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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电影发烧友都熟悉20世纪最伟大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大独裁者》和《摩登时代》。虽然电影爱好者们都知道,卓别林在第一部电影中模仿的是道夫·希特勒,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第二部电影中,他也是在影射一位对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在这部影片中,卓别林饰演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他成了一个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他的工作是给机器拧螺丝,然而机器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跟上工厂主给机器设定的运转速度,最后他被卷入旋转的齿轮,使整个工厂陷入一片混乱。

[1]在这部电影中,那个被讽刺的人就是“效率至上论”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

弗雷德里克·泰勒1856年出生于费城一个富裕的贵格会家庭。他高中就读于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镇著名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毕业后就读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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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机械工程学位后,他在多家公司担任过管理职务,在他就职的企业中最著名的是伯利恒钢铁公司。后来他接受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教职,并于1906年成为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主席。

1911年,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正是这本书将效率的概念深深植入现代文明的骨髓,成了商界的“圣经”。

泰勒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

泰勒的这套系统,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泰勒主义”,仅仅是基于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把生产的管理和计划与工厂车间现场任务的执行分离,然后进一步将这些现场任务分解为更简单的步骤,再对每个细分步骤进行协调,直到大家能够流畅地协同工作,这样就加快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每个工人在工作流程中所要完成的只是一种简单、重复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都附有详细的说明。

监工也要接受培训,他们需要学会使用秒表来分析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和动作需要耗费的时间。他们要纠正工人不必要的手势、动作,因为那可能会减慢工人的反应速度。然后,他们要监督工人一遍遍地重复完成工作任务需要的所有动作,不断加快工人的反应速度并提高准确性。

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通常,任何可能会降低速度的细微动作变化都会得到纠正,这有时能为完成任务节省宝贵的几秒钟。

工人的表现是标准化的,抹杀了任何个人的行为特质,这样可以确保整个工作环境处于理性状态,于是,工人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再也没有区别了。车间里工作现场的所有因素都被视为“科学管理”这台巨型机器的组成部分,管理者通过不断提高效率来评估这台巨型机器的表现,而它的价值则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计算出来。

效率至上信条

事实证明,在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工厂车间只是泰勒在整个社会领域发动效率革命的滩头堡。

泰勒主义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与科学紧密相连,这赋予了它合理性,使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眼就能看明白并且接纳它。

人们在使用效率一词(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描述机器性能的工程术语)的时候,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机器的时代。

令人惊叹的新发明被快速地推上市场电话、发电机、电、电灯、汽车、飞机、摩天大楼、收音机、电影、自动化装配线、家用电器等等。

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开始,到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已经有数百万家庭参观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举办的大型世界博览会。人们在那里体验到了触手可及的乌托邦世界,而正是现代科学和新的商业效率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所有的展品向公众展示的都是他们即将步入的未来生活。

还有哪里比家庭能更好地向公众灌输这种新世界观呢?
流行杂志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们灌输“做进步者,加入效率运动”的思想。这些文章一边蛊惑煽动,一边也旁敲侧击。

它们告诫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不要在工作这件事上“当逃兵”,提醒她们家庭也是“全民参与的伟大工厂的一部分”。[2]美国家庭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在一份颇受欢迎的杂志《女性之家》(Ladies’ Home Journal)上发表文章,教导家庭主妇在经营家庭经济时应该更加科学和高效。

她坦言“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仅在洗衣服这件事上就做了80个错误的动作,更别提在收拾杂物、擦拭和摆放物品的过程中犯的错误了。”[3]弗雷德里克呼吁全美国的家庭主妇在洗碗的时候都采用标准做法,“找出哪些动作有效,哪些动作不必要的和低效”[4]。

当时,还有人建立了家政实验站以研究家务劳动。

在那里,人们对做家务的时间和动作进行研究,找出做每项家务的最佳动作并优化其时间分配。

他们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然后依靠这些数据用“家务工程的原理”来培训家庭主妇。[5]效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家庭……将被机械化、系统化”并按照效率标准进行优化。[6]

