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中的人》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娜塔莎·沃丁

豆瓣评分无

 

作者渴望过正常的生活，极力想摆脱自己的流离失所者出身、融入德国社会、逃离俄国血统，父亲却将她监禁起来，禁止她穿红鞋子，打她，想尽办法让她远离德国人的世界。无时无刻不让她恐惧的父亲，出生于沙俄时代，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的一生对于女儿来说一直是个谜：父亲为何坚决不学德语，他自己只会说两个单词，“要”和“不要”？为什么对自己在俄国的前四十年生涯缄口不提？穿过所有沉默，在暗影中的某处，是一段颠沛流离、骇人听闻的历史。在试图寻找理解的钥匙过程中，娜塔莎借无家可归又无处可去的经历，书写了父亲的沉默，也书写了畸形父女关系的矛盾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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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那年，我站在太平间窗前，隔着玻璃看着死去的母亲——现在，我的父亲也躺在了同一个地方。他们的死亡之间似乎相隔了无尽的时光。她比他年轻二十岁，尽管如此，她死后他还是又活了三十多年。现在，一个九旬老者要追随英年早逝的她而去了，共同长眠于地下。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另外两副紧闭的棺木之间，好让生者免于看见死亡的不堪。

在三位逝者脚下的众多花圈中，只有一个是给我父亲的。我没和妹妹商量，就让人在花圈的紫色飘带上用金色字母印上了“女儿们敬挽”。在这间屋子里，德语句子显得空洞而无意义——这些话是为一个只懂俄语的人而写，而且妹妹也被迫与我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这一定非她本意。我们早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父亲的去世迫使我们再次相见，但却无法让我们重新成为“我们”，无法让我们重新找回姐妹的亲近感。对她来说，我是敌人，是一场针对她的惊天阴谋的策划者，也是把控她一生并且毁掉了她前途光明的歌剧歌唱家生涯的邪恶力量之一。我不知道，她在太平间里看到了什么，父亲的死亡对她又意味着什么。早上我从火车站接到她时，她还带着众目所盼的歌剧女主角光环，而此刻的她看起来黯然无光，憔悴衰老。

海克和沃尔夫冈站在我们身旁，他们并不认识我父亲。他们此行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好让我免于陷入单独跟妹妹站在父亲棺木前的尴尬。20世纪60年代末，我与海克在一家口译学院学习俄语，她热爱俄国文学，而我则是从头拣起了当时已经快忘光的母语。海克后来从未涉足口译行业，她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但这份学业至少让她有能力阅读心爱的俄语原文书籍了，此后她就一直手不释卷。她穿着紧身的老式套装，头戴一顶我从没见过的黑色大礼帽。

妹妹衣着寒酸，头上戴着俄式印花流苏围巾，头发中分，还有一双紫色的眼睛，她的样子让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我意识到妹妹今年三十六岁，恰好是母亲自杀时的年纪。一个全新的画面扰乱了我的记忆。母亲在生命尽头时就是妹妹现在这般模样吗——像一个迷茫、瘦弱又慌乱的孩子？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我不知道，这眼泪是为母亲、为妹妹，还是为了玻璃窗后的父亲而流。

对父亲来说，人到老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他在过去几年中无法再阅读了。继声音之后，他连视力也失去了，尽管接受了几次眼部手术，他还是几近失明。有一段时间，他还会哆哆嗦嗦地拿着放大镜看书，或者看美国寄来的俄罗斯移民报纸上的文章，在养老院他也继续订购这些报纸，但最终放大镜也无济于事了，他与自己唯一懂得的语言之间断了联系，也失去了自己的庇护所，那是他在德国的后半生中唯一栖心过的地方。手里没有书的他，看上去残缺而无助。

