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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8.7

内容简介

   麻省理工学院的智慧导师50年甚至100年后仍不过时的睿智和洞见

   人类如何学会与创新和新技术共存?

   自车轮的发明者不厌其烦地向人解释一辆独轮车可以承载比一个人还重的东西以来,人类其实一直在万分不愿地适应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这本由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撰写的书,正是为了教会我们在高速创新的社会中,更好地适应“科技变化”给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带来的心理、社会等多重冲击。

   作者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兵的故事:在射击前一刻,五人卡车炮组中的两名士兵停止了一切动作,只是立正站好“勒马缰”,导致整个射击过程延长了3秒。这让在运用新软件、新科技遇到困难的人们可以共情,我们不是第一个陷于这种困境的人。

   莫里森还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历史故事来突出本书的主题:技术变革的本质和社会对这一变革的反应。一名下级军官发现一种更连续的海上射击方式后,被美国海军上级军官公然抵制,最终他只能越级向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汇报……

   每个例子都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在技术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人类对技术不适应并加以群体抵触。他帮助我们反思该如何理解新技术,帮助人们适应技术的变迁,帮助企业、组织调整制度和管理,推动新技术的采用和新科技的发明。

作者简介

   [美]埃尔廷·莫里森(1909—1995)(Elting E.Morison),美国科技史学家、传记作家、作家和散文家。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计划的创始人和智慧导师。

译者简介:

   武晞羽,曾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翻译,经验丰富,涉猎广泛,累计翻译量约百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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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中的数据处理

本意是在大家开始讨论前,给出“官僚制”(bureaucracy)的准确定义,这样大家就能带着这个定义进行后续的阅读和讨论。除此之外,我还打算讲一下“官僚主义行为动力学”[1]。为此,我尽了一个为人师者的本分,查阅了参考文献、专业期刊和相关书籍,还咨询了我的同事,无非就是想为“官僚制”一词给出准确的定义。

以下是我找到的一些定义:官僚制是一种体制;是一套规则;是地位和文书工作;是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是任何一间配有地毯、单独预算、2台录音机、8部电话、10个文件柜,以及比组织结构图[2]上标明的还要多出3个秘书的办公室。但如大家所见,除了最后一个,其余定义都不准确,都不能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在我的研究接近尾声时,我发现一个英国文官队伍的学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就官僚制做出的任何评论几乎都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于是我放弃查阅学术著作,转而从字典中寻找答案。

我在字典里查到,官僚制是指部门的管理。这个定义部分正确,但对我们理解官僚制帮助不大。我还查到了这个词的词根,它源于拉丁语“burra”,“burra”的意思是剪羊毛,由于剪下来的羊毛要织成布料,过去人们又常常将布料铺在桌子上,而“桌子”又常用于指代各个帝国的政府,进而就演变成了官僚制。这里我注意到“burra”还作为词根组成另一个与官僚主义行为有关的词,这个词特别出现在吉尔伯特与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3]的作品中。“burra”的词义从“剪羊毛”到“心不在焉”“头脑不清”“胡言乱语”,再到“滑稽剧”,整个演变过程非常简单、顺畅。

我从这些研究中明白了一件事。为了准确定义官僚制,我咨询了大概10个朋友,从他们的回答中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首先,我向他们说起“官僚制”一词时,他们都知道个中含义,但未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是讲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引人发笑、私密且充满讥讽意味的,并且在实质和内容上与几年前一个海军舰长给我讲的故事别无二致。他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改革海军部的工作程序,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拿给别人看,但屡屡碰壁。在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时,这位海军舰长伤感地说道:“改革海军部就像踢一块儿海绵一样,毫无反应。”

由此,我想表明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在后续研究中,我开始意识到,在讨论官僚制时,人们谈到的事情难以限定在某些范围内,就像无法将一块海绵捏成某个特定形状一样。我请求朋友给官僚制下定义时,他们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借助个人故事侧面揭示官僚制本质,这种本能行为也是完全合理的。字典上只解释了官僚制的一部分意思——部门的管理,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这导致我难以接近这个研究对象。大家可以在纸上画一些方框,并用线条相连,再描述一下要分配的工作和职责,就可以得到一张官僚制信息流程图,但你们画完这张图后,也只是了解到官僚制的部分本质而已,而且我怀疑它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官僚制还可以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普遍的思维状态,我想可以用这层意思来解释为什么我的朋友要用一些故事来回答我的问题,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官僚制最贴切的描述出现在小说中而不是学术著作中。相较于学历史、管理或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小说家可以更好地处理某些特定的情况,还能更好地处理某些情况下自然堆积的各种人类情绪,他们会让一个人感受并思考在官僚制的氛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我希望大家在本次研讨会中能试着读一读马库斯·古德里奇(Marcus Goodrich)[4]写的《德莉拉号》(Delilah),或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5]的政治小说,又或是卡夫卡写的《审判》(The Trial)——据我所知,这本书是对官僚制最全面、最出色又最令人胆寒的研究。