尽管家庭是向全社会推广泰勒主义的起点,但最终成为“效率工程”的导师、领导者、仲裁者和执行者的却是学校系统。人们运用科学管理原理,依照工厂的样子对学校进行改造,把孩子们塑造成一个个“小泰勒主义者”,以为这样他们就能为面对“明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大众媒体歇斯底里地鼓吹传统的教育方法已经过时,无法满足学生将来所需要的职业技能要求,或者更准确地说,学校应该成为新兴工业体系的附属物,而新兴工业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科学管理原理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经济效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一篇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檄文”,标题是《我们的中世纪高中——我们究竟是在为12世纪还是20世纪教育孩子?
》。

作者强烈抨击了普通人所认可的“绅士教育”,认为这种教育“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商界——没有用处”。[7]另一位泰勒派人士斥责“许多学校的管理效率低下,这在商业世界中不可容忍”[8]。

美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接受了这一挑战。

学校负责人首先要敦促按照科学管理的方式对公立学校系统的职务进行大规模重组。

首要任务是让教师无法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的个性化教学方法。泰勒主义者认为,课程设置、课堂演示和学期测验都需要由学校管理者及学校董事会负责,并向每位教师提供如何授课的说明,这样才能使教学内容标准化。

在这种新模式下,学校负责人相当于工业企业里的管理人员

教师则类似于工厂车间里的工人,他们被指派特定的任务,同时被分发如何把课程内容教授给学生的详细说明。知识被分解成容易消化的碎片,以便学生在标准化测试的时候回忆和反刍。

标准化测试和数字打分成为一种常态。面对事物时思考“为什么”的古老思想传统被抛诸脑后,让位给了狂热推崇效率者对“如何进行优化”的追求。

效率成为衡量表现的主要标准。每项任务都被严格限定了截止日期。

知识被分割成孤立的学科——这种分裂的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学习简化为完成指定的学术任务。学校系统的好坏靠通过标准化国家考试并进入下一年级的学生的人数来评判——此后还要由SAT和ACT考试机构来评估学生在国家考试中的成绩。

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里泰勒式的教育方法有过一些细微的改动,但实在微不足道。20世纪的教育几乎完全致力于把学生塑造成“泰勒主义者”,好让他们将来可以在工商业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美国联邦政府推出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就是“泰勒工具箱”的产物。该法案的主要特点包括对学生进行“高利害性标准化测试”,对教师如何完成课堂教学做出详细说明。

凡是难以简化为标准化评分的课程都将被逐出课堂。

华盛顿大学教育项目的教授韦恩·奥(Wayne Au)在《课程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泰勒主义下的教学一考定乾坤和21世纪课程的标准化》的文章,描述了美国学校一直遵循泰勒主义信条对当今的教育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为了应付“美国高利害性考试”而学到的知识,沦为一系列互不关联的事实、操作、程序或数据,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便于死记硬背……因此,学生学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只需要低级思维能力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通常是在孤立的考试环境下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的。通过这种方式,高利害性考试有效地扼杀了美国学校的教师们对知识本身进行重构的实践活动。

[9]

在公共讨论中,没有哪个议题比自然保护更重视效率运动,更容易在辩论中被误解。当时,许多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出于审美目的而希望保护大自然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希望保护生态系统,从而使美国本土的动植物物种能够在日益工业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然而,专业协会和企业与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达成了一致,对保护自然资源进行重新定位,纳入效率议程的范围。

他们争辩说,自然资源是美国作为主要工业强国迅速崛起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本钱。

不过,他们也警告说,如果占有、征用和开发国家自然资源宝库操之过急,就会害死这只正在下金蛋的鹅,所以敦促社会要更有效地利用自然的馈赠,用以推动美国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源的使用属于技术性问题,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应该交给最懂如何有效管理国家自然财富的专家进行监督。

