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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2世纪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时代。

罗马式艺术登峰造极，哥特式艺术萌芽初露，方言文学蓬勃兴起，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和罗马法复兴，吸收了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与希腊哲学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创立。

本书重点关注12世纪的拉丁古典著作及其影响、新法学和更为多样化的历史编纂、来自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新知识及其对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的新机构的兴起。

我们发现，中世纪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黑暗与静止，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

作者简介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美国历史学家，中世纪史权威。

幼年即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

16岁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到巴黎和柏林学习，不到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892到1902年转到威斯康星大学讲授欧洲史。

1902年应聘到哈佛大学，直到1931年因身体状况退休。在长期的哈佛岁月中，他成为该大学、乃至美国史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诺曼社会制度》《大学的兴起》《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中世纪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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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本书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于1870年12月21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

五六岁开始，父亲教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16岁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到巴黎和柏林学习。

不到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892年到1902年转到威斯康星大学讲授欧洲史。1902年应聘到哈佛大学，直到1931年因身体状况退休。

1937年5月14日在剑桥逝世。在长期的哈佛岁月中，他成为该大学，乃至美国史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908年到1924年，他担任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主任。

在美国许多重要学术组织中，他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包括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中世纪史学会、美国学术联合会等。其中，他是美国中世纪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26年至1927年担任该会的第二任主席。由于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学术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指定他为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作为教师，他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学生。1929年，为纪念他从教40周年，出版了《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中世纪史研究纪念文集》。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广泛兴趣和独创性反映了他们曾经从导师那里得到的启发和训练。

他的朋友M·F·波威克1937年评价说“近年来，他赋予美国的历史学研究以急需的规则意识，并给予指导，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任何人。”[1]法国中世纪专家F·茹翁·德·隆格雷则评价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确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复兴的灵魂。”[2]为纪念哈斯金斯，1937年设立了“美国中世纪史学会哈斯金斯奖章”，奖励在中世纪史研究中有突出成就的史学著作。

哈斯金斯的学术研究集中在11—13世纪的中世纪盛期，其中最著名的学术成就就是《12世纪文艺复兴》(以下简称“《复兴》”)。

《复兴》共分12章。第一章“历史背景”首先介绍“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

针对中世纪是一成不变、停滞、保守的时期这一传统观点，作者指出，“像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时期一样，中世纪既具连续性又具变化性的特征”，而“伟大的文艺复兴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举世无双和生死攸关”，中世纪存在着多次知识复兴，也同样具有人们熟知的15世纪的大变动所具有的特性。

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习惯于借用“文艺复兴”一词称这些大变动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奥托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等，其中后者最为重要。

这一名词“如此贴切如此被认可，……如果它不曾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3]。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哈斯金斯之所以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术语，主要是由于两点考虑第一，12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种种文化复兴的迹象

第二，对于发生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这有悖历史史实。

哈斯金斯接下来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容很广，包括这期间欧洲经历的所有变化，但由于版面的限制，本书把范围缩小到该时代的文化史，并放弃其中的方言文学、建筑和雕刻，把精力集中在拉丁著作及其所反映的该时期的生活和思想。至于年代的界限，作者指出，“‘世纪’最多只是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一种随心所欲的划分法，不允许因此妨碍或曲解我们的历史思维”，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术语中，“世纪”一词必须使用得非常宽松，以便不仅正好覆盖12世纪，而且覆盖前后紧密相连的年份，但对核心的时期仍给以足够的强调以表明其文明的突出特色。

如果把这次大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必须向前追溯50年或者更多，向后也几乎同样。也就是说，这里的“12世纪”包括从1050年到1250年的200年时间[4]。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地理范围，作者指出，它“与加洛林文艺复兴不同，不是一个宫廷或一个王朝的成果

也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它的开始并不归功于单独一个国家”，但是，法国在其中具核心地位，意大利“除了在法学领域，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和德国“只是传播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不是创立了自己的文化”，而西班牙的作用“是充当与穆罕默德世界的学问之间的首要纽带”[5]。

《复兴》第一章接下来的内容分析12世纪文艺复兴得以发生的文化原因。

作者追溯到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法兰克帝国瓦解后，查理曼建立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保存了文化的火种。