官僚制是一种思维状态或氛围,也是一种管理体制,那么问题来了,在我们主宰的时代,如何有效地探究这种氛围呢?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侧面击打这块海绵。像在墨迹测验[6]中那样,向任意一个人抛出“官僚制”这个词,看看他面对该词时会想到什么事情,然后用一些支持性的历史证据来看待这些特定的事情,或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初步结论。我想到的大部分历史证据都来自美国陆军或海军的记载,这是因为我对武装部队的历史更熟悉。但无论如何,使用这样的证据在我看来是颇有优势的,军队的情况要比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确切、更清晰,也更绝对。和平时期的军事社会有点像实验条件下的现实社会,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研究,可以得到更好的实验效果。对事实的轻微扭曲不会损害我对任何官僚制运作提出的基本观点,无论这种官僚制是用于管理一支武装部队、一个社会、一家企业还是一所大学。

一提到“官僚制”,我猜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文件”。如前文所述,“官僚制”一词源于一个与在桌子上写字有关的拉丁词语。许多有关官僚制的民间传说都围绕“文件”展开,比如大家都知道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把文件按字母顺序归档之后再一把火烧掉,这个笑话体现了官僚主义做事方法的本质。还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笑话,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能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官僚制。60多年前,美国陆军最有权力的军官是一个只受过医学实践培训、从未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指挥过军队的人,只是因为发明了“卡片索引法”,就被擢升为了少将,这个人就是弗雷德·克雷顿·安斯沃思(Fred Crayton Ainsworth)。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第一届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政府时期,当时还只是中尉的安斯沃思被委派到了退役金局[7],那时国会议员几乎每天都要求提供关于正在申请退役金的士兵的兵役信息,但退役金局的人常常要花上6个月的时间才能给予答复。安斯沃思中尉来到退役金局一年后,国会议员想要的信息在申请后的24个小时内就能得到回复,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工具就是安斯沃思设计的卡片索引法。

安斯沃思因此声名鹊起,还和国会议员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从此飞黄腾达。到1905年,安斯沃思已是美国战争部[8]的陆军副官,管理一间办公室,负责整个部门的书面记录和往来信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我想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个职位的本质,就能更深层次地理解官僚制。假设在某个星期,这位陆军副官的办公室陆续收到一封来自工程兵团的信件,信中提到要在怀俄明州的罗素堡建造军营;一封来自通信兵团的信件,提出要在军营里安装电报系统;人事部门传达命令要将布朗军官调离罗素堡;还有供应兵团为布朗军官准备差旅费的文件;等等。1个星期内,大约有50个与罗素堡利益相关的命令和文件送至这位陆军副官的办公室,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充当起陆军文件的交换中心。于是,1个(而不是3个)兵营准确地建在了陆军测量员挑选的位置上;军营一建好,电报系统就装好了;布朗军官在琼斯军官来接替他的职位时就被调走了。罗素堡得以顺利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安斯沃思将军管理的办公室,办公室的职员巧妙地将所有零散的信息整合进一套适用于罗素堡日常运行的模式。

