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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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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徐晋如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品方: 大学问
  • 副标题: 中国文脉十五讲
  • 原作名: 徐晋如
  • 出版年: 2022-5
  • 页数: 420
  • 定价: 88
  • 装帧: 精装
  • 丛书: 大学问丛书
  • ISBN: 9787559849144 

《大学问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内容简介

  1. 一部新见迭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史。
  2. 儒家学者、诗文大家徐晋如三十年积淀,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梳理国文正脉,讲透风雅中国。
  3. 大学问出品
  4. 龚鹏程作序,毕飞宇、余世存、马未都、严锋、钱文忠推荐,梳理中国文脉,重树国文正统。
  5. 【内容简介】
  6. 《国文课》是一部新见迭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史。
  7. 儒家学者、诗文大家徐晋如三十年积淀,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依本儒家诗教观,指出诗古文辞才是中国文学的正脉,风雅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对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和主要作家作出全新的阐述。
  8. 对近代以来仰西方鼻息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意在恢复风雅传统,重接中国文脉。对读者理解传统中国文学有较高的启发作用。
  9. 【本书亮点】
  10. 1、 著名学者龚鹏程作序,毕飞宇、余世存、马未都、严锋、钱文忠诚挚推荐。
  11. 2、 新见迭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儒家学者、诗文大家徐晋如三十年积淀,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对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和主要作家作出全新的阐述。指出诗古文辞才是中国文学的正脉,风雅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
  12. 3、 别具一格的经典赏析之作书中对代表中国文脉的名家名作,从风雅、人格、文格等别开生面的角度进行赏析。不止于作品的详细解读,更关注古人的人格和气质,引领读者由文章诗词而进于儒者的精神世界。
  13. 4、 作者的文字优雅精当,极大限度地贴近中国古典文脉。以情写文,对经典作家有着强烈的同理心,笔端常含激情,文风汪洋恣肆,解析作品深入透彻,直探本心,读来酣畅淋漓。
  14. 【名家推荐】
  15. 本书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试图重新建立中国的文脉。
  16. 调整视阈,了解文脉、接上文脉,既是文学,也是人学。
  17. —龚鹏程(著名学者、思想家)
  18. 我极为赞赏徐晋如所作的一项努力,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古典文脉,他一直在填词、写旧体诗、作古文。
  19. 他另类的、不合时宜的创作在他的《国文课》里呈现了价值——《国文课》洋溢着喜人的体悟,有他的灼见,更有他的会心。
  20. —毕飞宇(茅盾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得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21. 本书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罕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及其圣贤才子的精神气象,借助于晋如优雅精当的文字得到了空前的阐发。
  22. 读者可藉之以重新理解中国古典文学,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更重要的,重新打量世道人心及其完善之路。
  23. —余世存(学者、作家、诗人)
  24. 晋如让文脉这一条看不见的文学金线变得清晰可见,此书不止是晋如苦心孤诣之作,也是一件大功德。因为正是中国文脉使我们古老的文化一直保持着生机,让我们古老民族圆融而健康地成长。
  25. —马未都(《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文化学者)
  26. 我未曾见一个同时代人,比徐晋如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更执着的追寻、更真挚的热爱、更深切的感悟。
  27. 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而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中国文脉的心路历程。
  28. 在一个断裂和碎片的时代,徐晋如贯通古今的寻道之旅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共鸣、启示和激励。
  29.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30. 晋如是我的北京大学校友。燕园留下了这位才子身着长衫,长啸短吟,嬉笑怒骂的身影。
  31. 在我心目中,晋如是传奇。他仿佛并不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而是自由洒脱地来往穿梭于中华千年文脉之中,啜饮着古圣贤酿就的甘露。
  32. 文学对于晋如,不是课题,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生命。晋如直探中华传统文学的本原,进行不受时空所囿的创作,让过去已久的光投射入今世。
  33. 《国文课》承载了晋如课己课人的苦心孤诣,功德无量,识者珍之。
  34. —钱文忠(《百家讲坛》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推荐】

  • 中国文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脉,承载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命律动,也串联起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文学观念日渐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而与中国传统之文学观渺然河汉。
  • 本书是一部充满原创性、颠覆性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赏心之作。它书写了中国士人高贵心灵的历史,描绘出风雅中国的壮丽画卷。
  • 带我们揭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瞻仰文人的生命格调,探寻中国文化脉络。

《大学问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作者简介

  1. 徐晋如,当代诗词、当代文言创作的旗帜性人物,著名儒家学者。
  2. 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得主。
  3. 徐晋如1976年生于江苏盐城,诗古文辞创作垂三十年,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北大、中山大学。有《诗词入门》《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海枯石烂古今情∶唐宋词人十五讲》等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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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部分试读:

文艺与中国文脉

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主体地位,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民族共同语的雅言退居边缘,成为潜行于地下的洑流。然而,书面语的变革只是表象,新文化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更深刻的变化是,它让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产生突变,从此以后,现代中国人与传统中国人适成胡越。相应地,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

新文学的拥护者为之欢欣鼓舞,宣称中国文学从此融入世界文学,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比如我——看来,这却意味着中国文脉的沦丧。盖一国之所以能卓立于世,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夫无世守之学便无世守之国,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便因其有世守之国学。一国之学何者最重?
当然只能是滋养性情,让生命更好地成长的文学。

文学不仅是关乎个人修养的学问,更是一国国民精神的最高表现。因此,处今之世,若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正脉,就不能不先理解何谓中国的文学,而要理解何谓中国的文学,先必须廓清新文化运动的迷雾,尝试理解中国古人对文学的定义。

新文化运动以后所讲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当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等量齐观。

但倘使我们上溯诗、骚,仰观俯察中国传统文学的源与流,便可知道中国文学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学,它有着卓然不群的品格,特立独行,无与伦比。

它与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文学风格、审美旨趣上,而是体现在它们背后的人文精神上。

概乎言之,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的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分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的文学都起源于民间,是国民的文学

而中国文学起源于庙堂,是士大夫的文学。起源于民间的文学,不尚典重,不崇古雅,偏于通俗、普世,崇拜想象力,叙事文学如戏剧、小说是其主流

起源于庙堂的文学,以高古雅正为极则,它的创作主体是士夫君子,文学要能抒写贤士大夫幽微隐曲芳馨悱恻的心志,它的受众主要是读书人、士君子,浅俗鄙俚是它的第一天敌,崇拜学养,以抒情的文学(如诗赋)、言志的文学(如古文)为主流。

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传统的中国文学,乃因现代中国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不再崇尚君子之道。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劈头即曰“‘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今译康德)以来百馀年间学者之定论也。”说的是世界文学对天才的推崇。

然而王氏又云“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

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接着几乎都是举中国文艺的例子,以阐明其说。

他说出了中国文艺的特异之处,即中国文艺有着很多并非天才之创制,却因其积淀了学养、历史、文化而卓绝的作品,这类作品是靠着古雅的风格而与天才创制分庭抗礼的。

王国维能发现古雅的美学意义,缘于他本就身处与世界文艺迥异的中国文艺传统中。然则何以中国文艺能有此卓异的风格?
原来,中国的文学、艺术,本来只是君子的修养之术,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文学、艺术原不过是成为大人君子的途径罢了。

这样的文艺传统,当然并不鼓励不世出的天才,而是要鼓励博学于文,好古敏求的为学之士。

文与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常常是可以互通的。

六经又称六艺,是文即艺也,后世制艺实则八股文,是艺即文也,刘融斋《艺概》,实即文、诗、词、曲诸文体之概论。

必欲区分之,则“文”内涵较狭,而“艺”则涵盖殊广。兹单言文学,以别于书法、绘画、音乐诸艺术之道。

文学,或单言之曰文。《论语·学而第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在孔子看来,德行是学者必修的基础教育,文学则是行有馀力者才有资格接受的高等教育。故文学实较德行更为重要。

南宋朱熹解释道“文,谓诗书六艺之文。”是知先秦时所谓“文”或“文学”,指的是儒家经学,相当于今天人文学术的全部。

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第七》里面的记述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可知文学实为孔门思想之机枢,排在行、忠、信之前。

《论语·先进第十一》里则记述,孔门专门之业各有弟子为其杰出之代表,德行科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言语科是宰我、子贡,政事科是冉有和季路,文学科则是子游和子夏。

后世因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教”。

四教之中,文学最难,须是“行有馀力”才能深入研探,所以放在最后说。而实际上儒家思想正是靠的文学科的学生传播、继承。

倘没有这些文学之士,不可能有经学在后世的传承。

然则所谓文者,其义安在呢?
《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

”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性强过文化的修饰,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

文化的修饰掩住了天性,就导致浮华夸饰。

文质相互平衡,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有着特别的注重。

当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孔子的学生子贡马上反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倘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区别,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区别。

君子之道,固不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

《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文化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君子,对文的意义有了深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天下,让天下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想,可以统谓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体实施的路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此,在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文学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人格。

儒家认为,学者毕生所学,不过是求得人格的完全,亦即是“仁”。

仁,古文字亦作“忎”,上“身”而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谓。

今人入孔庙,凡孔庙中必有两副匾额,一副为“中和位育”,一副为“与天地参”,并出于《中庸》。中和位育,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省语,意谓人人能修一己之善,与他人、外物谐和,则天地自然形成完美的秩序,万物都得以自由充分地发展。

