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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Epub

书名：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
作者：布莱恩・费根/纳迪亚・杜拉尼
格式：EPUB/MOBI/AZW3
标签：气象科学科普
时间：2022-10-10
ISBN：9787521743326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内容简介

● 汲取历史经验，为应对当下气候危机提供借鉴
● 透过气候史独特视角，探讨文明兴衰成败
● 综合多学科新成果，还原古人与环境的互动
掌握了尼罗河一年一度洪水规律的古埃及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公元前2200年开始的大旱则导致埃及陷入四分五裂的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0年之后三百余年的温和气候催生了罗马帝国，而欧亚大草原的大旱则唤出了可怕的“上帝之鞭”匈人战士，使帝国一蹶不振
高棉王朝修筑完善的灌溉系统利用丰沛的雨水，但过度的开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洪水的肆虐最终使宏伟壮丽的吴哥窟被人遗忘
“小冰期”使西班牙对北美的殖民严重受挫，但荷兰的商船则利用此时更强的东风获得了优势，成为促成“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因素。
最近几十年古气候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们获得了望向远古的望远镜，通过对深海岩芯、极地冰芯、洞穴沉积物、树木年轮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古人曾经生活的环境，许多历史学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气候方面的新解释。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经历了许多气候不稳定的时期，努力适应环境并积累了诸多辉煌的文明成果，但也有一些强盛的文明已经被气候变迁引发的瘟疫、冰川融化和干旱所摧毁。
本书是关于气候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历史。
作者巧妙结合气候史与文明发展史，并综合了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重新建构了从末次盛冰期直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3万年人类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积累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教训。
200年以来，人类的行为已经能够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却还是令我们难以应付。
尽管在本书论及的三万年间，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但对于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而言，这并不算是很长的一个时期。
我们与古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并无多少区别，因而，古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经历仍然足资借鉴。如今，全球变暖带来的种种灾难——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极端高温、频繁的洪水等，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巨大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充分未雨绸缪，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并能团结合作的社会，才更容易渡过气候危机。未来人类的命运如何，将直接取决于人类社会当下的行动。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作者简介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他著作等身，且乐于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用平易近人的语言为大众写作，于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2013年获得美国考古学会“霍尔顿图书终身成就奖”。
他的著作《世界史前史》《考古学与史前文明》《小冰河时代》《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法老王朝》《床的人类史》等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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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部分试读：

特大干旱(约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651年)

马尔杜克既是众神之王与人类之王，也是正义、健康、农耕和雷雨之主，掌管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之间的那个原始宇宙。

至少，古老的传说中就是这样说的。

他跨上自己的风暴战车，用洪水、闪电与狂风暴雨，在混沌当中确立了秩序。

这位魅力非凡的神祇战胜了混沌之龙，改变了属于世界上第一批城市居民的苏美尔人那纷乱不安的精神世界与人性世界。

马尔杜克掌管的这片土地，气候十分极端，夏季灼热异常，气温高达49℃，冬季则暴雨肆虐，气温寒冷刺骨。他统治的这个世界，喧嚣动荡、反复无常且总是变幻莫测。

他手下的诸神，在这片肥沃与暴力之地上建立了一座座相互争权夺利的城市。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创世传说中曾称“率土皆海，继而埃利都生焉。”数百年后，这个传说被人们刻到了一块泥板上。

埃利都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以西，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是所有城镇中最古老的一座，属于“地狱之王”兼“智慧之神”恩奇(Enki)的居所。埃利都最早的神庙，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左右

5个世纪之后，人们在一座宏伟的阶梯式金字形神塔(庙丘)下面发现了它，里面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砖块。另一座城市乌鲁克同样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境内，也靠近幼发拉底河

公元前5000年之后，两个大型的农耕村落合并成一个定居地，原本发展迅速的这座城市就发展得更快了。

[1]乌鲁克是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乡。近2 000年之后，即到了公元前3500年，这里完全不只是一座大型的城镇了。其周围的卫星村庄，向四面八方延伸近10千米之远，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灌溉系统。

