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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震荡，旧体系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

面对国内外的多元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从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量切入，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知识，结合对真实世界的观察、研究与实践，将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统一，揭示经济活动中蕴含的常识。

本书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技术创新、金融改革、民企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理解与分析，并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政策和重要原则进行解读，帮助读者精准把握经济大势与政策逻辑。

作者简介

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是“金融40人”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曾获2008年、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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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如何正确地思考和应对

上述四种流行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但更需要对此有理性的认知，尤其是应该进一步思考中国该如何应对。

首先，索赔言论几乎可以忽略。

国内也有很多知名人士撰文，认为要警惕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对一个主权国家的资产进行冻结甚至没收，在战争时期的确有可能发生。

一战期间，美国就没收了德国默克公司在美国的资产，这也是美国默克公司的由来。现在，美国默克公司甚至成为比德国默克公司更大的药企。

但是在非战争状态下，美国在1976年颁布的法律中已经明确美国个人或国家都不能起诉其他主权国家。

对其他国家而言，主权国家之间同样不能互相起诉，否则全世界又将被“丛林法则”支配。如果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允许美国起诉中国，甚至法院宣判美国胜诉，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诉美国？

即使特朗普政府没有底线，美国司法系统还有一定的独立性，法官也没有糊涂到不顾本国法律来宣判美国可以要求索赔。

当然，美国也可以修改法律，但是必须国会同意，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美国截流、冻结中国资产，甚至将中国资产变卖、没收的可能性很小，不需要太担心。

反倒是有些国家，尤其非洲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减免，中国需要考虑。因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财政能力有限，如果疫情在非洲蔓延，全世界都有责任对其予以帮助。

“巴黎俱乐部”已经对此做出回应，中国也可以考虑减免一定的债务。

历史经验表明，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内，对发展中国家以债务形式提供的援助，大部分最后都会被减免。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直接以拨款为主，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受援助方的还款，而是如何把这笔拨款用好、监督好。

这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教训，中国对外援助也要慢慢从债务过渡到拨款，同时加强对款项使用的监督。

其次，病毒溯源需要高度重视。

追责毫无道理，这已经基本成为国际共识。如前所述，如果美国可以追责，我们也可以追责美国。

除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什么也没有控制住甲型H1N1流感疫情？
疫情属于外部冲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预先知道。中国从2019年12月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再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发达国家不可能不知道。

我们同样可以反问，为什么这些国家一直不采取措施？

想控制住疫情大暴发，做出封城这样的决策确实非常难，有所犹豫也可以理解。但封城完全不意味着中国封锁了消息，从而导致发达国家贻误防控时机。

欧美有人联合撰写了一篇论文，测算中国疫情数据有没有做假，文章通过对比中国和意大利疫情数据，发现中国没有隐瞒。

美国所谓的“追责”没有任何道理，但人类对病毒的溯源有明确的科学意义，只是病毒溯源需要时间。以非典为例，从疫情暴发到真正找到非典病毒的源头，花了好几年时间。

科学问题本应由科学家来解决，对于欧盟、联合国等提议的病毒溯源，中国需要积极地回应。有两种回应方法都值得考虑。

第一种方法是此前有文章提议的开展联合调查，这可能是中国化被动为主动的好方法。联合调查意味着调查不是集中在中国，而是所有发生疫情的国家都做调查，最后由联合调查组给出病毒溯源结果。

第二种方法是中国发布一份白皮书说明自身情况。

尤其是说明2020年1月23日之前，我们围绕疫情研判、是否采取封城措施做了哪些分析和安排

封城之后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疫情传播，是如何做到控制疫情传播的

此后，又如何展开复工

等等。

中国必须敢于直面很多来自外部的挑战，并用坦诚和智慧加以解决。

再次，全球产业的去中国化不太可能发生，但必须积极应对。

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不太可能发生，理由有三个。

第一，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和形成有其自身规律。

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形成今天的模式，是因为分工以及专业化。每个企业专注于做一个产品的小零件，精益求精、越做越好。

这就是所谓的“产品内分工”。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主流产品完全由某一个国家制造，比如iPhone(苹果手机)只是在中国组装，其内部零配件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企业，这是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格局。中国身在其中，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在全球产业链上，我们最初仅限于装配类的业务，如今已经能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中国也有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开始生产服装。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的部分，也被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替代。

有人将这些都理解为去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不用如此担心，近几年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东盟对美国的出口都大规模增加。

其中，中国出口东盟的主要是中间品，比如棉纱，而且出口的棉纱越来越多，服装生产越来越少。

中国也已经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生产的棉花来制造棉纱，而是进口棉花纺成纱、染上色甚至织成布，再出口到产业链下游的国家，由他们裁剪制衣。这是很好的产业升级，毕竟中国也不可能永远做产业链最低端的工作，这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性原理。

第二，中国市场足够大。很多企业之所以在中国设厂，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比如各大车企不太可能把企业转回本国，中国的汽车市场比日本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大，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市场。

特朗普自上台之初就要求美国企业回流，但落实不下去，美国只有少数能源企业回流，根本原因还是美国国内的能源成本下降。日本政府也出钱让日本零配件企业回流，但响应的日本企业也很少。日本的零配件厂更愿意跟着大厂走，比如丰田到中国设厂，大批零配件厂也会跟着来到中国。

因此，日本企业脱离中国也是系统化工程，不会轻举妄动。不仅如此，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别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完全禁运或封锁也不太可能，比如芯片。特朗普禁止高通将芯片卖给华为，但几次禁令都是延期实施。

中国市场约占高通全球市场的1/3，芯片行业又是“高举高打”的行业，一旦失去市场就没有资金，其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就无以为继，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很快失去竞争力。比如台积电5纳米制程技术投资额是300亿美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与台积电在大陆市场占据高份额和高收入有关。