如今他只剩下自己了，只剩这副久病不愈的身体，困在其中对他来说必定是种折磨。上了岁数之后，疟疾虽然放过了他，但过去七十多年里他扛住的其他疾病似乎都找上门来。长年抽烟损毁了他的肺脏和血管系统，他的血液需要流过一个塑料做的主动脉，就是在他体内植入的一个所谓的Y型人造血管，用来维持他的生命。他的双脚愈发变成黑绿色，湿气很重，每晚痛得无法入睡。他几次因急性血管阻塞住进医院，还患有心力衰竭、慢性膀胱炎和肺气肿。

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里，我一直生活在他疾病的阴影之下，时刻准备迎接他身体发生的新的危险。我去医院探望过他无数次，每一次，他都像是到了弥留之际，然而死亡为痛苦设定的自然极限似乎在父亲身上失效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康复，随即又一次一次地陷入另一种疾病。他的病痛如此频繁往复，以至于死亡在我看来已成为幻影，我开始觉得他是不死之身。要么是一种超人的生存意志将他困在了残破不堪的躯体中，要么是那些他从未说出的真相的力量还不放他离开这个世界，也许大自然也在他身上想出了一种异常残酷且持久的削弱方式。在彻底卧床不起之前，他只能依靠助步车，拖着腿迈着碎步艰难往返于厕所与卧室。那时发生的一切正是我在少女时期所求之不得的：他应该受苦，衰老，生病，无助，依赖着我。当年的我就是为了这一刻而活，当我为了逃离他而失去庇护、流落街头时，是这个想法支撑着我活了下来。

我想起了回到难民楼后收到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成绩单的那天。“只要有一个四分^[1]，”父亲说，“我就立刻把你送回修道院。”一个四分是肯定的，可能还不止一个，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回修道院了。我宁愿去死。

被点名的同学要上讲台领取自己的成绩单。我坐在座位上，等着，我的名字向来在字母表末尾。邻桌已经领到了自己的成绩单，她把它藏在课桌底下看，就像她的分数跟数学考题答案一样是机密，每次我们随机测验时，她总是躲在墙一样高的书堆后面写写算算。刚刚走上讲台的是沃纳·林德纳，他的父亲在主街开了一家照相馆，他以后会继承父亲的店。紧随其后的是贝贝尔·梅斯纳，她的父母是肉铺老板。以前我和母亲一起去那家铺子买东西时，他们偶尔会从柜台上递给我一小段黄肠，那是我平时享受不到的美味。我的父母不吃德国香肠，他们也根本买不起。母亲总是只买骨头来炖罗宋汤，我们每天都吃这道菜，除此之外，偶尔会有炸鱼排。在节日里还能吃到土豆泥馅的俄罗斯饺子，这道菜要配着炸洋葱吃。母亲去世后，餐桌上几乎只剩罗宋汤了。

有一次，父亲让我做一道花椰菜。我先前不知道，这种表面坑坑洼洼的白色蔬菜下锅之前要先用盐水浸泡，好让菜里的虫子跑出来。直到菜做好盛到盘子里之后，我们才看见上面满是虫子。父亲似乎不为所动，吃得津津有味，我也不得不吃掉自己种下的“苦果”，最后我恶心得吐在了盘子上。

班上大多数同学将来都会在机关或者办公室工作，就是俄语里所谓的“干净的工作”，父亲也打算让我找一份这样的工作。他预料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了吗？我拿着自己的成绩单，惨不忍睹：各个科目旁边的阴影小方块里，赫然在列的不是一个四分，而是四个，簿记这一科还得了五分。只有音乐课自动得了一分，这个分数似乎只是为了使其他灾难般的成绩更加显眼。这意味着，重返修道院这件事是百分之四百要发生了，簿记的五分给这件事上了双倍保险。尽管速记和打字这两科得了二分，也无法抵消我的失败。我的成绩实在太糟糕了，以至于我甚至觉得，除了回修道院之外我还会受到其他惩罚。几年前，父亲会时不时威胁我，要让德国当局把我送进少年感化院，就是那种关着无药可救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监狱。现在他会让这个威胁变成现实吗？

