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讲文物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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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沈从文是国内文物研究的先驱，在文物研究的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成果，凝结了沈从文整个后半生的心血。

本书精选沈从文文物研究文章30篇，分门别类地介绍了玉器、陶瓷、漆器、琉璃等文物的鉴赏知识、加工工艺、历史典故、研究方法，把6000年文物分门别类地看个遍，从此掌握看文物的门道！

全书包含近200张全彩文物图片，收录了沈从文的演讲《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听沈先生讲述自己是如何研究文物的。同时还特别收录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教授的导读。

翻开本书，看懂玉器、陶瓷、漆器、琉璃等文物背后的门道！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著名作家，国内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

沈从文的整个后半生都致力于文物研究。

作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接触过数十万件珍贵文物，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因而对鉴赏陶瓷、玉器、铜器、漆器、丝绸等文物的门道如数家珍

又因其与众不同的抒情气质，在他的笔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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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试读：

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讲话[1]

各位先生，同志，朋友

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

我是一个在历史博物馆[2]工作了三十年的，我们同行吧！还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但事实上东西越来越多，我的底子又很差，实在说做到现在还不及格呢。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来向各位学习，特别是湖南省博物馆是全国有名的，又是我的老乡。我是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年了，可是我的情感，我的兴趣，多半还是集中在家乡的一切。

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到本地的破烂军队里面当一个小兵，前前后后转了五六年，大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沅水流域，我差不多都来来去去经过不知道多少次，屈原还没有到的地方，大概我也到过了，那就是乡下。所以我对沅水的乡情，感情是很深的。

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写的多半也就是家乡的事情。

我对家乡新的事情知道的还是少，比较少，知道的还是过去的。

关于比较下层的生活，划船的船夫、纤手，小码头上的人事我比较熟悉。

但是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年。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落后吧！所以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做空头作家！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历史博物馆大约有十三个教授级的，我们在一块。

我清清楚楚记得，大家谈到学习时都坐下来学习，我一天就泡在陈列馆，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对文物没有一点儿知识，有兴趣没知识，我只觉得这个东西应当好好地学。

因此有个很好的机会，每一次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我都要参加，从开始展览一直到关门，我都参加。什么辉县的、郑州二里岗的展览，安阳的展览，麦积山、炳灵寺的展览，楚文物展览，全国文物展览，我都参加了。

特别是敦煌艺术展览，我待得特别久，前后差不多一年。我的基本常识就这么点儿。

所以刚才讲我是专家，绝对不能相信的。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主要原因就是东西越来越多，来不及了，人也老了，所以到了快八十岁了，又转业了，转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怎么是历史所呢？
我历史又没有底子，我主要是文物的常识，所以到这里很显然也做不出什么东西。但是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得到大家的帮忙，特别是在座的大家都知道的王

同志的帮忙，才起始把六四年着手的一本通俗性的、关于服装发展同衍进的图录勉强完成。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学习和补充我们没有的知识。

到这里以后，得到侯局长、高馆长及各位领导热心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两位老师—高先生同熊先生十分耐心地陪着我来看，一件一件来学习，我这里深深表示感谢。

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

我要谈的不是服装，服装大家比我知道得多，我要谈的是一个工作方法。很多工作都是要靠方法，方法对头了，那么说服力就强

方法不对头呢，就不容易解决问题。

服装这个问题，是个最麻烦的问题。

因为历史久、时间长、民族多，搞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我们做的现在也只是个开端，是个试验性的。这个试验的方法，大概同日本的专家原田淑人相比呢，有一点儿不同。

外国学者多是从《舆服志》着手，《舆服志》有它的好处，就是它都写清楚了，但是有它的弱点，都是写上层社会的。

而且像《唐六典》、杜佑《通典》提到绸缎，但是绸缎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你让一些学历史的具体地谈一下呢，他又不知道了。

我记得一个故事，前不久，十多年前一个朋友，是国内的历史专家，写了一部战国史，大家公认写得很好，但是到选插图的时候，他临时到历史博物馆来找几个不太相关的插图，原因是什么呢？
学历史的按照习惯呢，是不大看得起文物。

