！滚出去！要不然我就从这扇窗户跳下去。你听见了吗？

瑞克（抓住她）：现在你听我说。你这个美丽的小白痴。你这个可爱的、孩子气的、爱演戏的——

祖伊的阅读突然被他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急切的、煞有介事的声音——从浴室门外传进来：“祖伊？你还在浴缸里吗？”

“是的，我还在浴缸里。怎么了？”

“我想进去一下，就一小会儿。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正在浴缸里，看在上帝的分上，妈妈。”

“我只要一分钟，看在老天的分上。把浴帘拉上嘛。”

祖伊最后看了一眼他正在读的那页稿子，然后合上剧本，扔在浴缸外面。“全能的耶稣基督啊，”他说，“有时候我会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一条尼龙浴帘挤在浴缸的那一头，大红色，上面的花纹是些鲜黄色的升半音、降半音和谱音符号，用塑料环吊在头顶的一根铬棒上。祖伊坐了起来，伸手够到浴帘，拉开来，挡住了自己。“好吧。上帝。要进来就进来吧。”他说。他的声音没有一点儿明显的演员腔，但是却共鸣得厉害；当他无心加以控制的时候，他的声音“传播”之远绝对没商量。很多年前，他还在做《智慧之童》的节目时，总有人不停地建议他要跟话筒保持距离。

门开了，格拉斯太太，一位略微发福、戴着发网的妇人，侧身进了浴室。她的年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极难判断，要是戴上发网就难上加难了。她进房间时通常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搞不懂，你怎么能这样待在浴缸里。”她随手飞快地关上门，那架势是一个常年为子孙后裔免受“浴后冷风”袭击而战斗不息的人才有的。“这样甚至有害健康，”她说，“你知道自己在浴缸里待了多久了吗？不多不少四十五——”

“别告诉我！贝茜，千万别告诉我。”

“你什么意思，别告诉你？”

“就那意思。别彻底破坏我该死的幻觉，还是让我以为你不是真的在外面数着分钟——”

“没有人数什么分钟，年轻人。”格拉斯太太道。她已经忙活开了。她进浴室时带了一只椭圆形的小袋子，用白纸裹着，外面扎着金丝线。从里面装的东西的大小来看，像是“蓝色希望”^[6]，要么就是灌溉装置的零件。格拉斯夫人眯起眼睛看着手里的袋子，一面想解开金丝线。用手解不开，她就用牙去咬。

她穿着那身专门在家时穿的衣服——被她儿子巴蒂（巴蒂是个作家，因此按卡夫卡的话来说，不是什么好人）称作她的死亡预报制服。这身衣服主要就是一件年代久远的深蓝色日本和服。她几乎一整天都在家里穿着它。这件衣服上有很多神秘的折叠口袋，对于烟瘾和家务都很重的格拉斯太太来说，可以装很多随身物品，非常之方便；屁股那里加了两只超大的口袋，通常装着两到三包香烟、几只火柴盒、一把螺丝刀、一只锤子、一把她的某个儿子曾经用过的童子军匕首、一两个搪瓷的水龙头开关，外加一全套螺丝、钉子、铰链、小脚轮——格拉斯太太在她宽敞的公寓里挪动时，所有这些东西就会隐隐约约地发出哐啷叮当的碰撞声。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里，她的两个女儿曾几次三番合谋，试图把这件老和服扔出去，但都没有成功。（已经嫁为人妇的波波有一次暗示说，也许要用一把钝器对这件衣服来个致命的一击，然后才能把它扔进废纸篓里去。）这件外套最初的设计当然东方味十足，然而格拉斯太太给某一类旁观者所留下的有冲击力的家庭主妇的单一印象，却完全不会因为这件衣服受到丝毫影响。格拉斯一家住在东七十几号大街的一座公寓里，虽然是老房子，但绝对不失时髦。这一带的女房客大约三分之二都有毛皮大衣。某个阳光明媚的工作日的早晨，她们离开自己的寓所，可以想见，大约半小时之后，她们至少会出现在最时髦的一些百货公司的电梯口，非进即出。在这个充满曼哈顿风味的住宅区，格拉斯太太是道相当另类的风景（从某个无可置疑的顽皮的视角来看）。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似乎从来都不会离开家门半步，但是如果她迈出家门，那应该就会裹一件黑色的披肩，然后大约是往奥康内尔大街的方向走，到那里去领她某个儿子的尸体。她的儿子们都是半爱尔兰半犹太血统，由于某个公务程序上的差错，他刚刚被黑棕部队开枪打死了。

