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200年》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豆瓣评分：8.1

简单的介绍

本书突出了现代欧洲的重要事件、重要思想和影响人物，对现代欧洲从启蒙运动到欧盟成立的脉络进行了分类，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欧洲对世界的影响。经济、军事、科学重大影响，详细介绍了从君主专制和君主神圣权利时代到欧盟的发展，突出了当代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最终确定了它的发展变化。

关于作者

David S. Mason 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巴特勒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她拥有康奈尔大学政治和俄语学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及俄罗斯和东欧研究证书。 Mason 教授着有6 本关于欧洲政治和历史的书籍，最近的一本是《美国世纪的终结》。除了国际、欧洲和俄罗斯政治课程外，他还教授和协调巴特勒全球研究课程的核心课程，其中包括现代欧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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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在欧洲，1848年有时也被称为人民之春（the People’s Spring），因为在短短数月，人民起义与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爆发。这些人民起义首先在法国爆发，但影响了除英国与俄国以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德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推翻君主、提出宪法或者宣布国家独立。这场范围如此之广的人民起义，在欧洲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1848年所发生的所有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大部分革命成果在数年内被废除。但是1848年革命进一步宣扬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播下的民主与民族主义种子。

与其他所有革命一样，1848年人民起义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启蒙运动提出了个人主义、人权以及人民主权的思想，为1848年革命奠定了基础。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也强调个人与个人主义，并增添了英雄主义与英雄拼搏的观念。工业革命孕育并调动了许多社会经济力量，包括新兴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自信心不断增强，这两大阶级都对旧制度的社会经济结构非常不满意。这些改变相互交织与共同作用，而社会与政治精英却坚持传统。正如我们所见，拿破仑败北后，在1815年以后的时期中，欧洲君主试图将革命的精灵重新封在瓶子之中。然而，变革的力量难以被扼制。19世纪2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在比利时（反对荷兰殖民统治）和希腊（反对土耳其殖民统治）如火如荼地进行。1830年，巴黎人民再次在街头爆发起义革命。1845年以后的数年，爱尔兰爆发马铃薯大饥荒（Great Potato Famine），使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然而，1848年法国另外一场革命犹如一把火，让局势一触即发。

1815年后的欧洲：叛乱与起义

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欧洲各国君主于1815年齐聚维也纳，依照1789年的旧版图，重新对欧洲的势力范围进行划分与组合，即便做了一些改变，但整体还是依旧。一个由39个独立邦组成的新德意志邦联建立，取代了先前的邦联以及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¹。奥地利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定俄国拥有对芬兰、立陶宛与波兰东部的控制权，由此，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得以成立——“俄属波兰”（“Congress Poland”），俄国沙皇担任该王国的国王。而拿破仑所创建的所有独立共和国政体，无一存活，均被废除。正如俄国沙皇亚历山大（Alexander）在那时所说：“共和政体已经过时。”²

从该时期的欧洲地图来看，欧洲大陆充斥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帝国、公国以及迷你国。那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与英国或多或少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欧洲其他国家，每一个国家拥有它们如今的民族国家版图。如今的“德国”，在那时还没有成立，而欧洲中部被分为数个小中型国家，包括巴伐利亚和普鲁士，这些国家大部分人都是德国人。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多语种国家，该国中既有德国人，也有匈牙利人，还有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则分散在不同的王国、公国与教宗国。奥斯曼帝国控制着欧洲东南部，此外，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其国民主要有芬兰人、波兰人以及乌克兰人，还有来自其他数百个小民族的人。

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被君主所控制，政体形式各有不同，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俄国的专制君主制。拿破仑败北后，战胜国（英国、俄国、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成立了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以协调各方保守势力，镇压任何新抬头的波拿巴主义或新爆发的革命。1818年法国加入四国同盟后，四国同盟成为一种欧洲协调制度（concert system）。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首席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亲王是欧洲的保守主义巨擘，也是欧洲协调机制（Concert of Europe）背后的推手。19世纪20年代，梅特涅多次组织欧洲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讨论干预欧洲大陆上的政治动乱，这一同盟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也对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局势进行干预，并镇压民族主义者以及自由起义。

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反抗这些保守主义势力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凝聚力所在，这两大主义皆源于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当时存在两大独立且相互关联的自由主义思潮：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源于洛克、卢梭以及其他思想家的启蒙思想，他们倡导由人民统一意志力组建的政府以及主张人民主权、立宪主义（比如，政府的权力受宪法约束）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包容与容忍等主要原则。尽管他们大部分人接受有限的君主权力，但他们提倡弘扬个人权利、尊重私有财产、主张法制与强大的议会。19世纪自由主义的标杆就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在其论文《论自由》（1859）中提出，如果一个人妨碍他人的自由，那么他自己的自由也会受限，具体表述如下：“对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违背他的意愿而正当行使权利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经济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中的私有财产思想有关，但直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两者皆强调自由经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自由贸易。如政治自由主义者一般，经济自由主义者希望限制政府的权力，尤其是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他们主张废除旧时代的重商体制，因为在该体制下，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同时，他们也希望废除保护主义关税（tarrifs），以及减少政府的控制与调控，因为这样会限制或阻碍商业与工业活动。

