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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的中国》内容简介：

《黄河边的中国》是学者赵锦清1996年5 ~ 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当代中国罕见的实证佳作。《黄河边的中国》记录了正在变化的中原农村社会，涵盖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与土地、市场和血缘认可网、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包括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处理日益庞大、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和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夺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起的各种矛盾。这与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烈紧张关系有关。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农村社会事实的同时，努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反映小农阶层的利益、情感和态度。

《黄河边的中国》以巨大的现实感和深厚的历史感被称为“中国国内农村的百科全书”。作家的调查方法既继承了传统的蹲点，继承了农民和“三同”的形式，也运用了现代社会学事件采访和深度交流的方式。作者不是从上到下举行座谈会，而是通过“亲友关系网”亲自访问了调查现场3354村农户论刊。这种田野式的采访，村民们没有怀疑，也不需要防备。毫无防备的闲聊最容易获得社会真相，没有人为包装，内容真实可靠。

《黄河边的中国》自2000年初版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十多年来，13次重印，累计发行5万册以上，获得了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卓越奖和第一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初版限于当时的时代环境，部分内容被压缩删除。为了完美地展现这一高价值的社会调查，2013年新版恢复了所有过去删除的内容，超过10万字，占总篇幅的20%左右，以前所未有的完本、全本的面貌出现，具有新的意义。

《黄河边的中国》作者简介：

曹锦清，著名的社会学家。1949年出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单位现象研究》、《平等论》、《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黄河边的中国》一本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观察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的最权威、最流行的作品，获得了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5年英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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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心理时间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或重复而有快慢之分。到开封，只有三天，但在感觉上，离开上海已有许多时日了。

中午，河南大学管理系主任、副主任、总支书记等一干人马共八九人在招待所设宴欢迎我。频频劝酒，轮番轰炸，实难招架。其劝酒方式之多、之妙，对答之机敏，实令人惊叹。北方人士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客人的敬意与盛情，我只得“入乡随俗”。

既为管理系，自然谈及管理问题。问及管理系的课程设置及所学与所用的实际状况，他们承认，目前的课程设置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的实际管理过程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由于教学任务繁重，他们没有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我说，管理并不单纯是一种规章与技术，而是与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及习惯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的大问题。将产生于西方社会心理、文化与行为习惯的管理科学引入到另一种心理、文化与习惯行为的环境中时，完全有可能被“悬置”起来，或发生惊人的“扭曲”现象。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中，我们也发现这一现象。这理应引起我们教学界的充分注意。我说，有组织方有管理，而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分工协作以完成非单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故“所做之事”为组织目的，分工协作是其方法。管理的实质在于，尽可能地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各种组织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组织内部协调成本太高，因而办事效率太低。因此，中国管理学的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各种组织内部协调成本高昂的诸种原因。岗位设置的不合理，产权的不明晰，权力分配的模糊，合作所产生的“红利”分配不公等等，这是已被讨论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或在于，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习惯行为和合作方式与现代管理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说，是普遍化的规章制度与我们习惯的人情交往方式的冲突。带有私人与情感色彩的人情关系，要求我们根据亲疏远近的原则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待方式，而一切规章制度总是按“提高办事效率”的原则制定的。组织要办的是事，组织起来的是人。在管理学眼里的人是些办事的人，而不是有各种不同人情关系的人。然而进入超家庭、超村落组织的中国人，总把人置于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之中，然后与之发生不同的行为关系。这是我们各种组织内部人事关系复杂且摩擦甚多的一个根本原因。当韦伯说现代科学组织是一种合理化的组织时，他的意思是指，这种组织是“不合情”的，即把人情关系从组织内部排除出去，使之成为单纯的“办事机构”。在中国，在具有浓烈人情文化的中国，能否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并只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这是管理学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座的几位教员对我的议论作出了反应，说我道出了中国管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并不清楚，这一反应是出于理解与同意呢，还是单纯的恭维？