祖伊的声音突然满是狐疑地响了起来：“母亲？您到底在那儿忙活些什么呢？”

格拉斯太太已经打开了纸包，这会儿她正站着读一盒牙膏背面印的小字。“你行个好扣上你那张嘴吧。”她心不在焉地说，一面走到药柜边。药柜安在脸盆上方，靠着墙。她打开装着镜子的柜门，里面的隔板上放满了东西，她以一双尽职的药箱园丁的眼睛审视着里面的一切——或者说是以主人的姿态乜斜着双眼。她眼前的药箱隔板上琳琅满目地陈列着一大堆宝贵的药用品，外加一些看不出是什么名堂的舶来品。有碘酒、红药水、维他命丸、牙线、阿司匹林、安诺星去痛片、百服宁、阿吉洛尔消毒药膏、芥末油、特效泻药、氧化镁乳剂、肝病泻盐、口香糖剂、两把吉列剃须刀、一把舒适牌喷射刮胡刀、两盒剃须膏、一张皱巴巴的有点破了的快照，上面是一只趴在走廊栏杆上睡觉的黑白相间的胖猫；三把梳子、两把毛刷、一瓶植物发油、一瓶脱涂剂、一瓶没贴牌子的甘油栓剂、维克斯滴鼻剂、维克斯达姆膏、六块橄榄皂、三张一九四六年的音乐喜剧票根（《叫我先生》）、一管脱毛膏、一盒餐巾纸、两个海贝壳、一套像是用过的指甲砂锉、两瓶洗面奶、三把剪刀、一把指甲锉刀、一颗没有花纹的蓝色弹子（至少二十年代时的弹子玩家们会称之为“纯品”）、毛孔收缩霜、一副镊子、一个没了表带的女式金表的表盘、一只碳酸苏打水的瓶子、一枚女子寄宿学校的戒指（上缀一颗刻字的玛瑙石）、一瓶除臭剂——信不信由你，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格拉斯太太轻快地伸手在最下面一层拿起一件东西，砰的一声丢进了废纸篓，声音闷而轻。“我在这里给你放了一管新的牙膏，他们都说这牙膏好得不得了。”她头也不回地宣布道，一面把牙膏放了进去。“不许再用什么牙膏粉了。你牙齿上可爱的珐琅质都会掉光的。你的牙齿多可爱呀。你至少可以采取正确——”

“谁说的？”浴帘后面传来了拍击浴缸水的声音，“谁他妈说我牙齿上可爱的珐琅质都会因为牙膏粉掉光的？”

“我说的。”格拉斯太太最后挑剔地看了她的花园一眼。她伸出镘刀似的手指把一瓶没有打开的肝病泻盐往里面推了一点，让它跟其他常绿植物站成一排，然后关上了柜门。她转而面向冷水龙头。“我倒想知道是谁洗了手又不清洗水盆，”她闷闷不乐地说，“这也算是一个成年人的家庭。”她加大水压，用一只手很快地彻底地把水盆清洗了一遍。“我猜你还没跟你妹妹谈过吧。”她说，转身看向浴帘。

“没有，我还没有跟我妹妹谈过。现在他妈的先出去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还没谈？”格拉斯太太追问道，“我觉得这样很不好，祖伊。我觉得这样一点儿都不好。我特意请求你去看看你是否能做点什么——”

“首先，贝茜，我一个小时前刚起床。其次，我昨晚跟她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想她今天不会再他妈想跟我们中任何一个谈了。第三，如果你再不离开这间浴室，我就要放火烧这该死的丑帘子了。贝茜，我是说真的。”