4个世纪之后，乌鲁克的面积达到了近200公顷，成了一座拥有5万至8万人口的城市。乌鲁克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与贸易中心，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相连，其两侧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两大贸易线路。那里有一座雄伟的神庙，据说是吉尔伽美什本人供奉给爱神伊南娜(Inanna)的

而在神庙的所在之地，据说爱神伊南娜曾亲手种下了一棵采自幼发拉底河畔的柳树。

按照《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记载，乌鲁克有四个区域城市本身、花园、砖坑，以及最大的神庙区。

女神伊什塔尔[2]的金字形神塔与神庙区，位于一座拥挤不堪的大都市，市里街区密布，到处都是土砖建成的房屋。

其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关系紧密的同族社区，与城市腹地的村落或者专业工匠生活、工作的地区之间有着长久的联系。

狭窄的街道将住宅分隔开来，但街道的宽度足以让驮畜通过。在风平浪静而寒冷的日子里，整座城市和繁忙的市场都笼罩在各家各户的火塘与作坊中冒出的一层烟雾当中。

乌鲁克到处都是动物的叫声与人声狗在吠，小贩在摊位上兜售商品，男人在吵吵闹闹，女人们走到一起购买粮食，远处的神庙围墙后则传来了吟唱圣歌的声音。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食物、牛粪、腐烂的垃圾与尿液的味道交织

但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其他所有城市一样，这里虽说位于一个有可能出现危险自然事件的环境里，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

城市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常态。

[3]到了公元前4千纪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有超过80%的人口都生活在占地面积超过10公顷的定居点里

那是一片动荡不安的土地，由竞争激烈的城邦统治着。

它们构成了我们如今所称的苏美尔文明，以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如今的伊拉克南部为中心。苏美尔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不过是由城市与城邦拼凑而成的，而这些城市和城邦都依赖于印度洋夏季风带来的降雨，以及春季与夏初的河水泛滥。

随着城市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也急剧增长，足以养活成千上万的非农人口。这种农业生产，靠的是春夏两季沿着那两条大河顺流而下的洪水。

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带来夏季降雨的印度洋季风强度开始有所减弱。雨水减少，并且来得较晚，去得却较早。

土耳其的降雨量也下降了，而那里正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洪水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变得不那么稳定，还有造成严重破坏的漫长干旱周期，而对靠着经常突然改道的河流生存的小规模群落来说，影响尤其严重。

就算是有充沛的降水，这种情况对灌溉农业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4]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谷物和其他主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

数个世纪以来，农民都是沿着天然堤坝的后坡、沿着被洪水淹没的洼地边缘，耕作一片片狭窄的田地。

他们还利用天然堤坝上的缺口以及由此冲积而成、排水状况较好的淤积土层，因为它们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灌溉。

不过，这种田地只能养活相对较小的定居地，其中大多是一些主要水道兼商路沿线的村庄。这就是在地方层级管理农业极其有效的原因。

城市里居住的人口很快达到了5 000人至5万人，在面对较为干旱的天气条件时，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精耕细作与人造的灌溉设施。

那些将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城市连接起来且本已紧密的相互依存网络，则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气候变化与非农人口的日益增加，意味着以方方正正的平坦地块为基础的农耕方式，会被耕作成一块块更加标准化的长形地块的方式取代

虽说长形地块需要人们仔细照管，但农民会用牛拉犁耕地。

公元前3千纪一位农民的年历上，给出了明确的灌溉指南“唯麰满犁沟之窄底，当予顶部之种子以水。”[5]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权威，不像后来19世纪西方国家的产业化农业发展起来的时候那样。相反，农学家都来自一些小部落，其中每个部落都有规模不同的灌溉设施，并且那些设施会在他们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过程中不断变化。

要想在地方控制之下管理好这种经济而具多重意义的农业，人们必须对村落政治与竞争具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对于任何一个中央集权机构而言，这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起初，这里并没有专制的国王和强有力的统治者来制定政策、分配水源或者修复沟渠。

