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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路》[英] 伯特兰·罗素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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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奖得主罗素长销90年的幸福追寻宝典,清晰实用,让幸福变得有法可循
★非诚勿扰学者嘉宾、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黄菡新译、亲笔撰写2110字导读推荐
★爱因斯坦、理查德·莱亚德(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A.C.格雷林(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得主)、丹尼尔·丹尼特(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极力盛赞
★《时代周刊》《观察者》《听众》《新闻纪事报》《大西洋月刊》《华盛顿明星报》推荐
★入选1993年香港电台十大好书精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的一生阅读书单
★作为心理自助类图书的原型,很少有像《幸福之路》值得一读,是经过时代检验过的经典

 

内容简介

《幸福之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生活哲理书。该书虽为哲学著作,但内容浅显,贴近大众读者,拥有广泛的读者受众。罗素以浅白而深刻的文字,分析了我们不幸福的原因,并告诉我们如何走上幸福之路。

 

《幸福之路》一部经典心理自助实用手册,直接反思生活中经常破坏幸福感的消极心理因素,如竞争、疲劳、嫉妒、罪恶感、受害妄想等,直接给出获得和提升幸福感的具体生活建议,如通过兴致、情爱、家庭、工作、闲情逸致等。
作者给书中的每个观点都提供了真实的人性经验的支撑,和清晰、坦率、真诚的剖析论证;他所开列的药方,也都是亲历亲见,并且实践证明有效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所以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爱因斯坦

 

我非常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而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           ——王小波

 

作者简介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与和平主义者。代表作:《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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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使人不幸福?

动物只要没生病,吃得饱,就是快乐的。我们以为人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当今世界的大多数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你感觉自己不幸福,恐怕你不会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如果你感觉自己是幸福的,那就看看周围有多少朋友跟你一样。观察朋友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学会察言观色,让自己更善于感受日常生活中所遇之人的情绪。英国诗人布莱克说:

我遇到的每一张脸上的痕迹,

都表露出虚弱,表露出哀伤。

你会发现,尽管各不相同,但是不幸福的感觉无处不在。试想你此刻在纽约,这个最具代表性、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在工作日的繁忙街头,双休日的主干道,或入夜后的舞场,放空你自己,来一一观察周遭的陌生人。你会看到,每个不同群体都有自己的烦恼。在上班族那里,你看到焦虑,过度专注,肠胃功能失调,丧失了竞争之外的其他兴趣,丧失了娱乐能力,意识不到同类的存在。在双休日主干道上,你看到追逐快乐的男男女女,生活宽裕,其中一些还相当富裕。他们追逐快乐的步伐整齐划一,即随着汽车蜗速行进;他们既看不见前路,也欣赏不了风景,因为左顾右盼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所有车上的人的心思都是超车,但在车流中无可奈何;没在开车的人有时可能神思游移,被莫名的无趣侵扰而隐隐面带不悦。偶尔驶过一车黑人,率性地欢呼雀跃,其行为乖张又会惹人恼怒,最终因为什么事故落入警察之手:假日里的享乐是违法的。

哦,再去看看夜场上的家伙。大伙来时都打定主意一醉方休,就像铁了心不在牙医那里大惊小怪。痛饮和狎昵被奉为快乐法门,所以人们赶快多喝,尽量无视令人作呕的同伴。酒精奏效之后,男人开始哭泣,痛诉自己无德,配不上母亲的奉献。酒精帮他们宣泄了平素为理性所压抑的罪恶感。

