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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论你是致力于做出好产品的人，还是有抱负的企业家，无论你基于对书中伟大设计的欣赏还是想读一本人物传记，《发明：詹姆斯·戴森创造之旅》都值得阅读，它将为你展示世界上伟大而成功的科技故事背后的灵感和非凡的洞察力。

 

詹姆斯·戴森的经历颇有启发意义，包括如何找到发明灵感、如何拒绝固步自封、如何引领戴森迈入当今世界上zui具创造力的科技公司之列。

书中还包含气旋吸尘器、吹风机、无叶风扇、电动汽车等大量产品的珍贵设计手稿，并将93幅作者私人收藏照片及产品图收入彩色插页。

湛庐文化出品。

 

内容简介

50多年的发明人生，经历无数失败和挫折后，詹姆斯·戴森开辟了一条颠覆现有产品的创新成功之路。气旋吸尘器、吹风机、空气净化风扇……戴森陆续发明和设计的产品不仅包含革新的科技，也是设计中的经典。

 

在《发明：詹姆斯·戴森的创造之旅》一书中，戴森创始人与首席工程师詹姆斯·戴森亲自讲述了精彩的幕后故事—— 5127个气旋吸尘器手工原型，更小、更轻、更高效的马达……12个关键里程，让我们得以窥见独特的工程师文化、启迪人心的发明家精神，与独到的戴森哲学：从不害怕失败，天真的想法比经验更重要，永远不会让自己停留在荣誉上，激励下一代工程师，相信工程师和年轻人可以改变世界……

 

无论是创业者、科技创新人士、工程师、设计师、教育者，还是坚持追梦的普通人，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灵感、信心与方向。

 

作者简介

詹姆斯·戴森

戴森创始人兼首席工程师。戴森以革命性的气旋吸尘器和Supersonic吹风机闻名，旗下各品类产品以创新的技术、设计和效能享誉全球，销往世界各地。

詹姆斯·戴森1947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曾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设计，随后加入罗托克公司，与杰里米·弗莱一起设计和制造海上卡车。

詹姆斯·戴森相信，工程师和创业家可以改变世界。他创设了戴森工程技术学院、詹姆斯·戴森基金会和戴森设计大奖，支持和鼓励更多人加入这个事业。

 

我在一生之中不断经历失败，也不懈地努力解决问题，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只有秉持无惧未知与无畏质疑的信念，才能颠覆创新。我从不给人建议，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年轻人找到方向，激发他们对科技、科学和工程的热情，并为解决当下及未来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奉献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便是我分享经验的意义。

——詹姆斯·戴森

 

译者简介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优享创智（共享国际）创始人。“毛线团”公益跑团团长，曾获“中国马拉松年度人物”“CCTV体坛风云人物”。

著有《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理论及方法研究》等；译有《发明：詹姆斯·戴森创造之旅》《鞋狗》《成就斜杠人生》《布隆伯格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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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在上大学前去体验间隔年，可我还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事后我发现，我的间隔年是在艺术学校待的那年，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学艺术。1965年秋天，我骑着本田50摩托车前往肯辛顿，参加拜厄姆·肖绘画学院⁽⁸⁾的大学预科课程。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尤其是我那时已经能自力更生了。在伦敦，没有人能帮我，我需要自己闯出一条路，然后走下去。同时，我也没有什么限制，只有一辆摩托车和伦敦东南维多利亚郊区赫恩山的一间客卧两用出租屋。

或许当时我应该多花点心思在我的摩托车上。这款本田50摩托车推出于1958年，日本人称之为“本田幼兽”，是迄今为止生产量最高的机动车。2017年，本田就在它的一家国际生产工厂里组装了第1亿辆本田幼兽，它共有15家国际工厂。工程师本田宗一郎和推销员藤泽武夫共同发明了它。我对于本田宗一郎持续改进产品的态度非常钦佩。这台车售价不贵，且非常好骑。它采用封闭传动链、塑料车身和护腿板设计，非常易于清洁。同时它非常灵巧，搭载小型49cc四冲程发动机，制动马力可达4.5，每分钟转数为9 500。

这是一个对已有产品成功改造的早期案例。在低成本摩托车的基础上，本田富有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比当时其他产品更好、更吸引人的方案。本田宗一郎和藤泽武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在持续改进产品的同时，选择打破常规。他们还将基本组件分包出去，把主要精力放在发明和制造从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内部组件上。例如，本田自己制造了效率更高的变速箱。公司还将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继续投入研发，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创新。