对我们学文物的人来说，要懂历史，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假定中国有二十五史就够了，那我们知道这些年地下埋的不止二十五史，二百五十个史。

很多历史上说不准的，都从地下得到解决，提出新的解释。历史上讲得模糊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很新的启发。

不管是哪一方面吧，现在越来越多地，把我们文化史的时间提前了，延长了。

以楚国为例，按照金石释家来说呢，好像都是衣衫褴褛，贫穷得一塌糊涂

吴、越，就是断发文身，野蛮得可观。按照现在挖的结果呢，我们可以那么说，商代以后，最能够接受楚文化的可能是湖南。

这个提法当然历史学家是不承认的，但是搞文物的呢，一大堆东西摆在那儿，你不能不承认。至少是我们商朝的发展，从文物上看来呢，楚国地下出的东西最能填补空缺。

博物馆的工作者有新的责任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因为我学了几十年这个东西，现在有机会得到党的鼓励。

周总理提到每次出国访问，都有人请他去参观服装博物馆。他就问王冶秋同志，还有齐燕铭同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搞一个。

人家都是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一套东西，拿去送点儿礼？
王冶秋听到就讲，这个容易办。

据我们估计大概是不容易办的。

从商朝出土的人俑就有好几十个了，西周的比较少点儿，战国是一大堆。

当时秦墓的俑还没有出来，但是楚墓的俑已经可以提出许许多多新问题。加上许多铜器中间，有水陆战争的、采桑的、跳舞的，铜器上刻的不断地出来，提出许多新的问题。

我们可以有许多印象，特别是信阳二号楚墓，他们刚刚挖的时候我去参加，同陈大章他们去参加。看乐器的清理，就晓得一些很新的问题。

所以说博物馆的工作者有新的责任，有新的工作可以做了。

但是因为这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这个工作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远远地落后。再一个原因，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大学教我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才离开学校。

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

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

因为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

一到上面去，任何陈列室，我就曾一点儿不知道，什么仰天湖的竹简，二里岗的新的黑色陶器……我也有机会跑北京最著名的琉璃厂，我记得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参加“三反”“五反”反关于古董业的问题清点。当时北京有正式挂牌的一百二十八个古董铺，我大约前四十天就看了八十多个古董铺，就是珠宝、皮毛我没有资格看，其他的关于杂文物类的东西我几乎都看到了。

这个时候我长了不少的常识，我就总觉得—我有那么一个偏见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

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

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

有个机会凑巧，当时的庙里有大量的大藏经[3]出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多半是织金锦做面子，早的早到永乐三年，晚的晚到雍正十三年，一般多半是万历二十五年。

我曾经做过记载，谈到织金锦的年代问题和它的用途。我们知道，元朝大概前后一个世纪中间，大量织“纳石矢”，就是波斯的金锦。

但元朝被消灭了以后，这个名词也消灭了，都不知道“纳石矢”是个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有机会去理一理，特别是近代这个东西是忘不了的。

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他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很有趣味，说他们内部打仗的时候，七十万人打仗，用织金做锦缎，延长了好几里路。还没打仗以前，大家弹二弦琴唱歌，到交锋的时候，每一个人射六十支箭，射完了再动手，一天工夫就解决战争。

我看这么大的场面，不会是完全虚空的，就是小说家一定也还有些证据可以探索的。

结果我就有机会看了几部明朝大藏经，一般多是五千多本，六千总编号的。

恰好北京有个习惯，一些很小的庙里，凡是敕建的，差不多都有大藏经，像潭柘寺、戒台寺这种地方，就更多。

所以我就用这些机会，看了几部藏经。最近外面传说我看完了多少藏经，其实我只看了藏经的封面，内容我没有机会看到。

也不是没有机会，因为我看不懂。除了写经的故事，像《本生经》，《九色鹿经》……这些我看过，其他非故事性的，纯理论性的我看不懂。

但是我有机会从大藏经里得到许多有关锦缎的知识，我才初步地理解，我们凡是没有的，从上下四方去求索，可能得到一些东西，做些比较材料。

按照习惯，比如说波斯金锦应当是捻金的。

我们知道锦缎上加金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切片、切丝丝，康熙时代切得像头发丝似的