我说过,安斯沃思将军的职业生涯揭示了许多官僚制的本质。由于其十分擅长收集、归档和整理文件,因此名声大噪。但是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事情,比如,安斯沃思将军办公室收到的文件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人事部门、工程兵团、通信兵团和供应兵团;这些文件上写着关于人员、资金、机器和建筑材料等不同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又被整合到一个智能模式中,使得罗素堡的整个团体能够合理、和谐地正常运作。这就是设立一个部门的初衷,也是让安斯沃思将军成为一个伟大官僚的原因。他认识到自己必须轻而易举地获取并整理信息,再将信息整合到一个各部分相互关联的模式中,以便其他人能在其中做出决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我看来,这正是官僚制的真正要点,它就是一个数据处理机器,就像著名的“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与UNIVAC一样,官僚制也是一个计算机系统,用于接收并处理体量庞大的信息,这些信息单靠人脑无法全部掌控,也无法从大量的差异化数据(一种有用的综合体)中提取。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5年前我上大学时,经常有人告诉我,我们的校长有一个小黑本,上面记着所有教职工的名字、教学科目和酬劳,知道了这些信息,再加上一名秘书,他就能制定合理的教学政策,从而管理整个校园。现在,我的母校除了校长,还多了一名教务长、一名副校长,以及许多学院院长、特助、主任和不计其数的特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换句话说,这所学校建立起了官僚制。也许会有人疑惑:为什么校长不能把学院院长赶走,再买个小黑本来管理校园?因为如今的校园太大了,校内设有一些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中心、与政府利益相关的实验室,还创建了洛厄尔(Lowell)[9]校长在任时想都不敢想的新院系及知识研究领域。我想说的是,这所学校就像人类世界一样,发展得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多样化,单凭一位领导者或一个小黑本,根本无法掌控所有必需的信息以做出明智的决策来管理整个校园。这也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官僚制都是以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收集、储存和供应信息。

关于文件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在前文提到的信息都是写在纸上的,这有其优势,比如,你可以保留这份纸质文件,而不用单靠自己的记忆来保存信息;也可以把记录信息的纸质文件归档,需要时随手取用;还可以随意移动记录了信息的纸质文件,并按照不同的目的把它们整合到一起。换句话说,因为你能掌控记录信息的纸质文件,所以才能掌控所需的信息来制定决策。但是把信息写在纸质文件上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工作人员与纸张打交道的时间太多了,于是他们会给予纸质文件本身过多的重视。他们可能会全神贯注于文件的接收、初始化、指定发送、归档和储存,却完全忘记了要读取文件上的信息。在他们看来,纸质文件本身可能比上面记录的信息更重要。这是一种自然趋势——纸张耐用、实际,还易于操控,它看得见也摸得着,不像信息和想法那般变化无常、难以操控,还看不见摸不着,甚至可能都用不到。工作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宁愿冒着失去生命和名誉的风险去记录一些死板的实质内容,也不愿触碰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因此,他们通常更担心纸质文件在何处,而不是纸质文件上记录的信息有何变化。

关于官僚机构的文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些东西不能写在文件上,这一点任何明智的人都会考虑到。举个例子,你可以写下将布朗中尉调离罗素堡的命令并报告给伊森·艾伦堡,但你不能把布朗中尉对此的感受写在文件上。所有具有解释性、修饰性和歪曲性的内容都不应出现在官僚机构的文件上,所以这些文件难以引起紧迫感、不确定感、变化感和成长感,以及所有侵扰人类处境的陌生情感和态度。换言之,官僚机构对文件的关心或许超越了对人类自身的关心。当然,这往往会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与其所处理的具体情况之间产生阻碍,还会使工作人员失去紧迫感和行动力。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么多官僚机构的文件都用第三人称单数中性词和被动语态来书写的原因之一。比如,“虽然获悉第123/08号来文中所述状况,但据第124/35号来文准备并提交以下声明……(In compliance with communication 124/35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has been prepared and submitted although it is recognized that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as described in communication 123/08…)”这些只言片语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句子根本不是人写出来的,而是凭空出现的。

在把官僚制留给你们研究之前,也许我应该再讲一件关于文件的事情。由于文件能保存,所以写在文件上的信息也能保存。文件就在那儿,所以人们可能会重视它、使用它。这还会导致一种趋势,即政策的制定基于信息,政策的执行会囤积大量的信息,即使如今不再需要这种政策,人们也会去保护已经积累起来的信息。

这就引出了我在提到官僚制时想到的第二件事情——“繁文缛节”,用一种更庄严的措辞可称之为“规章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规章制度只不过是各个部门从自身获取的信息中得到的概括性结论。综合来看,制定规章制度可以为管理部门的设立提供可参考的行为模式。例如,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从经纪人、银行家、联邦官员、经济学家和商人那里获取信息,再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规章制度来规范市场运作者的行为。规章制度是维持社会平衡协调运作的一种方式,是让我们这个微妙且复杂的庞大社会井然有序的必要手段。那么,规章制度还有哪些需要了解的呢?