环境历史学家塞缪尔·P.海斯(Samuel P. Hays)这样总结资源保护运动的症结“效率至上信条的拥趸认为审美是从属于功利主义的。在他们的计划中,保护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工业生产力。

”[10]

如果有人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国家公共土地资源的使用方式有了任何变化,那么请看看下面这些数据。

目前,90%的公共土地“可以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而只有10%的土地用于资源保护和其他用途,包括休闲度假区和荒地”[11]。

更糟糕的是,根据美国内政部最近对联邦土地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美国42%的煤炭、22%的原油和15%的天然气都是在联邦的土地上开采的,在导致全球变暖方面,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7%。[12]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对效率的追捧成为回避公平、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剥夺政治权利、道德败坏乃至人类对自然应担负的责任等基本问题的挡箭牌。效率被吹为一种中立的力量。

正如达尔文改写了自然之书,认为物种选择的过程保证了适者生存,不存在任何神圣的目的或神学问题一样,科学管理的法则也有其自身的基本原理,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你争我夺的背后皆是效率在主宰。挑战效率就是挑战令人费解的科学定律和自然界的运作机制。

我们错得太离谱了。

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误读受人尊敬的头脑如何将人类引入歧途

在工业时代,世界上1/3的表层土壤已经退化。科学家警告我们,要养活地球上的人口,我们剩下的表层土壤可能只够用60年了。

[13]自然补充1英寸表层土壤需要500多年的时间。[14]科学家还警告说,气候变化正在引发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在接下来的80年里,我们可能会失去50%的现有物种。

[15]

与此同时,地球上的氧气正以惊人的速度被消耗掉,这是20亿年来前所未有的。

海洋中的浮游植物产生的氧气占地球氧气产量的一半,现在它们正受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暖和海洋温度上升的威胁。

新的研究表明,最快到2100年,浮游植物的减少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海洋中的氧气耗竭。[16]同样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暖导致地球温度升高,洪涝、飓风、干旱和野火发生的强度和频率在快速提高,不仅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导致地球上的大片区域不再宜居。

到2070年,地球上19%的地区将变成“无法居住的热区”。[17]

我们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影响的确令人瞠目结舌。一个世纪前,地球上大约85%的土地仍然被称为蛮荒之地,而今天只有不到23%的土地还没有被人类改造过,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最后的处女地可能会在地球诞生45亿年之后彻底消失。

[18]

这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我们没能预见到这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说法。

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大部分责任应该归咎于科学界、经济界和商界,因为他们打着推进和保障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福祉的旗号,主张全球经济应该在最优条件下运行。

这个故事始于法国数学家和科学家勒内·笛卡儿,他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他于1596年出生于法国图赖讷的拉海镇,年轻时在数学和物理方面表现出色。

他叹服于所有将“人”的力量延展到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新机械发明,认为这些机械必须是更大图景的一部分,这个图景就是机械宇宙,即一个按机械定律运行的理性宇宙。笛卡儿认为,这些定律可以被发现并用于改善人类的命运。

笛卡儿回忆说,在1619年11月10日晚上,当时只有23岁的他睡着后连续做了三个梦。这三个梦向他揭示了一种新的哲学,与他之前所知道的任何哲学都不一样。

醒来后,他掌握了后来被称为解析几何的知识(他称之为“元素”)以及将数学应用于哲学的概念。笛卡儿沉思道

无论是数字、图形、星星、声音还是任何其他物体,无一例外都会遇到测量的问题。于是我看到,必然有某种通用的科学把这种元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解释,而这就会引出有关秩序和测量的问题。

我认为,它应该被称为通用数学……它的范围应该扩展到每个学科,并从中得出真实的结果。[19]

笛卡儿开始相信,一旦摆脱约束并被数学武装起来,人类思想就可以在地球上创造出一种有序、可预测且自我永续的像机械一样按部就班的存在。笛卡儿说“给我广延(Extension)和运动,我就可以构建宇宙……”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一句话。

[20]不过,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痴人说梦,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它深以为然。