凡此种种不幸福,部分源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体心理——当然,个体心理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如何改变社会制度来提升幸福感,如何终结战争、经济剥削、冷酷恐怖的教育,我之前已有著述,本卷不再提及。改善制度以规避战争,这对我们的文明而言的确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人们觉得苦挨辰光还不如自相毁灭来得痛快,那么找到避免的方法也不会带来什么机会。如果机器生产多少能够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那当然应该去阻止贫困蔓延;但是如果富人也在忍受煎熬,那么人人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冷酷恐怖的教育是恶的,但是如果教育者自身便是这种激情的奴隶,他又能给出别的什么?种种思考引领我们走向了这样的个人问题:此时此处,身在怀旧社会的男男女女,该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幸福感。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排除了那些遭遇外部磨难的情况。我假定人们收入稳定,衣食无虞,身体健康,行动无碍。尽管天灾人祸、家破人亡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而且很值得讨论,但它与我想说的并非同一个话题。我的目标是消除那些文明社会中大多数人感受着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烦恼,它们没有明确诱因,仿佛无处可逃,愈发难以忍受。我认为,这些不幸福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它们毁掉了人们原本可能有的天然的兴致和胃口,而一切幸福,无论人或动物,皆基于此。观念与习惯都是个人可以掌控之事,我想就它们提些改进建议,佐以寻常运气,幸福或便可得。

从简要自述开始或许能最好地介绍我要向大家推荐的哲学。我不是生来就感觉幸福的人。我在儿时最爱的圣歌是“尘世可厌,满载我的罪孽”。五岁时我曾想,如果我的寿命是七十岁,那现在才仅仅熬过了全程的十四分之一,前路漫漫,无聊烦闷,难以将息。青春期时,憎恶人生的我常常徘徊在自杀边缘,挽救了我的是对数学知识的渴望。而现在的我完全不同了,我享受生活,我对生活的热爱几乎可以说是与年俱增。这部分源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并且在不断地获得,部分源于我成功地放弃了另一些目标——比如获得这样或那样的绝对真理——本来就不可能实现的那些目标。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不再过度专注于自我。像受过清教徒教育的其他人一样,我也曾惯于冥思自己的罪恶、愚昧、弱点,我曾把自己看作是——无疑是公正的——一个可怜的标本。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缺陷不再那么介意,而是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外部事物上:世界局势,各种学科知识,我喜欢的人。没错,对外部事物的关注也会带来各种痛苦:世界会陷入战争,某种知识很难掌握,喜爱的人会离我而去。但是这类痛苦不同于由自我憎恶而生发的那种痛苦,它不会摧毁生活的核心。并且,对外界的每一种兴趣都会激发出某种活动,只要兴趣不减,这种活动便能充分抑制苦闷。相反,对自己的兴趣不会带来任何进取行为。它或许能让你坚持写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是去做修士。但是修士也只有在修道院的戒律让他忘掉了自我的灵魂时才能感到轻松。他以为是借助宗教获得的幸福,其实是当个清洁工也能得到的,只要他能真正持之以恒。对于那些自我沉溺严重到无药可救的不幸之人,外部戒律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

自我沉溺形式各异,我们可以列举三种最常见的:罪恶感、自恋和自大。

我说“罪人”时,并不是说他是犯了罪的人:可以说人人都有罪,也可以说谁都没有罪,要看怎么定义这个词,我指的是那种精神专注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永远处在自责之中,如果他是教徒,就会把这种状态解释为上帝的责难。他有一种关于自己“应该”[1]如何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总是与认识到的现实的自我相冲突。假如说,在有意识的思想中,他早已抛弃了坐在妈妈膝上听过的教诲,那么在无意识当中,他可能深藏了这种罪恶感,只让它在酣醉或熟睡时浮现。尽管如此,也足以令每桩事都索然无味。骨子里,他依然接受儿时被灌输的所有戒律:诅咒是恶的,喝酒是恶的,日常生意上的精明是恶的,而万恶淫为先。当然,他没有放弃这些乐趣,但是对他来说这些乐趣都成了毒害,因为他觉得是这些乐趣让自己堕落。他全身心期盼的幸福是记忆中儿时体验过的母亲的爱抚,既然这种乐趣不可复得,他便觉得一切都不再重要,既然罪恶不可避免,他便决定深陷其中。坠入爱河时,他寻找母性的温柔,但因为心中犹存母亲的形象,他又不能接受这样的温柔,所以他对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都无法产生敬意。失望之际,他变得冷酷,而后为冷酷悔过,接着再次陷入幻想的罪恶与真实的悔过交替而令人沮丧的过程。这是很多貌似无情的浪荡子的真实心理,让他们误入歧途的是对一个无法获得的目标(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虔敬,以及早年被灌输的荒谬礼俗。对这些母性“德行”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从早年的信仰和情感中解放出来。