与天地参(sān),意即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人不该只囿于小我,而应该追求宇宙人生之大我。

这八个字,即孔子为中国人所开示的民族信仰。完善的人格即法天则地、与天地参,效法天地运行之消息,让自己的人格臻于天地伟美之境,而终于达到中和位育的至境。

此即儒家的根本意旨所在。

完善的人格在气质上表现出的就是温文尔雅。

尔雅的尔,通“迩”,是“近”的意思,尔雅就是亲近于雅。

“温”是温柔敦厚,“文”者谓君子言行举止,皆合于规矩,合宜、合度、美好。然则温文尔雅的美德自何处而来?
只能从文学中来。

先秦时凡润身饰德的学问,都谓之文学。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文学便有了更加明晰的定义,只有“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才被认为是文学。

即是说,文学须出于深沉细腻的审美感受,抒情达意须借渊雅优美的文辞声韵传递开来。此后直至二十世纪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盖皆不逾于此。

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谓“文学”,则是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义有二,一为文学须有独特的语言艺术,二为文学须表现作家独特的心灵世界。

朱光潜先生无疑是受此文学观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侦探小说不是文学,因为侦探小说满足的是读者的理智,而不是读者的情感。

但倘若持此文学观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直是圆凿方枘,扞格不通。如载道的文,用于酬应的表启,乃至祭文哀诔,这一类的作品,在新文学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学,然而它们恰是中国文学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所谓文学,有着比今日之文学更崇高的地位。

文学,是国学的三鼎足之一。中国传统学问,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

文学就是辞章之学。辞章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经部中《诗经》《易传》《尚书》《礼记》《左氏传》何尝不是辞章?
诸子百家之文,皆是后世习文的涂轨

史部中《史记》《汉书》是古文正宗,唐人刘知幾《史通》既是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又是漂亮的骈体文

中国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龙》,清人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录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一部文学理论的著作,竟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这在已为西方文学观所俘虏的今之学者那儿,是无法想象的。

唐代陆贽,曾做到德宗朝的宰相。他早年随唐德宗颠沛造次,亡命流离,为德宗草拟诏令,“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韩愈《顺宗实录》)。一生所作的制诰奏草,属于今天决不认为是文学的应用文、公文的范畴。

陆贽文集全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骈体文著成,文辞之渊赡高华,自不必说,说理之透彻、论事之中正,更是旷代所绝无仅有。在其他任何民族,都找不出像陆贽的文集那样的例子,既是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公文,又是研治骈

中国文学的正宗

辞章之学,又径曰诗古文辞。很多人不知这四个字该怎么断。

它的含义本是指诗与古文,姚鼐有《古文辞类纂》,就是把西汉贾谊以降的古文按其功用分作十三类。但我认为古文辞不应当仅仅理解作古文,而应该理解作古文和辞赋,这才可以总括中国文学的正宗。

诗是辞章之学的第一大类。以优美精练的文字表现情感,而又讲究声律的文本,便是诗了。

诗必有韵,然而有韵未必是诗

诗必有优美精练的文字,然而光有优美精练的文字,没有声律上的讲究,却只可看作是文,而不可看作是诗。

而倘加以条分缕析,诗又可分为诗和乐府两途。我们今天常说乐府诗如何如何,但是在古人那里,乐府和诗殊有分别。

最明显的分歧是,诗不是音乐文学,而乐府是音乐文学。音乐文学,即文本和音乐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文本与音乐不可分离。

它的根本功用,是要供人来传唱。

正因为乐府要供人传唱,它的文字必然就趋向通俗明白,它所表现的必然是广阔无垠的世态人情,它所传递的情感,是人类共通的、社会共通的情感,而诗既不需要供传唱,其表现的就必然是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在文字风格上也就更形典雅。

中国传统上重视诗胜过乐府,唐代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今天的文学史教材对其评价极高,但在传统中国的诗评家那里,元白二位却是一贯被鄙视的对象,否则何来“元轻白俗”的说法呢?
重诗而轻乐府,其故安在?
原来,中国的学术莫不受孔子思想之沾溉。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谓,古代那些高贵的读书人,问学修业,为的是完善人格,学成君子

今天那些卑贱的读书人,读书求学,都不过是为了谄媚权贵,猎取利禄,迎合大众,以博时名。

为己之学,是治中国学问者第一当注意者,诗书礼乐,莫不如是。诗相较乐府,更是为己的学问,因此在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诗要比乐府的价值更高。