在整个10世纪，德国最好地保存着加洛林传统。但到11世纪，意大利最早显出文化复兴的迹象，特别是在法学和医学方面，而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作者进而指出，它“并非突然降临或天翻地覆的事件，而是可以远远地回溯到11世纪甚至更早”[6]。

在这里，作者否认十字军东征是这次复兴的起因，因为在第一次东征前复兴已经开始，这两个运动几乎没有碰撞。第二章阐述孕育文化复兴的“知识中心”。作者指出，中世纪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知识生活并没有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而是集中在一些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中心，“包括修道院、主教座堂、宫廷、城市和大学”[7]。

其中，修道院作为知识中心在12世纪陷入衰落，而城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高于文化地位，大学此时刚开始兴起，因此，最重要的知识中心是主教座堂和封建宫廷，特别是后者。据当时的记载，一个合理地建立起来的宫廷应当具备四种受过教育的人国务秘书、诗人、占星家和医生，因为“没有称职的秘书，国王的工作无法进行

没有雄辩的诗人，他们的成就和胜利就不会名垂千古

他们的冒险除非在精明的占星家选定的良辰吉日进行，否则不会成功

而作为一切幸福和行动之根本的健康，只有在医术高明并且值得信赖的医生的照顾下才能保证”[8]。

第三章介绍当时“书籍和图书馆”的状况。

之所以论及这方面内容，原因在于“任何对12世纪知识史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到那时一般能够利用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制作和使用的环境”[9]。第四至第十二章分别为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拉丁语、拉丁诗歌、法学的复兴、历史学编纂、希腊语和拉伯语著作的翻译者们、科学的复兴、哲学的复兴、大学的创建。

它们按照逻辑主题论述12世纪文艺复兴的种种表现，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第四至第八章)，其二是新思想、新文化从东方的输入及所造成的文化后果(第九至第十二章)。

正如作者所言“像三百年后的意大利后继者一样，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部分地根植于已在拉丁西方显现的知识和思想，部分地依赖于新学问和文献从东方的流入。”[10]

《复兴》一书令人称道之处颇多，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第一，《复兴》一书是哈斯金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资料丰富、翔实。

如前所述，哈斯金斯的兴趣集中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他关注的是该时期的一些重大课题，如知识和政治生活的交互影响，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心和重要的交往方式，影响深远的发展变化，等等。

他最早的兴趣之一是研究法国北部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大量具体的档案材料的研读，先后出版了《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和《诺曼社会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成为该时期法国和英国社会制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兴趣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并于1924年出版了《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每一章……都依赖于未发表的文献，并公布一些此前不为人们所知的资料，这些研究大多是在现场进行的……”[11]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另外一部专著《中世纪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最终于1929年出版。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写成《复兴》。在该书每一章的最后，都列有丰富的文献简介，足见作者坚实的史学功底。

关于这一特色，波威克在为他写的简短传记中多处提及。对于他的研究课题，他“求助于文献，跟随史料走，没有任何的偏见或先入之见”[12]，“他从不沉溺于史学辩论，在提供了史实之后，他要让他的观点自己证明自己”[13]。哈斯金斯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他从小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具有坚实的语言学基础

他的社会声望、他的个人魅力，为他赢得了充足的机会，档案馆、图书馆的大门好像总是向他敞开着。

第二，《复兴》充分体现了哈斯金斯的历史主义思想。

在对史料大量占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作者凭借其深邃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使全书极具说服力。

仅举几例来说明。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许多人看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发生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愚昧、停滞、黑暗的中世纪难道不是与随后发生的光明、进步、自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形成着最强烈的对比吗？
”“答案是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连的时代间存在如此明显、强烈的反差，当代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

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14]。

“哲学的复兴”一章中，在阐明12世纪哲学的发展状况后，哈斯金斯论述了当时的学术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度远远大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在教会学说的范围内，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思索，这种范围对他们的限制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在否认中世纪学术自由的人看来，顺从任何固定的、权威性的学说体系都会对自由思想产生一种无法容忍的限制，由于中世纪欧洲有这样一个体系，人类的理性自然就套上了枷锁。

“然而，按照历史主义的或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不是这些研究局限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而是中世纪的人们有怎样的切身感受。自由是相对的，如果人们不认为受到束缚，他们实际上就是自由的。”自由当然会引起不同学说的争论。

