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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圈经济学

  • 书名:甜甜圈经济学
  • 作者:凯特・拉沃斯
  • 格式:EPUB/MOBI/AZW3
  • 标签:经济学
  • 时间:2022-10-12
  • 评分:
  • ISBN:9787514226263
    • 甜甜圈经济学内容简介

      1. 经济,是公共政策的母语。
      2. 经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决策,左右着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影响着我们对气候变化、不公平现象、以及当代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反应。
      3. 遗憾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远远落伍,却仍然在全世界的各所大学里传授,还被政府和商界用来解决棘手问题。
      4. 因此,“叛逆的”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说,现在是时候去为了21世纪而改变我们的经济思维。
      5. 在《甜甜圈经济学》中,凯特·拉沃斯总结了7个要点,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经济学的原理和作用。
      6. 在书中,她教我们如何打破对经济增长的执念,如何使货币、金融、商业为人所用,如何量身打造可再生的、分配合理的经济体制。
      7. 凯特·拉沃斯最早提出“甜甜圈经济学”这个概念,一语中的地描述了人类繁荣的意义,它就像一个全新的指南针,指引着全球发展、政府政策、公司战略,还为经济成功定下新的标准。
      8. 作者从生态学、行为学、女权主义、制度经济学、复杂思维、地球系统科学等理论中去芜存菁,将其合而为一,旨在回答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不顾人类繁荣兴旺只顾发展的经济,转变为不顾发展而只顾人类繁荣兴旺的经济?
      9. 《甜甜圈经济学》一书言简意赅,行文风趣,意味深长,对每一个希望在新的经济时代里有所作为的读者而言,它或将提供一些新的启发与帮助。

      甜甜圈经济学作者简介

      1. [英] 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
      2. 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顾问,在牛津大学教授环境变化和管理硕士的课程。
      3. 剑桥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研究所高级助理。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和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5. 她被英国的《卫报》评为经济转型十大推特博主之一,西方学界盛赞她的研究成果像是让人看见“21世纪的凯恩斯”。
      6. 闾佳,资深翻译工作者,主攻通俗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经济管理及科普方向的非虚构类作品。
      7. 历年来,已出版多部广受好评的翻译作品,代表作包括《牛奶可乐经济学》(2008年获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影响力》系列、《理性乐观派》和《游戏改变世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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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T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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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试读:

      从经济学出走,又回头

      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正值青春期,想着通过收看晚间新闻拼凑出一套对世界的认识。

      家里起居室每天闪烁的电视画面,把我远远地带离了伦敦女中学生的生活,并在我脑海里凝固下来。

      埃塞俄比亚饥荒中出生的孩子,骨瘦如柴却顶着圆鼓鼓的肚子(1),眼神空洞地凝视远方,一言不发。博帕尔天然气事故的遇难者像火柴一样不堪一击地倒下(2)。

      臭氧层上有一个紫色大洞。原油打着旋儿,从埃克森公司的油轮“瓦迪兹号”喷涌而出,漂浮在拉斯加的原始水域上(3)。

      等8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想为乐施会、绿色和平等组织工作,投身到消除贫穷、保护环境的活动当中。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经济学,将相关的工具运用到上述事业中。

      于是,我去了牛津大学,想掌握一些自认为有助于做好准备的技能。

      但学校传授的经济学理论让我倍感沮丧,因为它对世界怎样运作提出的假设令人尴尬,还对我最关心的问题敷衍以对。

      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些鼓舞人心、思想开明的导师,但他们也受到教学大纲的束缚,教的都是大纲规定他们必须教、我们必须掌握的内容。所以,学了四年理论经济学之后,我害羞得没法说自己算个“经济学人”,便转而投身到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挑战当中。