权力掌握在部落首领的手中，他们的权威依赖的是村民的忠诚、亲族关系，以及将农村社会、常常还有城市社会中每一个成员联系起来的各种互惠关系。

这些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导致城市与其外围社区之间出现了长期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地方性的动荡和骚乱，并且在苏美尔文明终结之后依然持久存在。

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长，需要更多粮食盈余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长条状田地以及它们之间密集的犁沟，需要一种超越家庭和亲族群体的组织水平。一种新的要素，即一种社会权威开始发挥作用了

这种社会权威也许是在神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负责监管着更大范围里的灌溉与农耕。

我们很容易认为税收会随之出现，但实际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徭役代税制，非但为灌溉设施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为各种公共工程提供了劳动力。劳力获得的报酬，都是仔细配给的口粮，而这反过来又迫使农民去满足徭役的要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到伊朗腹地，都出现过为劳工准备的、带有斜边的标准化口粮碗，就是这种劳役的证明。

尽管像乌鲁克的伊什塔尔神庙这样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强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力量，但苏美尔人却生活在一个由城市与村落组成的二元世界里。

村落生产粮食，城市则是制造中心、贸易中心和宗教活动中心。公元前3千纪里有一则谚语，说得恰到好处“外围村落，乃中心城市之衣食父母。

”还有一块泥板上则称“民之惧者，实乃税吏。”

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利韦拉尼曾经论述过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诸农耕社区的重要一步。

[6]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农耕社区一直生活在自给自足、维持温饱的水平上。

不久之后，它们变成了马里奥所称的、刚刚形成的城市社会的“外圈”。

农耕社区为粮食生产和城市开发项目提供劳动力，至于回报，就算有的话，除了服务于掌管附近那座城市的守护神所带来的满足感之外，也是寥寥无几。

“外圈”生产的粮食和提供的劳力，养活了城内获得口粮的工匠、官吏和祭司。这种不平等的粮食生产和再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座座以社会不平等与特权为基础的城市。

内外之别很快导致了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一种被礼制和强调通过等级体系进行合作的“智慧文学”[7]加以巩固的制度。有则谚语曾经鼓吹“勿逐权贵，勿毁城墙。

”[8]

苏美尔人与卡德人(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公元前2200年)

苏美尔人的意识形态作品当中提到了两条伟大的灌渠，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它们都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山区，流向南部的城市。

这些作品中，还描述过提着篮子、手持锄头的神灵与统治者，仿佛他们曾经躬耕过垄亩似的，从而为粮食供应与农业生产赋予了宗教意义。

南部的一切都有赖于灌溉，这就意味着每个农民都清楚那片泛滥平原的细微特点，比如最肥沃的土地在哪里，洪水会经常冲垮哪些地方的天然堤坝。根据后来的铭文资料来推断，对于可能出现灾难性洪水和低水位年景即将到来的种种征兆，当时最出色的农民都已熟知。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业耕作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在降水较为丰沛的那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那里不可能有永久性的灌渠，因为河流经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改道。

河流改道是一种始终存在的风险，但天然堤坝的意外决口也带来了机会，让人们可以把河水引到有可能肥沃的土地上去。

随着公元前3000年之后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业耕作也变得更加艰难了。

过去那些不规范和不稳定的村落灌溉系统，被较为规范的灌溉方法所取代

然而，后者仍然是以社区为基础。考虑到城市依赖于村庄的粮食盈余，所以人们也别无他法。

苏美尔社会由世俗君主所统治，他们被称为“恩西”(ensi)或者“卢伽尔”(lugal)，掌管着农业、战争、贸易和外交。

[9]此时，随着政治权力逐渐落入少数人的手中，由政治联盟和数个世纪中将各个社群联系起来的个人或亲族义务所组成的那个不断变化、错综复杂的网络，就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由于河流系统不断变化，而且定居地集中于主要灌溉区，外交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在这里，一个据有战略位置的统治者可能切断邻邦的水源，并将邻国之人饿死。像拉格什、乌玛、乌尔和乌鲁克这样的城市之间，都曾为了水源与农田而爆发过激烈的争斗。