我坐在座位上，耳朵里嗡嗡作响，其他什么也听不见。小时候发烧时，脑袋里才会响起那种电报杆发出的高亢振动声。一直以来，我都酝酿着一个拯救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变得清晰了。我想请贾德兰卡帮忙，她是我在难民楼中的秘密朋友。她的父亲是名严格信仰伊斯兰教的南斯拉夫人，他禁止女儿跟我交朋友，因为我穿着红色高跟鞋去过主街，这件事似乎在难民楼中人尽皆知，除了父亲。贾德兰卡跟我一样被禁止同德国男孩说话。她父亲发誓说，如果她胆敢与德国人为伍，他就杀了她。他已经为她选择了一个穆斯林男子，那个人现在还在南斯拉夫，但不久后会来德国。贾德兰卡已经十八岁，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面对即将到来的强迫婚姻，她日日生活在恐惧中，她像我一样，希望有一个德国男人能够拯救她。但是她的条件不如我有利，因为她母亲总是在家，在她父亲不在时看着她，还有她哥哥凯末尔，他也被父亲叮嘱，不能让妹妹离开视线一步。贾德兰卡自身难保——但也许可以帮我。

我知道她的母亲在服用安眠药，因为她晚上会失眠。贾德兰卡必须设法偷走一些药片交给我。不需要很多，因为我也不想死，只是假装一下。我要吃下药片，当父亲下班回家时，他会发现我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所有人都会看见我被救护车接走，我的胃会被抽空，这件事会让我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父亲将会为他威胁把我送回修道院而深感懊悔，还会迫切希望医生们把我救活。

我一定是没听见放学铃响，因为我突然注意到同学们都已经起身离开了。我迅速把成绩单塞进书包，跟着其他人走到走廊上。大家都很欢乐，因为复活节假期即将开始。我得加快速度。距离父亲下班回家只有两个半小时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必须成功实施自己的计划。我穿过楼梯上的人群，奔向校门口。

一阵出人意料的暖意扑面而来。街对面的城市公园伫立在一片浓郁的浅绿色中，在路面投下大片阴影。穿过公园的那条路能最快回到难民楼。我跑过池塘，垂柳的枝条落入水中，闪烁着神秘光彩的金鱼在阴暗浑浊的池水中摇摆。盛开的丁香花散发着清香，暖风吹过，漫天紫花飞舞。古老的城墙上长满苔藓，曾经的射击孔和瞭望塔依稀可见，我沿着城墙跑啊跑，突然间，有什么声音挡住了我的脚步。台阶上有两个女同学。原来她们约好了晚上去“椴树”跳舞。她们说的只可能是那家叫“德国椴树”的餐厅，晚上我经常在那儿看男孩和女孩们聚会，站在窗户后面听里面的音乐，都是一些我在每周三晚上的电台点歌节目中听过的最新流行歌曲。突然间，一个想法冒出来，取代了我之前的“假死”计划。那就是，我会在椴树餐厅遇见我的拯救者，那个命中注定的德国男孩，他一直朝思暮想地等待着我的出现，正如我也等待着他。在那里，唯一一次将我从父亲手中永远拯救出来的奇迹，终将发生。

我匆匆从院子里一扇扇敞开的窗户旁跑过。总是醉醺醺的玛丽亚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手里拎着啤酒瓶，涂了口红的嘴上叼着香烟。房屋管理员是难民楼中唯一的德国人，他站在门前，嘴里骂骂咧咧，因为几个男孩又在草地上踢足球了。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了。为了谨慎起见，回到家后，我把成绩单藏在了垫在衣柜底部的俄文报纸下面。我担心父亲今天可能比平时早下班，急急忙忙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那件蓝色的美式塔夫绸连衣裙，系上红色漆皮腰带，蹬上红色高跟鞋。父亲把钱都放在了厨房桌子的抽屉里，我从里面拿了一枚五马克的硬币塞进口袋。