我很幸运能在拜厄姆·肖绘画学院倾听欧普艺术家布里奇特·赖利（Bridget Riley）和彼得·塞吉利（Peter Sedgeley）讲课。他们教授色彩学，以及颜色与颜色之间的关系。在学习创新的同时，我们要学画画。对我来说，画画是一项基本的、必需的技能。对我真正重要的是，我有幸在校长莫里斯·德索马里兹（Maurice de Sausmarez）那里学习。那时莫里斯·德索马里兹已经五十出头了，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一位充满智慧的知识分子。他总能用清晰、简明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从不讲艺术术语或其他行话。他发表了一些极具洞察力的访谈，受访者包括彼得·塞吉利、瑙姆·加博（Naum Gabo）、布里奇特·赖利、本·尼科尔森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访谈时，莫里斯·德索马里兹总是鼓励这些天才艺术家进行清晰地思考。

除了绘画，莫里斯·德索马里兹把热情都投入了教育中，而且他很擅长教书育人。他具备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一个学生擅长什么，即使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鼓励我们相信，只要打开正确的大门，加上热情，天赋就能闪闪发光。这是我一直牢记的事情。

当我即将从拜厄姆·肖绘画学院结业时，莫里斯·德索马里兹和我坐下来聊了聊，他觉得我可能对设计感兴趣。“那是什么？”我问。拜厄姆·肖绘画学院只教授绘画。在1965年，杂志或报纸都没出现过“设计”这个词，商店里当然也没体现过这一概念。也许战后的人们对买到的商品感激还来不及，根本不考虑设计。干草市场的设计中心是当时唯一一个展示优秀设计的展览场所，但身在肯辛顿的我对它一无所知，因为我正全身心投入绘画中。

莫里斯·德索马里兹解释说：“设计的范畴很广，有时装设计、工业设计、家具设计……”他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我跟他说自己至少知道椅子是怎么做的。“你可以自己设计和制作椅子。”他建议道。做家具设计？我得好好想想。我曾想成为一名画家，我认为绘画就是艺术家所做的事。但我也深知我喜欢制作东西。我想到，椅子坏了我可以修好，或许我可以设计椅子。也许我能设计出一把更好的椅子？

战争爆发之前，莫里斯·德索马里兹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那是一所完全的研究生学院。他告诉我，皇家艺术学院正在开展一个实验项目——招募3位没有拿到本科一等学位的学生来进行比较观察。我申请了，并参加了笔试和面试。我对家具和木材的了解并不多，但我很高兴自己被录取了，同时认识了两个和我一样中途改变学业的人：雕塑家理查德·温特沃思（Richard Wentworth）和查尔斯·狄龙（Charles Dillon）。狄龙致力于做原创设计，他设计了风筝灯——一种悬挂于天花板的布风筝中的灯。他的妻子简也是从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在他不幸早逝之前，他和简一起在做风筝灯的项目。

绕过一等学位有一个条件：我必须花费4年时间进行系统学习，而正常的话只需3年，这对我来说并不难接受。获得到皇家艺术学院学习的机会让我很兴奋，但相比之下，遇到一见钟情的挚爱更加让我激动。我很快坠入爱河中，至今已持续了50多年。20世纪60年代，女孩子们往往身穿充满活力、浪漫和夸张风格的Biba牌衣服，而在这些女孩子们中，戴尔德丽最自然美丽。她很谦虚，也很有才华。在拜厄姆·肖绘画学院，她比我画得好得多。她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人，对生活永远保持着好奇和热情。她的共情能力很强，为人处事的方式让人喜爱。我迫不及待地向她表示了爱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拜厄姆·肖绘画学院学习绘画时，我们会到伦敦市中心各个有趣的景点进行写生，观察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化石、在伦敦公园里散步的人、兰伯特芭蕾舞团的舞者和贝斯沃特皇后区溜冰场的溜冰者。你尝试画过旋转的溜冰者吗？在一些户外写生活动中，我想方设法和戴尔德丽分到一组，在不作画时不停地找她聊天。幸运之神眷顾了我。我们都住在伦敦东南部郊区，所以有时会在伦敦地铁环线上碰面，这也许不是最浪漫的地方，但它给了我们交谈的机会。在伦敦动物园写生时，我们站在猴子笼外。对戴尔德丽的浓烈爱意冲上我的头脑，我鼓足勇气抓住了戴尔德丽的手。这感觉太美妙了！完全不同于我之前抓住那只猴子的手的感觉，她没有从我手中挣脱，尽管她说她真的很震惊。