公元前2500年的人所说的话，听起来与如今一样刺耳“汝等当悉知，汝城将尽毁！速降！”[10]一些零碎的史料记载了当时因水源与农田控制权而产生的纷争，其中经常提到“高举恩利勒[11]之战网”，因为当时的战争一向是以众神的名义发动的。

两条大河形成宽广的环状，在大地上蜿蜒逶迤，而溃堤之后偶尔还会改道，故是导致城市之间爆发冲突与战争的一种严峻考验。到了公元前2700年，许多城市都建起了城墙，比如拉格什与乌尔，后者就是《圣经》当中提到的迦勒底的吾珥。经济繁荣与萧条、人口增长与减少周而复始，再加上土壤中的盐度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休耕期较短)，这些方面都导致了作物减产

比如在乌尔，作物产量就比早期减少了一半。

日益加剧的干旱与获得更多粮食盈余的需求，使得全年耕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

像乌尔与乌鲁克之类的城市都形成了有组织的贸易联系网络，沿着两条大河延伸到了遥远的土耳其，并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从而形成了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专家吉列尔莫·尔加兹(Guillermo Algaze)所称的“乌鲁克世界体系”(Uruk World System)。苏美尔的领主们曾与诸多城市展开过竞争，远至西北部的叙利亚。

他们曾袭击贸易线路，吞并邻邦，但这些征伐行动都为时不久，因为内讧与国内的小对手会乘虚而入。有些统治者，必然会萌生获取更多领土的野心。公元前2334年，巴比伦南部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打败了由乌尔的卢伽尔扎吉西国王(King Lugalzagesi)领导的苏美尔城邦联盟。

[12]萨尔贡由此建立了这里第一个为世人所知的帝国，疆域覆盖了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及其以西、以东、以南的遥远土地。

不过，他这个疆域远拓、控制松散的帝国与以前那些面积较小且变化无常的国家相比，在严重干旱面前要脆弱得多。最后，帝国的农业生产几乎全都靠地方官吏和社群领导人去管理了。

萨尔贡及其后继者建立的帝国，依赖于忠诚的官吏、慷慨赏赐，以及成千上万平民百姓与战俘的苦工

因为与工业化之前的所有文明一样，卡德人依靠的也是原始的人类劳动。

日益复杂的上层建筑，要求帝国精心分配口粮，因为帝国不但要供养没有技术的劳力，而且要供养高级官吏、在城市和宫殿里工作的熟练工匠，以及用于征伐的所有军队。

阿卡德人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对新获领土的开发，全都依赖于南北各地业已臣服的城市与村落，由它们提供大量的粮食盈余。阿卡德统治者的权力也依赖于这个网络，同时生态系统中有两个要素也尤为重要，即北部的充沛降水与滋养着南部一片片沃土的河水泛滥。

从仅存的楔形文字史料中我们得知，卡德的官吏曾经仔细监测过洪水的水位，因为他们极其关注作物的产量与配给。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容易为旷日持久的干旱所影响这一点怀有过什么长久的担忧之情。

阿卡德帝国的活动在公元前2230年左右达到了巅峰，但持续的时间却不到100年，因为当时的雨水毫无预兆地开始不足了。雨水减少到了正常情况下的30%至50%。

一场特大干旱，接踵而至。这场干旱，持续了300年之久。

[13]

可怕的干旱(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公元前2200年前后到公元前1900年的那场大旱，通常被称为“4.2 ka事件”，属于一桩全球性的气候事件。

这种史无前例的干旱循环影响了从美洲到亚洲、从中东地区到热带非洲和欧洲的人类社会。

[14]

为什么会出现这场特大干旱呢？
[15]我们不能确定。太阳辐照度的变化与周期性的火山作用，是过去1 000年间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

尽管更早时期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但北大西洋涛动此时已是一种主要的气候驱动因素(如今依然如此)。在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间的气温与降水变化中，高达60%的变化都是由这座位于亚速尔群岛上空的副热带高压和副极地低压之间的巨型气候“跷跷板”造成的。