把家门重重关在身后的瞬间，我想到了可怜的贾德兰卡，她将继续身处父亲的桎梏之中，我也想到了我的妹妹，她还没有从学校回来，而这次我也将离她而去。我们未来某一天还会再见，在另一种德国生活中相见，想到这一点，我稍稍宽慰了些。对我来说，今天就是这种新生活的开始，未来某一天，她也一定会开始她的新生活。

我在城里闲逛。这个季节，天气炎热得反常，太阳晒得我头皮发痛。因为太着急我完全忘记了应该吃点东西再出门，这会儿胃里一阵难受的抽动。人们提着袋子和网兜匆匆穿过主街，可能已经在为复活节采购了。我的父母一直按照儒略历^[2]庆祝基督教节日——特别是圣诞节期间，我总是羡慕又渴望地透过窗户看着德国人家里闪闪发光的圣诞树，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圣诞球和金属丝。现在，所有人肯定都在计划制作复活节彩蛋，穿新的春季套装，只有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我感觉，好像每个人都能看出来，我离家出走了，正在逃离自己的父亲。

到晚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集市广场的教堂尖塔上，塔钟的金色指针刚刚指向两点半。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突然闪现在我脑海。如果父亲今天真的比平时早到家了怎么办？毕竟，今天是揭开真相的日子，也就是发成绩单的日子。如果他早已看穿一切，开始找我怎么办？一瞬间，我明白了自己的逃跑毫无意义，我永远也不可能从父亲手中逃脱。无论我怎么躲，他都会找我到天涯海角。

我迅速拐进一条昏暗空旷的小巷。已经风化得不成样子的小木房一栋挨着一栋，好像它们必须相互支撑才不会倒塌。在小巷的一侧，是一条狭窄而湍急的小河，一架废弃的磨坊水轮在河水中转动。在这里，在这些老旧建筑掩映的半明半暗之间，我感到安全了一些。在这里，在城市的“内脏”区域，父亲比我更不熟悉：我无法想象他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阴暗潮湿的小巷冻得我瑟瑟发抖，走在鹅卵石路面上，我的脚步声响得出奇，打破了庄严的德国式安静。与这种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难民楼中的喧闹。天气暖和时，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会打开窗子，人们的说话声、大笑声、争吵声还有训斥孩子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聒噪，只要活着我们就会制造噪音，而德国人却总是安静的——一切都隐藏在那些雪白窗帘一丝不苟的褶皱后面，隐藏在那些似乎总是跟我理解得不一样的举止与措辞背后。我在一座通往堰闸的小木桥上驻足了片刻，低头看着桥下奔腾的白色浪花，歇了歇脚，然后继续疾步前行。

忽然间，这条路又将我引到了开阔处，来到了墓园所在的那条街上。母亲的坟墓就在那里，不等回过神来，我就明白了，那里是唯一能让我躲避父亲的藏身之地。母亲下葬后，他必须为她立墓树碑，这是没得商量的，但此后，他再也不曾踏足过这片墓园。如果这世上存在一个地方令他避之不及，那就是这里。母亲活着时无法保护我免受他的伤害，她自己也日日活在对他的恐惧之中，她的坟墓却筑起了一个禁区，在那里，我无须再惧怕父亲。

我也有很多年没有来过这片墓地了。小时候，我常常站在太平间窗前看着里面的逝者，母亲去世后，我便不再去了。那时，对我来说，那扇玻璃不只是一扇通向死亡的窗户。很久以来，母亲身边就笼罩着一股阴森的死亡气息。探访死者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神奇的习惯，我活在对命定之事的愈加确信之中，可能也是在为将来再次站在这扇窗前看着母亲的尸体做准备。同时，于我而言，在这里似乎还能窥见一些德国人的秘密：当他们去世后，我就能自在地长时间观察他们，看着他们的嘴唇、头发、交叠的双手，他们不再回避我，而是向我展示着他们毫无遮掩卸下防备的面庞，在这些面庞上，他们生命的故事尚未完全消逝。