尽管各自侧重点不同，但政治自由主义者与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识。例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需要在确保雇主与雇员以及工会之间权力平衡的前提下，捍卫自由主义经济。19世纪，两种形式的自由主义随着中产阶级的快速涌现而变得更加强大。中产阶级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主张拥有更多的权力与影响力。

19世纪的欧洲，与自由主义息息相关的另外一种社会动力便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家内的公民拥护该民族（人民）以及国家（政治社区）。民族国家这一理念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相对而言是一种新事物。16世纪前，大多数政治社区都以家族王朝（世袭制君主制）为基础而建立，少有国民拥护，也没有所谓的民族文化。16世纪，有权力的君主开始在国内进行统治，并排斥外部的帝王或教皇统治。这些举动与16世纪质疑并挑战罗马天主教会至高无上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同期发生。例如，1534年的英国，亨利八世想要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从而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他因此而签署了《君主最高权力法令》（Act of Supremacy），反对教皇权威，并建立了英国国家教会（Church of England），由亨利八世本人任教宗。这是英国逐渐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开端，随后西班牙、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也相继成立民族国家。

君主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组建集权统一的民族国家，有时也被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人民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则指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组建民族国家，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并利用人民革命思想作为变革力量的来源。这种民族主义形式认为拥有共同语言、文化以及身份的人民应该为他们的政治命运负责。这种民族主义形式将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视为国家文化的缔造者。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这种民粹民主主义非常盛行，且随处可见，当时，人们一头真发见人，拒绝戴假发，同时穿着普通的工装裤，而不是过往的丝质套裤。事实上，普通工人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也被称为“无套裤汉”。

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人们要求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自治政治社区；诚然，民族主义首先威胁着多民族的专制国家，这种国家组织形式在19世纪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地区。拿破仑传播了这些思想，甚至在波兰、荷兰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而大多数这种形式的国家在随后的维也纳会议上均被予以废除。即便如此，民族主义思潮得到了广泛传播，也为后期建立民族国家提供了先例典范。1815年起义爆发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与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进一步传播了民族主义原则。19世纪30年代，马志尼建立了一个名为“青年意大利党”（Young Italy）的秘密组织，致力于推翻意大利的外国统治者，并创建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他宣称：“没有教皇，也没有国王，只有上帝与人民。”随后，他为他的秘密组织创立了一个名为“青年欧洲”（Young Europe）的国际分支，在欧洲大陆上培养了一批共谋者，为制定民主宪法制造社会舆论。

1848年前夕：1830年法国革命

在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起义与革命中，这些自由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开始融合，范围波及比利时（当时比利时在荷兰的统治下民不聊生）、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等国家。然而，1830年最著名且最成功的革命运动是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运动。希腊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却是穆斯林一家独大，在长期跟穆斯林的抗争中，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同情。在欧洲人看来，西方文明也发源于希腊。因此，与其他民族不同，希腊的民族起义得到了欧洲一些君主的支持，并在1829年取得了民族独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在希腊民族独立运动中牺牲。）

然而，法国再次经历了这一时期中最重要的起义与革命，即1830年七月革命（the July Revolution of 1830）。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后，查理十世（Charles X）于1824年继位，之后，他迅速建立了一个更加专制的政体，威胁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1830年立法选举所建立的立法体制，反对并遏制国王的反动行为。7月，查理十世宣布立法选举无效，宣布群众集会是非法行为，并加强审查制度。随后，群众立马揭竿而起：街道上的路障被移除，工人、学生与学者拥向街头，反抗军队与警察。然而，大多数军队拒绝朝示威者开枪，查理十世不想重蹈其兄长（路易十六于1793年被斩首）的覆辙，于是主动退位，并逃往英国。

在物色继位者的过程中，革命分子并未考虑波旁王朝国王的后代，而是将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推向了王位。作为一名年轻的公爵，奥尔良公爵曾在1792年共和国军队中服役，人们自然也认为他对革命理想感同身受。他取名为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但并未自称为法国的国王，而是法兰西的国王；他也升起了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而不是波旁王朝的百合旗帜。法国仍是君主制国家，但终结了波旁君主王朝，此时的国王并非世袭，而是由于在起义中立功而被推举上位。

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播到整个欧洲后，意大利、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与波兰也相继爆发了类似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在布鲁塞尔，法国七月革命后一个月内便爆发了起义，人民要求比利时脱离荷兰的统治，最终在次年获得了独立。然而，波兰国内爆发的抗击俄国的民族起义却被残酷镇压。最终，波兰解体，并入俄国，再一次消失在欧洲版图上。尽管如此，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号角声传遍整个欧洲大陆。1831年，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写道，他已经听到了“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³。