由于北大西洋涛动调节着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热量与水分，故大西洋与地中海的海面温度曾对中东地区的气候产生过影响，如今也仍是如此。所以，说北大西洋涛动这座“跷跷板”推动了那场大旱的发生，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那场特大干旱的情况，从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湖泊沉积物以及欧洲的树木年轮中，就可以看到。源自土耳其与伊朗等遥远之地一些洞穴的高分辨率洞穴沉积物序列，也记录了这桩气候事件。

同样，印度季风强度减弱之后那300年的情况，在东非与印度河流域的古气候序列中也有所体现。当时，尼罗河的洪水与印度河沿岸的降水情况突然出现了变化，而撒哈拉与西非地区也是如此。

变化无常的东亚季风，也对中国东部一些历史悠久的农耕社群造成了压力。

这场特大干旱的影响，逐渐波及了各个王国、蓬勃发展的文明和乡村地区。我们在第四章中将看到，这场特大干旱发生的时间，与埃及古王国的终结和法老们的领地暂时的分裂相吻合。

干旱的影响一路延伸，远至中国西藏，并且进入了美洲

在美洲，旱情与其西南部和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引入玉米种植的时间相一致。这场干旱，也成了南美洲安第斯地区一些重要群落兴衰过程中的一个因素。

至于中东地区，人们认为当时死海的水面下降了45米左右。

从采自曼湾的一段海洋岩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场大旱的迹象，而从印度东北部的莫姆鲁洞穴(Mawmluh Cave)获得的洞穴沉积物序列，则将尼罗河水量的减少与东非地区的湖泊水位下降、印度季风的转向关联了起来。

可以想见，这场干旱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亚洲西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重要的旱作农业区面积突然减少了30%至50%。

地中海东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布尔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都遭遇了灾难性的旱情。

运气不佳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应对干旱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在北部哈布尔平原之类的旱作区，一些重要的中心被人们彻底遗弃，比如布拉克土丘(Tell Brak)与雷兰土丘(Tell Leilan)。

[16]这种疏散，在两座城市里都对2万人产生了影响

随后，一些重大建筑项目也停工了。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哈维·韦斯曾在雷兰土丘发掘出了一座大型的粮食储存与分配中心

公元前2230年左右，那里突然就被废弃了。

中心外面用石头铺就的街道对面，矗立着一些已经部分建成了的房屋，说明人们当时放弃了城市建设。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曾明确做出废弃一些重要建筑物的行政决定。

公元前2200年过后，哈布尔平原上已无人生活，直到250年后降水情况好转才有所改变。从土耳其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流域到黎凡特南部，从事旱作的农民都弃主要城市和其他社区而去。

许多从事旱作的农民适应干旱的办法，就是一路沿着(通常称为“追踪”)水源较为充足的栖息地南下，前往一些有泉水滋养农田的地方。

不过，地中海地区一些重要的沿海城市，例如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没有这样的水源供应，故人口曾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南方的耶利哥却受惠于一口天然泉眼，大批羊群都有水可饮。

幼发拉底河的水量虽然大减，但仍让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与南部地区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灌溉。然而，日益干旱却令畜牧业繁荣发展起来了。游牧业变得广受欢迎，成了古时人们在哈布尔平原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进行的季节性放牧迁徙中断所引发的一种生存机制。

哈布尔平原上的旱情，迫使统称为亚摩利人的游牧民族迁往附近的大草原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并且南下进入了有人定居的地区。由于他们的畜群侵占了定居者的农田，所以那里爆发了持续的动荡。由此带来的威胁极其严重，故公元前2200年左右，乌尔的统治者还修建了一道长达180千米的城墙，称之为“亚摩利亚人的驱逐者”，以遏阻这些不速之客。

不过，此人的努力却是徒劳无功。[17]在城中的官吏一直拼命地率人清理灌渠、发放少得可怜的口粮那个时期，乌尔腹地的人口却增长了两倍。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告诉我们，乌尔的农业经济最终瘫痪了。