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没有驾驶本田50摩托车，而是开了一辆古老的没有起动机的莫里斯·牛津经典老车，一路直达诺丁山迷人的方舟餐厅。现在，它还在那里，看起来仍然像一个方舟，但它已改名为棚屋餐厅（The Shed）。那晚似乎很成功，我们在那之后又约会过很多次。戴尔德丽的感受是，她可以“忍受”一个比幼稚的校园男孩好不了多少的人。我母亲对我这么年轻就坠入爱河感到震惊，但她很快就喜欢上了戴尔德丽。

虽然我和戴尔德丽都靠补助金生活，但1967年我们毅然决定结婚。现在看来，那时结婚可能有点太早，但是5年大学生活实在是太漫长了，我们等不及！在20年纪60年代，每个人都没那么担心工作。我们俩确实都没有工作，也没有想过买房。我们当时太穷了，学校提供的补助金显然难以维持我们婚后的开销，我们俩靠着做兼职赚钱购买食物、支付房租。我们向银行借了很大一笔钱，后来债务越滚越大，直到上升为天文数字10 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0 000英镑。我48岁的时候才还清这笔钱，那时我们的债务已达到650 000英镑了。我喜欢这么想，巨额借贷是在把钱用好。

戴尔德丽在养育埃米莉、杰克和萨姆这3个充满爱心和才华的孩子的同时，将她的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幸运的是，3个孩子都继承了她非凡的情商和人格。他们都从事着艺术事业：埃米莉是时装设计师，杰克也是一名设计师，萨姆是音乐家（这项天赋是从戴尔德丽那里继承来的）。早些时候，戴尔德丽经常为《Vogue》杂志“探店猎犬”（Shophound）栏目页的服装或商品做插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她从未停止过绘画和举办展览。她有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她的绘画题材广泛，画工优良，色彩运用细腻。我只希望戴尔德丽能少出售而多保留一些作品。

戴尔德丽的第二份职业是私人定制地毯设计师和供应商。她在伦敦的国王路有一家画廊，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德佩区有一间展厅，这间展厅很好地诠释了她对色彩的运用，从她的著作《走在艺术的之路上》（Walking on Art）中，你也能看出她对颜色的驾驭能力。《室内世界》（World of Interiors）赞扬她是英国领先的地毯设计师。和这样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伴侣生活在一起，赤脚走在她亲自设计的充满艺术元素的丝毯上，凝视着墙壁上她的画作，沉浸在妙不可言的墙壁色彩中，这一切让我成为最幸运的男人。而且，我还没提到她会唱歌剧呢！

直到最近，戴尔德丽也不得不忍受长期缺钱的问题。她给自己做衣服，有时也给孩子们做。为了省钱，我们在人们推崇“有机蔬菜”之前就自己种菜了。最疯狂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头30年里，她无数次当着律师的面，无私地同意在银行担保表上签字抵押我们的所有财产，这太符合她的风格了。一旦我们拖欠银行贷款，我们马上就会被赶出家门。她面容和蔼，举止文雅，但不是一个会让步或放弃的人。

戴尔德丽的家庭背景与我的截然不同。她出生和成长于伦敦南部郊区下西德纳姆镇贝尔格林，她说那里放眼望去尽是整齐划一的双拼别墅，往来行走的人秩序井然。南部郊区的绿色电力火车奔驰在电轨上，一路咆哮着，火花四溅，沿途经停卡特福德桥和查林十字街车站。戴尔德丽的母亲是一名法务秘书。戴尔德丽的父亲在1943年至1945年于第八集团军服役，曾驾驶坦克随盟军攻入意大利。他还曾与当时收入颇丰的巨星乔治·福姆比（George Formby）一起表演，他演奏长号。

戴尔德丽通过了11+考试⁽⁹⁾，但她上的学校被合并成了英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校之一——西德纳姆女子学校。学校对所有女生开放，无论她们以前的学习成绩如何。这所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英国当时对待女性的立场，尽管一再宣扬包容和平等，但女性的首选工作依然是家政和秘书。戴尔德丽学习了缝纫、速记和家政。学校会自豪地向外来参观者展示一排排缝纫机和闪闪发光的电动打字机。