      我到桑给巴尔的乡村中花了三年时间跟赤脚企业家们共事,对那些在没有供水、供电、视野所及里没有学校的条件下一边经营微型企业、一边抚养孩子的妇女充满敬畏。接着,我跳到了全然不同的曼哈顿岛,在联合国用了四年跟他人联合撰写一年一度的重头戏《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同时亲眼看见赤裸裸的权力游戏是如何妨碍国际谈判的进展的。为了实现长期的抱负,我离开联合国,跟乐施会合作了10多年。

      在那里,我见证了在全球供应链最下游卖命的女性(不管是在孟加拉,还是在伯明翰)风雨飘摇的经济地位。我们游说改变主宰国际贸易规则的幕后规矩和双重标准。我还见过印度和赞比亚的农民,因为降雨稀少,他们的农田变成了荒地,这就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权利的影响。

      再之后,我成了一对双胞胎的妈妈,休了一年的产假,沉浸在养儿育女的纸尿裤经济里。等我重返职场,我理解了家长们为了保持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经历了这一切,我逐渐认识到一点我没法摆脱经济学,因为它塑造了我们栖居的世界,它的思维方式也毋庸置疑地塑造了我——哪怕我对它满心拒绝。

      于是,我决定回到这一行,把它翻个面。

      如果我们不从长远的理论来入手经济学,而是带着人类的长期目标,努力寻找经济思路来实现这些目标呢?
      我试图把这些目标绘制成一幅图片,说来荒唐,但它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甜甜圈——没错,就是那种中间带个孔的美式油炸圈。完整的图表会在下一章介绍,但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对同心圆环。

      内环下面是社会的基础,那里存在严重的匮乏。外环的外面,是生态天花板,它包含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关键的地球退化。

      在这两个环之间是甜甜圈本身,也即我们尽地球之物力、满足人类之需求的空间。

      用焦糖油炸甜甜圈来比喻人类的雄心壮志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这幅图里的有些东西引起了我和其他人的共鸣,所以它扎下了根。而且,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深刻问题

      如果人类的21世纪目标是投入这块甜甜圈,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学心态最有可能让我们抵达那里呢?

      甜圈的本质(内圈是)没有人应当落后的社会福祉基础,以及我们不应该突破的地球承受力生态天花板(作为外圈)两个圈层之间,是所有人可享受的安全和公平空间。

      有了甜甜圈思路,我把老旧的教科书推到一边,尽量寻找最佳的新兴理念,跟思想开放的大学生、进步的商业领袖、创新学者和前沿从业人员一同探索新的经济思想。

      本书汇集了我一路上发现的重要见解——在我最初迈上经济学教育之路时,我真希望碰到过这些思考方式,我相信,它们应当成为当今每一位经济学家工具箱里的一部分。

      它借鉴了复杂多样的思想流派,如复杂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制度和行为经济学。

      它们各有所长,只是过于分散,每一种学派都蜷缩在各自的期刊、会议、博客、教科书和教学岗位里,对来自20世纪的思想提出特定的批评。

      然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把它们各自提出的观点结合起来,看看要是它们能在同一页面上跳舞,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而这,正是本书打算做的事情。

      人类面临一些艰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正是过时经济学思想中所存在的盲点和错误比喻带来的。但是对于那些准备好反抗的人来说,多朝左右看,提出怀疑,再次思考,激动人心的时刻总会浮现。

      “学生们必须学习怎样抛弃旧观念,怎样取代它们,在什么时候取代它们……怎样学习,忘却,再重新学习。”未来学家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这样写道。

      对于致力于追求经济学素养的人来说,这再真切不过了现在正是忘却再重新学习经济学基础的大好机会。

      图示的力量

      每个人都在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故事,一个适合21世纪人类共同经济前景的故事。我赞同。

      但有一件事我们切莫忘记贯穿历史,最有力量的故事都是用图片来讲述的。若想重写经济学,我们也需要重新绘制它的图示,因为,如果我们坚持原先那一套插图,讲出新故事的机会很是渺茫。

      而要是你觉得绘制新图听起来太过儿戏(就像小孩子过家家),请相信我,并非如此。更棒的是,我还能证明它。

      从史前石窟绘画到伦敦地铁地图,图画和表格一直是人类故事的核心。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大脑是为视觉画面接线的。