第三，中国的生产网络足够强。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27%，远超美国和日本。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一家企业搬离中国，会发现自己脱离了生产网络，生产成本明显增加。

以上三大原因都决定了去中国化不会发生。

调查数据也同样不支持这一说法。

包括美国商会、日本商会数据在内的调查数据都显示，考虑过搬出中国的企业占10%~20%，但真正实施搬离的比例仅为1%~2%。

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

政府还要继续高度重视制造业，短期的产业链中断，比如国外企业供应不上的零配件，国内厂商如果刚好能替补进去，对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提升有利。中国在疫情控制、生产恢复都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也许还能抓住一些难以出现的机遇，但必须在疫情控制和产业布局上应对得当。

新型冷战是中国面临的长期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应该是短期的，只是对一些长期的趋势可能有助推作用。中国真正要面对和思考的长期挑战是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

我个人认为，“新冷战”已经在发生，而且始于特朗普上台。

关于“新冷战”的定义，我个人将其概括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技术三个方面的中美竞争甚至是对立。

具体而言，中美在技术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甚至是对立早已发生，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则是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加速发展。

回顾西方在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在加速。

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并导致武汉封城时，多数西方人都认为这只是说明中国还落后，是一个落后大国的不幸故事，这样的故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发生，至少不可能严重。在中国疫情变得最为严重的2020年1月和2月，西方人的生活不受影响，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依然十分明显。

美国纽约州州长甚至直言，发生疫情是人种问题，白人不用在意。

但从2020年3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暴发，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没有成为例外，还因为重视太晚，防御措施不到位成为新的重灾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西方除了种族优越感，可能还有莫名的制度优越感。

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美国纽约封城，各国才不得不陆续封城。

自己的作业没有事前做好功课，中国有现成的作业可以抄，但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信是最佳答案，所以也不屑去抄。结果事情严重以后，以特朗普政府为首的部分人开始想要向中国“甩锅”。

这个过程其实也受美国国内党派之争的影响，特朗普自知防疫不力，便基于国内政治和个人选情需要，将矛头引向中国制度并称中国隐瞒疫情。

西方当然也有理性的声音，尤其是大部分医疗工作者，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的学者。《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认为中国防疫是成功的，并从治理和民众角度分析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高效和民众的信任。

然而，这些声音并没有成为主流。

特朗普执政期间非常明显地左右了美国舆论。

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例，最近一次民调显示，60%~70%的美国人对中国无好感，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个比例为20%~30%。

这也让我们重新认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有非常好的一面，但也非常脆弱，像特朗普这样的机会主义、没有底线的领导者会毁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他通过制造舆论诱导人们做出非理性选择。

我们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应该承认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形成。

中美地缘政治的对立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即所谓的“转向亚洲”。

中国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倡议，也让中国一改过去被动、反应式的外交。

过去，一般都是美国提一个议题，中国思考怎么应对。这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轮到美国来被动应对。

当然，这个倡议也让美国觉察到中国即将成为其地缘政治的强大对手。

直到今天，国内仍然有人认为中国外交应该延续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韬光养晦”大政方针[2]，但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周其仁老师早在2011年就曾在一份报告中说“大象难以隐身树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影响力等既成事实已经让中国做不到“韬光养晦”，这不符合客观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姿态应对国际挑战。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最初是全世界尤其是海外华人帮助中国，中国控制住疫情以后又反过来帮助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向发达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结果，丹麦首相拒绝马云的援助，她所代表的西方一部分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以及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感，因为疫情而暴露无遗。

尽管如此，中国在欧美的影响力依然有所增加。欧洲的智库联盟出版了一本新书，其中一章由一位意大利人所写，专门讨论中国对意大利的援助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这一影响在未来能不能持续仍然是一个问号，但美国肯定会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围堵中国，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两三年前已经开始，欧洲也在加强这一点，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新冷战”，有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是与美国保持竞合关系。竞合关系首先要承认竞争，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中国也应该大胆承认中美有竞争。

其次是还要看到中美之间也有合作，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很多领域需要合作。以中美第二阶段的谈判为例美国想改革WTO(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很多诉求会在中美第二阶段谈判中提出，如果中国跟美国开诚布公地提出自身诉求，最后达成双方妥协的方案，我个人估计该方案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WTO改革的模板。

面对这种竞合关系，谈判本身就是竞争，谈判成功就是合作。

第二是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在欧美，“经济民族主义”不过是政客的口号。

欧美有严格的制度将政府和企业切割开，特朗普自上台开始就呼吁经济民族主义，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企业真正回流。中国人总说自己“大而不强”，制造业也是如此，这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中国人的进取心很强，总想生产高精尖的产品。

其实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占全世界总产值的近30%，如果全世界高精尖的产品也全由中国生产，那么制造业留给其他国家的份额就会非常有限，极有可能导致多国联合起来和中国竞争。所以，中国制造要搞创新，但没有必要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试图以国家实力和意志去把所有“卡脖子”技术都打通。

大国要有大国风范，自己活得更好，但也要让别人有活路。

第三是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应该把意识形态之争变成国家治理之争。比如，美国疫情防控不力是特朗普政府治理没做好，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好是因为我们的治理方式确实非常有力。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争辩，而不是总往制度方面引。

在哲学和对实践的描述方面，中国也应该转换话语的表达方式。

对于前者，最好的话语就是儒家思想。

中国在过去40年里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回归中国智慧，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总结起来就是两个词秩序、和谐。

国家与世界都要有基本的秩序，要维持秩序就要有一定的治理结构，既不能是一个丛林，也不能是无政府或直接民主，因为它们不可能维持必要的、不仅适用于本国也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谐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尊重，和睦共处。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