自恋,某种意义上是常见的罪恶感的反面,其特点是习惯于自我欣赏和被人仰慕。在一定程度之内这是正常的,无伤大雅,但若表现过头便是严重的问题了。许多女性,特别是富裕的上层社会女性,完全丧失了感受爱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男人都应该爱她的强烈饥渴。这种女人一旦确认某个男人是爱她的,那男人于她便毫无意义了。这样的情形在男人那里也存在,只不过相对少一些。经典例子便是《危险的关系》中的男主人公。虚荣至此,一个人便很难对其他任何人产生真正的兴趣,因此也无法在爱情里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其他方面的兴趣会衰落得更快。比如,一个自恋者被人们对大画家的崇拜所激励而去学习艺术专业,然而,绘画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掌握绘画技巧从来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除了与自我相关的,他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其结果自然是失败和失望,收获的也不是追捧而是嘲笑。小说家身上也存在类似情况,他们总在书中把自己刻画成英雄。事业上的所有成就,全凭你对与事业相关的东西抱有真正的兴趣。政客更迭的悲剧则源于,他们的自恋逐渐取代了关切社会和政策的初心。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足称道,也不会为人称道的。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的唯一关心是这世界应该对他表示仰慕,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即便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也很难获得完整的幸福,因为人类本性从来不是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者不过是作茧自缚,恰如一个人为罪恶感所压抑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骄傲,但他同样喜欢狩猎。虚荣,过度了便会扼杀参与各种活动的乐趣,必然招致无趣和厌倦。虚荣心往往来自缺乏自信,治疗的办法是培养自尊。对客观事物产生兴趣而激发活动,并获得成功,如此才能培养出这种自尊。

自大与自恋的区别在于,自大者追求权力而非魅力,他要别人怕他而非爱慕他。精神狂人和历史上的多数伟人大抵属于这一类。权力欲与虚荣心一样,也是人性固有的一个方面,不必排斥,但是当它膨胀或产生不现实感就是悲剧了。这个时候,它会让人不快乐,或是变得愚蠢,甚或兼而有之。自以为头戴王冠的疯子或许可以自感幸福,但这种幸福并不是头脑清醒的人所羡慕的幸福。亚历山大大帝在心理上就是这种疯子,尽管他拥有实现疯子的梦想的能力,他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他的梦想会随着他的成功而膨胀。当他清楚自己已经是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决意成为上帝。他是个幸福的人吗?他嗜酒如命,脾气暴躁,对女人冷漠无情,自封神明,所有这些都令人猜想他并不幸福。为成就人性的某一部分便以牺牲其他所有为代价,或者,为彰显个体的自我便视整个世界可以为我所用,这是决不会带来终极满足的。自大,无论是病态的还是名义上正常的,一般都是经历了巨大羞辱的产物。拿破仑在学校里的富有的贵族同学面前感到自惭形秽,因为他是一个靠奖学金生活的穷孩子。当他后来允许流亡者回国时,昔日同学向他鞠躬的情形令他备感满足,那是无上的满足!并让他动了征服沙皇以体会更大满足的念头,因此被送上了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既然没有人是全能的,完全为权力欲控制的人就迟早会碰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个人除非疯狂,否则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哪怕他的权力大到能把所有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都关起来或杀掉。于是,政治受限和心理抑制协同作用,只要有任何形式的心理抑制出现,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被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的权力可能会极大地增加人的幸福感,但若把它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它就会导致灾难,如果不是在外部,就是在内心。

拜伦式的不幸福

与世界历史上的很多时代一样,这种想法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即我们当中的智者都已看破过往的各种狂热,领悟到世上并无值得为之坚持的东西。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真的很不幸福,但他们却以痛苦为荣,认为痛苦是宇宙的本质,并且是被启蒙的人唯一明智的态度。他们以痛苦为荣会让那些单纯的人怀疑这种痛苦的真实性,以为享受痛苦的人其实并不痛苦。这种看法未免太过幼稚。痛苦的人会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富有洞见,这无疑是稍许补偿,但它决不足以弥补因此损失的简单的快乐。我个人不认为痛苦的感觉有什么更高的合理性,相反,聪明人会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情快乐,如果他发现思考宇宙会让他过于痛苦,他就会去思考别的问题。这就是我想在本章表达的观点。我希望能说服读者,无论你有何种论据,理性都不会阻碍幸福。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当真把自己的不幸归因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实际上,他们是因为自己尚不清楚的某些缘故而不幸福,但这些不幸福却误导他们聚焦于人世间那些不如意。