再一个是裹在线外的，叫做捻金。

按照织的来说，论捻金的数量来说，清朝它叫纽，切片子织金的叫明金、片金、缕金，花纹不全面的叫间金，中间夹杂金，全名叫浑金。

记载上提到，宋朝关于用金的技术有十八种，《燕翼诒谋录》同宋朝纪史上面一共提到十八种。

到了明，胡侍撰《真珠船》，提到中国用金有三十八种。所以我们知道金工的发展是相当广阔的。

但是金子在首饰方面不易保存，因为它变成了货币价值的。织金织物按照佛教的习惯保存得非常之好，完完整整的。比如定陵发掘的时候，一百七十件衣服，一百七十多匹完完整整的锦缎。

这个锦缎太重要了，为什么呢？
凡是刘若愚《酌中志》上提到的当时锦缎样子，上面都有。而且是用元朝的制度方法，讲不是多少尺，而是多少派[4]，现在苗乡还在用，就是两手向外拉开。定陵锦缎的名称，用的全名称，什么什么八宝云，很长的名字。

上面还有每个织工的名字、多少尺寸、哪一年进贡的，每一个都有一个黄棍棍，让人方便可以拿来核对《天水冰山录》严嵩抄家的那批锦缎。

现在我们谈到锦缎，总是这两个材料。因此我们向上去推，就知道我们所见到的这几万锦缎，中间有许多花纹，不仅有唐、宋的，还有更早的，这是我们从大量的实物中间得到的小小的结论。

尽管得到的很少，但是提给我们一个新的问题，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解决。

所以这几年的结果，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特别是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围里新的发现，给我们的帮助更大。

比如说，湖南这批锦绣出土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一般都只晓得美丽、精细，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以外，其实提到许多另外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

我们过去只估计到，印染的问题，大概是秦汉之间出现的，这次就帮我们证实了。

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

另外一个更深的，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

按现在的说法，多半以为是三国时的马钧[5]，多半是根据《扶风马先生传》提到的他改良织机。

从实物上看不大可能，因为这是个锦缎衰落期。凡是锦缎生产衰落的时候，就同经济特别有关。

由于战乱、经济关系，这个时候不可能发明，没有需要发明，不可能参与。这个东西在《后汉书》里放到《方术列传》，属于传说，像华佗。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锦缎改良大概应当是从规矩的花纹，转到不规矩的花纹，从比较有规矩的套色提花方式，转到五彩缤纷的方式。结合文献说，应当是在汉武帝时代。

因为现在我们从西北发现最著名的锦缎，它上面有“登高明望四海”，还有“长乐未央”“长乐明光”。我们知道“长乐”“未央”“明光”都是秦汉宫殿的名称，就很容易知道，这个东西上限不会出秦始皇，下限不会过汉武帝，就产生了。

更重要的是“登高明望四海”这个锦，更能够证明我们推测的可能性—不是可靠性，是可能性。为什么呢？
他讲“登高明望四海”，很明显就是皇帝做了真命天子，上泰山封禅的结果，登高明望四海。

现在呢，长沙出土的这批锦缎，特别值得注意。

花纹还没有自由到刺绣的效果，规矩花占的比较重要，这就可以排除了秦始皇时代改的。

汉朝设了“织室”，由东、西织室合并成一个，有一万个官奴婢参加生产，而且每年大量到西北送给匈奴君长，动不动一万多匹。丝绸之路一通，出去的更多了。

所以说锦缎很可能是在汉武帝时代改的。

而且锦缎反映的也是这个时代。

因为在上面看到花纹有羽人、鸟兽在山林树间奔跑。

这个很明显受了两个影响一个是游猎影响，《长杨赋》《上林赋》的影响

一个是《封禅书》“海上三山”[6]的影响。特别是把这个东西，结合西汉汉武帝时代前后的出土博山炉的花纹，比较起来看，大概也可看出织锦改良，大概是汉武帝时代占多数，大概不会太错。