以前，这里总能闻到霉味和甜味混合的味道，我想那应该是入殓之前用来为死者擦拭身体的软膏和香料的味道。现在这里什么气味都没有了。不仅什么都闻不到，而且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在修道院的那五年里，丧葬习俗已经改变。如今，玻璃后面的棺木都闭合了，只露出冷冰冰让人不敢靠近的外壳，就连花圈和棺椁花束中的花朵看起来也异常僵硬，仿佛直到现在，真正的死亡才来到太平间，直到现在，死亡才展露它的真实面目。

我上次来这片墓园已经是太久之前了，久到记忆中母亲坟墓的具体方位已经模糊。我沿着碎石路朝心中猜测的方向走去。一座座坟墓静默地伫立在春日的午后阳光里，这个春天似乎注定要被挥霍——除了最后一丝光亮，今天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干枯花环和打蔫的祭祀鲜花的气息，花朵耷拉着脑袋，仿佛跟逝者一样沉睡着。我在灌溉水井边停下来喝了口水。那天我和往常一样没吃早餐。每天早晨上学前，我都感觉喉咙像被卡住一样无法吞咽，所以在井边喝的那口带有铁锈味的凉水是我当天吃进肚里的第一样东西。这口井很显眼，因为井边立着一个高高的十字架，上面钉着一座真人大小的耶稣像。自从离开修道院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再次站在十字架面前，站在我天上的新郎面前，站在“满是鲜血和伤口的头颅”面前。据说他的死是为了替世人赎罪。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如此深重的罪孽。有那么一刻，我再次感受到肩头那熟悉的罪孽重担，但随后我便意识到，我已经把这一切全抛在了身后，如今我离自己尘世间的新郎近在咫尺。

令人惊讶的是，我一下就发现了母亲的坟墓。当年她下葬时，周围还没有其他坟墓，如今在一座座新坟中间，她的坟墓还是一眼就能看到：一座荒草丛生的小沙堆，多年过去依然没有下陷变为平地。其他坟墓都被精心维护着，要么竖起了矮树篱，要么围上了一圈镶边石，母亲坟墓上野蛮生长的杂草却已经快要把周围的坟墓都占领了。地衣延伸到邻近的坟墓上，野草散播着种子，第一波小伞已经从盛开的蒲公英上脱落，随风飘荡。

我的父亲，那个平日里总是无视一切德文的人，却让人在母亲的墓碑上刻了她德语化的名字：不是叶芙根尼娅（Jewgenia），而是欧金妮（Eugenie），而且去掉了她姓氏的阴性词尾。母亲来自乌克兰，碑文上却刻着：“1920年出生于俄国，1956年逝世于德国。”父亲在此处也沿用了德国人的语言习惯，对他们来说，全苏联都是“俄国”，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德国”。在她德语化的名字下面有一段引自俄文《圣经》中的话，其中的西里尔字母已经难以辨认，墓碑最上方是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三重十字架。

此时我又回想起，当年整个班的同学都参加了葬礼，包括那些放学后追着我喊“俄国女”的孩子们。在母亲的坟前，我第一次以受害者而非被告人的身份成为焦点。也是第一次，在生而为俄国女性的不幸中，我感觉自己被看见了。我沐浴在这全新而庄严的光芒之中。“我们所有人，”卡尔贾斯特先生说道——他是爱沙尼亚人，也是难民楼中唯一会在打招呼时脱帽的男人，他在墓旁发表悼词，“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位年轻女士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我们都未曾对她伸出过援手。”在我看来，他说的仿佛就是我身上发生的事，仿佛现在终于不用怀疑，我受到了怎样的误解和不公平对待。

当时，父亲还在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询问了我的意见。他想从我这儿知道，我们要不要带四岁的妹妹参加葬礼。我说，光是想象一下妹妹看到母亲尸体的画面就让人害怕，她肯定会追着母亲跳入坟墓。我对父亲说的这句话，更多是在说我自己，而不是妹妹，毕竟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参加葬礼时，他还是拜托了一位邻居照看妹妹。