我想讨论的这个观点,对于现代美国人而言,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现代人的性情》中提出来的;对于我们的祖辈而言,它是由拜伦提出来的;对于所有人而言,它则是由《传道书》的作者提出来的。克鲁奇说:“我们的事业是失败的事业,我们在自然宇宙中没有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为生而为人抱憾,我们宁可为人而死,也不愿为兽而生。”拜伦说:

当思想起初的光辉因情感的衰退而暗淡时,

世界给予的欢乐绝不能与它攫取的相比。

《传道书》的作者写道:

因此,我赞叹那些逝去的亡者远胜于那些苟活的生者。

比这两者更好的,是那些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之下的罪恶的人。

自己遍尝生活的快乐之后,三位厌世者给出了这些灰色的结论。克鲁奇生活在纽约顶级的文化圈子里;拜伦畅游过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有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传道书》的作者追求快乐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他品美酒,玩音乐,“如此种种”,他修造池塘,在家里蓄养男女仆人及其后代,即使养尊处优,他仍然保持着智慧。然而,他认为一切都是虚妄,智慧也是一样:

我又潜心研究智慧,研究疯狂和愚昧:我发现这也是一种精神烦恼。

因为越有智慧就越悲伤,增加知识就增加痛苦。

他的智慧似乎令他困扰,他想摆脱但无功而返:

我心里说,来吧,我会用欢笑来证实你,于是就去尽情享乐:瞧,还是虚妄。

他的智慧依然跟随着他:

于是我心里说,傻瓜遇到的事,我竟然也遇到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更有智慧呢?于是我心里说,这也是虚妄的。

所以我厌恶生活,因为对我来说,太阳底下所做的事都会让我痛苦:一切皆虚妄,一切皆烦恼。

算是文化人的运气,幸好人们不读这些古书了,否则无论怎样评论修建池塘的事,人们都会断言写作新书纯属虚妄。如果认识到《传道书》的信条并非一个智者所独有的,我们就无须为后来表达同样情绪的各种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类讨论中,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和对于情绪的明智表达。关于情绪没什么好争论的,它可能会因为运气好坏或身体状况而改变,却不会因为争论而改变。我自己时常会体验到“万事皆空”的情绪,我是靠着势在必行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哲学来摆脱这种情绪的。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高兴但决不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妄,无论人生有没有终极价值,让孩子恢复健康才是当务之急。富人可能而且往往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妄,但万一他将要失去他的钱财,他决不会觉得他的下一顿饭是虚妄。虚妄感来自活得太过轻松。像其他动物一样,人也需要为生活做些奋斗。当智人凭借大量财富可以轻易满足自己所有的心血来潮时,仅仅是生活中的无须努力便让幸福感失去了它的一个基本要素。当一个人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任何一点小愿望时,他会认为,如愿以偿并不能让自己幸福。而如果有哲学气质,他就会认为,人生本质是痛苦的,即便得偿所愿,人还是不会幸福。但他忘记了,保持对一些东西的渴望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情绪何其多。但《传道书》中也有明智的观点:

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

太阳底下无新事。

没有人会记得过去的事。

我憎恨我在太阳下的所有劳作,因为它会被后人享用。

用现代哲学家的语言来表达这些观点就是:人永远在劳作,物永远在运动,万事无恒常,虽然新事物与旧事物并无分别。一个人逝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作果实;江河汇入大海,却不能长留大海。人生复死,水往复还,漫无目的,也无穷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既无收获,也无进步。江河若有智慧,便会驻足不前。所罗门[1]若有智慧,一定不会栽下果树让他的子孙来享用果实。