酒席后，我回旅舍休息了两个小时，醉意稍退，便驱车赶到开封市内的大相国寺。时非周末，游人稀少。大相国寺的建筑布局与江南寺庙相似：天王殿居首，大雄宝殿居中，但大雄宝殿之后是八角亭，中间供奉千手观音，众罗汉、菩萨环列四周，其中有关云长塑像，讲“春秋大义”的关羽不知何时被中国佛教徒请到他们的众神殿内的，且中国的道教也把这位儒圣请入他们的神殿。三国纷争，人才辈出，独关羽由将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神，且成为儒、佛、道三教共同供奉的神。我不知有谁研究过这一“关羽现象”。在这里，我以为可以了解到我们民族心理与文化的许多重要信息。在八角亭之后，还有一殿，供奉一尊白玉观音。一寺庙设两殿供奉同一菩萨，说明中国人对观音菩萨的喜爱。据云，菩萨无性别，何独观音到中国后变为女儿身？我也不知观音在印度是否也有“千手千眼”相。我确信，在东传的佛教众神内，观音菩萨彻底中国化了。我想，如果我们对“观音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定能透露出我们民族内在的隐秘愿望。这次中原之行，我的另一个动因，是到黄河身边来寻找我们古老民族的这个自我的。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失去了“自我”，以至于我们这些处于大改革时代的一代人，向前忙乱地跑了一阵之后，突然彷徨回顾，既找不到来路，又看不清去路，内心积压着焦虑与困惑。不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又处在何时何地？白玉观音殿左侧，是供奉唐代日本和尚海空之庙。海空塑像，为日本佛界所赠。据说，海空和尚在唐代来华求学，从汉草书中借取偏旁，从梵音借取读音，创平假名，是为日本有文字之始。在海空寺，遇一寺庙管理人员，便向其问及寺庙和尚情况。他告诉我，本寺现有和尚约三十人。有原来还俗成家而后又出家的老和尚，也有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来此的年轻和尚。在年轻和尚中，出家又返俗很是自由。现在做和尚的有工资，平均每月三四百元，与开封普通职工的收入差不多。但如全部算起来，他们的实际收入比一般职工要高。一是衣、食、住皆在寺庙，无需自掏腰包。二是另有私人创收，如俗人来寺庙请菩萨，请和尚举行“开光仪式”要付钱。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有收入。这位俗人对“出家人”的评价是：“现在的和尚挺富有的，远不是解放前的和尚，只吃一碗饭而已。”和尚如今成了一种职业，寺庙成了打工挣钱之地。出家做和尚，也得拉关系，走后门。不少人“出家”的目的仅在于“还家”，或说建立一个家庭。在物欲炽盛的市场经济社会内，佛教与世俗到底是“谁改造谁”呢？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又说“临事抱佛脚”。这实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所关注的是此生此世，对灵魂、天国的有无向来存而不问。嫦娥偷食灵丹，孤居广寒宫，至今追悔；织女神及已修炼成精的白蛇，皆恋慕人间的世俗生活，都是中国人现世精神的反映。现世精神，对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近代的精神。中国学术界把“文革”之后的社会生活流向视为“世俗化”的运动，这实在是食洋不化，盲目地搬运西方概念。

出大相国寺，抬头方见雕刻在佛殿屋脊的八个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不正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内最普遍的心愿吗？诚然，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早已超出了这一要求，但黄河流域的广大民众是否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准备好付出代价以达到这一超越传统的生活目标呢？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上午，汤小平带三人来访，一位是开封党校程副校长，分管教学与科研，是位学者，著有《开封城市史》一书；一位是科研处田主任；一位是哲学教研室李主任。这次如约来访，主要是商讨合作研究之事。校长、主任齐出动，说明他们对合作的诚恳与重视。