笛卡儿对机械宇宙的描述并不是类比或隐喻,他是认真的。

笛卡儿将人类的情感——记忆、想象力、激情——描述为类似“配重和轮子组合”的功能,并将其他生物描述成像“没有灵魂的自动机”。

[21]笛卡儿在1649年给英国哲学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信中写道

既然艺术复制自然,人类可以制造出各种没有思想却能到处移动的自动机器,自然应该也能生成自己的比人造机器更精巧的自动机,这种推论似乎是合理的。这些天然的自动机器就是动物。

[22]

但是,笛卡儿关于机械宇宙的设想仍然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每台机器在其运行过程中都受到重力的作用。尽管笛卡儿能够描述机器的组成部分,但对于外在的重力如何对机器产生影响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

要得到这个答案,人们不得不再等待68年,等待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沉思中灵光乍现。

1664年,艾萨克·牛顿22岁,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三年级学习,还获得了奖学金,并且是笛卡儿的追随者。当时,黑死病正在伦敦肆虐,夺去了10万居民的性命(约占总人口的25%),还迅速蔓延到所有乡村。

剑桥大学不得不关门大吉,让学生回家躲避瘟疫。牛顿回到了他家在伍尔斯索普的乡下庄园,在那里待了将近两年。

在那段时间里,牛顿研究并得出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还发明了微积分这一数学方法。

历史学家称他这段躲瘟疫的时间为“奇迹年”。

[23]1667年秋天,牛顿带着写满真知灼见的笔记回到剑桥大学。他于1669年受聘成为数学系教授。

他的杰作《数学原理》于1687年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一夜之间,这本杰作在英国、法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都引起了轰动。

[24]

牛顿发现了描述万有引力的数学公式。他认为,自然现象“都与某些力有关,这些力以某些迄今未知的原因驱使物体的粒子相互接近,凝聚成规则形状,或者相互排斥离散”[25]。

他的理论假设只用一条定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行星以某种方式运动,为什么苹果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从树上掉下来。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指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其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中心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26]

根据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静止的物体保持静止,运动的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

物体的加速度与所施加的力的大小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对于每一种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能处理宇宙间所有力如何相互作用并恢复到“平衡”的问题。

亚当·斯密是牛顿平衡理论和物理学体系的粉丝,他称牛顿的工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27]。

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来形容市场中供求过程的调节方式,这至少在表面上与牛顿描述的重力第三定律非常相似,即对于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和它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斯密和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追随他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供应和需求不断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做出反应和调整,最终导致市场交易双方达成一致,并返回到类似牛顿描述的平衡状态。

牛顿描绘的物质和运动的宇宙是有序且可计算的,没有自发性或不可预测性。这是一个有数量但无质量的世界。

牛顿用数学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见解,而不仅仅依靠演绎推理——这让数学成为理解和征服大自然的首要学科。牛顿使“启蒙时代”数学化,而数学反过来又为随后的“进步时代”提供了架构支撑。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是没有时间箭头的。在牛顿描绘的宇宙中,所有过程都是时间可逆的。

但在现实的自然世界里,也包括在经济领域中,没有任何事件是时间可逆的。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把牛顿那排除时间因素的理论用作经济活动建模的工具,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实际上却误入歧途,离现实越来越远。

亚当·斯密和早期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唯一将牛顿关于宇宙运行的理论拿为己用的人。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当时也受到英国当权者的热烈追捧,尤其是英国圣公会和政府,他们都对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深感头疼。

英国王室在牛顿对有序、可预测和自我调节的宇宙的描述中看出了一种模式,教会、政府和学术机构可以利用它来争取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不但让他们效忠,还可以通过他们用牛顿主义教育和驯服民众,同时平息那些不断挑战国家权威的反君主制者和反教会知识分子不守成规的暴乱。

这里含蓄但又明确地给出的信息是,反对英国政府是徒劳的,因为那样做违背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这是一个可预测、有序和自我调节的世界,英国王室就是这秩序在尘世间的捍卫者。