但是如果换一种心境来看,这一切会是多么不同。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么摩天大厦、航空飞机和政治家的广播演说是怎么来的?所罗门知道这些吗?如果能从无线电里听到希巴女王从他的领地返回之后怎样对臣民训话,他难道不会在“虚妄”的果树和池塘间得到一点安慰吗?如果他有一家新闻剪报机构,能让他知道报纸是如何评价他的建筑多么美丽,他的后宫多么舒适,和他争辩的哲人们多么失败,他难道还会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吗?虽然所有这些未必能完全平复他的悲观情绪,却至少能让他换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抱怨之一是,太阳底下新事太多了!如果新鲜事有或没有都一样让人心烦,那就很难说让人消沉的真正原因是哪个了。再以《传道书》所述的事实为例:“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江河自何处来,仍归何处。”若将此话用作悲观主义的论据,就像是说旅游也不是什么快活的事。人们夏日去胜地疗养,但最终还是得回来。去了之后必须回来,这并不能证明去不如不去。同理,若是江河之水有情,可能也会喜欢这种充满历险色彩的循环往复,恰如雪莱诗中的《云》。说到留下遗产的痛苦,这也要一分为二:从后代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没什么坏处,世间万物都会消失的事实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悲观主义的根据。如果继承者是更差的,那是有理由悲观,但如果继承者是更好的,我们便有理由乐观。而若果如所罗门所说,继承者与现有者如出一辙,我们又该怎么想呢?难道这就会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毫无意义吗?当然不会!除非这个循环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是痛苦的。只关注未来,认为当下的全部意义仅在于它会为明天带来什么,这是一个坏习惯。只有某些部分是有价值的,整体才是有价值的。不能把人生想象成一出传奇剧,男女主人公非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最后赢得大团圆的结局。我活着有我自己的日子,我儿子接着我过他自己的日子,然后是他的儿子相继相续。这怎么就是悲剧了呢?相反,如果我长生不老,人生的乐趣迟早会失去魅力。唯其有限,生活才能历久弥新。

生命之火烤暖了我的双手;

火熄了,我也准备走了。

对死亡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而对死亡的这种自然的态度也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说情绪是由特定理由决定的,那么让人快乐的理由和让人绝望的理由同样多地存在着。

《传道书》是悲观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人的性情》也是哀怨的。克鲁奇先生的悲伤,追根溯源,在于中世纪的确定性以及近现代的部分确定性消亡殆尽。“这是一个不幸福的时代,”他说,“四处游荡着来自冥界的未得安生的幽灵。它们的困境犹如那些童年活在神话里、现在离开神话却还没学会如何自处的青少年,两者没有什么不同。”这番表述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人文教育,却对现代社会一无所知,整个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导是要以情感作为信念的基础,因而一直无法摆脱寻求安全和保护的幼稚愿望,而科学世界却不能满足这种愿望。和其他大部分文人一样,克鲁奇先生固执地认为科学并没有兑现其承诺。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承诺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六十年前诸如达尔文和赫胥黎这些人对科学所抱持的期望后来并没有得到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那些作家和教士促成的错觉,他们生怕自己的专业被人认为没什么价值。是的,此刻的世上存在很多悲观的人。只要很多人的收入在不断减少,就总会有很多悲观的人存在。是的,克鲁奇先生是个美国人,而总的来说上次大战是增加了美国人的收入的,这似乎与上面的说法冲突,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阶层却蒙受了巨大损失,战争还让每个人都有不安定感。这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所谓世界本质的理论影响。尽管除了皇帝和少数贵族之外,令克鲁奇先生痛惜的信仰依然被大多数人坚守,但历史上几乎没什么时代比十三世纪更让人绝望。罗杰·培根因此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是其他所有时代鲜有其比的。罪恶与智慧水火不容。让我们看看这整个世界,细品每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全面彻底的堕落,君主尤甚……宫廷荒淫名誉扫地,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君王如此,下必效尤。看看那些主教:追逐金钱而无视对心灵的救赎……再想想教会,从个体到全部,无一例外地堕落了!新的教士(托钵修士)也已丧失了原有的尊严。整个教会变得自大、荒淫、贪婪:每当他们聚在一起,在巴黎或是牛津,令俗人震惊的都是他们的相互争斗、纠纷及恶行……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贪欲,没有人在乎自己在干什么,又是多么不择手段。”谈到古代的异教徒圣人时,他说:“无论是正直体面还是对抗世俗,他们都远比我们生活得高贵,他们愉悦、富足、荣耀。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里读到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这样掌握了智慧的奥秘进而发掘了一切知识的。”[2]罗杰·培根的观点代表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文人的观点,他们都不喜欢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从不认为这种悲观论调有什么形而上的原因,原因就是战争、贫穷和暴力。