但在南方，人们却把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咎于神灵，并且用诗歌或者“城市挽歌”表达了出来。

《苏美尔与乌里姆之挽歌》(“The Lament for Sumer and Urim”)，就是最早用神灵的行为来解释气候变化的书面史料之一。

从中我们得知，恩利勒、恩奇和其他神灵曾经决定毁掉一座城市。“风雨集焉，若洪水之袭……竟至栏中之牛不得站立，圈中之羊不得繁衍

河中之水皆咸。

”[18]他们还曾下令让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沿岸长满“邪恶之杂草”，并将城市变成“废墟”。庄稼无法种植，乡村将会干涸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水，恩利勒壅塞之”。

新亚述人(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610年)

随着庄稼死于“茎上”，尸骸浮于幼发拉底河中，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尽数被毁。

食物匮乏，河渠淤塞。

随之而来的，就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动荡不安，政治争斗与相互对抗此起彼伏，直到公元前9世纪

其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亚述纳西拔二世(前883—前859年在位)，在一个比较富足的时代开始了无情的扩张征伐。

在一个完全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里，任何一丝反抗的迹象都会招来严厉的惩罚。

他任命忠心耿耿的总督控制被征服的领土，严令被征服领地进贡贵金属、原材料与粮食之类的商品。向西征伐到远至地中海边之后，他在降水增加的一个时期(这一点，我们是通过伊朗北部的一段洞穴沉积物得知的)班师回朝，然后利用战俘，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卡尔胡(即尼姆鲁德)建造了一座宏伟华丽的宫殿。

接着，在大约公元前879年，他还举办了一场为期十天的盛宴，庆祝宫殿完工。

那确实是一件盛事。

[19]亚述纳西拔二世曾吹说，有

6、 574位宾客参加了那场宴会，其中卡尔胡本地就有

1、 000人。

他们享用了成千上万头羊、牛，还有鹿、禽、鱼、各种各样的谷物，喝了1万罐啤酒和满满1万囊葡萄酒。

国王打发他们回家时，这些人个个都酒足饭饱，在一派“和平喜乐”的气氛中沐浴更衣、涂抹油脂。

亚述纳西拔二世的宾朋享用盛宴之时，还欣赏了墙壁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楔形文字的浅浮雕。其中，有22行楔形文字列举了这位国王的资历，还有9行则铭记了他取得的胜利。

他是恩利勒与尼努尔塔[20]两位神灵的“天选之子”，是“伟大之王、强大之王、宇宙之王……战无所惧……一切敌人，皆踏于脚下”。

无休无止的宣传，大肆宣扬了这位国王对通过残暴征服建立起来的亚述帝国的统治权

有无数的男女老少，都曾丧命于他的手中。然而，仅仅270年之后，嗜酒如命、喜欢割耳的亚述纳西拔二世曾经统治的那个帝国，就轰然崩溃了。

考古学家所称的新亚述帝国，是当时疆域最广、势力最强的帝国，公元前912年前后正全速发展着，后来亚述纳西拔二世还举办了那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不过，帝国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变得更加强大了

当时，帝国由令人畏惧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 Pileser Ⅲ)统治着，他曾进行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的一次扩张。

他的名字无处不在，从古代也门人的铭文到《旧约》中那些充满敌意的往事——尤其是对他入侵以色列、攻取加利利和不公平的苛捐杂税的记述中，到处都能看到。既然有这样一些无所不能的国王，那么，公元前610年新亚述王国为什么突然就土崩瓦解了呢？

是不是一系列血腥的内战与叛乱，动摇了统治者的权威？
还是说，残酷的战争与军事失利，削弱了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的基础？
无疑，这两个方面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亚述的统治与早期那些君主制国家的统治一样，向来都很脆弱，永远都变化无常，完全不像埃及历代法老那样，有精心形成的先例可循。

然而，我们如今已经明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因素，也参与了帝国的崩溃过程，那就是气候变化。