不过，戴尔德丽想要成为艺术家。心怀善意的女校长向她解释了绘画的风险。如果戴尔德丽继续学习打字和速记，她一离开学校就能找到速记、打字、缝纫和做饭的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些无疑是刚从西德纳姆女子学校毕业的年轻女孩最理想的工作。然而，戴尔德丽拒绝了，她将这些刻板的惯例和生活方式抛诸脑后，一心追求艺术。戴尔德丽赢得了学校的让步。她被允许参加艺术O级水平考试，以及参加皇家艺术学会的8场考试——她被告知这些考试相当于O级考试，因为皇家艺术学会没有专门的艺术认证考试。

也许碰巧是戴尔德丽的速记和打字能力，以及她所珍视的艺术O级水平，为她打开了艺术学校的大门。离开女子学校后，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备受推崇的钱伯林、鲍威尔与邦建筑工作室担任秘书，当时他们正忙于设计和建造伦敦金融城庞大而雄伟的巴比肯中心。那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办公室，处处体现着创意。利奥波德·鲁宾斯坦（Leopold Rubinstein）是巴比肯项目的主要建筑设计师之一，曾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一起在巴黎接受过培训。在巴比肯项目的优异表现让他获得了设计剑桥大学新学堂的机会。我母亲就曾在剑桥大学新学堂就读过。

戴尔德丽坚持不懈地画素描。她的老板注意到了她的作品，建议她去上艺术学校。这很合戴尔德丽的心意，但当她得知大学不承认皇家艺术学会的考试时，她感到震惊。只有一所学校可能会接纳她，那就是拜厄姆·肖绘画学院。即使可以入学，钱也是个问题。戴尔德丽努力攒了很多钱，但也远不及拜厄姆·肖绘画学院一年的学费。莫里斯·德索马里兹校长帮助了她。他说，他的秘书不会速记，如果戴尔德丽能每天下午4点到他们办公室做速记工作，她的学费就可以免去。于是，她每天要上夜校到很晚，以应战O级水平考试，这对她在拜厄姆·肖绘画学院之后继续前进至关重要。虽然她参加了皇家艺术学会的一整套考试，但要想参加温布尔登艺术学院的学位课程，她必须重新参加O级考试。

戴尔德丽的坚毅给我和莫里斯·德索马里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品格是我们共同的特点。虽然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公开过，但我们一直在戴森公司雇用的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中寻找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生活方式。

皇家艺术学院在很多方面都令我大开眼界。我报了家具设计专业，但很快发现可以改学其他课程，在不同课程之间找到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有魅力的人，一路上学到很多东西。皇家艺术学院的理念在当时非同一般。在那个时代，工程师要兼任设计师是不合常理的，你不能转换专业领域。在我的想象中，设计师大多被认为是顾问或者不会弄脏手的人，他们关心的是外表而不是功能。他们完全远离穿着白大褂的工程师。而设计产品内在结构，让它们工作的是工程师。我热爱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时光，尤其怀念它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跨学科学习方式。在这里，随着知识和能力的累积，我意识到艺术和科学、发明和制造、思考和行动可以是一回事。我敢于梦想自己同时成为工程师、设计师和制造商。

1959年，科学家兼小说家C. P.斯诺（C. P. Snow）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提出了“两种文化”，用来代表他所看到的科学和人文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健康的鸿沟。斯诺说出了他的观点。“有很多次，”他说道，“我参加一些人的聚会。按照传统的标准，他们被认为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兴致高昂地谈论科学家是不是很无知。有一两次，我被激怒了，问在场有多少人能够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他们的回应很冷淡：不知道。同样，我也会问科学界：‘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

斯诺认为英国的教育制度是有罪的。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科学在学校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希腊语和拉丁语面前黯淡无光。德国和美国的学校重视科学技术，而我们英国人往往看不起这些学科，看不起工业，认为它们肮脏或者没文化，甚至是反智的。在今天，斯诺描述的事实恐怕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科学和工程更被人看不起了。

皇家艺术学院的人都很聪明，他们本能地知道如何将自己的渊博学识轻松地展现出来。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是，智慧的探索可以有趣又有用。我在遇见我的一年级导师伯纳德·迈尔斯（Bernard Myers）后才领悟到这一点。他教授设计学，堪称“行走的百科全书”。伯纳德特别热衷于将艺术、科学、工程和设计融合在一起，并看中技术的价值。事实上，他在皇家艺术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工业设计。伯纳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在对我进行第一次面对面指导时，他说：“每一项设计都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我环顾了一下当时最好的设计，亚历克的Mini汽车、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的新建筑，以及美国发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先进设计，我发现伯纳德是对的。从那时起，我的所有设计都基于这一点——要诚恳、有目的性，同时要反映技术和工程水准。