首先,制定一项规章制度,要比废除一项规章制度容易得多。60年前,美国陆军有一个名为“官兵总名册”的东西,详细记录了每一名士兵的兵役档案。根据规定,每个陆军哨所在每个月都要向战争部呈递补充材料,以完善官兵总名册上各士兵的档案记录。1913年,有人提议将官兵总名册上的信息与负责医疗和薪酬支付的办事处所保存的档案记录合并起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财力,也不会再丢失士兵的信息。于是如今的官兵总名册徒留一个神圣的虚名和传统,一些士兵整个服役生涯都在收集和录入名册上的资料;另一些士兵,身处各个偏远哨所,则在风平浪静的闲散日子里找到了幸福的差事——准备每月呈交的报告。例行公事、荣誉报酬、方法论、行政机构甚至是生活都围绕着维护这项规章制度而建立。后来有人提出要废除官兵总名册,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名将军在还没发生变革前,就被迫从军队辞职了。

其次,即使有时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不大合适,但相对于费尽心思制造合理例外,遵守还是更容易的。这里有一个从19世纪的英国海军中流传下来、十分有趣的典型案例,那时有项规定:海上所有的军舰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射击练习。舰上没有人喜欢这项规定,因为射击练习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做那些生疏的苦差事,对提高水手们的射击能力却几乎毫无作用,还会弄脏枪炮和擦得发亮的金属部件,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尽量拖延这项活动。之后,一艘独立执行任务的军舰把练习时间直接拖到最后一天,结果舰长和枪炮长惊恐地发现海水从弹药库流了出来,储备的军火都不能用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次射击练习没组织,还要准时给海军部呈交练习报告,但组织练习显然已不可能了。该怎么办呢?向海军部解释一下真实情况或许是一个简单且直接的办法,但舰上的“机灵鬼”灵机一动。枪炮长把毁坏的军火放在船边,拿出海军部的表格,再经过巧妙的计算——计算过程一定很有趣,最后,所有口径的枪炮射击分数都被填到了表格中。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对一个军官来说,这样做略有不妥,于是这位枪炮长又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他把报告撕成小块儿放进给海军部的公文箱中,然后又放进去6只蟑螂。这个精心准备的公文箱就这样被送到了海军部。

大概一年后,海军部负责所有军舰射击练习报告的官员将这些报告统计出来(或许还做了研究),再经过勤勉的职员进行整理,最后运送回国。那艘把蟑螂放在公文箱的军舰按部就班地执行了一年的任务后,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快信,信上说该军舰一年前的射击练习记录在运输过程中被蟑螂破坏,要求对照那次练习记录的副本再抄送一份。这艘军舰及时回了信,称准备那份报告的枪炮长已经调任至其他军舰,记录副本也被一并带走。从历史上看,一次危机就悄无声息地解除了。

从这件小事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有趣的东西。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在官僚制结构中,遵守规章制度而不是破例的情绪已经高涨。顺便说一句,这可能表明了部门进行管理与负责人进行管理的区别。如果负责人非常明智,那么他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在一般规则中制造合理例外,一个部门则知道自己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在上述事例中,遵守规则通常可以维持事物的表象,尽管实际上该事物已完全不同。遵守规则在这个事例中听上去很有趣,但如果换一种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危险。在一般规则无法适用于现实情况时,为了尽可能符合现实,就会出现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遵守了规则,他就脱离了现实。

这种对规章制度的信奉发展到极致的话,会营造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形式、程序、规则和规章制度都具有某种人为自然法则的约束力。人们生活在其中,好像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没有射击报告不是因为没有枪炮,而是因为出现了蟑螂。托尔斯泰在其著作中描写沙俄时期官僚制下社会的发展情况时,也完美诠释了上述情形,沙俄时期的官僚制脱离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可以说两者在整整一个世纪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选文略长,但它能为我们从很多方面理解本次讨论的目的。