格拉斯太太没等他说完三点陈述，就已经走神了，她坐了下来。“有时候我真想杀了巴蒂，他就是不肯装部电话，”她说，“真是太没必要了。一个成年人怎么能那样生活呢——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没人想要侵犯他的隐私，如果他想要的就是隐私权的话，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像个隐士似的生活。”她换了个姿势，跷起二郎腿，动作有点不耐烦。“甚至都不安全，看在老天的分上！万一他跌断了腿怎么办。一个人在那么远的林子里。我一直都在担心。”

“你担心是吧？你担心什么呢？是担心他会跌断腿，还是担心你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却没有电话机？”

“我两样都担心，年轻人，告诉你吧。”

“嗯……那就别担心。别浪费你的时间。你真笨，贝茜。你为什么这么笨呢？你知道巴蒂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即便他在二十英里外的丛林里，两条腿都断了，一支该死的箭从前胸穿透后背，他照样能爬回他的山洞，因为他要看看有没有人偷偷地溜进去试穿他的套鞋。”帘子后面传来一阵短暂愉快的，多少也有点诡异的捧腹大笑。“相信我的话。他太在乎他那点该死的隐私了，所以他是不会死在任何丛林里的。”

“谁也没说什么死不死的话。”格拉斯太太道。她轻轻地，几乎是多余地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发网。“我一早上都在想办法打电话给那些住在他那个山脚的路边上的人。他们连电话都不接。没法联系到他真是气人。我苦苦求了他多少次了，让他把那部装在他跟西摩的老房间里的电话移出来。叫我说这甚至都不正常了。真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又需要别人——真是气人。我昨晚试了两次，今天早晨又试了四次——”

“到底有什么好‘气’的？首先，住在路边的那些陌生人凭什么就得听我们使唤呢？”

“谁说我们要使唤谁了，祖伊。你别太过分了。告诉你吧，我非常担心那个孩子。而且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事都告诉巴蒂。告诉你吧，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时刻我不跟他联系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

“好吧，行了！那你干吗非要打扰他的邻居而不打电话给学校呢？他这个时间本来也不会待在他的洞里——你知道的。”

“拜托你把声音放低一点吧，求你了，年轻人。谁也不是聋子。告诉你吧，我已经给学校打过电话了。我从以往的教训中明白这样做一点用都没有。他们就是在他桌上给他留个条。可我觉得他根本都不会靠近他的办公室。”格拉斯太太突然身体往前倾，但她并没有站起来，而是伸手在放满脏衣服的篮子的最上面捡起了一样什么东西。“你里边有洗澡布吗？”她问道。

“应该是‘浴巾’，不是‘洗澡布’。我唯一想要的，该死的，贝茜，就是让我一个人待在浴室里。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如果我想看到每一朵路过的爱尔兰胖玫瑰都挤进浴室里来，那我早就告诉你了。现在，快点。快出去吧。”

“祖伊，”格拉斯太太耐心地说，“我手里正拿着一块干净的洗澡布。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就请你回答，要还是不要。”

“哦，我的上帝！要。要。要。我要它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扔过来吧。”

“我不会扔过去的。我会递给你。这个家里，什么都是扔来扔去的。”格拉斯太太站起来，朝浴帘走了三步，等着后面伸出一只手来接浴巾。

“万分感谢。现在请从这里消失。我已经掉了有十磅肉了。”

“一点都不奇怪！你坐在那个浴缸里，坐到真的是脸都发青了，然后你——这是什么？”格拉斯太太弯下腰，兴趣十足地捡起那个祖伊在她进来前念的剧本。“这是勒萨日先生给你的新剧本吗？”她问道，“就搁地板上？”没有人回答她。就好像夏娃问该隐，外面大雨中躺在地上的东西不就是他那把可爱的新锄头吗。“这可真是个放剧本的好地方，要我说。”她把剧本带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放在暖气片上。她低头看剧本，好像是在检查有多湿。百叶窗是拉下来的——祖伊坐在浴缸里读信时借的光来自天花板上的顶灯，一共有三个灯泡——一小方晨光从百叶窗下面慢慢地挪进来，照在剧本的封面上。格拉斯太太把头侧向一边，想更好地看清楚剧本的标题，一面从她和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特大号的香烟。“《心灵是秋天的流浪者》，”她饶有兴味地读出声来，“不寻常的标题啊。”