那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时代，一个让新艺术、设计、时尚、色彩和音乐百花齐放的时代。不合常规的风格也受到欢迎。我开始留长头发，穿在肯辛顿市场里量身定做的宽松衬衫和喇叭裤。肯辛顿市场里处处弥漫着熏香和广藿香的味道，遍地都是五颜六色的衣服。

当时，卡纳比街的一家名叫“盗窃狂”的精品店红极一时，人们很喜欢到那儿买衣服。它的繁荣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各大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有关，他们创造了当时的先锋审美。事实上，很多设计师都来自皇家艺术学院。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受到鼓励后是如何发挥创造力的，无论他们是艺术家、设计师还是企业家，或者三者都是，他们都可以大放异彩。从那以后，原创设计、创新和创业精神一直吸引着我，并推动着我不断前进。20世纪60年代早期，紧缩时代终于落幕，象征着新繁荣和新自由的时代登场，我有幸在皇家艺术学院追随大卫·霍克尼，时装设计师奥西·克拉克（Ossie Clark）和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脚步，并不断成长。那时候，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在学校演出，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学生可以用抗议活动表达自己的力量，摩登派和摇滚乐迷聚集在海边胜地。与我们的父母不同，我们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感受到新的机遇降临。

我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遇见乔恩·韦伦斯（Jon Wealleans）使用干洗香波洗头发，这在后来给了我灵感。韦伦斯为汤米·罗伯茨（Tommy Roberts）设计了位于肯辛顿的多层Mr Freedom商店，在那里你可以买到简·希尔（Jane Hill）设计的纺织品、韦伦斯设计的PVC和人造皮牙科椅，以及吉姆·奥康纳（Jim O'Connor）设计的让顶级音乐艺术家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钟爱的野性男装。这些设计师都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楼下的Mr Feed'em餐厅以又一位皇家艺术学院高才生乔治·哈迪（George Hardie）设计的流行图案作为装饰。哈迪后来又与Hipgnosis团队一起，为齐柏林飞艇乐队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设计专辑封面。

伦敦的国王路变得越来越时尚。到了1967年，街上满是琳琅满目的精品店——Top Gear、Topper，以及Just Men——我理发的地方。有趣的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喜欢这种梦幻般的创作，陶醉于纯粹的艺术乐趣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流连忘返于特伦斯·康兰（Terence Conran）经营的富勒姆街的哈比塔特（Habitat）商店，热爱勒·柯布西耶、查尔斯·埃姆斯（Charles Eames）和乔·科隆博（Joe Colombo）倾心打造的防倾倒家具。在设计肯辛顿“Mr Freedom”商店之前，韦伦斯曾为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工作过。罗杰·迪安（Roger Dean），另一个当代的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生，设计了很多极具想象力的新家具，尽管他今天最为人知的是他为前卫摇滚乐队YES设计的专辑封套。

曾设计过情色家具的艾伦·琼斯（Allen Jones）和大卫·霍克尼是同学，他们毕业的年代较早。琼斯因拒绝提交通识学考试论文而被皇家艺术学院拒绝授予学位。他和霍克尼一起辩称，他们是艺术家，而不是作家，毕竟学者也不必画画。几年后，作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教务长，我请求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授予琼斯荣誉博士学位，但没有成功。尽管当时皇家艺术学院为他举办了一场大型回顾展，绘画系教授还是坚称他的作品仅仅是“波普艺术”，拒绝考虑授予他学位。错误没有得到纠正。

我欣然接受皇家艺术学院提供的一切。当然，我也受到同龄人所做的事情的吸引，并且非常了解越南战争以及学生抗议活动。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反叛者。不过，我靠卖酒给教工和学生活动室来维持开销。我还在一家加油站工作。在黄线停车位实行之前，我把车停在海德公园。那里见证了我们的几辆二手车——一辆奥斯汀·希利100/4小跑车，它载着我和戴尔德丽去过法国和西班牙；一辆Morris Minor旅行车和一辆小型货车。在这期间，我从家具设计专业转向了室内设计专业。那时候和现在一样，室内设计和室内装饰根本不是一回事，室内设计更像是建筑设计。

当时，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使用有机玻璃、PVC和聚酯纤维等新型材料进行实验，尝试制作出可折叠的纸板椅和一次性纸裙。而且，与当时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致，他们和我一样从皇家艺术学院的一个专业转到另一个专业。艺术、设计、时尚甚至建筑被视为统一体。