葬礼来宾陆续来到我和父亲身边，让我们节哀，是的，也包括十岁的我。不一会儿，我就变得迷迷糊糊的，以至于当我的老师向我伸出手并告诉我，我可以随时去找她时，我混淆了自己的角色，没有回答“谢谢”，而是说了一句“深切哀悼”。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何等失礼之事，羞愧地大哭起来。

在母亲坟前，我还想起了一些其他事情。过去，我们有时会乘火车去纽伦堡参加俄罗斯东正教主日弥撒。弥撒在一个偏僻的小棚屋举行，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细长的白色蜡烛照明——数十支蜡烛立在铁制的圣餐杯中，烛光照耀在闪烁微光的金色圣像上。俄罗斯教堂中不设板凳，在上帝面前坐下被认为是不敬的，人们必须站立三个小时，或者空着肚子跪在粗糙的木板上，因为领受圣餐必须空腹。约安神父在整个弥撒过程中不断摇晃着金色香炉，烟雾从香炉中徐徐冒出，缭绕的烟雾总会让我感觉有些恶心和头晕。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期待着这些难得的周日时光，因为我可以跟着教堂的唱诗班唱歌。父亲是唱诗班指挥。合唱团成员最多五六人，他们在他的指挥下极具艺术性地演唱着俄罗斯东正教礼拜歌曲，与约安神父浑厚深沉的男低音互相应和。神父身穿金色祭衣站在圣幛前方，在弥撒尾声朝我俯身，在我亲吻他的手之后，将一个盛有葡萄酒和一小块三角形发酵面饼的金色小匙送入我口中。弥撒结束后，我的父母还在门外与来教堂做弥撒的人聊了一会儿，他们是我们遇到的仅有的俄国人，也是一些四散天涯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同样设法留在了德国。母亲稍微高兴了一些，我们开始步行前往火车站，路程有点远，所以父亲把妹妹扛在了肩上。回到家，我和妹妹还吃到了蛋黄点心，这种把生蛋黄和糖混合搅打至蓬松起泡的甜点，给我们的周日教堂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约安神父也曾来我们家中拜访过几次。他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每次父亲向他抱怨母亲的诸多不足时，他总是为母亲辩护，反对父亲的指责。有一次，我们一起唱《经年累月》这首歌，他完全被母亲迷住了，以至于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当着父亲的面吻了她的嘴唇。我隐约意识到他做了禁忌之事，害怕地望向父亲，但父亲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唱着歌，母亲则红了脸颊，垂下眼睛，也继续唱起了那首歌。

母亲去世后，约安神父拒绝为她主持宗教葬礼——因为自杀者没有这个权利。就这样，母亲又遭受了新的诅咒，不仅这世界背弃了她，最终连上帝也抛弃了她。但是后来，也许是在对母亲的禁忌之爱的驱使下，约安神父还是来了，他主持了追思弥撒，即使地点只能选在太平间前厅。当时，我们这些信仰不同者是不允许进入墓地小教堂的。

在闭合棺木之前，约安神父请我们与母亲道别。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毕竟她已经死了，但父亲走到母亲的灵柩边，俯下身亲吻了她的脸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做。记忆中，我不曾见过父亲和母亲之间有过任何身体触碰或者一丝温情，但我知道此刻自己必须和他一样。于是我走上前去，最后一次亲吻了母亲，她穿着一件怪异的白色蕾丝衬衫，黑色的头发散落在衣服上。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嘴唇与她光滑而了无生气的脸颊短暂触碰的感觉。她的身体比我预想中要冰冷许多，比我想象中逝者的冰冷还要冷。

我没有表，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但是天色渐渐暗了，太阳已经落到了墓地边缘那些高大尖耸的柏树背后，不过，夜晚在我看来还有好长时间。我走在一座座坟墓中间，阅读墓碑上的铭文消磨时间。即使在太平间里见过那么多死去的德国人，我还是感到诧异，原来德国人也会死，原来他们也会遭遇这场终极失败，原来他们与我的母亲也有共同之处。只不过，德国人的死亡属于正常事件，而我却总为母亲这个俄国人的死亡感到羞愧，当被问及她为何这么年轻就去世时，我总是哑口无言。