浴帘后面的反应有点慢，但是听起来颇有兴致。“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标题？”

格拉斯太太早有防备。她直起身来，重新坐下，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烟。“不寻常，我说了。我没说它美丽什么的，所以你——”

“啊，老天。你得每天起个大早才不会错过那些好东西，贝茜小姑娘。你知道你的心灵是什么吗，贝茜？你想知道你的心灵是什么吗？你的心灵，贝茜，是秋天的停车库。这样的标题时髦吗，嗯？上帝，很多人——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个家里只有西摩和巴蒂是文人。要是我开始思考，要是我坐下来一分钟，想想诗情画意，想想停车库，我就会白白浪费我人生的每——”

“行了，行了，年轻人。”格拉斯太太说。不管她对电视剧名字的品位如何，也不管她一般的审美能力怎么样，反正她的眼睛一亮——仅仅是一亮，但的确是一亮——这是对她的小儿子，也是唯一一个英俊的儿子欺负她的风格的一种欣赏，一种类似行家的，虽然多少也有点变态的欣赏。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这道亮光取代了她眼中一直以来的疲惫，以及她踏进浴室后就一直挂在脸上的那份实实在在的担忧。然而她几乎是立刻就开始自卫了：“那个标题怎么了？它就是很不寻常嘛。你！你从不觉得任何东西是不寻常的或者是美的！我从没听你说过——”

“什么？谁没觉得？我到底是觉得什么东西不美了？”浴帘后面传来一阵小规模的水啸声，仿佛有一只调皮的鼠海豚突然开始玩游戏了。“听着，我不在乎你对我的种族、信条或者宗教信仰做何评价，胖子，但是别告诉我，我对美的东西不敏感。美是我的致命弱点，你给我记住了。对我来说，所有东西都是美的。看一眼粉红色的落日，我就融化了，上帝。任何东西。《彼得·潘》。《彼得·潘》上演时还没起幕，我就已经热泪盈眶了。而你却胆敢跟我说什么我是——”

“哦，闭嘴。”格拉斯太太心不在焉地说。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脸的严肃，她从鼻孔里把烟吐了出来，说道——其实是吼道——“哦，我真希望我能知道该拿那个孩子怎么办！”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真是黔驴技穷了。”她看了浴帘一眼，简直就像是X光扫射。“你们没一个派得上用场的。一个都没有！你父亲甚至都不愿意开口说几句话。你也知道的！他也担心的，这是自然的事——他脸上的那个表情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面对任何事情。”格拉斯太太绷紧了双唇。“我认识他这么久，他从来没有面对过任何事情。他以为只要打开收音机，只要里面的某个小傻子张嘴开唱，那么任何特别的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就都会走开了。”

处于隔绝状态的祖伊大声笑起来。跟他的捧腹大笑几乎很难区分，但还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那样的！”格拉斯太太坚持道，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往前坐了坐。“你不想知道我真实的想法吗？”她追问道，“你不想吗？”

“贝茜。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反正是要告诉我的，那么我想不想听又有什么——”

“我真的觉得——我这会儿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一直想再听到你们这些孩子都上电台做节目。我这会儿没开玩笑。”格拉斯太太又深吸了一口气。“每一次你父亲打开收音机，我都真的感觉他是想调到《智慧之童》，然后听到你们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回答问题。”她抿起嘴唇，停了下来，在无意识中给自己的话添了几分分量。“我是说包括你们每一个人，”她说，突然又稍稍挺直了一下身体，“也包括西摩和沃特。”她很快地吸了一口烟，但是吸得很大口。“他完全活在过去。完完全全。他甚至几乎从来不看电视，除非是你的节目。别笑，祖伊。这没什么好笑的。”

“到底谁在笑了？”

“反正是真的！他完全没觉得弗兰妮有什么真的不对劲的地方。一点都没有！昨晚十一点新闻过后，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弗兰妮会不会想吃个橘子。你哪怕就跟那孩子嘘一声，她也会躺上几个小时，把眼睛都哭出来，还跟自个儿一刻不停地念叨着天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你的父亲却想也许她想来个橘子。我杀他的心都有了。下一次他——”格拉斯太太打住了。她盯着浴帘。“什么这么好笑？”她质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喜欢那个橘子。好吧，还有谁也帮不了你呢？我。莱斯。巴蒂。还有谁？贝茜，向我敞开胸怀吧。不要沉默不语。这是这一家子最大的毛病——我们心里藏的话都太多了。”

