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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序达马西奥著作五部曲中译本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大约15年前，我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在友谊宾馆吃午餐，他来北京大学参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的系列演讲活动。闲聊一小时，我的印象是，给这位实验经济学家留下较深印象的脑科学家只有一位，那就是达马西奥。其实，达马西奥至少有三本畅销书令许多经济学家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索罗斯。

大约2011年，索罗斯想必是买了不少达马西奥的书送给他的经济学家朋友，于是达马西奥那年才会为一群经济学家演讲，并介绍自己2010年的新书《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我建议的直译是“自我碰上心智意识脑的构建”)，同时主持人希望达马西奥向经济学家们介绍他此前写的另外两本畅销书，即《寻找斯宾诺莎》(2003)和《笛卡尔的错误》(1994)，后者可能也是索罗斯最喜欢的书。索罗斯总共送给那位主持人三本《笛卡尔的错误》。笛卡尔是近代西方思想传统的“理性构建主义”宗师，所以哈耶克追溯“社会主义的谬误”至360年前的笛卡尔也不算“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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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喜爱达马西奥，与哈耶克批判笛卡尔的理由是同源的。

脑科学家达马西奥，在我这类经济学家的阅读范围里，可与年长五岁的脑科学家加扎尼加相提并论，都被列为“泰斗”。

术业有专攻，达马西奥主要研究情感脑，而加扎尼加主要研究理性脑。“情感”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包含了被感受到的情绪，“理性”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远比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更宽泛，王国维试图译为“理由”，梁漱溟试图译为“性理”(沿袭宋明理学和古代儒学传统)，我则直接译为“情理”，以区分于西方的“理性”。

标志着达马西奥的情感与理性“融合”思路的畅销书，是1999年出版的《当感受涌现时》(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我的直译是“发生什么的感觉身体与情绪生成意识”)。达马西奥融合理性与感性的思路的顶峰，或许就是他2018年出版的新书《万物的古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Feeling，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我的直译是“世界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文化之形成”)。

在与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史蒂芬·平克的妻子)的一次广播对话中，达马西奥承认斯宾诺莎对他的科学研究思路有根本性的影响，甚至为了融入斯宾诺莎，他与妻子(1)专程到姆斯特丹去“寻找斯宾诺莎”。他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开篇就描写了这一情境他和她，坐在斯宾诺莎故居门前，想象这位伟大高贵的思想者当时如何被逐出教门，又如何拒绝莱布尼茨亲自送来的教授聘书

想象他如何独立不羁，终日笼罩在玻璃粉尘之中打磨光学镜片，并死于肺痨。

如果这两位伟大的脑科学家知道陈寅恪写于王国维墓碑上的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要将这一名言写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扉页。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斯宾诺莎的情感学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对达马西奥产生的影响，不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晚年达马西奥的问题意识，很明显地从神经科学转入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再转入“文化”或“广义文化”(人类以及远比人类低级的生物社会的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为生活提供意义，广义文化常常隐含地表达着行为对生命的意义。

最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开始于10亿年前的真核细胞。达马西奥和我都相信(参阅我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早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结果。并且，我们都认为广义文化的核心意义是“合作”——我宣称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

达马西奥认为关于合作行为的“算法”是10亿年演化的产物，虽然这样的广义文化将世界表达为一套“古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细胞的演化阶段(大约20亿年前)，很可能“线粒体”细胞与“DNA”细胞相互吞噬的行为形成僵局，于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细胞，而这样的细胞，基于共生演化或合作，确实看起来很奇怪。他把这一猜测写在2018年的新书里。

不过，早在2011年，哈佛大学诺瓦克(Nowak)小组的仿真计算表明，在几千种可能的“道德”规范当中，只有几种形成合作的规范是“演化优胜”的。

最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细胞膜围成的内环境，只要有了“内环境稳态”(homeostasis)(2)，只要在生存情境里有可能偏离这一稳态，就有试图恢复这一稳态的生命行为，不论是否表达为“情绪”、“表象”或“偏好”(喜欢与厌恶)。

因此，生命行为或(由于算法)被定义为“生命”的任何种类的行为，可视为是“内平衡”维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学的、神经递质的，于是，在物理现象与生命现象之间并不存在鸿沟。