再有一个新问题就出来了，长沙马王堆刺绣超过了锦缎，刺绣活泼的地方超过锦缎。但现在得到西北的刺绣，到东汉反而掉下来了。

锦缎上升了，刺绣下降了，它有个联系。因为刺绣历来说齐国衣履天下，锦是出自襄邑。

锦缎的提高，使刺绣下降，乍一说来这是有点儿荒唐，不大可信，可是知道得多了，这是必然的问题。因为刺绣加工非常复杂，到锦缎能够代替复杂的刺绣加工，形成五色斑斓的效果时，刺绣一般被当成商品生产，必然是掉下来了。

等于机器工业一起来，印花布一起来，我们的土花布就掉下来一样。现在从比较上看，这个提法大概是可信的。

我们就用这一点儿知识，来试把服装的问题探索一下。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

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平巾”，没有第二个冠。

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

最主要的是西汉时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

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

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

比如说西晋的—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贵族拿来当伎乐使用。

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解头”。

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或绝对的可靠性。最近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

最近朱檀墓[7]的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最主要的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穿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

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

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来唱歌侍宴。

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

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

特别像唐朝，现在我们在画上，也有许多有问题的。过去我们不清楚，人云亦云，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

有些画可以做些新的肯定，或者提出新的怀疑，可供绘画的专家作参考。最出名的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都以为是南唐，韩熙载政治上不满，他就在家庭荒宴，李后主就派顾闳中悄悄地跑到他家里，观察他的情况，画出来了。

都指《夜宴图》是五代的，这好像是众口一词的。特别是我们兴的办法，凡是权威定了的，或是出国了的，或是国家收藏为一等品的，谁都不能否认。

等于乾隆写个诗在上面，宋徽宗题个字在上面，那就谁都不敢否了。

这个画我前后看了六个不同的本子，现在故宫这个应该叫做清洁本，就是把那些猥亵的地方都清掉了。而且这个画从制度上看来，画的年代稍微晚一点儿，至早到南朝投降以后，宋太宗时画的。

因为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元年，有一个命令，《宋大诏令集》正式提到南唐降官，一律服绿，即南唐投降的官一律只准穿绿色，其他颜色不可。淳化时按规矩恢复，这个宋王栐撰《燕翼诒谋录》上也提到。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画，所有的男的都穿绿的。所以从制度上我们做个新解，从制度上来看这个画，可能是北宋初期画的比较合乎实际。

特别是从另外一个资料上看，按照宋朝新立的制度，凡是闲者诸人，即不做事的人，都要“叉手示敬”。

《事林广记》中提到，什么叫“叉手示敬”呢？
离开胸前三寸，凡是闲着的、晚一辈的、低一级的、没有事做的，都要用这个方式表示恭敬。

所有闲着的人都这样，这是宋朝的方式，一直到元朝还流行。这里面还有一个和尚也不忘这个规矩，更增加了这画是宋太祖至宋太宗时期产生的可能性，尽管他们不承认。

我们的专家是最怕用另外一个唯物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总是把矛盾上交，会以名家留传有序、乾隆作诗等方式不通过，反对这种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不大妥的。

还有第三个材料也证明这个画是拼凑起来的，甚至于是不大懂这个制度以后拼起来的，就是男人的衣着。

我们知道唐朝“马周典仪”，还有长孙无忌，他们定服制以后，皇帝及各等级衣服，除朝服以外都穿圆领衫子，无例外，宋朝也还穿圆领衫子。朝服穿大袖宽衫，上下都一样。

最低级当差有不同，是开衩，做事方便，把衣服提起来。但谁也没注意到唐、宋的圆领完全不同。

不仅是幞头的式样不同，唐初是前倾，五代是方正，慢慢地宋朝才变成平翅幞头，这个过渡期就在五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唐朝圆领即是圆领，没有别的。但是宋朝到元朝都有个衬衫，从大量的壁画上都可以证明这是宋朝制度，这个衣服在宋朝是普通的。再一个东西更重要，证明他这个画是拼来的，就是身上悬一个“帛鱼”，这是唐朝初年的制度，同蹀躞七事混在一块的。