我读着墓碑上的名字、出生地、年份、职业。来自苏台德地区的海伦·海因肯定是个胖厨娘，会烤苹果馅奶酪卷和罂粟籽蛋糕。我把来自埃格洛夫斯泰因的戈特利布·穆勒想象成一个木匠，他那双宽大、皲裂的手闻起来有木屑和胶水的味道。理查德·格拉夫出生于菲希特尔山脉一带，他一定是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帽子拉得低低的，背驼得很厉害，好像被暴风雨折弯的云杉枝干。在一排整齐的小型墓碑前，一列曾经的德国士兵迎面走来：他们是下士、预备役士兵、步兵、炮兵和中士们。一名下士迎娶了年轻的德国新娘，炮兵们唱着激昂的德语卡农曲，一名预备役士兵跟随部队一起攻占了俄罗斯。都是些年轻的士兵，有些只有十四五岁，他们很久之前阵亡在了一场我从未听过的战争中。

我沿着这片战争公墓的墓碑走下去，给自己选了一位德国新郎。阿希姆·乌兰特，下士，1898—1917，我读道。我喜欢他名字中“阿”的明朗和“乌”的深沉。阿希姆·乌兰特娶了我，他深色的眼睛看向我，身穿制服向我鞠躬。可以请你跳舞吗？他问道。我身穿白色婚纱，挽过他的手臂，在铺有气派镶木地板和华丽吊灯的大厅里与他共舞。然而，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会跳舞。就连玛丽·约瑟夫修女曾罕见地心情愉悦地教给我们的华尔兹和波尔卡舞步，我也忘得一干二净，更不用说那些我本来就不会的杂技摇滚舞、扭扭舞和狐步舞等现代舞了。忽然之间，走进椴树餐厅，冒险进入虎穴，在假期伊始加入德国同龄人的舞会，对我来说似乎变成了完全错误的选择。那里的人们只会取笑我，也许他们甚至都不会让我进去，就像小时候他们不允许我进入市政游泳池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难民楼里的人很脏，我们只会把污秽和疾病带入水中。我不知道当时坐在柜台处的女人是如何辨认出我的身份的，但是难民楼的居民无法掩饰出身，他们的外表、行为举止以及某种精神气息，总是无处不在地泄露着自己的身份。我多想此刻重新跑回难民楼，吞下贾德兰卡母亲的药片，但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父亲早就到家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肥胖女人朝我迎面走来，她一头灰白卷发，手里提着喷壶，皱着眉头扫了我一眼。除了我们两个，墓地里应该没有其他人了。这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到柏树后面，它的轮廓被尚未变暗的地平线衬托得愈发漆黑，如同剪影一般。白天还那么暖和，现在，没有了阳光直射，气温迅速下降了。万物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积蓄热量，内部仍然封存着冬天的寒意。我坐在长椅上，冷得发抖，双腿疼痛，身体开始变得虚弱无力。我想起自己刚才饥不择食塞进嘴里的酸模叶，一种我在墓碑后面的草丛中发现的野菜，味道发苦，还有一股肥皂味。一个想法闪过：被我吃下的酸模叶其实是一剂致命毒药——尸毒，它渗入了墓园中的一切，不仅有土地，还有植物。如果这种毒药现在正流淌在我的身体里，我会死掉吗？脑中的嗡鸣愈来愈烈，我无法支撑身体坐直，昏昏沉沉地从椅子上滑落了下去。

