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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传播学大师李普曼深刻分析公共哲学。

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20世纪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家及传播学家李普曼的这部经典作品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变化进行了透彻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清楚地概括了20世纪所有公民面临的重要决策困境。他呼吁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积极负责地注意政府的决策，保护自己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避免陷入极权主义。

作者简介：

沃尔特瑞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和对传播学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1922年撰写并被公认为传播学领域既定的《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定的早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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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第二章　民主国家的弊病

1．战时与平时的公众舆论

1913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脑子里装着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七世的哈里·约翰斯顿爵士（Sir Harry Johnston），如此描述外交事务在十九世纪的进行过程：

在那时，一国同其邻国或更远国家的关系几乎完全是由国家元首——皇帝、国王或总统——决定的，由多少是附属性的国务大臣来执行，他不是民众的代表，而是君主的雇员。事务均先经安排，然后公诸顺从、信任或愚蠢的人民面前。新闻界加以批评，通常是赞同，至多是讨论一种既成事实，并设法善用之。有时，在我们自己国家，一位下野的国务活动家心怀不满，遍走各大郡市，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趋势发表激烈言论——也许明智地，也许不公正地，这我们不知道——结果收效甚微。而一旦上位，他的内阁逐渐与君主和常任文官意见一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这些公务员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正如从前，帝国的外交政策决定于君主、两位内阁大臣、常任的外交事务副国务大臣，或者还有一位大金融家集团的代表。⁽¹⁾

如不太咬文嚼字地看，这段话是一种恰当的描述，写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外事务是如何进行的。也有例外：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低效，1855年阿伯丁政府被推翻。但总的来说，在有关走向战争，或战争的高层战略，或停火的条款，或和平条件的审议中，很少咨询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甚至他们的知情权也受到严重限制。而这一制度的原则，你会说，是出于战争与和平系行政部门的事务，其决策权不在英国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法国下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和德意志帝国国会（Reichstag），甚至也不与它们共享。

美国当然是一个特别个例。国会总是在宣战和批准条约时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可以提出意见或被咨询。但在我所谈论的当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放弃了大国的角色，并将其至关重要利益的范围限制在西半球和北太平洋。到了1917年，美国宪法制度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才卷入世界性事务。

由于我在第一章中表明的原因，这一行政责任制度在战争期间被破坏了，从1917年以来，战争的行为以及停火与和平的条件，都受到大众舆论的支配性影响。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摆在军事人员和外交部门面前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持有强烈的看法。大众舆论行动并不随着事件发展的连绵状态而继续。行动是非连续性的。通常是，在政策的新基本方针需要决定的紧要关头，介入了民众的否定。当然，也存在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时期。但民主的政治家们对未来烦恼的转变总是避免提前给出意见，他们知道民众的否决权是隐伏的，如果被挑动起来，将使他们及其政党付出昂贵的代价。

比如在1918—1919年冬季，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处于现代历史的紧要关头。德国人被打败了，其政府被推翻了，军队被解除武装并遣散了。协约国聚集一起，决定是强加一种惩罚性的和平还是达成一种握手言和的和平。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法两国政府必须决定是重新武装并采取一致行动遏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仍不武装、对其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必须决定是武装起来以遏制日本还是以中国为代价与日本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政府再次必须在敌方无条件投降的完全胜利与以和解为目标的谈判解决之间作出抉择。

这些是重大问题，正如在交叉路口选择一条道路，一旦决定即无反悔：武装或不武装——当一次冲突爆发时，是介入还是撤退——在战争中是为对手的无条件投降而战还是同其和解。这些问题是那么重大，使公众的感情迅速变得白热化。但这些问题都能用大众唯一可以说的话来回答——“是”或者“否”。

1917年来的经验表明，在事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民主国家民众的回答很可能为“否”。因为与战争有关的每一件事对几乎所有人都是危险、痛苦、讨厌和令人疲惫不堪的。仅有少数例外——接受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其中之一——的常规是，在紧要关头，当赌注很高时，理性的大众意见将形成否决的力量，来转变政府当时正在推行的方针。在和平时备战？不，提高税收、使预算不平衡、让男人们离开他们的学校或职业、招惹敌人，这些全是坏事。干预正在发展的冲突？不，避开战争的风险。从冲突地区撤退？不，不能对敌人实行绥靖政策。减少对该地区的要求？不，正义不能妥协。一旦机会出现就谈判实现妥协和平？不，侵略者必须受到惩罚。保持武装以实施强迫签订的协定？不，战争结束了。