      “眼见为实。孩子在能说话之前,就会看,会识别了。

      ”1972年,媒体理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经典作品《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一开篇就这样写道。自那以后的神经科学也证实,视觉在人类认知中占主导地位。

      我们大脑中有一半神经纤维与视觉有关,人一睁开眼睛,视觉就占脑电活动的2/

      3、 大脑只需要150毫秒就可以识别一幅图像,只需要100毫秒就能为它赋予意义。尽管我们双眼都存在盲点(也就是视神经接入视网膜的地方),大脑却能灵巧地创造出完整的无缝视觉。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天生就擅长识别模式,从云中看出面孔,从星星中看到神话传说的野兽。

      有图可看,我们能学得更好。

      视觉知识专家莱内尔·伯马克(Lynell Burmark)解释“除非我们的语言、概念和想法跟图片挂钩,否则它们就会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穿过大脑,不留痕迹。词汇是由人的短期记忆来处理的,我们只能保留7个字节的信息。

      另一方面,图像直接进入长期记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图画靠着更少的笔触,没有专业语言的沉重感,极具直接性。

      如果文字和图像传递的信息互相抵触,胜出的往往是视觉画面。因此,老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一图胜千言。

      在人类学习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图像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一根削尖的木棍把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名叫“世界图像”,Imago Mundi)刻到了黏土里,把地球表现为一面平坦的圆盘,巴比伦牢牢地把持中央位置。古希腊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掌握了二维空间中圆形、三角形、曲线和矩形的分析,创造出一套图示传统,日后,艾萨克·牛顿用它来展示自己突破性的运动定律,直至今天,全世界的数学课堂上也少不了它。

      罗马建筑师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名字很少有人听说过,但达·芬奇对他比例理论的视觉描述,全世界的人都能立刻认出来“维特鲁威人”双臂张开,裸体站在一个圆形和正方形的中间。1837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自己的田野笔记本上第一次绘制了一棵树分叉的不规则小图,并在上方写了三个字,“我在想”——此时,他领悟了一个概念的关键,这个概念,日后发展成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很明显,跨越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人们早已理解图像的力量,以及它颠覆深刻信念的强大力量。图片凝固在意识之眼,无言地重塑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难怪尼古拉斯·哥白尼研究了一辈子星球的运动,等到临终前才敢把他的故事公之于众

      哥白尼1543年描绘的宇宙示意图,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哥白尼在图中把太阳而非地球绘制成太阳系的中心,这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它将颠覆教会教义,威胁教皇的权力,改变人类对宇宙及人类地位的认识。几个同心圆竟然有着如此非凡的破坏力。

      接下来,让我们想一想构成经济学核心图表里的那些圆圈、抛物线、直线和曲线吧——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图片,描述了经济是什么,它怎样运行,目的是什么。

      永远不要低估它们的力量我们所画的东西,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不能看到些什么,注意到些什么,忽视掉些什么,还塑造了随之而来的一切。我们绘制的描述经济的图画,是简单的几何示意图,让人联想到欧几里得数学和牛顿物理学的永恒真理。

      可这么一来,它们迅速滑入了我们的脑海,无言地诉说着经济理论最深层的假设,不需要再用文字来表达,因为它们已经铭刻到了意识之眼里。它们展现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经济途径,抹掉了经济学理论里特有的盲点,诱使我们在它们的线段里去寻找定律,把我们派去追逐虚假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哪怕文字早已褪色,这些图示也挥之不去,就像是意识里的涂鸦它们偷偷躲进了我们的知识行囊,驻扎到了你的视觉皮层,你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它躲在哪儿。

