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时代》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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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寿时代”是一个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命题。探究人口特征和演变逻辑可以发现，人口老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百岁人生来临，“带病长期生存”成为重要画像，划分人生阶段的尺度也会发生改变。

   长寿时代不仅仅是人口现象，更是复杂的社会现象。随着人口增长趋势与结构的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也会调整、转型、重建，长寿时代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新常态。面对整个社会即将发生的深刻变革，认识的改变至关重要。各方需要预见长寿时代下人类社会的变化，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作者引用“长寿时代”这一概念，建立起认知这一社会状态的理论框架，分别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变局，洞察未来社会。此外，作者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以及带领泰康保险发展的探索实践，提出了应对长寿时代的具体策略与方法。这是一次对传统人口老龄化理论的系统性更新，为决策者、企业家、家庭与个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和应对未来变局的全新视角。

作者简介

   陈东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和泰康人寿创始人，现任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83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创办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选活动开中国企业评价先河。1993年率先创立与国际接轨的股份制拍卖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于2016年改组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起持续跻身《财富》世界500强。

   陈东升是“92派”企业家代表人物，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和“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20年被表彰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担任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楚商联合会会长、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兼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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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百岁人生变得越发普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数百万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全球都笼罩在病毒的阴影之下。我们生活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对传染性高、致死率高的疾病已经觉得陌生，而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却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传染病的恐怖威力，以及生命的脆弱。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除了急性传染病，饥饿、战争、自然灾害等都曾经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绝大多数人活不过青少年，寿命远没有现在这么长。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持续进步，那些曾经威胁生命的“洪水猛兽”逐渐被人类控制，如今百岁人生已不再那么罕见。 工业革命初期，人们的预期寿命不到30岁。到21世纪的今天，全球人口预期寿命已超过70岁。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实际上，全球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是不平衡的，中高收入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2017年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80.7岁。到2020年，这些国家中刚达到65岁的人的预期余寿将接近20年，也就是说他们的预期寿命将接近85岁。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和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在《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一书中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00后，有50%以上的概率能够实现百岁人生。按照目前寿命增长的趋势，这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 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在工业革命爆发前，正如当时英国人口学者马尔萨斯所观察到的，尽管农业文明推动了人口的缓慢增长，但是人类依旧没能摆脱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束缚，预期寿命历经万年却没有发生显著改善。 人类在狩猎-采集时代，茹毛饮血，居无定所。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的死亡率奇高，预期寿命极低，平均只有20岁左右，人口规模的扩张受到了外部生存环境的严重制约。到公元前10000年，全球人口也没有突破400万人。 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迈入农业社会，逐步掌握了通过集约化生产方式利用自然资源的技能。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食物的生产效率提升，供给稳定性逐渐增强。同时，人们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社会环境都得到了相应改善。人类的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寿命略有增加，人口规模缓步扩张。到175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前夕，全球人口总数达到7.5亿人，但是平均预期寿命仍然在30岁上下徘徊。 比起狩猎-采集时代，农业生产带来了食物供给的增加，但是饥荒依旧频繁发生，传染性疾病在人口聚居的城镇更易横行。例如14世纪暴发的黑死病，在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欧洲，直到17世纪中期方才消散。这场瘟疫不仅导致欧洲人口几乎损失过半，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人，而且给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后期，即工业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口快速增长，开始接近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1798年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学原理》中提出，人口数量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却按算术级数增长。一旦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食物的供给能力，多余的人口将被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式消灭，最终导致人口规模发展停滞不前。从现在的视角来看，马尔萨斯观察到了人类在农业社会下发展的困境，但他未能洞察到工业文明即将带来的生产力变革。 18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工业革命使人口增长突破农业社会资源所能承载的上限，开启了全球人口史无前例的爆炸式增长（见图1-7）。随着生产力的改变，人类文明史也迎来崭新的一页。工业社会死亡水平的下降首先来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的改善。工业文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食物的供给量和稳定性大幅改善，热量和营养摄取增加提高了人类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 图1-7 工业文明带来人口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数据库，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数据库，世界银行，约翰·魏克斯《人口学概论》（第11版），作者整理。 