根据演化学说，在原始情绪与高级情感之间也不存在鸿沟。在融合思路的顶峰，达马西奥推测，从生命现象(“脑”和“心智”)涌现的意识现象，以及从意识现象(基于“自我意识”)涌现的“精神现象”，都可从上述的演化过程中得到解释。

个体与环境的这种共生关系，不妨用这篇序言开篇提及的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达，概括为“演化理性”，又称为“生态理性”。

精神现象，在20世纪的“新精神运动”之前的数千年里，主要表达为“宗教”——个体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觉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还有信仰外化而生的制度。

在当代心理学视角下，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处理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个体而言，最广义的环境是宇宙，或称为“整全”，中国人也称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为“太一”命名，因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穷尽整全，于是都算“亵渎”。

最初的信仰，就是对个体生命在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内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个体和族群得以繁衍而产生的恩典感。个性弘扬，抗拒宗教对信仰的束缚，诸如路德的改革，于是个体生命可以表达与神圣“太一”合体的感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归根结底，还是个体要处理它与“整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套关系是连续的谱系，从低级的细胞膜行为

中文版序探索情绪与感受的世界

多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者就已经听说过我所从事的研究，但这是我的重要著作首次由同一家出版机构出版，走近广大的中国读者。能拥有这次合作机会，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系列一共收录了五本书，它们几乎囊括了我25年来的科研工作与思考。第一本是1994年首次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最新的一本是2018年出版的《万物的古怪秩序》。

在这两本书之间，我还出版了《当感受涌现时》(1999)、《寻找斯宾诺莎》(2003)以及《当自我来敲门》(2010)。

这几本书写了什么呢？
相信读者们能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主旨介绍人类心智，特别是心智在人体内部构建的方式。贯穿这几部作品，我秉持的基本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脱离了感受，就无法思考心智

假如不考虑躯体的存在，就无法思考感受与心智。

这几本书的内容各异，它们反映了多年以来我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同时也集合了神经系统及其工作原理的新发现。除此之外，在后面几部著作中，普通生物学和哲学会占据更多的篇幅。

《笛卡尔的错误》与《当感受涌现时》所描述的是情感世界，也就是情绪与感受的世界。

这两本书让情感世界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在遭遇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忽视之后，重回主流科学之列。

《笛卡尔的错误》关注情感，反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只致力于研究所谓的“高级认知”，即知觉、学习、记忆、推理与语言的观点。我在这两本早期著作中并没有忽视这些研究主题，但我明确提出了情绪与感受是心理过程不可或缺的基础。

两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正好是现代神经科学开始对情绪背后的脑机制进行解释的时候。

《寻找斯宾诺莎》歌颂了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与人生，这位哲学家重视躯体与情绪，与笛卡尔所主张的观点相对立。

在这本书里，我希望向这位特立独行、未曾得到应享赞誉的思想家致敬，感谢他对英美哲学及科学做出的贡献。

因此，该书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但这本书也增进了我们有关感受区别于情绪的神经科学的理解。

《当自我来敲门》致力于探讨意识。这本书整合了《当感受涌现时》中出现的观点，意欲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主体性现象。

但它并没有穷尽意识这一主题的所有内容，当然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在《万物的古怪秩序》以及后续的作品中继续探讨意识这个庞大的主题。

《万物的古怪秩序》的英文版副标题意为“生命、感受与文化的产生”，这本书与《笛卡尔的错误》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它相当直接地探讨了我在《笛卡尔的错误》中提及的问题，当时，我首次提出这些问题，很是小心谨慎。

这本书也实现了我在《笛卡尔的错误》的后记中许下的诺言，讨论了生物基础对文化构建的作用。《万物的古怪秩序》明确提出生理与文化的起源有关，即便是无脑的简单生物的生理也不例外。

此外，它再次证实了我长年的研究工作所得出的一种观点，即单靠神经系统是无法构建心智的，身体的神经组织与非神经组织必须紧密合作，才能构建出被我们称为“心智”的基础，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明。

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能够拥有愉快的阅读体验。希望我在这几本书中所提出的事实与观点能激发大量的讨论，推动研究的发展，并引发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