我认为，在肯辛顿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们都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艺术和设计可以兼具创造性、功能性和激情，可以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发展。也许在潜意识里，我也了解到，许多在专业、学科以及生活种种方面中被视为经验的东西，往往代表了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目光狭隘的态度。戴森并不特别看重经验。经验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最好避免什么。当我们对不该做的事情更感兴趣时，经验就变得无用武之地。如果你想开创和发明新技术，你需要踏入未知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经验可能是一个障碍。

再说回皇家艺术学院。鼓励我从家具设计专业转向室内设计和建筑领域的导师是休·卡森爵士，他因担任1951年英国艺术节的建筑总监而闻名。休爵士能够在黑板上清晰地勾勒出建筑线条，他的手绘能力和迷人的神态令我着迷。他再一次让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1951年，他在南岸建造了像拉尔夫·塔布斯（Ralph Tubbs）的“发现穹顶”（Dome of Discovery）和鲍威尔与莫亚的“云霄塔”（Skylon）一样新奇大胆的建筑和建筑雕塑。当时，时间紧张，金钱和建筑材料都十分短缺，天气恶劣，劳工罢工，媒体也充满敌意，在这样棘手的情况下他仍完成了项目。他身居高位，又心系当代设计和建筑界，而且为人幽默，对生活充满热情。他时常开着一辆Mini车在小镇上转来转去，或是开着一辆老款劳斯莱斯从索伦特的乡间别墅出门。

他所在的室内设计系十分重视建筑。我在皇家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建筑系，但有一个由米沙·布莱克（Misha Black）领导的工业设计系，他的设计研究小组曾担任伦敦交通部新维多利亚线的设计顾问。这条地铁线既时尚又实用，是皮卡迪利线开通50年后的一条新地铁线，1968年9月女王参加了开通仪式。车身为柔和的灰色，使用了拉丝不锈钢，与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生在卡纳比街和国王路上探索的风格截然不同。

休爵士系里的另一位老师——杰出的结构工程师托尼·亨特（Tony Hunt），是我的一门课程老师。他当时三十多岁。他给我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让我转入工程专业，并在设计、工程、艺术和科学之间建立联系。托尼·亨特对结构美学充满热情，对于结构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设计也十分痴迷。事实上，美感与实用性是可以兼顾的。托尼·亨特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他和诺曼·福斯特、理查德·罗杰斯一起，合作设计了许多早期的高科技建筑，例如他们在斯温顿的先锋设计——Reliance Controls工厂和办公室，充分体现了“概念先于计算”理念。他们在探索创造结构、设计建筑物的新方法时，首先想象，然后创造，最后用数学、对数表、计算尺进行计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用计算机计算。

托尼·亨特教会我们“结构就是建筑”。过去50年来，大多数经久耐用的现代建筑，如巴黎蓬皮杜中心和伦敦劳埃德大厦，以及中世纪的大教堂、罗马万神殿等古代设计，都是由支撑它们的结构而非它们的保护层或风格来定义的。我也深深地被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作品吸引。1967年，他和诺曼·福斯特共事，这在当时是伦敦的热点新闻。他用他的杰作网格球形穹顶证明了，建筑和结构是一回事。

在皇家艺术学院，我的同学安东·弗斯特（Anton Furst）是巴克敏斯特最热情的追随者之一。安东是一个冲动随性极具创造力的天才，他为电影设计布景，如给尼尔·乔丹（Neil Jordan）的《狼之一族》设计布景，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全金属外壳》在伦敦东部贝克顿天然气厂旧址上重现了越南战争的人间炼狱。他因在蒂姆·伯顿（Tim Burton）的《蝙蝠侠》中的布景设计获得了奥斯卡奖。安东的父亲精神不太稳定，长期酗酒，在安东还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时就离世了。安东从那时起开始依赖镇定药。1991年，他在洛杉矶一个多层停车场的屋顶跳楼自杀了。

巴克敏斯特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甚至想永远活下去。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既奇妙又独特。他的目标是颠覆人们对建筑、住宅、汽车、土地使用，以及我们可能的生活方式的传统认知。他从飞机工业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并将“轻便”的理念运用于他的设计。“让设计轻便”成了巴克敏斯特的口头禅。这促使他设计了网格球形穹顶。1954年，这种由三角形元素组成的半球形网格结构获得了专利，它能以最小的表面积提供了最大的覆盖空间。这种结构很坚固，能够防风、防雪，受到军队、极地研究基地和展览组织者的青睐，但它们从未像巴克敏斯特希望的那样被大规模生产应用。我怀疑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包括抵押贷款公司，更喜欢传统的房子。