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提到，帛鱼是用手巾结成一个鱼形，象征鲤强，李氏王朝强盛。到了武则天时又取消了。武则天过去了以后又恢复。

但开元以后又失踪了。又，这个画上，到了五代虽然讲明是李家也是“唐”，但这个方面没提到凡是元和以后的画，从来没有发现过。特别是敦煌给我们的帮助很大。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兄弟民族，到西夏，到元朝，还用蹀躞七事，打火镰、算袋、算码子等七件。用到了封堂镇所，或者是正统派统治这里。

大概我们搞这个，就是探索、试验，从这些穿的戴的各方面比较探索来看问题的。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是编十本

这本书[8]我们得到社科院支援，各方面朋友，各方面同行来帮助，已初步试印。

不能说是成功的，更不宜相信是什么了不得的专著，就是一个常识性的图录，充满试验的、探索的方法，提出些问题，解决些问题，主要是有待各方面的专家帮助我们把这工作搞得更好。

原来计划，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是编十本。

拿到材料呢，编二十本也有条件，有大量的宋、元壁画在山西出来，辽金的壁画在西北、宣化、辽源也很多，秦俑出来，西汉初年俑出来，启发我们太多了，材料是用不胜用！

但是我个人快八十岁了，明年即八十岁了。看样子按照文物法令，好像到了八十就不能出国了。

我到了八十不是不能出国，工作恐怕时间少了，很希望给以后的朋友抛砖引玉，及时地把这项工作用唯物的方法，做一些新的试探。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新的进展。

这本书我们最先是试验排(比)材料的材料，解决问题。不按《舆服志》中的提法。

有些材料又证明我们推测的对了

商朝有多少玉人，眼前是最多的，有二十多种。

新出的妇好墓[9]有五个玉人，是崭新的材料。

但有些材料又证明我们推测的对了。它没出土以前，我们发现很多玉人，头上包一个帕子系个纽纽，后头结个小辫子，疑心它这东西恐怕是通用的东西。

故宫有两个玉人好像是王子、公主形象，特别地庄严，男女都戴。妇好墓出土的两个小玉人，虽然小，但是解决问题，果然是通用的帽子形象。

还有马王堆新出的材料，发现曲裾衣，盘绕而下的，，大家都认为是崭新的，是楚国人专用的。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说的“绕衿谓之裙”，这个“衿”字总以为是领子，注解上一再讲是衣领的领，我们也想这个领子怎么绕法呢？
现在所知道的领子合领，是曲裾衣下来的，像琵琶襟的样子，绕下来就不同了。我早就因为这个问题和王㐨同志比较所有的战国材料，像金村玉人，三个玉人，还有其他的一些

特别像现在新出土的西周的，注意车上人衣服的处理，所有的衣服都是绕襟而下的。

有的是不同的从这样绕下来，有的是绕到背后下来，其实绕就是通常现象。就知道历来文字学家注这个字的时候，是领啊？
是襟啊？
以为是“衣”字旁加个命令的令，恐怕还是“衿”字，衣襟的“衿”。为什么绕呢？
有的说是楚国的制度，也打破了。

我们从汉朝的材料看，像西安出土的、山西出土的、山东济南出土的杂技俑—因为原物在历史博物馆—看那两个跳舞的女人，也是这么绕法，七个男俑在两旁都不同的直接下来的。也证明比较早介绍楚俑的蒋玄佁所摹绘的是相当正确的，他把两种衣服全画下来了。

因此，我们理解古代另外一个问题“衣作绣，锦为缘”，衣是绣花，织锦作为衣缘。

这个问题解释较单纯，现在因为这个材料被发现多了，我们才进一步知道，绣衣底料经常是在轻容绡上，薄纱绣，薄极了。

这个衣服旋转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厚重的边缘作骨架，它就不能走路，走路就裹起来了。你看印度人走路，不就是裹起来吗？
包括鞋子的式样，早先是双歧履，后来是两歧履，最后是兀头履，圆的。