西方学者根据早期的人口统计信息研究发现，1750-1900年，英国人的预期寿命从37岁增至48岁，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则从26岁增至46岁。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纪英国死亡率下降是源自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的改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也曾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他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均食物增加是此时期人类寿命显著延长的最重要因素。 科学的曙光驱赶死亡的阴霾 19世纪欧美城市化加速了人口聚集，然而在城市繁荣的同时，一系列城市问题也随之涌现。由于传染性疾病的暴发在城市更加频繁和密集，大城市的死亡率一度高于农村地区，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城市惩罚”（urban penalty）。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公共卫生观念的普及，人们才开始逐步掌握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手段。 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是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之一。在19世纪，传染性和致死性极强的霍乱曾多次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对其发生原因，各界一度众说纷纭。直到1854年约翰·斯诺根据伦敦当地霍乱疫情绘制出地图，追查到疾病传播的源头位于一处受到脏水污染的公共水源，由此才科学地证明霍乱是通过饮用水传播的。当斯诺医生说服当地政府关闭水源后，霍乱疫情也随之消去。公共卫生并不仅仅是通过医学治疗手段来实现死亡水平的降低，在霍乱这个经典案例中，斯诺医生实际上是用统计学的方法确定病因，进而实施干预，阻断了疫情传播。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卡特勒（David Cutler）的研究显示，1900-1940年，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美国的整体死亡率下降了40%，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63岁。看似简单的净水过滤和氯化系统的广泛应用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过去城市人口的死亡率更高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了。 农业社会中人们曾经相信疾病与道德或宗教有关，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用更加科学、理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应对疾病与死亡。进入20世纪，在公共卫生观念得到普及的同时，现代医药领域也飞速发展，一方面诊断与手术技术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药物研发与应用快速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类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到了1928年，英国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具有抗菌作用。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伤员急需抗感染治疗，青霉素得以工业化量产。这挽救了大批的生命，也拉开了人类抵御感染性疾病的大幕。 细菌和病毒是微生物界的两大主要阵营，进入20世纪，人们逐步掌握了细菌性疾病的防治方法，病毒性传染病随后成为威胁人类社会的首要疾病。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很多病毒性疾病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造成5亿~10亿人感染，5000万~1亿人死亡。今天看似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每年仍会导致300万~500万重症病例，29万~65万人死亡。人们所熟知的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发现，到2019年全球有约170万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69万人因艾滋病相关疾病离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截至2021年5月底已导致1.7亿人感染，数百万人死亡。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从早期对传染病的束手无策，到今天应对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天花困扰了人类至少3000年，从1796年“免疫之父”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把一位患牛天花女工的痘浆接种到一个男孩身上获得成功，到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人类用了184年的时间。而面对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的疫苗研发速度前所未有，科学家仅用一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多款新冠疫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验也证明，社会动员、数字化及互联网技术等非医疗手段在疾病防治中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如今，医疗和技术进步与死亡率下降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密切。心血管疾病、癌症、艾滋病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疾病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从全球卫生事业发展来看，传染性疾病的死亡威胁在不断缩小，相比之下，慢性病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针对慢性病的治疗手段在提升预期寿命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哈佛大学玛丽亚琳·卡蒂隆（Maryaline Catillon）的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死亡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提升了11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与65岁及以上人群生存率的提高有关。曾经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癌症，目前正在逐渐慢病化。对肿瘤的治疗已经从传统的放化疗发展到靶向治疗。传统化疗药物如同核弹，会将体内正常细胞与癌细胞同时清除，而靶向药物则如同精确制导导弹，可以识别癌细胞并发动精准打击，减少对身体的伤害。现在的肿瘤新药研发还在生物免疫治疗方面寻求突破，这类药物能够调动机体免疫系统，有效抑制癌细胞。相信人们将癌症从“不可治愈”的疾病清单中剔除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未来人类寿命能否无限延长？ 预期寿命与各年龄段的死亡率联系紧密。简单来说，预期寿命是假设一个现在出生的人，按照当前各年龄段人口的死亡水平计算，未来有望生存的年岁。影响预期寿命的最主要因素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死亡水平。预期寿命的增长和个人寿命的增长不同，我们身边可能也偶有百岁老人，但这并不能代表人类整体的寿命水平。 从全球来看，二战后人类的预期寿命发生了持续而显著的提升。这一方面得益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另一方面便是因为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全球疾病负担（GDB）项目组在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研究显示，1950-2017年全球男性预期寿命从48.1岁增至70.5岁，女性从52.9岁增至75.6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过去的近70年里，其预期寿命平均每10年提高了3岁以上。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人类的寿命还会以每10年2~3岁的速度增长。另一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研究预测，到2040年时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均较2016年将再提升4.4岁，届时全球将有59个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超过80岁，接近该研究所涵盖的195个国家和地区的1/3。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2019年已达到77.3岁。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预测，204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81.9岁，相当于未来20年间每10年增长约2.5岁。