在这方面，流行的说法同样给我们这样一个错觉，即中世纪的思想是统一的，这同样会使我们误入歧途。“经院哲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学说体系，这种方法不同的人使用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些久远的后人看来，经院哲学内部的分歧总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人看来则是巨大的，以至于在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内存在活跃的论战。

在该时期，共相问题得到系统论述，贝拉尔及其继承人的逻辑方法形成。如果说这些论战在13、14世纪更激烈一些，那是因为在12世纪已经奠定了基础。“对于中世纪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被告知他们的观点都非常相像更让他们恼火的事情了。

”至此，问题确乎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然而作者的辩证思维并不允许到此为止。在他看来，哲学的自由是有条件的，要把它冒犯神学的情况排除在外。

哲学总有冒犯神学的倾向，对于这种冒犯的结果，我们不能按现代的标准而予以忽视，“这类问题是一切权威性的宗教学说体系所固有的，这种冲突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里像在基督教那里一样存在着，甚至雅典人也因苏格拉底否认城邦的官方神而判处其死刑”[15]。“大学”最早产生于本书所论述的时期，是中世纪欧洲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今天，许多大学都有校庆纪念日，以彰显自己的悠久。

而哈斯金斯在论述巴黎大学的产生时却说，我们并不能说清楚巴黎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主教座堂学校而变成一所大学，或者说，对于巴黎大学的建立，我们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像所有古老的大学一样，它不是创立的，而是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就像在制度史中所常见到的，先有事物本身，然后才有名称”[16]。

第三，《复兴》的问世动摇了“中世纪黑暗说”，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

在西方学术史上，从15世纪开始，一些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发展持蔑视态度，他们推崇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把5世纪罗马文明的毁灭到15世纪人文主义文明兴起之间的千年视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空白”时期，是“黑暗时代”。而随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基督教内部又形成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新教对天主教的过去亦持否定态度，因此基督教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古欧洲乃“黑暗时代”的观点。

启蒙时代的学者同样继承了这一观点，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无不如此，后者在1756年的《风俗论》中就认为整个欧洲在16世纪前陷入一种堕落状态。随着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于1860年的问世，“中世纪黑暗说”一统学术界。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中世纪成为所有一成不变的、停滞的、保守的事物的同义词，“中世纪的”适用于任何过时的东西，以至于前一辈用过的时髦餐具也被称为“中世纪的”。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西方还是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理性地认识中世纪。“12世纪文艺复兴”最早并不是哈斯金斯提出的，早在1840年，一些法国学者就提出了这一概念。然而，当时它仅仅是个名称而已，只是随着哈斯金斯《复兴》的出版，才有了丰富的内涵，一幅色彩绚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

《复兴》确凿的史实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中世纪黑暗说”的主张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华莱士·K·弗格森在1948年出版的《史学思想的文艺复兴》中评价了哈斯金斯的影响“他的《12世纪文艺复兴》……是这个专题研究的时代诞生的关于中世纪盛期宏观知识史的最杰出的著作。它是该领域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著作之一，相应地，它对史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7]

《复兴》问世后，“12世纪文艺复兴”作为一种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文化现象，引起西方史学界长久的关注，呈现出四个研究高潮时期。

第一个研究高潮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是发表在美国中世纪史学会主办的杂志《反射镜》(Speculum)上的一组文章。其中，1948年刊登了威廉·A·尼兹的《所谓12世纪文艺复兴》(The So-called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1951年刊登了E·M·桑福德的《12世纪文艺复兴还是前文艺复兴》(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 or Protorenaissance)，U·T·霍姆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观念》(The Idea of a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

这些文章所讨论的主要是该术语本身，是否应该借用“文艺复兴”一词。例如尼兹指出，文艺复兴所指的实际上是“新生”(a new birth)，而12世纪所发生的主要是“复兴”(a revival)，借用文艺复兴是不恰当的[18]。但这些文章都过于简短，得不出什么确切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是第二个研究高潮时期。1960年，《历史》(History)杂志发表了R·W·萨瑟恩的《英国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Englan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1969年克里斯托弗·布鲁克的《12世纪文艺复兴》(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出版。这一时期仍关注该术语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萨瑟恩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标签“只是一个便利的术语，我们想让它指什么，它几乎就可以指什么……”布鲁克赞同该观点，认为这一标签“有些暗示，……但要下一个定义是徒劳的”[19]。可以看出，同前一时期相比，他们已经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并把它的内涵予以泛化。他们不再停留于概念本身，而开始了对概念之下的社会的深入研究。