来自伊朗北部的库纳巴洞穴(Kuna Ba Cave)里一份分辨率高、断代精确的气候变化洞穴沉积物记录，就说明了问题。

[21]这些洞穴沉积物表明，新亚述帝国是在气候异常湿润的两个世纪里崛起的。

对于成千上万的农民来说，充沛的降水就是上天的恩赐

他们不但要为城市提供粮食，也要为四处征伐、靠国家精心分配的口粮维持生计的军队提供粮食。此后，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中期出现了一系列特大干旱，且每次干旱都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这种情况，似乎导致亚述帝国的农业生产力开始下滑，继而又导致了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最终崩溃。

最后，整个新亚述帝国终于在艰苦的征战中土崩瓦解，只留下了一个早已为干旱所削弱的民族。

景观变迁

随着城市与长途贸易网络的发展，人们对各种原材料，尤其是木材与金属矿石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了。除了用于各种建筑的木梁与其他木材，人们对陶土器皿以及金属工具和装饰品永无餍足的需求，也导致了社会对烧窑所用的薪炭存在持久的需求。

木柴也始终供不应求，需要用驮畜运送，大捆大捆地输入。在家庭中和生产时都毫无节制地使用木柴，势必产生过浓密的烟雾，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笼罩于不断发展的城市上空。

严重的空气污染，必定困扰过那些人口稠密的城市，但砍伐森林造成的破坏，更是带来了严重和长期的后果。

虽然中东地区的植被历史如今仍然鲜为人知，但以近乎工业化的规模消费木材带来的影响，让大部分地区变了模样。例如，花粉图谱表明，安纳托利亚的中部曾经是开阔的橡树林地，但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000年，那里的林木覆盖率却迅速下降，情况就像现代的伊朗与叙利亚一样。

卡曼-卡莱土丘(Kaman-Kalehöyük)位于安卡拉东南100千米处，在公元前2千纪和公元前1千纪是一个重要的定居地，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

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还有一定规模的纺织业和陶器制造业。

人类在此居住的时间，与公元前1250年前后至公元前1050年间一场严重的旱灾相吻合

而当时实力强大的赫梯帝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四分五裂的。

对木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这里的赫梯帝国居民曾经大肆集中采伐周围的林地，以至于伐木工不再像过去那样采伐成熟的橡树林，而是采伐其他物种较少的森林。[22]

宏大工程的瓦解(公元224年至651年)

特大干旱过后，原先的那种季节性降水恢复了，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再次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人们重新开始在哈布尔平原和亚述繁衍生息。雷兰土丘又一次繁荣起来。

早期被削弱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存续下来，成了那些在早期城邦的基础上崛起的伟大王国的发展蓝图。新兴的帝国，都把灌溉农业变成了一桩国家大事。不过，农业之本仍然掌握在地方酋长和乡村农民的手中

他们管理着水源与庄稼，就像数个世纪以来一样，只是其间的各种动荡与长期争斗，已经削弱了苏美尔、卡德与亚述的统治。

那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耕作的人极具自力更生的精神，对此时已经被人类活动彻底改变的自然环境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完全清楚，除了干旱，当地还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灌渠长期淤塞和土壤中的盐碱度在不断增加。不过，此时的农业生产仍然很稳定，足以养活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

阿契美尼德波斯人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并以建筑杰作而闻名，比如波斯波利斯城。

时光荏苒，很快就到了公元224年

此时，萨珊人建立了波斯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最后一个帝国，然后繁荣发展了4个世纪之久。[23]他们控制了高加索山脉南部与拉伯半岛部分地区之间的广袤土地。帝国中央政府采取的是以前亚述人运用时发挥过有利作用的严苛政策，但实施的范围要广得多。

当局对灌溉系统进行了大力投入

与之相比，早期人们在水源管理方面的努力可谓小巫见大巫了。[24]就像亚述人一样，萨珊人也把被他们驱逐的人口重新安置在一些似乎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他们兴建新的城镇，开始大规模地人工开掘灌溉设施来养活这些人。