1848年革命

在法国，延续数代的两次革命不断树立并巩固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在法国乃至欧洲，该原则的大框架已经形成。因此，当19世纪40年代法国再次遭受困顿，并再次出现镇压活动时，人们再次选择革命。1846—1847年的经济危机与粮食短缺加剧了人民的不满与社会动乱。不仅仅是法国，经济危机影响着欧洲每一个国家，马铃薯作物大规模歉收是此次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原因。马铃薯歉收重创了爱尔兰，引发了大范围的饥荒，该国100万人丧生，另有数百万人背井离乡，逃荒至欧洲其他国家。

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经济衰退还伴随着新一轮的政治镇压。国民议会（Chamber of Deputies）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君主路易·菲利普的权力，但是国民议会中每30人中只有一人拥有合法投票权，国民议会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效力。国王坚决反对主张更广范围投票权与其他改革的人民运动。1848年2月的巴黎和平抗议游行中，警察出动，再次封锁街道，也再次爆发了革命。如18年前的查理十世一样，路易·菲利普主动让位，并逃往英国。在巴黎爆发的革命再次在三天之内，推翻了当时的君主。

但是，这一次不止于废黜君主。直到19世纪40年代，法国，尤其是巴黎深处于工业革命的痛苦之中，随后也出现了城镇工人阶级，他们直言不讳，不断提出自己的主张。许多工人坚持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各座城市不断流行。1848年1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

附文4.1

亚当·密茨凯维奇：浪漫主义诗人与革命家

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抒情民谣与传奇故事》（Balady I romance，1822）让他第一次进入世人眼中，并开创了波兰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他的史诗级诗歌巨作《塔杜斯先生》（Pan Tadeusz）传递一种怀旧情感，描述了乡绅社会末期以及瓦解乡绅制度的力量。在其戏剧《先人祭》（Dziady）中，密茨凯维奇通过体现基督教主题的苦难与救赎，将波兰视为欧洲国家中的救世主。在这部戏剧以及其他作品中，他歌颂反抗。这些浪漫主义的观点以及他笔下作为“基督教国度”的波兰鼓舞着后世的波兰民族主义者。

密茨凯维奇是一位政治积极分子，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一名年轻作家，他仰慕伏尔泰与其他启蒙哲学家。他见证了（并且钦佩）拿破仑军队在1812年东征俄国时来到他的家乡。他加入爱国文学社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波兰。最终，他搬至巴黎。1830年，他试图回到波兰，支持抗击俄国的民族起义，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1848年革命期间，他前往意大利组织那里的波兰军队，支持意大利人脱离奥地利的统治。他为军队提出了一系列原则，与启蒙运动思想相呼应：

“一个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是国民，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于犹太人，我们的兄弟，尊重他们，并帮助他们获得永恒的福祉与平等的权利……于每一个家庭，给予其一块由社区管理的土地。于每一个社区，给予其一块由国家管理的公共土地。”⁴

1848年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密茨凯维奇回到巴黎。1855年，他加入了另外一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也壮烈。他去了君士坦丁堡，与当地的一支波兰军队一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俄国。他在君士坦丁堡感染霍乱，并在那里逝世。他的遗体被运回法国，随后，在1890年，他的遗体运回波兰，并与波兰国王一同葬入位于克拉科夫的瓦维尔主教座堂。

在巴黎，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了数个民族工厂，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这些工厂如今也成为工人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地方。4月，选举产生了一个基于男性投票权的国民会议，但新一届的国民会议整体而言还是非常保守的。6月，国民会议决定关闭工厂，于是工人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冲进国民议会，要求解散国民会议，建立他们自己的临时政府，呼吁社会革命，并作为单纯政治革命的重要补充。然而，军队与警察却站在了当时政府那一边，恢复了制宪议会，并立即宣布军事管制。随后，巴黎深陷一场暴烈的阶级战争，整个巴黎市中，武装工人越过街道上的封锁路障，与士兵们血拼。在充满血光的六月革命中（6月24日至26日），数千人丧生，11000名起义者被监禁或流放。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被镇压，6月的革命事件却震慑了欧洲各国政府。

如同1789年与1830年革命一般，法国1848年革命的成果是短暂的，并且很快就被废除了。六月革命后，制宪议会开始为新的共和国制定宪法，并呼吁人民选举产生一位总统。其中一位候选者便是拿破仑大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他宣称自己是广大人民的朋友，同时也承诺恢复社会秩序，这在夏天的悲惨起义后对人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1848年12月，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如他叔叔一般，他上位后立刻镇压将他推向统治者地位的民主制度。1851年，他通过一场政变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并解散了制宪议会；次年，他宣布自己是帝王，并取名为拿破仑三世。法国政治的钟摆再一次指向了镇压与反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