到了唐代变成高墙履、重台履，这都是同应用有关系。衣服长了，像永泰公主墓壁画那人，走路才不摔跤，不被衣服套住，都有一定的用处。

从绸缎出发也可以理出些问题

我们从这个方面得到一些新的看法，有待于各位专家同行特别指教。一方面从绸缎出发也可以理出些问题。

总觉得商朝白陶上面纹样，及几个玉石人衣宽带，多半用连锁矩纹。

这花纹在商代铜鼎上有同样的。

白陶上有，白陶上还有间条子、栏杆花的。我们怀疑这不是凭空的。

这花纹的来源，可能和纺织物有关系。特别是看到春秋战国时候，所有的车器，特别是中原部分的这些车器，多半是这些花纹，我们初步认为这是古代最原始的锦纹。

这后头发展双矩锦，唐朝就像镜子上说的山字镜的花纹，到了宋朝就变成了“青绿靛纹锦”，一直下来到康熙特别欢喜的“青绿靛纹锦”，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上百种。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装裱及坐垫，我们说得夸张一点儿，也许这种织锦花纹也是从楚国来的，也有这个可能。

锦纹是和织席有关！它就不能离开竹子编织生产。

现在我们知道许多花纹都和竹子的编织有关系，从那里花纹得到启发来的。这个提法可能好像很少同意的，太孤立了，冒险了。

凡是衣领，边缘都是这个花纹，这个规矩花纹是织出来的。不规矩花纹往往是刺绣、绘画。

但现在我们新的妇好墓上，上面已经发现刺绣，不一定是这个花纹，但是有刺绣的痕迹，附在铜器上面。新的材料帮我们证明了，侯马出土的那五个陶范，就进一步证明。

特别发现商白陶上有一条子新花纹出现了，完全证明它是衣服上的纹样。要假定说白陶可靠呢，商朝白陶上已经出现了。

这种条子锦的花纹，将来在商朝的丝绸上也可能发现，就是相对的云纹—两个三角形的。

再下来更具体了，唐朝花纹尽管是植物性花纹，但是多半是图案的效果。一直到宋朝，花纹多是生色折枝花，出现了仿生的花卉，一朵一朵的。

宋朝绸缎这种花多。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特别是帽子的问题，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帷帽的问题。过去一直以为是幂篱，记载相传以为是白狄，或者是东胡，胡人像。

这是笼统而言，一直到现在为止。到北齐北周，没有发现全身障蔽这种，发现的并不障蔽眼睛，像戴孝一样，像观音渡戴这么个东西，仅在俑上，在敦煌画上都没发现。

帷帽正式发现是唐初。

有的是比较尖的笠子，下垂裙，大家不知是什么东西。

原来汉朝以来，裙边我们现在讲团鱼的，那时凡是下垂边缘的都叫裙，裙是个统称。现在新疆正式出个俑，戴着斗笠有网。

按记载上说就不行了，说流行于开元、天宝间，因为杨贵妃欢喜漂亮，她们姊妹靓妆露面才把它取消，其实没有，一直下来元朝还有。

以后我们知道“透额罗”，“透”是穿透的透，“额”是额头的额。

这个根据元正史上提到窦彩春漫过常州透额罗。但是透额罗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这名词变成一个抽象的了。这就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原来敦煌壁画上《乐廷瓌夫人行香图》，开元、天宝间的，典型的两夫妇都穿的唐朝一品命官命妇的有诰封的礼服，命妇大抱鬓，花花朵朵，一切同唐代的点批制度相合。

这后面几个家属，中间一群家属，中间有三个人头上有网子在额头，恰好就是这三个人能说明问题。好像是孤立的，但是不孤立，为什么呢？
这个透额罗，很快就变了，到宋朝就变成了“渔婆勒子”，这是元朝人戏剧上用的。上头提到渔婆戴的，等级下降了，渔婆用的，一直用下来。

到清朝又提高了，至少是康熙皇帝妃子，乾隆皇后，雍正十二个妃子，一大半都用。可能我的妈妈，可能在座各位同志的妈妈，都戴过，叫“勒子”，老太婆戴的，上面加个寿星，加两片玉佛顶。不追究便罢，一追究就言之话长了，原来如此。

有些没有了，有些又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后来变成了实用的装饰。清朝老太婆将它变成一个实际的装饰品。特别像《金瓶梅》插图，《燕寝怡情图》，很多戴起。