也许30~50年后，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有望超过90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迎来百岁人生。 然而，在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大趋势下，一些国家和地区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却出现了暂时性停滞，甚至一度下跌，其原因值得深思。我们看到，由于苏联解体导致社会动荡，1989-1994年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从64.2岁下降到57.6岁，5年间下降了6.6岁，相当于倒退40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由于艾滋病泛滥，其人口预期寿命一直徘徊在50岁左右，甚至有个别国家曾一度低至40岁以下。近年来，美国和英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出现了波动甚至轻微下降，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青年人滥用药物、酗酒以及自杀等社会问题。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造成了人类预期寿命的波动，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中共有22个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了下降。美国疾控中心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2019年下降了1.5岁。尽管如此，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预期寿命的波动仅仅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小曲折，人类寿命持续增长依旧是长期趋势。 至于人类寿命是否存在上限，目前尚无定论。现在科学家们对于衰老原因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分子生物学层面，如染色体的顶端端粒的磨损、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导致基因损伤、环境因素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有害蛋白质堆积等等。当前，对于衰老之谜，科学界远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研究发现突破人们的认知，同时也会有更多技术不断刷新寿命的极限。从历史经验看，人类战胜死亡威胁的能力仍在不断提升，知识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会推动人类的寿命持续延长。 寿命增长是全球性发展目标 人们已经基本摆脱了饥饿和急性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死亡束缚，在发达国家和部分中高收入国家，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首要死因，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仍是致死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家间、地区间死亡水平和预期寿命的差异仍然非常值得关注。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统计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 Preston）在研究世界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后，提出了著名的普雷斯顿曲线（Preston curve）（见图1-8）。它揭示了在同一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人口预期寿命水平，而贫穷国家往往伴随着较低的人口预期寿命水平。在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一般而言传染病是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在人均收入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图1-8 1950年、2015年普雷斯顿曲线比较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数据库，作者整理。 注：国际元一般是指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 收入虽然和预期寿命存在相关性，但却不是预期寿命的唯一决定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人均GDP水平远低于当时的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还很快推动了一场全民爱国卫生运动，一系列初级预防保健措施得以实施，中国在人均GDP较低的情况下，取得了远长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也成为普雷斯顿曲线上的一个特例。 从曲线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人均GDP水平较低时，其增长和预期寿命的提升高度相关。人均GDP的小幅提升，就能换来寿命的明显延长。这是由于，饥饿和传染性疾病是造成低收入国家死亡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当人均GDP越过一定门槛之后，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的死亡主要来自老年人，慢性疾病转为死亡的主因，因此经济水平的改变对寿命的影响也就变得微弱了。 二战后，发达国家不断增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落后地区的援助。除经济援助外，大量的公共卫生组织和项目也纷纷涌入这些地区，帮助当地居民消除各类死亡风险。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商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就包括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抗击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等。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1960-2000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免疫接种、疾病专项防治等成为带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成熟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陆续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传播，不断缩小着世界各地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异。全球健康目前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中国在综合国力提升，快速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后，也必将更加重视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投入。 始料未及的低生育率陷阱 死亡率一路下降，人类的寿命不断突破上限，这是否意味着人口数量可能会出现爆炸式增长，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工业革命前夕，马尔萨斯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超过食物的承载力。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重大危机。显然，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然而当前全球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人太多了，而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数量衰减。 生育率走低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球性趋势。不仅是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也在下降。人口学中常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生育水平，它是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联合国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例如新加坡甚至已经低到了1.1，相当于每一代人，人口减少一半。联合国按中等生育水平预测，到205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将降至2.2，而按照当前发展趋势，未来的生育水平很可能会更低。是什么因素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是否都在经历这样的生育率下滑？这种趋势能逆转吗？ 养孩子从“资产”转为“负债”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为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一般而言，生物因素是人体本身的影响因素，包括遗传、激素分泌水平等；而社会因素是人体外部的因素，包括经济水平、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社会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关键。 