令人不快的真相是，在紧要关口，流行的公众舆论常是错误且具破坏性的。民众强加否决给掌握信息的负责官员。政府常常知道怎么做更明智，怎样做是必须的，或更为合宜。公众却迫使政府对小事行动迟缓，或对大事反应过慢；在平时太好和平，在战时太好战争；在谈判时太谨守中立，或绥靖，或太不妥协（intransigent）。民众意见在本世纪已获得日益增大的权力，已显示自己在生死攸关之时是一个作决定的危险主人。

2．导致错误的强制

公众舆论在这些事情上的错误具有共同特点。民意的变动慢于事件的变动。正由于此，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主观情感的周期经常与客观发展的周期不相合。因为是大众意见，所以存在惯性。改变很多人的想法比改变少数人的想法耗时长得多。要教导、说服和唤醒为数众多而散漫的民众，费时甚久。因此当民众刚掌握旧的事件时，很可能又有新的事件出现，政府必须准备加以处理。然而大多数人比较了解他们刚刚把握住的仅在手边的事件，而对距离尚远的未来事件并不了解。由于这些原因，对改弦更张说“不”的倾向就很可能导致错误。民意所处理的是一种已不存在的形势。

当世界大战到来时，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不能够被唤醒来对战斗作出努力和牺牲，除非他们为正在开始的灾祸所惊吓，被激起了强烈的仇恨，对捉摸不定的希望变得如醉如痴。要克服这一惯性，敌人必须被描绘为邪恶的化身（evil incarnate），那种专横的天生的邪恶。人民想要被告知的是，当这特定的敌人被迫无条件投降时，他们将重新进入“黄金时代”；这场独一无二的战争将终结一切战争；这最后的战争将使世界对民主国家变得安全；这一征伐将使全世界成为民主之地。

这样激愤胡闹的结果是，民意变为深度的仇恨，人民不愿赞成一种可行的和平；他们反对任何公共官员“对匈奴人（Hun）表示温和”，或准备倾听“匈奴士兵的啜泣”。⁽²⁾

3．错误的模式

为了了解真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胜国都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列宁，直到1917年他还是身在瑞士的流亡者，仍处于他的战斗开端。墨索里尼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没人会想到希特勒。参加巴黎和会的人士，均属于同一标准和传统。他们是合法选出的政府的领袖，在他们的国家，尊重公民自由是一项规则。从大西洋至普里佩特沼泽区⁽³⁾的整个欧洲，均属于它们军事力量所及的范围。所有非民主的帝国，不管敌人还是盟国，都被战争和革命摧毁了。1918年不同于1945年的是，没有雅尔塔会议，在和会上不存在外国外交部长对解决方案握有一票否决权。

然而协定条款一旦公布，即显示与德国的和平未曾建立。自由民主国家的失败，并非由于缺少权力，而是因为缺少政治才能。它们未能在世界的这一大地区重建秩序。在发生了革命的俄国之外，这一地区仍旧在它们的影响范围之内，仍旧服从它们的领导，仍旧顺从它们的决定，仍旧在同一经济内运行，仍旧生活在同一国际社会中，仍旧在同一话语体系内思想。由于缔造和平的失败，产生了周期性的战争，西方由此遭受了如此突然而惊人的衰落。

民意否决了和解，使问题的解决无法实现。于是当新一代德国人成长起来后，他们反叛了。但到这时，曾经在不久前还过于好战以致无法与解除了武装的德意志共和国实现和平的西方民主国家，又变得过于和平主义，而不能承担风险来及时阻止希特勒正在宣布他将对欧洲发动的战争。由于拒绝了力图阻止战争的风险，它们现在无法为战争做好准备。欧洲民主国家选择依赖不武装的绥靖，这是一种双重消极政策，而美国民众则选择了依赖不武装的孤立。

当未能阻止的战争到来时，致命的周期重复出现了。在英国人民开始认真作战之前，西欧已被打败和占领。在西欧的灾难之后和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之前，美国人度过了十八个月犹豫不决的苦闷日子。珍珠港对美国人民的震撼，是任何辩论、证据和理由所不可企及的。

