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论战略》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作者： 王志刚

字幕： 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

简单的介绍：

国内知名民营智库智钢智库创始人王志刚，是近30年战略实践中系统化战略思维的第一个产物。

纵贯东西方，集百家之长，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为中国式战略做出了清晰的定义。

或许正是因为作者深谙中西，在商界实践了近30年，本书通透、系统，不像早先的晦涩难懂厚积薄发图书。战略书籍。

王志刚可以说对战略的九大关键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包括战略定义——解读——过程——两个支点——如何认识——如何分析——如何制定——如何实践——如何规避陷阱。定义，辅以通俗易懂的案例研究，一目了然，系统学习。

看过很多策略书，有的读不懂，有的太重，有的零散，有的过时，《王志纲论战略》作为全国营销咨询专业人士的第一本策略入门书，完美，期待你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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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战略是智慧之学，反映认知深度，体现了哲学的认识论思想。

所谓哲学（philosophy），在古希腊文中由philia和sophia两个词组成，philia的意思是爱，sophia的意思是智慧，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哲学是在根本层面上追问的，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以彻底的态度反思已有的观念和认识，从价值理想出发把握存在的目标和历史的趋势，展示了人类理性思维的高度。[1]

同样，战略充分体现出了哲学对智慧孜孜追求的态度。尽管不少哲学家都声称，其他任何一门非哲学的学科都不能被称为“智慧之学”，但战略的确是一门智慧，战略旨在穿透事物的表象，探索其本质，通过对人们知行过程的把握，而达到对世界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认识。

千百年来，无论东方西方，但凡被称为战略思想家的人，无不有着仰望星空、上下求索的智慧，有着认知世界、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勇气。

战略是思维之法，讲究思辨精神，体现了哲学方法论思想。

一直以来，哲学都是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发展，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哲学家们相互批判、相互推翻和相互取代的斗争史，但哲学的价值就是用来解放人、解放人的思想的，这是目的，也是方法。[2]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束缚人思想的东西，因此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哲学就是要让人自觉认识到究竟是什么、是谁束缚了人的思想，应当怎样摆脱这种束缚。只有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认识的视野才能更加宽阔，思维的空间才能更加广大，创造力才能得到更充分的释放，正是这种哲学思维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战略继承了哲学的方法论，战略就是用哲学的思维体系来审视、发现、反省、辩驳、求索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或不置可否、迷茫困惑的那些问题，是对现实和经验的反思，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审视当下，探寻未来。

战略是行动之术，指导行为发展，体现了哲学实践论思想。

当巴士底狱的枪声传到凡尔赛宫，惊慌失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问：“造反了吗？”波尔多公爵回答：“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词语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变革。路易十六在深陷囹圄之时，讲过一句话：“是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哲学是无用之大用。

同样，战略是更广泛的哲学思想的应用，以国家战略为例，几乎每一种国家战略背后都有某种哲学作为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而在美国的国家哲学中，实用主义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3]

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刻程度，而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为指引。因此，国家战略竞争实际是战略境界——哲学思维方式的竞争。以什么样的世界观统领我们的思想，关系到国运的兴衰。

[1] 周濂.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2]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3] 林海红，田文林.失去的十年：美国中东战略失败的理论探讨[J].和平与发展，2011（5）.

战略与人性

职业使然，我这几十年可以说是阅人无数，上到高官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

大多数人都是在看戏，台上哭，自己也跟着哭；台上笑，自己也跟着笑。很多传奇他们信以为真，其实未如其然。演戏的人是疯子，自己很陶醉，但也许知其然，并不知其所以然。

作为战略咨询顾问，我给自己的定位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观众，可能是编剧、舞台监督或艺术指导。我既可以看见台下看戏者的情绪起伏，又可以看到台上演员们脱掉面具之后的本来面目，也见证过他们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这一切兴衰成败的背后，都离不开人性。

从古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政治立场、艺术审美、科学技术、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都在变迁，唯独人性变动极少，足以击穿时空。从原始的非洲部落，到贫困的第三世界，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横流的发达国家，从印第安部落，到古罗马，到近代帝国主义，到现代商业社会，绝大部分人类群体的历史都是由人性主导的。

《圣经·旧约》中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都是在讲人性。说来讽刺，恰恰也是因为人性的永恒，才让“以史为鉴”成了一句空话。所有发生的，皆有理由，已经发生的，终将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真正能做到“以史为鉴”的，可谓少之又少。可见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一定是洞察人性、驾驭人性的高手。