不但是普通的戴，现在新看到的雍正的十二个妃子也戴，样子就跟《红楼梦》中十二金钗样子一样。因此传到我们母亲这一代，现在西南的乡下可能还戴。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帷帽变成透额罗发展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好事的人来从这问题上追究探索。

我们也可以提出异议

帷帽到宋代另外一个发展更有趣味。

宋代讲究相生的花。唐代的花冠同宋朝的花冠是根本不同的。

同样是花冠，唐代、宋代就大不相同，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比如《簪花仕女图》大家都说是周昉，没问题，至少是官定！专家定的。我们也可以提出异议不是，这花是假的，稿子可能是《贵妃纳凉图》这类旧图稿画的，头上戴的花是画蛇添足。

因为画画的人，很明显是不懂这个制度，是根据唐朝《贵妃纳凉图》这类旧图稿画的。上面这个花是宋朝人的罗帛花，因为他不知道，唐朝没有这种花冠，宋朝才有这种花冠。唐朝根据《宫中图》《听筝图》《纨扇仕女图》《倦绣图》，上头都是元和时代的。

《会乐图》都是元和时代的。花冠是崔莺莺时代花冠，都是小花朵套到头上的。到宋朝讲究罗帛花，生色花，男的戴，女的也戴，出行也戴。

特别是《东京梦华录》提到戴花的问题，各种的，多半是插一把。看宋人杂剧图也好，《大驾卤簿图》也好，看到许多生色花都是一把杂花，戴到头上。按照记载，上有等级，看这花上看不出。

总而言之，这个画[10]这一点上不是唐的。

因为头上的装饰，前面还加一个玉步摇，已经是完整，还画着蛾翅眉，是典型的开元、天宝装扮是没有问题的。

同敦煌出土的绘画，接引菩萨上面有个女孩子，是一个样子。也同《乐廷瓌夫人行香图》中一女人一个样。

蛾翅眉，像飞蛾翅膀的样子，加上义髻那么大抵就完整了，上面不应，再不能着花了。着花就画蛇添足了。

上面还有一个，证明更不是唐朝的了。唐朝的项圈是套在里面贴肉的，很少套到衣服外面。

这个图上有一个女人，项圈不但是套到衣服外面，还是个扁项圈，这个项圈到什么地方才能发现？
只有到《大清会典》图上，特别是历史博物馆藏一个《皇朝礼器图》，就是皇亲国戚的女性有爵位才戴这个东西，套到衣服外面。所以这个画呢，甚至可说晚一点儿，提到它加工的地方，甚至是清朝乾隆好事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衣服画得非常之好的，看去即如唐朝的“轻容”，轻容纱的。但是衣服画得很好，花纹却都是平铺的。

衣服有转折，唐朝人不可能这么画，他们非常懂曲折的。

从这几个问题看，这画稿子也可能是唐朝开元、天宝，或稍晚周昉时代画的《贵妃纳凉图》的旧稿。但实际上这个画肯定是不懂唐朝制度的人画的。

已经够完整的画，画蛇添足地再加一朵花，而且花画得很写实也是假花，唐朝不常见。所以我们从制度上看来，也可能对当前相传有名的画提出新的问题。

按照专家来看呢，特别是美术史专家，他的习惯，或者一下子不同意。说皇帝有字，有题的诗呀！还有有名的收藏有皇帝的御宝在上面。

实际上我在故宫别的不说，在丝绣组看，有许多相传是宋朝的刺绣，都不是。基本上全一个模式。

最容易看，看穿衣服不是。所以从衣服上搞问题，有很多的问题。

不仅光是画的问题，还有俑上的问题，现在没有人从这方面探索。

我们不但从这里可以知道马镫

像外国人一讲到马镫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许多还是相信他这个话。讲马镫是《世说新语》上提到的，谢玄有玉铁镫，还有封氏墓挖的有两个木制的马镫。