“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小伙子。”格拉斯太太道。她慢吞吞地把一小绺掉出来的头发塞进发网的橡皮筋里去。“哦，我希望我哪怕能跟巴蒂在电话上聊个几分钟也好啊。他可是唯一一个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她若有所思地说，话里带着明显的怨恨。“真正是祸不单行。”她拢起左手，把烟灰弹进手心。“波波要到十号才能回来。维克我都不敢告诉他，就算我知道怎么找到他。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一家子。我是说真的。按理说你们这些孩子都算是非常聪明的，每一个都是的，可是到了关键时候，你们却没一个有用的。一个都没有。我真是有点受不了——”

“什么关键，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样的关键时候？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呢，贝茜？走进弗兰妮的房间，然后替她生活吗？”

“别再说这种话了！谁也没说要谁来代替弗兰妮过她的生活。我只是想有个人能走进那间客厅，然后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我想要的。我想知道那孩子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去，然后上完这学年的课。我想知道她什么时候打算往她的肚子里送一些多少有点营养的东西。她星期六晚上到家以后就几乎再没吃任何东西——什么都没吃！我试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想让她喝碗鸡汤。她就尝了两口，就两口。昨天我让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给吐出来了，一点没夸张。”格拉斯太太的声音停顿片刻，就是咽了口唾沫。“她说她过会儿吃个干酪汉堡。这干酪汉堡算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她一个学期以来就只吃干酪汉堡加可乐。现如今这大学里就给小姑娘们吃这些玩意儿吗？我知道一件事。要是哪个小姑娘虚弱到像这个孩子一样，我绝对不会再让她吃甚至都——”

“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要么鸡汤，要么啥也没有。您老人家能做到如此这般可不容易。如果她铁了心要精神崩溃，我们至少可以起起哄，添添乱。”

“年轻人，你也别太没规矩了——哎，你这张嘴啊！告诉你吧，我觉得那孩子平时吃什么东西跟她现在这个样子有很大的关系，这完全有可能。这孩子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要她吃蔬菜或者随便什么对她有好处的东西都是不逼不行的。你不能没完没了地折磨自己的身子骨啊，年复一年——不管你脑子里想什么也好。”

“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都对。你他妈真一针见血，真是叫人目瞪口呆。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了……上帝，你给了我灵感。你让我燃烧，贝茜。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意识到你刚做了什么吗？你刚刚给了这整个该死的事件一个新鲜的、崭新的、《圣经》意义上的诠释。我在大学里写了四篇关于耶稣受难的文章——是五篇——每篇都让我烦得快疯了，因为我总觉得缺了一点什么。现在我知道缺什么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不健康的狂热主义；他粗鲁地对待那些善良、正常、保守且自觉纳税的法利赛人。哦，太让人激动了！贝茜，你以你简单的、直接的、固执的方式一语道出了整部《新约》一直缺少的主旨。不健康的饮食。耶稣是吃干酪汉堡和可乐的。就我们所知，他可能喂那些——”

“给我住嘴吧，马上。”格拉斯太太打断了他。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充满威胁。“哦，我真想在你那张嘴上盖上一块尿布。”

“好吧，大惊小怪的。我只是想进行一场有礼貌的浴室谈话而已。”

“你可真好笑。哦，你可真好笑！年轻人，事实碰巧是这样的，我考虑你小妹妹时的角度，跟我考虑主耶稣时的角度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也许是有点特别，但我现在碰巧不特别。我碰巧没看出那样一个大学小女生，一个虚弱的、累坏了的、读太多宗教书的女生，跟主之间有什么好比较的！你当然跟我一样了解你妹妹——或者说应该跟我一样了解她。她特别容易受影响，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得很清楚！”