      而且,和涂鸦一样,它很难清理干净。所以,如果说一图胜千言,那么,至少在经济学上,我们应该对我们所传授、绘制和学习的图画给予更多的关注。

      有人或许对这样的建议嗤之以鼻,认为经济理论不是用图示来教的,而是用连篇累牍的方程式教的。说到底,经济系总想着招聘数学家而不是画家加入自己的队伍。

      但实际上,经济学一直都是既用图也用方程式来传授的。而且,多亏了这个领域的几位传奇人物,外加几场鲜为人知但又精彩纷呈的意外转折,使图表扮演起一个尤为强大的角色。

      经济学里的图画一部隐藏的历史

      经济学科的奠基之父们,有不少常常用图像来表达自己的开创性概念。

      1758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发表“经济表格”(Tableau Economic),用曲折的线段描绘货币在地主、劳工和商人之间的流动——他所绘制的,其实就是第一套量化经济模型。

      19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使用了如今所有小学生都知道的图表、条形图和饼状图,发明出全新的数据呈现方式。

      依靠这些工具,他生动有力地以视觉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小麦价格相对于计日短工薪酬的急剧上涨,以及英格兰对世界其余地区贸易平衡的变化。一个世纪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绘制了一幅图,描绘他所谓的“需求定律”,顺着一条曲线标注了价格和数量的渐进式变化,用以表明随着一样东西的价格跌落,人们会想要购买更多。因为希望把这套理论表现得尽量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他故意采用了跟牛顿描述运动规律类似的风格。

      这一需求曲线,至今仍然是初学者刚接触经济学会看到的第一幅图。

      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主要由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把持,这本书是大多数学生所用的教科书。

      在序言中,马歇尔比较了用方程与图表说明文字的相对优缺点。

      他认为,数学方程式最为有效地“帮助人迅速、简短并准确地写下自己所采用的部分想法……但要是使用了大量符号的话,除了作者本人,其他任何读者阅读时都会非常费力”。他相信,图表的价值要大得多。

      “文字中的论点并不依赖于它们(图表),可以直接忽视,”他写道,“但经验似乎表明,它们能让学生更牢靠地掌握许多重要原理,没有它们的帮助,这是做不到的。而且,许多纯理论问题,一旦(学生)学会使用图表来学习,就不愿意再用其他方式来处理了。

      杰文斯希望把这套理论表现得尽量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故意采用了跟牛顿描述运动规律类似的风格。

      然而,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20世纪下半叶决定性地把图像放到了经济学思想的核心位置。萨缪尔森是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70年的职业生涯,2009年去世时被誉为“一位巨人,每一位当代经济学家,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他着迷于方程式和图表,并对这两者在经济学理论和教学中的运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他认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受众,简单地说,也就是方程式适合专家,图片适合大众。

      萨缪尔森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此书出版于1947年,针对的是核心理论家,数学公式连篇累牍。

      他认为,方程式理应是专业经济学家的母语,可削减混乱的刑罚,取而代之以精确的科学。接着,在一场命运的转折中,他针对截然不同的受众写了第二本书。

      保罗·萨缪尔森为经济学作画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着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返回家乡,寻找当初错过的教育和自己迫切需要的工作,美国大学招生人数激增。许多人选择学习工程(这对战后重建必不可少),于是就必须顺便学一点经济学。

      萨缪尔森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青年教授(年仅30岁),还开玩笑地说,“自认为在深奥理论界擅长卖瓜”。

      但是他在系里的上司拉尔夫·弗里曼(Ralph Freeman)恰好碰到一个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800名工程学学生正开始要上一学年的经济学必修课,可进展不利。

      萨缪尔森回忆说,有一天,弗里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身后的门,两人来了这么一番对话。“他们讨厌它,”弗里曼承认,“我们什么法子都试过了。

      他们还是讨厌它……保罗,你能抽一半时间去上一两学期的课吗?
      写一本学生喜欢的教科书。如果他们喜欢,你的教科书就火。

      删减什么内容,随你便。

      尽量简短。

      无论你拿出什么来,都能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现状。”