我向他们四人详细汇报了我这次中原调查的目的、内容与方法。我说，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说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古代一切农耕文明中是最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我国古代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各文明古国的经济基础；但恰恰是小农经济，成为近代落伍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因为这一精耕细作的农业所要养活的庞大人口，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构成了越来越重的压力，而将积压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实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进行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现代化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单纯地用成功或失败并不足以评价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始于农村，始于公社集体耕作制的主动废除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这一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千百万分散经营的农户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了的现实环境，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地方政府与部门如何转变职能以更有效地管理农村社会，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亿万农民与农村社会走上了它的自发之路，它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它的发展方向与我们预计的现代化目标是否有偏离，或者说，对于中西部广大农村来说，应该而且可能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对农村社会及基层政权的实际状况与问题作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我集中向他们介绍了这次社会调查所采用的方法，说明了我之所以不采用大规模社会问卷调查方法而只采用观察访谈的理由。观察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这种亲密的接触，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的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由此而获得调查资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可亲的。它的唯一缺陷是太受个人精力与时空的限制，弥补的方法便是把调查点与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使调查到的农村社会生活保持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直接显现在调查者的眼前，调查者进入调查现场的方式及其主观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利用延伸到村落的亲友关系而进入调查现场，是村民把调查者当作“自家人”的唯一途径。村民社会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个熟人社会，是个有着亲疏远近区别的社会，是个有着许多忌讳与防范的社会。只有凭借亲友关系才能进入这样的调查现场，也只有进入村民认可的亲友关系网络，才能尽可能地保持调查现场。至于调查者的主观状态，我指的是两层含义，一是调查者的知识储备。学科的划分与专业的设置实出于研究与教学的需要。但社会生活本身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知识，进行社会综合调查的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应尽可能多懂一点。二是调查者的“无知”状态。对我们生于农村的人来说，农村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很熟悉”。但“熟悉”与“习以为常”恰恰是理性追问的大敌。理性往往在“熟悉”与“习以为常”面前停止了分析与追问，原因恰恰在于“我已经知道了”。因此，无知状态能把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而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同时，无知状态还包括“理论上的悬置”。所谓“悬置”状态，即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理论、概念与假设，在调查过程中暂时地悬置起来。这就是说，不要用先入为主的概念去套裁经验材料，而应让概念与经验事实自由地结合，或依据经验事实对概念作出必要的修正。由于我们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理论都是从西方社会移译过来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这种“悬置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非常认真地听取我这番带有几分玄气的议论，我也确实找不到更通俗的语言表达我的想法。实非故弄玄虚，伪装深刻。程校长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诚然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节，但合作的意向更明确了。程校长当场建议我下午即迁居到党校招待所去。一是替党校师生作场学术报告，二是与他们的科研老师进一步商定合作调查计划。我被请入党校，等于获得了进入河南各调查现场的通行证。中原调查有此良好开端，实令我暗自惊喜。

下午3时，汤老师随车前来接我到党校，在二楼小会议室听取他的前一阶段农村调查的情况介绍。这些调查报告，大体上是对具体问题、具体事件的情况说明。在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法，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诸方面确实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与完善之处。社会调查，向下收集资料的过程与向上理论综合的过程，其实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两个方面。向上之路（从具体到抽象）与向下之路（从抽象到具体）实质上是同一条路。在他们的情况介绍中，有几点值得重视：

——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垫付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摊，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各乡镇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乡镇，超生者的罚款量势必更高，征款任务势必更重。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机构日趋膨胀，冗员日趋增多，如今乡镇党政人员，通常一二百人。在缺乏乡镇企业税收支持的乡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基本原因。

——在“奔小康”、“现代化”、“争一流”、“赶超”的口号下，浮夸风越刮越烈，这与1958年的浮夸风十分相似。

——分田到户后，分散经营的农户缺乏一个真正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官员名目繁多的税收，农户先是忍气吞声，继而上访上告。最后必然是“官逼民反”。

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在以后的调查中，应对他们已感觉到的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看来，应将实证调查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对明清两朝地方政治的研究。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发明，同时深化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

听取他们的调查情况介绍之后，请他们介绍各自的“社会关系资源”。汤的老家在杞县某乡，那里还有许多亲戚；田在商丘插过队，至今与当地乡亲与地方官员相往来；李在兰考某乡搞过调查，与当地农户与干部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开封市所辖各县、乡官员中，有不少是他们的学生兼朋友，李还是开封县的首席顾问。总之，利用他们的“乡村老家”可直接进入村落与农户，利用他们的“师生关系”，可直接进入县、乡党政各部门，有他们的陪同，便是直接进入“调查现场”的通行证。

晚上，党校程副校长设宴款待，田、汤、李诸人及校后勤主任共六七人作陪。后勤主任是回族人，席间，突然向我“请教”两个宗教问题：一是伊斯兰教堂内为何没有神画与神像，甚至连想象真主的模样也有罪过。二是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信教的人反而日见增多。他说，这两个问题在心里藏了多年，也向阿

独自步行回旅舍，已近晚8点。沿路买了两个煎饼带回，权当晚餐。写了一会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