事有凑巧,著名的6月2日委员会里提出了扎拉伊斯科省的田地灌溉问题,此事归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Alexey Alexandrovitch)的部门管辖,正是徒劳无益的开支和官僚式应对问题的范例。阿列克谢知道这是实情。灌溉扎拉伊斯科省田地一事是由阿列克谢的前任开始的。事实上,用于此事的开支已是天文数字,且还未完结,但收益甚微。阿列克谢上任后立刻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曾想过插手这件事情;在最初,他感到自己地位还不太稳固,毕竟这会触动多方利益,贸然行事不是明智之举;而后,他转向其他事务,此事索性一再搁置。它,就像其他事情一样,习惯性地发展下去。(很多人靠这件事养活,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音乐家族:女儿们都演奏弦乐器。阿列克谢熟识这家人,还为一位大女儿当过主婚人。)这件事被敌对的部门提出来,在阿列克谢看来,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部门都棘手,出于众所周知的官场规则而无人提及。不过现在,如果说已经有人向他宣战,那么他勇敢迎战也未尝不可,要求指定特别委员会研究并审查扎拉伊斯科省田地灌溉委员会的工作;但他也不会善罢甘休。他还要求指定一个安置土著的特别委员会。土著安置问题是在6月2日的委员会上偶然提议的。因为解决土著的悲惨处境不容拖延,所以阿列克谢极力支持。这件事在委员会上引起了几个部之间的争执。与阿列克谢敌对的那个部指出,土著的处境实则极其繁荣兴旺,拟议中的重建可能会毁掉他们的繁荣,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也是由于阿列克谢的部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现在阿列克谢打算提出要求:首先,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指派它去实地调查土著的状况;其次,如果土著的处境的确如委员会手头掌握的官方材料显示的那样,就要再指定一个新的专家委员会,调查土著这种凄凉处境的成因,从政治、行政管理、经济、人种学、物质上以及宗教的角度着手;再次,要求敌对的部报告近十年来部里为预防土著面对所处的不利状况所采取的措施;最后,要求部里解释,就1863年12月5日以及1864年6月7日送交委员会的17 015号和18 308号报告来看,为什么该部在做法上直接违反了基本法与组织法某卷第十八条以及第三十六条的附注。阿列克谢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红晕,他迅速写下这些想法的概要。写了满满当当的一张纸后,他站起来,打了个铃,给了办公室主管一张便条,要他提供自己需要的参考材料。阿列克谢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又望了望那张画像,皱皱眉头,轻蔑地笑了。[10]

关于规章制度还有最后一件事,即规章制度有成倍增加的倾向。这种倾向存在的原因很明显,我给大家举个简短的例子:我的大女儿在去年夏天驯服了一匹马,让它乖乖戴上了马具。我女儿一开始教那匹马在一个指定的信号下起跑,再在缰绳的拉动下左右转弯。当然很快她就不满足于只让马起跑了,她还想让马停下来。于是她继续训练这匹马,教它后退、掉头、行走、小跑,但从来没教过它慢跑。等我女儿完成这些训练时,这匹可怜的马已经被困在一整套规则和程序当中,挣脱不开了。同理,任何程序设计出来都是为了在一个活动模式中组织规划人类的能量。为了让这个模式正常运作,人们要消除所有不确定性和可能会扰乱其正常运作的可变因素。因此,每个调控机制都倾向于将规则延伸至整个人类的活动范围,形成一套越来越有约束力的规则,人、机构和企业都必须在这套规则中运作。这就是调查问卷越来越冗长、规章制度越来越琐碎、“繁文缛节”一词颇受鄙夷的原因。

当提到官僚制时,我脑海中想到了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事。这件事不像文件和规章制度用一个词就能概括。我的一个朋友听说我要和在座的大家探讨“官僚制”时说道:“告诉学生们‘他们’是谁。”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这个词最能囊括这件事。关于“他们”的特点是,他们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识别。几年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想查出是谁在负责美国一所重点军校的课程,于是他走遍了那里每一个可能和教育有关的部门。但他发现这些部门里没人知道关于课程设置的事,也没人明确表示认识一个与此事相关的人。最后,他在一个奇怪的角落偶遇了一个普普通通、上了年纪的小老头儿。这个人多年来一直在军校工作,几年前学校指派给他一项任务,让其考虑调整课程。从那以后,此人就一直在这个无名的岗位上负责这所军校的课程。