如前所述，哈斯金斯认为英国只是传播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萨瑟恩则具体研究英国所扮演的角色，布鲁克继哈斯金斯之后写成了又一本专著。

1977年前后，在《复兴》问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迎来了第三个研究高潮。

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最重要的是1977年11月26日至2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美国中世纪史学会在马萨诸塞的剑桥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成《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与革新》(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一书，于1982年出版。

该书代表了50年间“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中的26个课题分别由该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完成。在序言中，该书主编罗伯特·L·本森首先肯定了哈斯金斯的学术地位，“作为教师和学者，哈斯金斯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中世纪史历史学家，是中世纪史学会成立的领头人物”，“他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史学研究领域，到今天还需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去做50年前仅仅由一个学者所做的事情”，“哈斯金斯著作的明显特征不仅在于其传世性，而且还有其读者范围的广泛性，聪明的大学生发现它有趣、易于理解，而有经验的学者多遍阅读，从中获得乐趣和收获”[20]。

然而，本森强调，后人不单纯是为了纪念，后人要证明哈斯金斯的历史观在今天的价值和重要性，去做他没能做的事情。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这本书不仅总结了《复兴》所论及的领域50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超越了《复兴》。第一，《复兴》虽然认识到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源泉获取生命力，但又过于强调拉丁古典传统，认为“在西欧，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直到现代，拉丁古典文化是每一个时期文化的晴雨表”[21]。而本书认为，“我们不应当仅像过去那样问文艺复兴源自拉丁基督教世界之内还是之外，我们要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为什么12世纪能够吸收以前就存在但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的那些因素呢？
”[22]第二，《复兴》呈现给人们一个非常世俗的文艺复兴，而这本书也把宗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考虑在内。

第三，这本书论述了《复兴》没能涉及的绘画、雕刻、建筑和方言文学等。第四，这本书对于此次文艺复兴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和制度非常关注。例如，哈斯金斯感兴趣于学校，在《复兴》中有一章论述大学的产生，另外还有一本专著论及此课题，书名就是“大学的兴起”。

但对于大学所赖以产生的社会以及它们所服务的社会需要，他投入的精力相对来说少了一些。在这本书中，有几位学者研究学校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认为社会日益需要训练有素的律师和修辞学家，依赖于新的大学所发展起来的技艺。

在上述基础之上，《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与革新》也论及“12世纪文艺复兴”的地理和时间范围。

既然把《复兴》所省略的一些主题包括进来，如艺术、方言文学、政治思想等，这次文艺复兴的场所也就扩大了，包括所有说法语的土地和意大利，还有英国，而且英国的地位几乎与法国同等重要。

该书认为，此次文艺复兴的时间范围主要是从11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到12世纪60年代，12世纪初是最重要的时期。

这种认识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关于开始的时间，除采纳哈斯金斯的观点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1世纪的宗教改革，也许还有相伴随的政治斗争，在文艺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许多。一方面宗教和教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文化也同样得到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揭示。

第二，整体上的文艺复兴在12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衰退，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开始，其主导是大学、经院哲学和哥特式艺术等。

这一新的时期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哲学和科学，在12世纪早期已经有了重大发展。那么，“12世纪文艺复兴”到底是什么呢？
本森指出“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时代文化中所有新颖、有生命力的东西，以及所有那些从恢复或回到一个失落的或掩埋的过去的欲望中获取灵感的东西”，“由于这么多的文化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把该文艺复兴作为整体的文化现象来看待它对古代和现世泰斗的不懈追求，以及对泰斗们的大胆批判

它不知疲倦地追求新知识，它执意要重构新的和旧的知识

它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惊人的创造力

它执著的创新精神……它的复兴、改革和再生的意识

它对自然、人和世界的新颖的积极的评价

它对于自身和社会、过去和现在的充分的自我意识

尤其是，它的能量和生命力的普遍复苏。

”[23]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史学界掀起了第四个研究高潮，一直延续到今天。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参加到讨论中来。他撰写《12世纪文艺复兴的意思是什么》一文，认为在“一个延长的12世纪”，欧洲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表现在哈斯金斯所提到的诸多方面。