克鲁奇先生的书里最为感伤的章节是关于爱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将爱情看得很重,而老于世故的现代人却把爱情看得很透。“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怀疑论者来讲,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而爱情能完成上帝的一些功能。面对爱情时,最冷酷的人也会一下子变得困惑。他们发现自己被其中的某种东西唤醒了敬畏,而这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能为力的,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要绝对忠贞于爱情。对他们而言,爱情犹如上帝,需要为之牺牲一切;爱情犹如上帝,它将奖赏信徒,它赋予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一种不容分析的意义。相比他们,我们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更习惯一些,但对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仍然不习惯,而只有习惯了,我们才能认识到无神论的真正含义。”奇怪的是,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在当代年轻人眼里与那些亲历者眼里,面目竟截然不同。我记得年轻时我很熟悉的两位老夫人,她们都有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的典型特征。一位是清教徒(Puritan),另一位是伏尔泰派(Voltairean)。前者抱怨情诗太多,她认为爱情这个主题没什么意思。后者则评论说:“没有人能反驳我,我总是说破第七诫不像破第六诫的罪过那么大,因为那至少要得到对方的同意。”这里面的哪个观点都与克鲁奇先生所描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极不相同。他的思想显然出自与其环境格格不入的某些作家,最好的例子应该是罗伯特·勃朗宁,而我不得不坚持认为,他的爱情观多少有点迂腐。

感谢上帝,他最平常的造物

也以灵魂的两面性为荣,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对着他所爱的女人!

这是在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态度是斗争。为什么?勃朗宁会说,因为世界是残酷的。我们会说,因为世界不会按照你的自我评估来接纳你。夫妻之间是有可能像勃朗宁夫妇那样形成相互倾慕的伙伴关系的。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总在赞美你的工作,不管它是否值得,那肯定会令你感到十分愉快。当勃朗宁有失分寸地公开指责菲茨杰拉德竟敢不欣赏《奥罗拉·利》(Aurora Leigh)时,他无疑会觉得自己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好丈夫。对于这种夫妻之间完全放弃相互批评的做法,我实在不敢恭维。它密切关联的是恐惧感,是想逃避冷峻但公允的批评。许多老单身汉守在自己的火炉边指望着同样的满足。我本人太久地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已无法成为克鲁奇先生标准上的现代人。我从未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爱情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崇尚的那种。我所信仰的爱情是大胆的、清醒的,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且不忘记恶,也不假装“神圣”或“纯洁”。曾经受人崇尚的爱情的这些特质其实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深认为大多数性行为是罪恶的,为了接受它们便不得不用一些浮夸的词汇去形容它们。那时候的性饥渴要比现在强烈得多,这无疑会使人们夸大性的重要性,就像禁欲主义者一贯的做法一样。我们如今正处在某种失序时期,很多人丢掉了旧规范,但还没有找到新规范。这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他们在无意识里依然选择旧规范,所以遇到麻烦时他们会感到绝望、懊恼、愤世嫉俗。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人很多,但他们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表达最多的群体。我相信,整体比较我们这个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裕的年轻人,就爱情而言,现在的年轻人要比六十年前幸福得多,也比那时更相信爱情的价值。某些人变得玩世不恭,是因为旧理念的暴政统治了人的无意识,而调节现代人行为的理性的道德标准付诸阙如。改良之策不在悲叹和恋旧,而是要有勇气接受现状,下决心将貌似已被抛弃的迷思从其藏身地彻底铲除。

人为什么会看重爱情,这很难言简意赅地说明,但我还是试着说说。爱情之所以被看重,首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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