热力学定律游戏规则

经济学界并非不明白,依靠牛顿理论及其时间可逆性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规律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其实,经济学家心里清楚这一点。

到19世纪下半叶,一套新的科学定律被发现了,它涵盖的范围如此宽广,揭示的事实无可争议,可以说它为所有其他科学定律,包括牛顿的物质运动定律、达尔文的生命进化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这些全新的关于宇宙如何组织的科学原理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在热力学定律第一次被阐明的一个世纪后,尔伯特·爱因斯坦明确地承认,他意识到了热力学定律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他的科学家同行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关于热力学定律,爱因斯坦写道

一个理论的前提越简单,它所涉及的事物种类就越多,适用范围就越广,也就越令人印象深刻。它(热力学定律)是唯一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物理理论,我确信在其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内,它永远不会被推翻。

[28]

牛顿物质运动定律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时间的流逝,以及事件一旦展开就不可逆转,但热力学定律就是关于时间流逝的。热力学第一定律(通常被称为能量守恒定律)指出,宇宙中的所有能量都是恒定的,自大爆炸产生以来一直如此——重点是,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宇宙的总能量将一直存在,直到时间的尽头。虽然宇宙的总能量是恒定的,但它的形式却总是在发生改变,而且只是在一个方向上发生改变——从可用到不可用。

这就引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条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总是从热的地方流向冷的地方,从集中流向分散,从有序流向无序,这就是时间流逝不可逆转的标志。

例如,如果一个人烧一块煤,所有的能量都不会消失,但不再集中,而是分散了——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氟氧化物的形式释放在大气中。虽然总能量仍然存在,但它永远不可能再被重新组合成为一块煤。

德国科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于1865年创造了“熵”这个词,它指的是被消耗后基本无法再利用的能源依存。[29]

有些人会争辩说,广义上太阳才是沐浴地球的所有能量的来源,通过光合作用不断提供充足的能量储存,至少在太阳烧尽之前,满足我们未来数十亿年的能量需求。

虽说此话不假,但还有其他材料束缚能量的存储,例如金属矿石、稀土,甚至所有岩石中含有的矿物。

这些物质是地球脱离太阳后冷却形成的,自那时起就一直存在于地球上。这些储存了束缚能的物质是固定且有限的。

虽然每年或多或少都会有外太空的物质以流星的形式穿过大气层落到地球上,小到几粒尘埃,大到如小行星般的陨石,但据科学家们估计,每天落在地球上的外太空物质的总重量只有48.5吨左右,少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30]

我们知道,宇宙中存在三种系统开放系统,以物质的形式与外界交换能量和束缚能

封闭系统,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但没有物质交换

孤立系统,与外界既不交换能量也不交换物质。相对于太阳系,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们享受着来自太阳的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但与外界交换的束缚能少之又少。让我们以化石燃料为例。

深埋在地下和海底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矿床是由3.5亿年前石炭纪时期生命的遗骸形成的——它们是束缚能。

尽管理论上有可能在遥远未来的某个地质时代,同样的植物和动物的遗骸会转化成煤、石油和天然气,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我们也可以说稀土的情况很类似,在科技驱动的社会中,稀土正成为越来越有价值的投资品,它被用在各种产品中,包括LED屏幕、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电池和电动汽车电机等,所以,稀土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需要对束缚能做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和弦理论教授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质量和能量没有区别。它们是被包装成不同形式的同类基础东西,只是看起来有区别。

正如固体冰可以融化成液态水一样,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质量是能量的一种冻结形式,它可以转化为大家更熟悉的动能……在遥远的未来,几乎所有物质都将还原为能量。[31]

传统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仍然受制于牛顿的均衡世界观,其中的时间是可逆的。

通过将买卖双方之间所有的商品、服务和财产的经济交换限制在一个永恒的真空里,即交易不受时间影响,经济学家和商界就可以很轻易地排除那些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伴随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产生的任何相关副作用,以及所有以相交、相伴或以某种方式影响自然资源在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各个阶段的各类交互作用。