在一片黑色浓雾中，阿达突然冲出来扑到我身上，它是我们曾经养过的牧羊犬，母亲走后不久它也去世了。我开心地把它拥入怀中。以前，它必须守卫父亲的养鸡场，那是我们搬到难民楼之后他想出的宏大的生意点子。他让人从慕尼黑的托尔斯泰图书馆寄来了有关养鸡的书籍，绘制了鸡舍图纸，在附近四处踩点，寻找合适的地方来实施他的计划，与此同时，母亲不得不一直填写各种新的银行表格，因为父亲向银行申请了一千马克的贷款——一笔天文数字，经过漫长的官僚程序后，竟然得到了批准。他与一位来自难民楼的阿塞拜疆老人一起在雷格尼茨河边的一块地皮上建造了鸡舍，地皮是向城市租借的，然后订购了一百只白色来亨鸡。显然父亲变成了他一直想成为的人：他自己的主人，就像他在卡梅申开杂货店的父亲一样。同时，他可能也为自己重新打造了童年时代的乡村世界——打鸣的公鸡，咯咯叫的母鸡，沙质土壤里种出的南瓜和土豆，给妹妹和我玩的秋千，拴着铁链的看门狗。于他而言，鸡舍背后的雷格尼茨河也许就是伏尔加河的遥远映射。

每次看到我走来，阿达都会高兴地翻来滚去。它很爱我，尽管我常常折磨它。我对它重复了母亲曾对我做过的事——以前，母亲会假装死去，用这种方式迫使我不停折腾她，直到从她身上逼出一丝生命迹象。当我对阿达进行同样残酷的考验，以试探它有多爱我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它面前也扮演了母亲当初的角色。我也害怕阿达感到痛苦时可能会扑过来将我咬伤，但我更渴望得到被爱的证明，这种渴望一次又一次超越了恐惧。然而阿达从未尝试这样做过，它忍受着我的一切，只会在极度痛苦中低声哀吠。

也许父亲本可以靠养鸡场过上幸福的日子，然而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以为，大家会把他的新鲜鸡蛋和宰杀鸡一抢而光，结果他大错特错：我们比从前还要更加依赖救济金过活，晚上常常饿着肚子入睡。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食物只有鸡蛋或者鸡汤，本应作为我们生计来源的养鸡场，被我们自己吃光殆尽。最后，父亲别无选择，只得再次放弃他的计划。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歌喉，将鸡舍和剩下的母鸡交给阿塞拜疆人，跟随哥萨克合唱团踏上了巡回演出的旅程。

阿达仍然拴在狗屋前的铁链上，但有一天它也不见了。母亲去世后，父亲彻底解散了养鸡场，阿达也因此失去了家——它也成了“流离失所者”，一个无家可归的生物。父亲说，他让人用麻醉剂结束了它的生命，我崩溃了。他杀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活物，而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件事是他亲手所为。我们连一根牵它的绳子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把阿达带到兽医那里去？他连“兽医”这个词的德语都不会说，而且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如同天书，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兽医？只有一种可能——他自己毒死了阿达，然后把它扔进了母亲刚刚溺亡的雷格尼茨河。

有什么东西叫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的四肢冻僵了，一个小小的红色光源在黑暗中闪烁。突然间，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一盏坟墓灯，在红色灯罩下闪着微光。我已经死了吗？是因为酸模叶还是贾德兰卡母亲的安眠药？难道人们没能救活我，已经把我埋葬了吗？但如果我是在地底下，又怎么能看见红色的坟墓灯呢？

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在闪烁的灯光下，我看见一个墓碑基座和几个淡青色的印花枕头。然后我想起了一切，一跃而起。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也许已经是深夜了，而且我被困在了墓园中，因为这时大门早就关闭了。我开始沿着坟墓之间的碎石路奔跑，这是黑暗中唯一一条闪着微光的小径。很快，我就迷失了方向，分不清自己是在朝着出口方向跑还是在兜圈子。每走一步我的鞋跟都会陷进碎石路面，于是我脱掉鞋子，赤着脚继续奔跑。他们在追我。我死去的母亲，死去的阿达，死去的阿希姆·乌兰特，还有墓园中所有被我惊扰了的逝者。我听到身后他们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声，他们伸着只剩骨头的双手抓向我。我狂奔着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