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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编辑推荐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本书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方案。这些难题有些是经济结构上的,有些是体制上的,都经过长期积累,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作者黄奇帆长期从事实际经济工作,他对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把握得非常准,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本质。

 

这本书从基础性、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我国供给侧关键矛盾并对症下药。本书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有些是作者对亲身经历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有些是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借鉴,更多的是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内容简介

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转型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暴发等问题交相叠加,无不考验着我国面对复杂问题的智慧和勇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空前凸显。这本书从基础性、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我国供给侧关键矛盾并对症下药。

 

全书一共七章。

第一章章详解如何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第二章聚焦去杠杆与金融风险防范;

第三章解读新时代下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之路;

第四章讲述“数字化”如何重塑经济社会生态;

第五章对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开出药方,并预判今后十年房地产行业六大趋势;

第六章着眼于国有企业资本运作与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改善;

第七章阐释新局面、新特征下,我国对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的应对之道,深入剖析“双循环”新格局。

 

《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作者简介

黄奇帆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曾任重庆市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2001年调任重庆,长期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

 

黄奇帆对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具有深入的理论思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经济学研究能力突出,学术造诣很深。近年来,在各种论坛、刊物、讲座上公开发表文章上百篇,对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支柱产业集群化发展、数字经济、房地产发展、城乡地票制度、国际贸易格局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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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有根本区别

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譬如说,如果把经济运行看成发动机在工作,总量调控相当于在调节发动机的油门,油门大小影响发动机的运行速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发动机的内在构造进行调整,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切入点上,强调从供给侧下手,通过激活市场主体(企业组织供给)、优化要素配置(要素供给)、降低营商成本(成本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制度供给)、增强创新动能(创新供给)等措施,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自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内社会各界热烈讨论拥护,国际社会也高度评价。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有不少人将其与西方供应学派混为一谈,因此十分有必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的区别再做进一步解释宣传,以正视听。毋庸置疑,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不是一回事儿”。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一)宏观经济背景不同

美国供应学派出现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突发的“滞胀”问题。当时的美国经济,一方面经济增长低迷,接近于零;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达到15%以上。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约束,扼制通货膨胀问题,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政策结果对于扼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滞胀中的“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应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里根经济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推动了相对一个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并有效平抑了通货膨胀,保持赤字大体处于可控制水平。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当年所面临的“滞胀”完全不同,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的瓶颈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未来10~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从内部因素看,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改革红利、内需扩大、加大投资等有关,高速增长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增长速度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的改革红利等,将逐渐消失殆尽。

从全球范围看,拉美地区多国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日本、韩国在赶超的过程中也曾经历先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的阶段。我国经济也正是在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开始逐步放缓的。从外部因素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我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中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

(二)经济学学理支撑不同

审视西方供应学派理论,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二是拉弗曲线,认为“高税收会抵制供给”;三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总体看,这些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践上也为一些国家某个阶段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但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本质的不同。我理解,主要有三大不同。

首先,美国供应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片面地主张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实行需求紧缩,也不放弃需求管理,而是强调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美国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学派的制度化供给是基于私有化的制度供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

最后,美国供应学派的学理逻辑是在新自由主义取向下,认为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崇政府的无为。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积极全面深化改革,学理逻辑是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更为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

(三)宏观政策要领不同

首先,美国供应学派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倾向于政府“无为而治”。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对总量调控较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财政政策才是具有“区别对待”针对性的,是对结构性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践行适度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支出作用空间。

其次,美国供应学派主要侧重于减税,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不注意全面的政策配套。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强调的减税,则是在多年结构性减税基础上配合全面改革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进一步调整。随着2007年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促进创新的税收政策已逐步放宽和落实,此轮减税从税种变化到税基、税率等变化,目标均在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配合的机制主要是继续深化分级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寻求长治久安,而非仅以减少税收总量的手段刺激短期增长。

最后,美国供应学派基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货币发行量,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紧缩,试图通过提升储蓄率,既提高增长速度又缓解通货膨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以带有灵活适度特征的稳健货币政策既防止通缩又防范通胀,适度降低储蓄率。同时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针对性作用,并以国债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结合机制,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学调控。

总之,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式提升质量和效益的战略创新。实际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西方的经验中是找不到的,回顾4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改革从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围绕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以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并促进生产力的加速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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