往事重演，除了激起人民愤恨的激情和乌托邦式好梦外，似乎依然无法发动战争。于是他们被告知，一旦罪恶的德国人和罪恶的日本人被迫无条件投降后，“四大自由”将在各地建立。只有当敌人十恶不赦而同盟国近乎完美时，战争才是得人心的。这种恶毒的怀恨与狂怒的正义相混合形成的民意，不会容忍持久的解决办法所要求的有计划的妥协。又一次，人民被宣传蛊惑，被鼓励去打仗并忍受战争的苦难；又一次，他们不愿思考；又一次，他们不允许其领导人思考同其敌人的最终和平，或组成这一联盟的同盟国之间必定出现的各种分歧，正如以前的联盟一样。这种人民外交功效如何，已由下列事实证明：民主国家解除它们敌人的武装后，不到五年，又要求过去的敌人德国和日本重新武装。

记载表明，民主国家的人民在本世纪已变得至高无上，他们的政府要适宜地准备战争或缔造和平变得日益困难。他们负责任的官员变得像一个固执己见和任性的暴君治下的部长那样战战兢兢。在不同的紧要关头之间，当民意不注意或未被强烈激起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常常能欺蒙极端的民众，引导他们趋向温和与明智。然而在危机中，民主政府的官员——加上他们自己有犯错误的人类弱点——被驱使犯下民意所坚持的巨大错误，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未能逆转民意与情感的洪流。

民意在判断战争与和平时会犯错。为什么会有此种倾向？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战略与外交决策要求有一种知识——且不说还需要经验和适时的判断——只靠阅读报纸，聆听片段的广播评论，观看政治家在电视上的表演，偶尔听听演讲，读几本书，是无法得到这种知识的。这并不够使人有能力来决定是否应截断一条腿，也不够使他有资格来选择战争或和平、武装或不武装、干涉或撤退、打下去或和谈。

因此，通常当决策至关重要和紧迫之时，公众不会被告知全部真相。所能告诉广大民众的是，他们听不到复杂和适当的具体事实，那种事实是实际决策所必需的。当遥远、陌生和复杂的事情被传播给广大民众时，真实性会遭受到严重且经常是激烈的扭曲。复杂的变成了简单的，假定的变成了教条的，相对的变成了绝对的。即使没有通过审查和宣传来故意扭曲事实——这在战争时是不可能的——也无法仰赖大众的民意来定期和迅速地理解现实事务。民意有一种由我们的希望与恐惧所激发之谣言滋养的内在倾向。

4．民主的政治家

在这悲惨历史的关键时刻，有那么一些人值得倾听，他们警告人民不要犯错误。政府内也总是有一些人判断正确，因为他们得以及时获知未经审查的原始真相。但现代民主的气氛通常并不能激发他们坦陈己见。三十年代丘吉尔在慕尼黑之前所做的是个例外：常规是一个民主的政治家最好别太早做对事。惩罚常常是政治死亡。与舆论保持一致步调，较之与事件较快的发展保持平行要安全得多。

从事政府的职务，对于民众情绪的强烈与激昂甚为敏感，而公职人员并没有确切的任期。实际上他们永远在寻求政府职务，总在为其政治生命经受考验，总被要求去迎合躁动的选民。他们被剥夺了独立性。民主政治家们很少感到他们能经得起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这样的压力。⁽⁴⁾由于不告知是令人不快的，尽管事属审慎，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必要常听到太多的冷酷真情，那么会轻松些。在他们之下工作的那些报告和收集消息的人，也同样发现，在正确见解流行之前，保持错误要更安全些。

例外的情形是那么少有，因而被视为奇迹和畸形，成功的民主政治家是不安全和受惊之人。只有当他们抚慰、绥靖、贿赂、引诱、欺骗，或设法操纵他们选民中要求较多、有威胁性的分子，才能在政治上推进。决定性的考虑不是提议好不好，而是是否受欢迎——不是它是不是行得通，而是那些活跃的议论不休的选民是不是立马喜欢。政治家们通过表示公职人员在民主国家是人民的仆人，来将这种奴役合理化。

政府权力失去生命力是民主国家之疾。当这种疾病愈来愈严重时，行政机关对于选举产生的议会的侵占和僭越变得极度易受影响；他们受到政党讲价、有组织利益的代理人以及一些宗派和意识形态发言人的挤压和干扰。这一疾病可以是致命的。假如当战争与和平、安全与偿付能力、革命与秩序的重大问题被交付决定时，行政和司法部门，就与公务员和技术人员一起丧失了其决定权，那么它对于国家作为自由社会的生存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