      萨缪尔森说,这是个他没法拒绝的提议,在接下来的3年,他完成了教科书(名字就叫《经济学》)的编写工作。

      这本书成为1948年的经典教材,给他带来了一辈子的名望。有趣的是,他选择的写作策略,效法了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

      印刷机出现之前,教会曾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传播教义。少数有学识的人(僧侣、教士和学者)要用拉丁文来阅读《圣经》,逐行写出经文。

      学识有限的群众则从教堂墙上的壁画、彩绘玻璃的拼贴画里了解《圣经》故事。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大众传播策略。萨缪尔森同样聪明他抛开了专家的方程式,完全采用图示和图表,为大众创作一站式经济学课程。再加上他的主要受众是一群工程师,他采用了一种这些人很熟悉的视觉风格,按照机械工程和流体力学的传统绘制图例。

      比方说,下一页的图片,就选自他教材的第一版,揭示收入怎样在经济中流动,以及新的投资怎样注入经济。它演变成了他最著名的图表——名叫“循环流向图”(Circular Flow),明显基于“水在水管里流动”的比喻绘制。

      萨缪尔森1948年的“循环流向图”,表现收入在经济中流动,就像水在水管里流动一样。

      他的教科书里包含大量的图片,很对工程师们的胃口,也很对其余学生的胃口。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们很快采用了《经济学》,随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

      《经济学》成为美国近30年里最畅销的教科书(横跨各个学科)。它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60年里在全球售出400万册,为数代学生提供了需要了解的入门经济学知识。

      每一次出新版,它都会增加更多图片第一版有70幅图表,到1980年的第11版,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差不多有250幅了。萨缪尔森把大学新生的思想看成是一块白板,他深知这种影响力意味着什么,甚为享受。

      “只要是我撰写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才不在乎谁撰写国家的法律,或者起草高深论文呢。”多年之后他这么说,“在初学者的白板上写下第一笔是最宝贵的,能给他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逃离的抗争之路

      决定我们怎样入门经济学的人手里掌握着何等非凡的影响力,不光保罗·萨缪尔森一个人这么认为。他的导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同样意识到,人很难摆脱一开始传授给他们的观念,但为了给自己的见解开辟道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这么做。

      1954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这样写道

      在实践中,我们都是从前辈的工作开始自己研究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少是从零开始的。但假设我们从零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呢?
      显然,为了能向自己提出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形象化地把一组不同的连贯现象假设为值得进行分析的对象。

      换句话说,为分析努力提供原始素材的分析前认知行为,必须先于分析活动出现。本书将这种分析前认知行为称为“愿景”(vision)。

      然而,他清楚地认识到,创建新的分析愿景绝不可能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过程,便又补充道

      首要的任务是用一种多多少少有序的模式或图片来表达愿景,或将它概念化……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可供意识形态闯入的大门是敞开得很宽的。事实上,意识形态进入的是最底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析前认知行为。

      分析工作始于我们愿景所提供的素材,而这一愿景,从定义上来说就几乎充满了意识形态。

      其他思想家用不同的词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熊彼特的分析前愿景概念,受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所启发,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末观察到,“每一种观点都是一种社会局面所独有的”。

      这让他推广了一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世界观”,替自己充当着阐释世界的透镜。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颠覆了科学研究,他指出“科学家是按照从教育所得的模式来工作的……他们往往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是什么特点赋予了这些模式社群范式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n)引入了“框定”(framing)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从一种精神画框里去看待世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混乱的经验里提炼出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

      分析前愿景、世界观、范式、框架,这些都是同一系列的概念。

      比起你选择使用哪一个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你最初已经有的那一个,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获得了质疑它、改变它的力量。

      在经济学中,这是一道公开的邀请,对我们用来描述、理解经济学的心理模型重做审视。但凯恩斯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他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突破性理论的过程,是一场“逃离习惯性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斗争……难处不在于新的理念,而在于固有的旧理念遍布我们思想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在后者的培养下长大的”。