除此之外，勒高夫还提到12世纪工作观念的变化，修道院改革者倡导劳动，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人放在天堂是为了“打扮它、维护它”，这种观念在城市手工业中得到实施。

但他不主张借用“文艺复兴”这一标签，而应使用“启程”(take off)一词，“这种启程涉及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24]。1999年，B·N·斯旺森撰写出另外一部《12世纪文艺复兴》(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斯旺森承认，“从1050年到1250年这一延长的12世纪在西方文化和知识的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不加区别地对所有这些变化冠以文艺复兴这一标签会把该现象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

“拒绝把‘文艺复兴’与12世纪联系起来同样不恰当，如果这一名词能够使人们想象出知识和文化的活力，它当然还是非常合适的，以前，人们认为中世纪是割断了的历史，这一名词所导致的历史编纂学好不容易把它连接起来，如果放弃，还需要另外一个标签以建立联系”。[25]既然要把这一标签保留，绝对有必要把它局限在一个严格的小范围内，排除目前的模糊性。斯旺森进一步指出，文艺复兴必须以神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为中心。

这种发展在地理上有一个核心地区法国北部、英国和德国的部分地区。

把神学作为其中心点，文艺复兴的内涵就拓宽了。神学是中心点，但中心点需要支持，哲学和教育因此就包含在了里面，另外还有翻译运动，地理范围因此也就扩大到了西班牙和意大利。

然而，这种视角也排除了许多内容，最明显的是法律和政治思想的研究。艺术、音乐和方言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发展也应排除在外。

这些排除在外的领域同样构成各自的文艺复兴。

这样斯旺森就放弃“一个”12世纪文艺复兴，而变成几个文艺复兴。但是在这其中，教育和神学文艺复兴处于核心地位。它局限在一个地区，巴黎是公认的中心。

其核心问题是有一定具体目标的教育，以及神学这样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领域研究。它用拉丁语，由一些傲慢的精英参加，几乎完全是男性。这一运动的影响也许很有局限，然而它与其他方面的运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那些在这里的座堂学校经历了七艺课程的学习然后离开的人，把他们的知识用于其他目的，包括用在新的官僚政治中，这就与法律、政治运动联系了起来。

[26]

总结1927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第一，“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本身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其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和具体内容等方面。

笔者赞同继续使用这一概念，赞同哈斯金斯对它的界定以及本森的延伸。原因是，首先，“文艺复兴”一词本来就是由历史学家创造的，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概念[27]，而且近年来有日益泛化的趋势

其次，“12世纪文艺复兴”的提出引起了史学工作者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史的关注，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

再次，该术语在西方史学界日益被接受，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

例如，在威廉·切斯特·乔丹撰写的《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和克利福德·R·巴克曼撰写的《中世纪欧洲的世界》中，都有以“12世纪文艺复兴”为标题的专章。[28]第二，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对概念本身的讨论，深入研究这一概念之下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一批标志性成果。[29]一个丰富多彩、变化发展的中世纪欧洲展现在世人面前，史学界不仅放弃了“黑暗说”，而且日益认识到12世纪对于今天社会的价值，“对于12世纪的研究愈深入，该世纪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就愈明显”[30]，以至于有学者认为，“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

[31]以笔者之见，这是该领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也代表着未来的趋向，而这些首先应当归功于哈斯金斯。第三，在该领域及以其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我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相比大大落后了，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提及“12世纪文艺复兴”，更不用说相关学术论文和论著了。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我们口头上否定“中世纪黑暗说”，另一方面又语焉不详，言之无物，缺乏说服力，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而哈斯金斯及其以后西方史学界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无疑值得我们认真了解和借鉴，这也正是翻译本书的目的之所在。

本书由我翻译完成。

但由于拉丁文、法文知识的贫乏和诗歌翻译水平的低下，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多人热情帮助。

我的老师、八十多岁高龄的戚国淦先生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其中许多英文诗歌由先生译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焕生先生、清华大学的张绪山先生、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先生、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王涛同学在拉丁文翻译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孟庆夔先生在法文翻译方面鼎力相助。

在全书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方先生和清华大学刘北成先生的指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吴书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谨此一并致谢。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侯玮青，在索引的整理和译文的校对中，她付出了大量劳动。

译文如有不当之处，责任均由我承担，敬请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