还有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例子。像其他公司一样,这家公司也分为销售、财务、设计等几个独立的部门,部门之间按照程序手册上写的规章制度协作。显然,负责程序手册的人在公司运作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他们只是公司制造部生产科一个小组的成员。他们以一种十分有趣的方式声名远扬:很久以前,制造部重组,这个小组为该部门制定了一套新的程序,通过这一行为,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公司里的程序专家。因此,每当需要一项新的规章制度时,在官僚主义的作用下,事情就抛给了这个小组,小组的成员们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建立起对公司程序的垄断。如该公司的一名员工所说:“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某个部门的无名小角落里,一群无知的人正在为公司的所有部门制定基本规则,因此也控制着关乎公司运作的重要事项,这会导致十分荒唐的结果。”有一次,这家公司要制定一个方案,投标一项新业务,但据说,“这一程序涉及跨部门协调、批准、修正和记录等十分复杂的活动,相当于重建公司的体系,因此无法出具这一方案”。这个例子有趣的一点是,该公司不同部门的员工很少能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会对自身的工作表现感到沮丧,是因为“他们”在鲜为人知的角落制定着用于协调公司整体的程序,只有等到新总裁对公司进行重组后,员工才能了解并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

关于“他们”,还有一个观点是针对在官僚体制内工作的人群。一个部门,无论是某个大型公共机构还是某所大学的某个系,抑或是某个大型企业,常常为厕身其中的人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特殊的职责、精确的分类、有序的规则、日常的程序、熟悉的面孔以及无人不晓又清晰明确的界限,舒适、惬意又不受风雨侵袭。但即使是在这样受庇护的世界里,人们也有欲望、野心和骄傲,他们有时会争权夺利,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在这样的斗争中迷失自我。

回到官兵总名册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围绕官兵总名册的斗争是这样开场的:美国总统在联邦政府设立了一个经济与效率委员会,该委员会审查了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提出要改进政府处理事务的方式。战争部过分注重文书工作,因此建议合并官兵总名册和其他记录信息,而负责编制该名册的陆军副官极力反对。陆军参谋长给副官发送了一份关于官兵总名册的建议报告,副官并没有理睬,这一招在大型机构中通常是十分有效的。没过多久,参谋长又发送了一份报告,这回副官予以反击,他用详细的论点和数据进行争辩,接着又十分粗鲁无礼地说了一些参谋长的坏话,说他没有脑子、根本理解不了官兵总名册的必要性。参谋长对副官的冒犯愤怒至极,他将报告拿给战争部长,准备将副官告上军事法庭。然而在开庭前,该副官就辞职了,官兵总名册也因此被废除了。

这件事中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这场斗争表面上关乎官兵总名册的存废,实则是关乎谁在控制战争部的实权——到底是掌管文书的副官,还是负责战争规划和维持军队高效性的参谋长?这是历任陆军副官和参谋长之间持续多年的斗争:他们争论谁的办公室应该紧挨着部长办公室,谁应该管理征兵站,谁应该给军官指派任务。举个例子,有一次参谋长命令一名军官从华盛顿到俄勒冈执行特别任务,副官却拒绝批准差旅费。十多年中,官兵总名册也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插曲,它导致一名副官辞职、一名参谋长被送进了医院,这场内斗也使战争部的许多部门陷入了瘫痪。

有趣的是,没人承认这场斗争的实质,他们为差旅费、任务分配和官兵总名册而争斗,却从不承认他们其实是在为权力而争斗。大家或许注意到了,这场斗争甚至都不是由具体情况的利弊而决断(即由官兵总名册的用处决断),而是由战争部长因为副官粗鲁的言语而决断,所有这些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世界一样引人发笑。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意愿的冲突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进行时,美国陆军的真实世界却在遭殃。人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陆军的特定需求,比如,军官没有从华盛顿赶到俄勒冈是否会造成损失,以及陆军是否真的需要一本官兵总名册。

在我们进行总结前,还要就官兵总名册说明一点。我们注意到,这一事件中提出问题的是外部机构,即总统设立的委员会;解决问题的也是外部机构,即战争部长。回想前文介绍的某公司程序手册的例子,也是靠新任总裁和部门重组解决了问题。在我看来,这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部门很难进行自我改革,它习惯于固定的结构,人们竞争的热情和能量在其中彼此对抗,每个局内人都过分沉迷于这个特殊的世界,因此它高度依赖外部刺激来迫使自己做出改变。

那么从这些杂乱无章的故事和思考中,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呢?我希望大家至少能得到三个大概印象。