浴室里安静了一分钟，感觉很怪异。

“妈？你在外面坐着吗？我有种可怕的感觉，你是不是坐在那里同时抽着五支烟？是吗？”他等着回答。格拉斯太太却选择了沉默。“我不想你坐那儿不动，贝茜。我想离开这个该死的浴缸……贝茜？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格拉斯太太说。一阵新的担忧掠过她的脸庞。她不安地挺直了身子。“她跟那只布卢姆伯格一起躺在沙发上，”她说，“多不卫生。”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左手拢起来托着烟灰已经有几分钟了。这会儿她探身把烟灰倒进废纸篓里，人并没有站起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她宣布，“我就是不知道，就这么回事。这个家是彻底乱套了。油漆工基本已经漆完她的房间，他们吃过午饭就要进客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叫醒她，还是该怎么办。她几乎都没睡过觉。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才抽出空来让油漆工们过来吗？都快二十——”

“油漆工！啊！总算又见天日了。我把油漆工给忘了。听着，你干吗不让他们到这儿来呢？这里可宽敞了。要是我不让他们进浴室，他们该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主人了，而我——”

“安静一分钟，年轻人。我在想问题呢。”

祖伊好像很听话的样子，突然开始用他的浴巾了。有那么一小会儿，隐隐约约的泼水声是整间浴室里唯一的声音。格拉斯太太坐在离浴帘八到十英尺远的地方，眼睛越过瓷砖地面盯着浴缸边上的地垫。她的香烟已经烧到屁股了。她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夹着香烟。格拉斯太太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强烈：她的肩头仿佛总是披着一块隐形的都柏林主妇的披肩（这种印象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她拿香烟的姿势却把这种第一印象完全击碎了。她的手指不仅非常细长匀称——打个比方，一般来说，你不会想到这是一个中等发福的女人的手指——而且带着一种贵族气息的微微颤动；一位被废黜的巴尔干皇后或者一位曾经的绝代名妓的手指也许也会有如此优雅的颤动。但这不是唯一一个同“都柏林黑色披肩”这一母题相矛盾的地方。还有贝茜·格拉斯的腿，那是一双让人刮目相看的腿，一双不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绝对标致的腿。它们的主人曾经是一个方圆几百里内公认的大美人，一位杂技演员，舞蹈演员，身轻如燕的舞蹈演员。这会儿腿的主人正坐着，眼睛盯着地垫，左腿架在右腿上，那只白色的旧毛线拖鞋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跷起的那只脚上掉下来。她的脚异常小，脚踝仍然很细，最绝的也许是她的小腿，仍然绷得很紧，而且显然一直都很光滑。

格拉斯太太突然发出一声长叹，比起她习惯性的叹息，这一声尤其沉重——仿佛是生命力量本身的一部分。她站了起来，拿着香烟走到水槽边，打开冷水冲烟头，把熄灭的烟头扔进了废纸篓，然后又坐了下来。她让自己陷入沉思的魔咒并没有就此打破，仿佛她根本没有离开过座位。

“我三秒钟以后就要出来了，贝茜！我已经敬告你啦。做人可不能太不识趣咯，伙计。”

格拉斯太太又在盯着蓝色的地垫了，听到儿子的“敬告”，她只是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那一刻，如果祖伊能看到他母亲的脸，尤其是她的眼睛（这一点非说不可），那么他也许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不管是否稍纵即逝），回忆一遍他们之间刚刚进行的那场对话，以另一种方式，以另一种语气——给这场对话注入一点温柔与和谐。话说回来，他也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冲动。时值一九五五年，再要想从格拉斯太太的脸上，尤其是从她蓝色的眼睛里读出什么真实可靠的信息，已经很难了。几年前，单是她的眼睛就能道出所有的故事（对人也好，对地垫也好），她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是自杀（她最喜欢的一个，她最完美、最善良的儿子），一个死于二战（她唯一的真正开朗的儿子）——曾经，贝茜的眼睛可以畅所欲言，对细节充满热情，可以述说所有这些事实，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所有活着的成年孩子，都没有勇气直视她的眼睛；如今，一九五五年，她会站在大门边上，同一双可怕的凯尔特眼睛，报告的却是这样的消息：新的快递员还没把晚饭要烧的羊腿送来，或者某个好莱坞小明星的婚姻触礁了。