在农业社会，生产单位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孩子是劳动力和生活保障的来源。孩子越多，这个家族、家庭就会越兴旺。在过去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成为维持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农业社会，生育孩子对家庭来讲是投资，5~6岁的孩子就能帮助家庭承担简单的劳动生产，10岁以后就能参加农业生产活动。人丁兴旺意味着家里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人们有动力多生，尤其希望多生男孩。 进入工业社会，生活环境、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条件得到改善，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这使人们摆脱了被迫生育以延续子嗣的状态。当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人们生养更多子女的意愿也相应下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在养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平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工业社会劳动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孩子从出生到参加工作需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教育时间越长，教育成本越高，参加工作的年龄越大，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则越大。一方面提升子女培育质量的成本不断增高，另一方面父母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那些在子女身上消耗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获取更多收入或者享受稀缺的闲暇，这一切都促使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资产”转化为“负债”。一些家庭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投入实际上很难收回，这使得家庭生育子女的意愿降低。 在现代家庭生育决策中，女性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女性生育子女的隐形成本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也相应地推迟了她们的结婚和生育年龄。女性生育子女延续后代、操持家务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此外，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和避孕器具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措施变得简单易得。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得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性与生育的脱钩也促进了观念的变迁。所以，低生育率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生育率下降的全球趋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生育率都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只是各国下降的时间长短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改善，也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生育率进入快速下降的通道。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前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趋势，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和地区，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逐年下降。 我们在此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历程（见图1-9）。在19世纪初期，英国家庭的生育水平尚处于高位，平均会生五六个孩子。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早期的低工资和有限的生活条件迫使他们普遍推迟了婚育年龄。到19世纪后期，英国民众的生活条件改善，儿童死亡率下降，上流社会家庭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并主动减少生育，而这一观念也很快影响到了社会中下层，人们认识到了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二战结束后，英国也有短暂的生育回潮，之后其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7~1.8的水平。2010年以来，英国的生育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到2019年已下滑至1.7以下。 图1-9 各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本厚生劳动省，英国国家统计局，作者整理。 美国与英国类似，在19世纪结束内战之后，工业文明渗透到美国南部，生育率也随之一路下降，并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接近更替水平。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一波18年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于1957年飙升到3.6的高点。美国的这一波高生育率基本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下降。到2020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3。美国整体的生育水平虽然略高于多数欧洲国家，但是美国国内社会不同人群的生育水平实际上差异很大，其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主要源于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以及婚外生育的增多。 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日本在经历二战后短暂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便开始快速下降。其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的4.5很快降至1957年的2.0，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至1.5以下的较低水平。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我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结合体）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34，经历了近30年徘徊，依旧没能跳出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在近半个世纪内也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1950-1970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高位，家里有五六个孩子是比较常见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尽管这只是提倡而非强制减少生育，但家庭减少生育的观念已经形成，因此生育率从那时起开始快速下降。在80年代实施相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3以下，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进入21世纪，学界和社会上对中国生育政策和生育率数据的争论不绝于耳，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中国从2011年起先后推行了“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并于2015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孩”生育率有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然而，本次普查结果也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仅为1.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5年，虽然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却依然没能扭转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为此，国家已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然而，生育政策已经不是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主导因素，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生育率走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