      摆脱旧有精神模式的前景固然诱人,但追求新模式时也请牢记着前人的告诫。

      首先,永远要记住,“地图不等于疆域”,哲学家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说每一种模式永远只是一种模式,是对世界的必要简化,不应把它误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其次,并没有躺在远处等待发现的正确分析前愿景、真正范式或完美框架。

      统计学家乔治·伯克斯(George Box)说过一句抖机灵的话“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自有用处。

      ”反思经济学不是要找到正确的经济学(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要选择或创造一种最适合我们目的的经济学——能反映出我们面临的大背景,我们秉持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目标。随着人类的宏观背景、价值观和目标不断演变,我们构思经济学的方式也应该随之演变。

      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认为,虽说并没有完美的框架等着人们去发现,但如果原有的框架即将遭到拆毁,建立可信的替代框架就绝对大有必要。讽刺的是,单纯地反驳主流框架,只会让它变得更为巩固。

      如果没有给出其他选择,连打响观念之战的可能性都很小,更别说要打赢这场仗了。

      对语言框架塑造政治及经济辩论的力量,莱考夫给予了多年的关注。

      他以美国保守派普遍使用“税收减免”(tax relief)一词为例它只用了两个词,就把“税收”框定成了一种痛苦,一种有待英勇援助者抬起的负担。

      进步人士应该怎样回应?
      当然不能说“反对税收减免”,因为重复这一措辞,只起到了巩固前述框架的作用(再说了,什么人会反抗“减免”呢)。但莱考夫说,正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简明扼要的替代框架,进步派常常会用冗长的解释来阐释自己对税收的看法。

      他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替代的措辞(而且只要两个字)来包装自己的观点,反对另一方。事实上,随着避税天堂和企业避税全球丑闻登上媒体头条,“税收正义”(tax justice,它能立刻唤起社群、公正和问责意识)这个框架迅速在各地获得了牵引力。

      获得强有力的框定方式,无疑有助于引导公众的愤怒,大范围动员变革的呼声。

      正如莱考夫的作品揭示了政治和经济辩论中言语框定的力量,本书旨在揭示视觉框定的力量,并用它来改造21世纪的经济思考。

      2011年,我第一次画出甜甜圈,它引发的国际反响让我大吃一惊,我这才意识到视觉框定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在可持续发展的舞台上,它很快成为活动家、政府、企业和学者用来改变辩论条件的标志性形象。2015年,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认同的17个标志着人类进步的目标)谈判进程的联合国内部人士告诉我,在敲定最终文本的深夜会议上,桌上摆着甜甜圈的图片,提醒他们要瞄准的大局目标。

      许多人告诉我,甜甜圈让他们真正看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在思考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图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形象有着激发全新思考方式的作用它重新点燃了旧日的论战,引发了新论战,还为值得我们争取的经济未来提供了积极的愿景。

      我逐渐意识到,视觉框架跟语言框架同样重要。

      这种认识令我回想了一番在经济学教育里占主流的图像。

      我第一次察觉,它们何其有力地总结、强化了我的思考心态。

      主流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若干无言的图表,有力地框定了我们学着去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

      然而,它们又全都是过时的、狭隘的甚至完全错误的。

      它们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但深刻地框定了我们在教室里、在政府里、在会议室里、在媒体和街道上思考经济学的方式。

      如果我们要撰写一个全新的经济故事,就必须绘出新图,把旧有的图片留在20世纪的教科书里。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从来没把眼睛放到过那些最具力量的图片上,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请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自己不受它们的影响没人逃得过。

      这些图表强烈地框定了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探讨经济的方式,就算我们从来没见过它们,也不可避免地会用文字来唤起它们。

      但与此同时,身为经济学的入门新手,你也不妨认为自己很幸运,你的思想白板,从来没让保罗·萨缪尔森的笔触沾染过。你从来没参加过经济学讲座,反倒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你要扔掉的包袱更少,要弄干净的涂鸦痕迹也更少。

      有些时候,“没接受过正规指导”有可能成为一种知识财产——一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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