在转换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这些效应都在溢出,并影响到市场交易中未被关注到的其他现象。

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着手解决溢出效应的问题。

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和瑟·C.庇古(Arthur C. Pigou)因为正式阐述了“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概念(即那些意料之外的影响)而扬名立万。

[32]外部性是指一笔市场交易未被承认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间导致更大的利润或成本,而且这种影响没有被纳入有效的成本效益分析。但即便如此,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还是把外部性视为市场交换经济学的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仅有微不足道的相关性。

如果把产品或服务进入生产流通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整个经济活动轨迹纳入考虑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经济学原理在确定真正长期成本上的乏力无效,因为它只关注商品或服务被交换和消费的那一刻赢得的短期收益。

如果牛顿的均衡理论仍然影响着经济学界,那会怎样?
诚然,从经济方程式中消除时间因素,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更多让人一头雾水的数学模型,这又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此外,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热力学定律只涉及能量流和熵的变化,只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而与解释地球上生命的生物学互不相干。人们的共识是,这些定律仅在能量用来为机器提供动力时适用——让工程师更准确地计算能量输出与输入的比率,并据此提高效率。

因此,人们认为这些定律并不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普遍。

生命绝不能被纠缠在熵的网络里。

毕竟,进化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充满各种新奇的生命形式,一个比一个复杂、有序。

1944年,当奥地利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解释说,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生物学也遵循热力学定律时,最后一道阻力墙分崩离析了。薛定谔认为“生物体以负熵为食……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取秩序。

”[33]每个生物的一生都在不断进食和排泄废物,同时不断地吸收可用的能量,只要它活着,就会不断消耗地球上的能量并使总熵值增加。我们如果停止消耗能量,就会死亡,残骸会变成尘埃——在熵值账本里记上最后一笔。

每个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只有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才算达到了平衡状态。

很少有人会退一步想想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的绝对量有多少。

这些自然资源是我们保持非平衡状态、远离死亡所必需的。

化学家G.泰勒·米勒(G. Tyler Miller)用一个简化的食物链来帮助我们理解,如果每个人都保持非平衡状态,究竟要消耗多少地球上的可用能量。他的食物链组成有吃草的蚱蜢、吃蚱蜢的青蛙、吃青蛙的鳟鱼和吃鳟鱼的人类。

结果证明养活一个人一年需要300条鳟鱼,这么多鳟鱼每年必须吃掉9万只青蛙,这些青蛙一年要消耗2700万只蚱蜢,而这些蚱蜢一年要吃掉1000吨草。[34]

为什么在食物链上每上升一个层次就要占用和消费如此多的自然财富?
事实证明,在捕食猎物的过程中——例如,一只狮子追逐、咬死并吞食了一只羚羊——“在每一个步骤里有80%~

90、 的能量被浪费掉并以热量的形式消散在环境中。

换句话说,只有10%~

20、 的能量储存在活体组织中,并可被转移到(食物链中)更高一级的动物身上”[35]。

文化历史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尸横遍野之地的王。”[36]

经济学依然对平衡范式墨守成规,完全没有准备好去解决非平衡热力学的问题。在非平衡热力学背景下,每次获取可用能量(包括转移到产品上的能量)都会带来短期收益,但却是以更大的长期熵增为代价的。

经济学家曾经试图将产品生命周期中可能累积的一些容易识别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因素考虑在内,但这是一种可怜无果的尝试,他们尝试应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每次经济交换都有一条长长的熵尾,它向每个可能的方向蔓延,影响其他现象。

热力学定律清晰地提醒我们,用GDP这样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每年的增长和财富是多么荒谬。GDP衡量的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瞬时交换价值。

很显然,产品和服务在销售时的价值,并没有考虑地球能源储备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伴随价值链每一步的熵级消费。