我希望大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官僚制是将人的一部分意志表达出来的有益尝试。它表现为人类努力让自己成为理性的存在,用观察到的数据得到合理的结论、计划、方案以及假设来做出决定,并采取明智的行动,进而塑造自身;它表现为人类这种政治动物或社会动物想要在一个团体中工作并与他人合作的欲望,以及想要建立普遍规则来保护团体免受随机的个人能量侵害的欲望;它表现为人类将秩序、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引入其处理事务方式的强烈需要;它还表现为人的这部分意志想要减少人类生命中的危险并安稳生存的希望。

我希望大家得到的第二个印象是:由于控制不力,官僚制往往会排斥人的另一部分意志。尽管人类是理性的,但他同时也是生物学概念上的有感情的人。人不光靠智慧行事,还靠本能、直觉和感受行事。尽管人是政治动物,是社会动物,但同时他也是独立的个体,非常与众不同。他有独特的个人需求、恐惧和欲望,甚至还有一种孤独感。尽管人类迫切地想要秩序和安全感,但也坚持特立独行,执着于无序甚至是充满挑战的行为,而这种行为能使人类创造出许多真正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作品。但身处官僚体制会让人类与自身的这部分意志产生精神对立,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在谈到官僚行为时才会经常采用讽刺、尖酸刻薄或不安的语气。

我希望大家得到的第三个印象是:当人们把一个行动方案或一个项目放在一个机构或者我们所说的一个部门内时,在机构严格的规章制度下,它常常会失去新鲜感和吸引力,而为项目工作的人们会陷入权力和地位的复杂斗争中,忘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他们会发现自己处在19世纪海军部长的位置上,据说这位部长曾经抱怨,就在自己将部门所有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时,战争来临,一切毁于一旦。任何机构和部门本应负责处理外部情况,它们却迷失在内耗中,失去了对外部状况的察觉和反应能力。这也是人们在谈到官僚制时语气充满嘲弄和惴惴不安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觉得权力都掌控在那些毫不关心自己的人手中,那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以上就是我希望留给大家的大概印象。最后我想谈谈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以及为什么要就这个话题开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表明,如今,官僚精神按捺不住地想要渗透到人类所有事务中去,我们却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于是焦虑情绪日益高涨。这个复杂又让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还有一种不安情绪,那就是我们对秩序和安全的需要可能会把自身拖入官僚主义的旋涡。

这么说当然是有证据的。在美国人口翻倍的同时,联邦政府在册公务员的数量也增长了70倍。在我们大多数人工作和生活的企业中,官僚结构已经非常完善。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形式和规章制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1]所说的那种“每个人独立的圈子”正渐渐消失。

在我看来,穆勒的话在今天依然言之有理。论证官僚精神的证据表明,当今时代充满变数,官僚制是保持我们这个复杂多样、精细脆弱的社会不分崩离析的必要形式。但我也认识到,这些证据还是一种预兆,如某些人相信的那样,我们可能会在真正到达1984年之前,就发现自己已经处在1984年的世界中了。

对此,我持乐观态度,原因有若干,这里简要说明其中两点,希望之后能就这两点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我们所说的官僚制对固定统一的解决方案青睐有加,因而能在静态环境中蓬勃发展。在19世纪,官僚制与沙俄牢牢捆绑在一起,因为这个国家当时处于深受压迫的农业社会阶段,处处都有严格的阶级壁垒。除非进行彻底的革命,否则这样的社会根基很难被撼动,当然沙俄后来也的确爆发了革命。如今,我们拥有了一种不断变化的工具——科学和技术,我们在科学上的发现很快就能转化为技术上的应用,从而在环境中产生稳定的干扰。新的生产方式、运输方式和分配方式不断涌现,挑战着我们信奉的习俗和规章制度。对规则固定的官僚精神来说,它更难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立足点。像我之前提到的经济与效率委员会,或摆脱程序手册的企业总裁一样,科学和技术就是一种外部影响力,不断干预并打破官僚制的平衡。

当然我们还有自己。虽然我们这个群体十分庞大,虽然我们各有所长,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淹没在各大阶级、企业和由牧场式住宅组成的社区中,但我仍然认为可以相信完整而独立的自己。如果我们合理保留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传统;如果我们在传统的通识教育(这种教育旨在培养个人的创造性智慧)而不是职业培训或技术培训中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保持活力,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不计其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大胆设想每个人都值得长生不老,就有办法摆脱组织和官僚主义者的命运。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意愿取决于自身的恐惧程度,更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恐惧支配自己。幸运的是,这一点由我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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