马镫产生于晋朝，实际上可能还要早。有三个材料可以把它时间提前。

一个是湖南省博物馆藏的西晋的青釉俑，上面两个马都有马镫，和我们推测的一样。早期的马镫是皮圈圈，皮制的，马踏镫。

再者是石寨山，大家一般提到说是王莽时代的，上面一个武士骑匹马，站在一个贮贝器上，一群牛在底下，这个武士脚下分分明明踏的是一个镀金的马镫。再上去点儿，一个战国的镜子，一个刺虎的镜子，错金银的上面虽然看不太清楚，看到上面有一个圈圈下面飘着三条带子，这个有可能也是马镫。

所以马镫提得晚一些也是西汉末就有，比英国专家在科技史上提到东晋才有马镫，早几百年。

而且他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也有不同看法，提到马镫是草原民族的发明，这也同事实有距离。马镫这东西一定是为骑马方便，怕摔下来，上马方便才有的。

特别是马镫一个变成两个，更是因山地的需要。至于草原民族，到现在为止，蒙古民族小孩子也能抓住马鬃，顺势一爬就上去了。

就像玩马技的，一下就上去了。我记得一个外国人画的一个元朝的骑士，在《世界美术全集》上，元代篇上，他画的马镫就是用皮打个疙瘩，这是元朝起始的马，这是相合的。

所以提到这种问题，我们不但从这里可以知道马镫，也可以知道别的问题。

关心这些小事物

之所以我们研究服装，不是为了好看搞，也不是为了演戏搞，意思是可以探索许多，互相来证它。特别是我们去学习文物工作的同志，对这方面要充满了兴趣。

关心这些小事物，可以解决许多一般的或是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轻而易举地解决，因为提的都是证据，一切实事求是，唯物！一方面可以补充历史文献所不够的，一方面可以丰富历史文献的内容。

因为《舆服志》这个东西它是死的

《画论》按照旧的习惯，太旧了。

但新的方法—比如，《画论》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宗，那都是根据董香光[11]提的，把山水画放到王维、李思训时代，以至“荆关”—荆浩、关仝这个时代。

按照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说，最晚把它放到西汉，很有道理。而且博山炉就是个证明。

博山炉一来就晓得，博山炉发展下来，很快变成南北朝青石做的棺材，像宁万寿孝子棺、北齐的孝子棺……博山炉发展下来，变成充分地反映保存在孝子棺上的北派山水，是什么原因呢？
北派山水，它是由博山炉的千奇古怪来的。也不是凭空的东西，是从《封禅书》来的，“海上三山”来的。

说它是早期反映到砖刻上，石刻上，甚至于绸缎上。现在从金银错上，从博山炉上看。

从金银错上还可以增加我们新的理解，这一派山水就包括我们金碧山水在里面。因为它错金，所以现在提到金碧山水是从这方面来的。

专家会摇头笑话我们。但是我们拿材料摊出来，可能慢慢地会相信还有一点儿道理。

南派的呢，也有的是。

我们记得东汉晚期博山炉就简化了，没那么讲究了。

历史博物馆存有许多博山炉，其实都是化缘的，做起来方便，画点草儿在上面。所以过去南北宗呢，最需要推翻，其实是最容易推翻的。

单从《画论》上看，看不出来

你从诗歌上看，早就推翻了。余致山谈到屏风画，讲到渡小桥、骑马……就是山水画，而且都是描写山水画的。

至少比董香光的提法早。

现在还有《明皇幸蜀图》，都讲是宋朝人画的，大家也提到这是故宫博物院定的，按照山水来定的，其实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作参考。

因为题的这个人，不管他是徽宗也好，乾隆也好，他就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帷帽。

这个画上所有的女人戴的都是帷帽。他可能在开元、天宝以前，而且绝对不是《明皇幸蜀图》。

我们读白居易的《长恨歌》都知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他一个六军，这个上面都是商人，实际上本来就是《蜀道图》或《蜀道行旅图》，绝对不是《明皇幸蜀图》。

是无知的妄人题法，后人题的不管他是皇帝还是无知的大专家，总而言之，它不是《明皇幸蜀图》，是可以肯定的。从这方面看来，我们从文物、从制度出发作一些新的探索研究，不仅可以解决服装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一系列文物的制度、古代的绘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