经济学界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偏离正轨。

最早的经济哲学家被称为重农主义者,出现在18世纪中后期,主要在法国。

他们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都来自大自然的宝库。许多正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类似的想法,纵使他们没有像重农主义者那样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大自然,但他们至少意识到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种子。

重农主义者昙花一现,他们不过是历史环境的牺牲品。

重农主义的鼎盛时期恰逢原始农业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而原始农业工业革命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驱,随着燃煤蒸汽技术的发展,以及纺织品和其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直到18世纪后期才开始兴起。

工业革命开始后,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已不再如从前,使它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种必要的陪衬,而制造业却异军突起,人们开始关注资本和劳动力在创造财富方面的重要性。人们转而仅仅把大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来源。

而且,由于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在新大陆发现了广袤的土地后,征服自然的成本相对降低,自然资源普遍被视为生产要素,而非财富的重要来源。

詹姆斯·瓦特于1776年安装了最早的两台燃煤蒸汽机,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37]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蒸汽机席卷了欧洲和美洲。

虽然蒸汽机是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但为其提供动力的煤炭却相对便宜,因此煤炭在生产中被视为几乎无足轻重的东西。

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亚当·斯密对蒸汽机带来的效率感到敬畏,尤其对机器的各个部件如何组合才能同步工作以确保达到最佳性能印象特别深刻,他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原理,并把它描述为劳动分工。在《国富论》中,斯密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大头针工厂里,生产一个大头针的过程被分成18个不同的操作步骤,全部由不同的工人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效率的又一次飞跃,并将工业资本主义推向经济生活的前沿。

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想出了批量生产同一标准、可互换零件的巧妙点子,这些零件可以由相对不熟练的工人轻松组装。

惠特尼将这种生产方式应用于步枪的批量生产。分工和规模化成为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成为新工业效率的核心。

随着工业生产的出现,经济学家将目光投向了扩大资本和提高劳动力效率,并把它们视为创造生产力和利润的关键要素。

新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和描述其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家,已经远远偏离了重农主义者的早期愿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很少考虑自然资源的财富属性,更多考虑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因素在提高效率、生产力和收入方面所起的作用。

但随后出现了一个障碍。这些早期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看不见的手”根本没有触及他们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

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初,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é Robert Jacques Turgot)是第一个发现供给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人。

他认为,生产者总是面临达到产能利用水平最优化的预期,一旦实现后,再单独追加的每一个生产要素都会导致单位利润增量回报下降。一个世纪后,在19世纪70年代,新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等人发现了一个在需求侧起作用的类似过程,他们称之为“消费边际效用递减”。

这个原则是指,商品或服务的第一个消费单位比第二个消费单位能产生更大的效用或愉悦,而每增加一个消费单位,效用和愉悦就会递减。例如,消费者愿意为他的第一支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因为它带来了最初的快乐,但由于边际满意度或愉悦感降低,他愿意为额外的冰激凌支付的钱会减少。

生产边际收益递减和消费边际效用递减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交易的商定价格。价格上涨会抑制买家的消费,同时提高供给方的生产积极性。

价格下降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促成适当的市场交易,使系统再次恢复平衡。

对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新重视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将劳动力成本看作确定交换价值的主要因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将重点转移到消费者这边,认为他们在决定交换价值方面起主要的作用。

生产产品或服务的工人应该分配多少利润、提供资本的资本家又应该分配多少利润,还有市场交易到底是不是缺乏公平……这样的争论因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发现而平息下来——至少在新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眼中是这样的。

边际效用递减原则也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片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们想要把这门学科数学化并拉入牛顿主义的行列,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杰文斯的两位同时代人——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和菲利普·亨利·威克斯蒂德(Philip Henry Wicksteed)用“无差异曲线、契约曲线、拉格朗日乘数和生产系数”等设计构造了复杂的数学演算公式,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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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固守一个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吸引和排斥组成的,最终会回归平衡的机械宇宙,因此他们对把经济学彻底数学化抱有无比的热情。让我们听听杰文斯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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