通过托尼·亨特的课，我从巴克敏斯特的作品中看到了结构上的种种可能，以及纯粹的结构和设计工程是多么令人兴奋。我预见到了结构工程主宰建筑的前景，明白产品也将由结构主导，技术和工程内核将变得比工业设计外壳更重要。

我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室内设计课程时，一次意外的愉快经历使我更加倾向于转而学习工程。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伦敦的克勒肯威尔参加活动时被介绍给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当时克勒肯威尔一点儿也不时尚。琼·利特尔伍德当时被誉为“现代戏剧之母”，是“戏剧工厂”的创始董事。20世纪50年代初，戏剧工厂在伦敦东部斯特拉特福德破旧的皇家剧院落户，而不是在埃文。她凭借执导和主演贝托尔·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创作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首次亮相伦敦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凭借两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音乐剧《不曾发现曾经》和《多可爱的战争》，赢得了大众和评论界的赞誉！

我见到琼·利特尔伍德时，她很想在斯特拉福建造一座新的儿童剧院。受巴克敏斯特的网格球形穹顶启发，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蘑菇状的结构（见图2-1），其球形表面由三角形的铝管构成。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也获得了规划许可，但没有付诸实施。不过，我却因为它结识了发明家和工程师杰里米·弗莱（Jeremy Fry），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鼓励我，让我独立思考并“尽管去做”。

我的设计是基于威格士工程集团的专利技术——三层结构体系。它在伦敦的总部位于维克斯大厦。维克斯大厦是一座广受赞誉的钢铁玻璃摩天大楼，位于泰特美术馆附近的米尔班克，由罗纳德·沃德（Ronald Ward）和他的合伙人设计，于1963年投入使用。我在维克斯大厦看了一部黑白影片，影片中出现了一个三层结构体系的工厂屋顶。影片中的人只用一套滑轮就把新工厂的整个铝管屋顶抬起来了。我问影片中的人是谁，得知是罗托克工程有限公司的老板杰里米。

1967年，我通过杰里米的一个朋友策划了一次会面。我驾驶着奥斯汀·希利100/4小跑车，带着我制作的剧院模型来到维德科姆庄园。那座庄园富有辉煌的早期格鲁吉亚风格，是杰里米在巴斯的房子。几杯威士忌下肚，杰里米告诉我他不愿资助我的儿童剧院，但建议我和他一起做一些项目。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就是为乔克农场的伦敦圆屋剧场设计座位和礼堂，它将在戏剧兼电影导演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执导、尼科尔·威廉姆森（Nichol Williamson）主演的《哈姆雷特》的首映中露面。我为琼·利特尔伍德设计的蘑菇剧院虽未成功，但我设计了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圆形礼堂。

圆屋剧场于1966年开放，它在建造时并没有采用超现代的轻钢结构。它的前身是伦敦和伯明翰铁路委托建造的一个机车库。“伟大的圆形机车库”是那个年代高明的先锋设计。它采用实用性高并且未加雕琢的圆形结构，将分布在中央转台周围的24条机车轨道包围起来。转台被24根铁柱组成的圆环环绕，这个圆环实际上是多边形，上方支撑着一个圆锥形屋顶。屋顶上有一个开口的天窗，用来散发蒸汽和烟雾。从逻辑和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讲，这座建筑无可挑剔，但它很快就被弃用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只不过是一个储藏杰彼斯金酒的仓库。一位乐观的企业家托奎尔·诺曼（Torquil Norman）后来买下了这座建筑，并将它妥善修复，让它成为一个艺术表演场所。

继续说回杰里米。他让我做的第一个小项目是给他8岁的女儿设计一对可以漂浮的滑雪板，这样她就可以在水上滑行了。这比你想象得难，因为水上滑行需要迈开双腿。只要你的双脚稍微分开，重心向下的力就会朝外。如果不能抓住水面，你的脚就会侧滑。我用橡皮绳把滑雪板连接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一个项目是设计一个圆形脚踏游船。它由自行车改造而成，我们先将自行车踏板焊接到后轮辐条上，然后卸下前轮，换上方向舵。船身用轻木打造，戴尔德丽在船底画了一只五彩斑斓的海龟。我们在圣特罗佩的潘佩隆海滩上试验过很多次，都非常成功。