她突然又点上一支超大号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站起身，吐出烟。“我一会儿就回来。”她说。这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天真的许愿。“你出来的时候请踩在地垫上，”她加了一句，“地垫放在那儿就是用来踩干脚的。”她出去了，随手关紧了门。

仿佛“玛丽王后号”突然来到瓦尔登湖，在临时为它搭建的湿坞停靠几天之后，忽地又拔锚起航了，真是来也突兀，去也兀突。祖伊在浴帘后面闭了一会儿眼睛，送走“王后号”之后，他自己的小船正在湖里颤颤巍巍地摇摆着。然后他拉开浴帘，眼睛盯着紧闭的浴室门看了一会儿。这一眼很有些分量，而解脱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从祖伊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珍视自己隐私的人，一旦隐私被侵犯，而这个侵犯者却又转身一走了之，一、二、三，就那样，他的眼中便会出现这种难以释怀的眼神。

不到五分钟之后，祖伊赤脚站在水槽前，湿头发已经梳理过，穿着一条没有皮带的深灰色斜纹呢宽松裤，赤裸的胳膊上搭着一块毛巾。剃须前的仪式已在进行中。百叶窗拉起一半；浴室门半开着散发蒸汽，好让镜子变清晰；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放在镜面药柜下面的毛玻璃架上，伸手可及。此时祖伊已经把泡沫剃须膏挤到了修面刷上。他把剃须膏随手扔到身后的什么地方，省得碍事，盖子也没拧上。他用手掌来回擦拭镜面，抹掉了大部分雾气，发出了“吱呀”的声响。接着他就开始把剃须膏涂到脸上。他涂抹的技巧非同寻常，虽然同他剃须的技巧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尽管他在涂抹的时候是看着镜子，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跟着刷子走，而是直直地盯着他自己的眼睛，仿佛他的眼睛是一块中立国的领土，是一场私人战争中的无人之地，而他要打败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迷恋，这场战争从他七八岁时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对二十五岁的他来说，曾经的小战术也许已经多少成了条件反射，就像一个老棒球运动员在本垒板的时候，不管是否需要总会用球棒去拍他的钉鞋。无论如何，几分钟前，祖伊梳头的时候，把照镜子的次数减到了最少。在这之前，在他擦干身子的时候，他也做到了站在一块全身镜之前却根本没怎么看镜子。

他刚刚涂完剃须膏，他的母亲就突然出现在了镜子里。她站在门口，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一只手放在门把手上——装出犹豫着是否要进来的样子。

“啊！多么愉快的意外啊，我简直受宠若惊！”祖伊对着镜子说，“请进，请进！”他笑道，是他惯常的捧腹大笑，然后打开药柜取出他的剃须刀。

格拉斯太太向前迈了几步，一副沉思着什么的样子。“祖伊……”她说，“我一直在想。”她通常会坐的地方在祖伊的左面。她弯腰坐下来。

“别坐下！让我先对你欣赏一番。”祖伊道。离开浴缸，穿上裤子，梳好头发，他的兴致显然提高了很多。“寒舍难得有贵客临门，既已大驾光临，我们定当尽心竭力，让客人如——”

“你给我安静个一分钟。”格拉斯太太严肃地说道，一面坐了下来。她又架起一条腿。“我一直在想，你觉得找维克会不会有用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用，但是你怎么想呢？我是说我觉得那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不是什么神父，但是我也可能想错了。”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错。我还从来没见你错过，贝茜。你提供的事实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夸大其词，但是你从来没有错过——没有，没有。”祖伊兴致勃勃地把剃须刀打湿，然后开始刮胡子。

“祖伊，我在问你呢——请你这回别再开玩笑了。你认为我到底该不该联系维克？我可以打电话给那个叫品乔特还是什么的主教，他可能至少可以告诉我往哪里发电报，如果维克还在什么要命的船上的话。”格拉斯太太伸手把废纸篓向自己这边挪了一点，用来弹烟灰，她进来的时候在抽烟。“我问了弗兰妮要不要跟维克通电话，”她说，“要是我能找到维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