其中有一项灌溉工程建成于6世纪，它利用了两条河流，将230多千米以外的水引入了底格里斯河。这一工程灌溉了巴格达东北部约8 000平方千米的农田，但同时也将水源引到了排水不畅的土地上。萨珊帝国没落很久之后，密集的土地利用导致这里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大面积的土地都无法再进行耕作。

到了公元1500年，这项灌溉工程就被人们废弃了。

在整个6世纪，萨珊人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开拓了面积约

1、 000平方千米且至少进行过零星灌溉的土地。

这就说明，他们的耕作面积起码达到了早期的两倍。考虑到底格里斯河的水流湍急多变，故利用此河进行灌溉，是一种风险极大的勇敢之举。

灌渠与农田纵横交织，遍布广大地区，远远超过了乡农或者小小城邦所能掌控的程度。但新建灌溉设施的巨大规模也意味着，一旦上游发生决堤，生活地点离水源有一定距离的农民就会陷入极大的麻烦之中。这是一种由中央政府进行规划、规模史无前例的标准化灌溉，其动力是潜在的税收而非收成，目的则是为中央政府在粮食与土地税两个方面带来最大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满足地方的需求。

大多数灌渠都是成千上万的战俘修建起来的，这种修建工程也带有将被征服的百姓重新安置的目的。萨珊人抛弃了那些需要考虑当地条件、规模也较小的灌溉设施。

他们创造了种种以人工为主的灌溉制度，起初也让各地生产出了充足的粮食。

但是，随着设计不佳的灌渠逐渐淤塞，他们就陷入麻烦了。每一项复杂的灌溉方案、每一种来自外部的新需求，都降低了乡村百姓——那些在地里劳作的人——的自给能力。

萨珊王朝那些干劲十足的工程人员都只盯着短期利益，却忽视了早期农民极其关注的、最重要的排水不畅问题。

起初，丰厚的回报确实带来了繁荣与更多的财政收入。但是，日益增加的维护成本很快就让这些工程人员不堪重负起来。他们新建的堤坝破坏了原有的排水模式，抬高了地下水位，造成了农业用地的慢性盐碱化。

不久之后，他们就必须以生态环境日益脆弱为代价，才能让粮食在短期内增产了。生产力急剧下降，一些边缘地区尤其如此。面对干旱、大洪水和其他一些气候变化，种种灌溉方案都丧失了灵活性。

随着经济和政治衰弱导致农业人口日益贫困和集中管理的灌溉系统土崩瓦解，以农业与水源管理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也逐渐式微。公元632年至651年间，面对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萨珊帝国解体了。到11世纪时，两河之间的土地已是一片废弃的、到处都是盐碱地的荒野了。

亚述人、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开端

当时，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都开始更易受到突如其来、常为短期性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像萨珊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与专制统治，并没有解决人口密度不断增长和水源供应(无论是洪水还是降雨)不稳定的问题。

早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就很清楚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地方层面，因为地方的社群领导人可以单独采取规模较小的措施来战胜饥荒。

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熟悉变幻莫测的洪水，也熟悉手下百姓的性情与专长。

等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相互依存演变成了城市占据统治地位，数个世纪的动荡经历再加上农民的自力更生精神，就使得任何一种应对严重干旱或者其他气候变化的长期性措施几乎都不可能实施了。无疑，有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美索不达米亚领导人，曾在他们辖地(无论是城市还是省份)的狭窄范围内成功应对过严重干旱带来的挑战，只是如今并无记载他们那些举措的史料留存下来。

美索不达米亚位于两条大河之间，但一马平川的地形地貌则意味着，这里的边境地区容易被渗透，而人们在土地上建造的基础设施常常也很不牢靠。

人口的持续流动、松散的控制、朝秦暮楚式的效忠，再加上官吏任免与皇室野心的不断变化，都与尼罗河沿岸历代法老治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一个历久弥坚的教训就是征服与开发并非解决之道

就算亚述纳西拔国王与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曾经以为它们可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也是如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这一历史经验，在当今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解决办法属于地方性的，而非由遥远的官僚机构或大型的工业企业所强加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其中也包括气候变化)的措施往往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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