潘佩隆海滩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尽管在1968年那里只有一家咖啡馆。那里的房屋几乎都没有屋顶。于是，我又利用格洛斯特郡制造的一种胶合板箱断面做了一个屋顶，用螺栓把它们固定在一起。然后我又和戴尔德丽驱车前往普罗旺斯，改造一个长谷仓。

一天晚上，杰里米问我是否愿意设计他的一项发明——一种高速的平底登陆艇，或者叫海上卡车，可以借由一层气泡在水面上行驶。我们称之为“气滑船”。杰里米制造了一些胶合板材质的海上卡车，但它们被甲虫蛀掉而腐烂了。杰里米想尝试用玻璃纤维——它是一种更合适的船体材料。但问题是，胶合板不会断裂，更适用于作为大型浮式平台如海上卡车的材料。船体通常是弯曲的，呈蛋形，从这种形式上获得强度，玻璃纤维更合适作为这种结构的材料。事实上，它在概念上与蛋壳并无不同。要想达到高速，船体必须轻便，问题是如何在保持轻便的同时，为大型浮式海上卡车提供必要的扭转刚度。我们通过在船体和甲板之间装上一个轻便的十字形底盘解决了这个问题。

杰里米让我设计、制造并销售这种玻璃纤维材质的海上卡车。我是一名艺术专业的学生，还有两年才毕业，但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担任杰里米执掌的罗托克工程有限公司新海事部门的负责人。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然而，杰里米坚持要我完成学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皇家艺术学院第三年完成的项目是设计海上卡车。对于一个本该学习建筑和室内设计的学生来说，这个项目也许很奇怪。然而，休爵士一如既往地开明，让我顺利地完成了海上卡车的设计。

在我毕业的最后一年，海上卡车的原型在建造中，我又为杰里米做了一个新项目，而休爵士对这个新项目非常满意。新项目是设计一种带有鼓形轮子而非螺旋桨的水陆两用轮型船，轮子要能够同时提供推力和浮力，使船以一种与科克雷尔爵士的气垫船截然不同的方式穿越陆地和海洋。

这一想法的起源是，传统的船艇（包括海上卡车）只能在水上航行，不能在陆地上航行。这使得它们容易被水，特别是盐水持续腐蚀而磨损。然而，如果一艘船能够存放在陆地上，只有在必要时才下水，那么腐蚀就会受到减轻，甚至根本不会被腐蚀。虽然人们很容易想到两栖车辆的概念，但它们的性能一直不好，在陆地上和水中都行驶缓慢。

众所周知，海上最有效的推进方式是桨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桨轮的效率要比螺旋桨高。但考虑速度时，情况就不同了，桨轮速度较慢，而且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浆轮会定期排水，失去推力。杰里米想知道我们能否制造出一种有吉普车车轮那么大轮子的车，既能漂浮在轮子上，又能受轮子推动而前进。这是设计的出发点。我把它作为我毕业那一年的项目，虽然我本应该设计建筑。敬爱的休爵士给了我莫大的宽容和鼓舞。

杰里米和我设想了一种高性能吉普车式车身，车身通过悬挂臂与4个非常大的车轮相连，并依靠桨叶旋转以提供推进力。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考虑能够浮起来的车轮的尺寸，然后在微缩模型上研究推动这些车轮的方法。测试池选在了维德科姆庄园的花园“池塘”。它实际上更像一个小湖而不是池塘。我做了关于旋转的计算，确定了发动机的重量、推进系统、车身和载荷，发现车轮直径必须在3米左右。然后我建立了一个微缩模型进行测试。

测试台是一个三脚架，以湖底为基础。围绕三脚架中心有一个可旋转的吊臂。它的一端连接车轮，另一端连接驱动电机。驱动电机通过驱动轴与车轮相连，吊臂支撑着驱动轴和驱动电机。马达采用百力通割草机发动机，配备“V”字形减速带，连接在驱动轴上。车轮侧面由船用胶合板制成，撞击水面的车轮圆周表面由塑料制成。桨叶被固定在车轮圆周上。

我把钢制三脚架固定在湖底，用石头把它压住。每天我都会从一艘小塑料船上取出吊臂，给发动机加满汽油，并为当天的测试确定桨叶配置。然而，我不得不把船划回岸边停靠，否则它在绕着三脚架旋转时会妨碍到吊臂。于是我不得不游回到三脚架，拉开驱动马达并用秒表进行测试。我小心翼翼地绕过吊臂后面的三脚架，否则吊臂旋转时会把我撞倒。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4月了，我们在水里测试还不算太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