和哲学一样，人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天主教说人有七宗罪，它们是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淫欲。佛教说众生之苦，皆因贪、嗔、痴三个字。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讲得最多的是仁，然而孔子所论的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人性不是孔子讨论的重点。孔子论人性，只限一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何以相近，习何以相远，却没有明言。

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对于人性的探讨各执一词，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两者都认为人性秉受于天，但荀子将人与动物所共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当作人性，孟子虽也承认这一本能，却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在于人先天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所谓的“人性”。在后世的儒学体系中，人性被愈发摆在了负面的位置，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锢下，人性被抑制到了极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沉稳，讲究喜怒不形于色，其实这都是人性压抑的表现。

14世纪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的思潮逐渐蔓延。人性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个性张扬成了时代主流，这也为西方科技、文化、艺术的大繁荣提供了肥沃的自由土壤。

进化论的出现从自然选择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人性，在进化论者看来，人性是根植于基因中的生存和繁衍冲动，是文明进化、社会发展的不竭原动力。没有汹涌澎湃的人性，人类不可能进化到如今地球霸主的地位。

每个人都有人性，关于人性的理解也各自不同。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认为：“驱使人类进步的，正是三种负面情绪——懒惰、贪婪和恐惧。”斯大林在流放期间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曾留下批注：“人的恶习只有三个，软弱、贪婪、愚蠢，除此之外都是优点。”结合我这些年的江湖阅历来看，人性无非三大特点：贪婪、侥幸和虚荣，所有人概莫能外。

其他弱点，如懦弱、懒惰、嫉妒、傲慢、自负等，都能从这贪婪、虚荣、侥幸的“人性三原色”上找到解释。所谓懒惰，无非是逃避努力的贪婪；所谓懦弱，无非是一厢情愿的侥幸；所谓嫉妒，无非是求而不得的虚荣；所谓傲慢，无非是贪婪加虚荣；所谓自负，本质上是虚荣加侥幸；等等。

和别的说法略有不同的是，我不认同“贪婪、侥幸、虚荣”是人性的弱点，我更喜欢称其为人性的特点，它们是普遍而恒定的，并且同时具备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当消极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时，有些人被虚荣绑架，汲汲于名利，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生怕别人不关注他，登山、约会、当网红代言人，不断搞出些大新闻，一次次用超常规的方式做出吸引大众眼球的事情。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这种人往往把面子和排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活得很累。有些人被贪婪绑架，把企业的规模当作唯一的目标，高周转、高风险、高杠杆，半夜惊醒时想的都是如何成为首富，殊不知撞树而亡的兔子永远是跑得最快的那只。有些人被侥幸绑架，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成功空手套白狼，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自己的企业加杠杆，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到头来风向一变，资金链一断，几十年爬上神坛，跌落只需要一瞬间。

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握人性的边界，把贪婪变成雄心，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这个人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无法驾驭贪婪、侥幸、虚荣，死亡只是早晚的事。

如何驾驭人性？我总结了两个词“要我做”和“我要做”，一个是拽牛尾巴，一个是牵牛鼻子，力度相同，效果却天差地别。

多年来，我最喜欢看的影视剧就是越狱类的，从《基督山伯爵》到《肖申克的救赎》，一直到《越狱》，我都看得津津有味。监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场景，有强度极高的压迫，也有永不停歇的反抗，囚犯想要越狱，就要把智慧与潜能发挥到极致，“我要做”的冲动和“要我做”的高压不断摩擦碰撞，迸发出强大的火花，也成了影视作品永远不过时的精彩题材。

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在于解决了从“要我做”到“我要做”问题。

在过去短短几百年内，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推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数次产业革命，造就了人类文明诞生数千年来最伟大的光辉与繁荣。人类文明中，现今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所有东西，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我要做”的原动力。一个伟大的出发点不一定能够成就光明的现实。恰恰相反，看似丑陋的出发点却往往在最后成就了伟大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大江大海40年的峥嵘岁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见证史。支配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治理逻辑从“要我做”扭转到“我要做”上来。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机遇。“我要做”给了芸芸众生一条改变命运的“活路”，这颗种子最后却结出累累硕果：人民群众将它变成了无数种“活法”，从“活路”到“活法”，一场伟大的奇迹就此诞生。

多年以来，我接触了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其中不乏许多草根出身的巨富。他们早年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这种强烈的愿望在鼓励“我要做”的社会环境中彻底挣脱了束缚，得到了解放。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坚韧和胆识，一步步走向财富之巅，勇立商海潮头。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对自身命运去向无所适从。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堆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背后的本质，就是释放了人性，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深圳的崛起和华为的成功，都是人性伟力的体现。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100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