古文是辞章之学的第二大类。

我们今天所学的文言文,绝大多数是文言的散文,也即古文。

所谓古文,本来是和骈文相对的概念。

它不要求对仗,不注重用辞的华丽绮美,不需要征典用事,而崇尚文势的纵横驰骋,思想的精微要眇,行文的真气流行。

在唐代以前,中国曾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主流文体是注重辞华文采,要求对仗,大量用典的骈体文,到唐代官方文书还必须用骈体文写。骈文在六朝时期最盛,故又称为“六朝文”,代表着贵族高门追求精致的审美精神。

唐代中期以后,平民知识分子的势力逐渐兴起,他们需要能符合他们的审美的新文体,这样,从中唐韩愈、柳宗元开始,就倡导模仿六朝以前,特别是先秦两汉的文章,便把这类散行的文字称作古文。

历史上一直有古文、骈文孰为文章正宗的争论,我个人认为骈文是中国文字运用到了极致的产物,是汉语之美的最终极的体现,因此骈文应该有着比古文更高的文学价值,更应被看作是中国文章的正宗。

诗古文辞之辞,本指辞赋,引申是指注重辞华文藻的文体。主要便是各种骈体文和辞赋。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词藻,讲求用事,即古人所谓“属辞比事”,属是联缀,比是排比。辞赋一词,本指楚辞与赋,但实际上楚辞本就是赋的一种,只是因为楚辞影响太大了,这才单拿出来说。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著《文学革命论》,把明代注重继承传统,注重学习先贤的前后七位共十四位文学家以及桐城派古文名家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称做“十八妖魔”,而钱玄同致陈独秀信中则称当时善古文辞者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选学的“选”是指《文选》,所谓选学,是指模仿《文选》,学作骈体文和辞赋。

古文发展到清朝,桐城派成为最大的文学流派,当时天下学古文者,莫不以桐城为宗。新文化运动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于把中国的文学传统彻底否定掉了。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看来,竟然毫无价值,这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新文化派为中国文学造了一部“圣经”,那便是《红楼梦》。更造出一个新名词,叫作“四大名著”,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

在持“新文化”观念的脑袋里,这四部小说,便是中国文学的顶峰了,而《红楼梦》,无疑更是峰顶的孤松,傲视群伦。毕竟,在所有中国文学作品中,只有小说跟西方最对得上话,而《红楼梦》又最像是西方人写的。

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小说家者流,不过是九流百家中最无足轻重的一流罢了。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套丛书,足可代表中国古代知识精英对学问的认知,《全书》中不是没有收小说,但却是归入到子部小说家中去,仅视为稗官野史一流。而主要收文学作品的集部,并没有小说的位置。

新文化派认为,只有世界其他国家皆有的,才是活的文学,凡仅为中国独有的,便都是死的文学。不惜削中国文学之脚,以适应西方文学观念之履,纵使流血殷然,也在所不顾。他们一力推崇中国小说的地位,遂把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学观做了彻底的扭曲。

胡适曾给青年开《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不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些真正的国学经典,反是《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俗小说赫然在目,适足以证明胡适既不懂中国文学,尤不知国学为何物。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的那部所谓的诗集《尝试集》,就可以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拙劣的练笔。一个本无操觚之能的人,又如何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的精妙玄眇呢?
这也难怪,他能把古诗词中常出现的一个词——檀郎,解释为“香喷喷的郎君”,闹出大笑话来。

(晋代的美男子潘岳,字安仁,即俗所称貌比潘安的潘安。他小字檀奴,女子称爱郎为檀郎,是把爱郎比作这位著名的美男子

梁启超批评道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

西方文学大类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种文体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文学的真实情况相吻合。

中国的诗,如果取其广义,是包蕴了古诗、近体诗、各种杂体诗、乐府、词曲的

狭义的诗,仅指古近体诗,主要表达的是贤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西方诗歌颇有深浅隐显之异

文则有骈文、古文、赋的分别,在西方都找不到对应的概念。

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之区别,前已述及,《隋书·经籍志》谓“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是“道听途说”的野史,与西方小说截然二物。

而西方戏剧的概念,与中国固有之戏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中国本无西方的话剧,近代李叔同等人组织春柳社,搬演话剧,号曰“文明戏”,实际是想说中国戏曲的宾白、演唱都不“文明”。

在新文化派的眼中,凡是束缚人的天性的,便是不“文明”的,不知文明本就意味着对人的天性的矫正。

中国戏曲是诗词的馀绪,传承的是歌诗、唱曲子词的传统,是把声音之道与戏剧冲突完美结合的典范,恰恰是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

我们现在把京剧翻译成Beijing Oprea——北京歌剧,但西方的歌剧只注重唱,其唱腔又无曲牌、板腔之格律,与中国戏曲分行当角色,有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技艺的讲究,有唱腔的格律要求全然不似。

中国诗往轻靡一路走,便降而为词,词被称作诗馀,是从文化精神、审美标准的角度来谈的。

词往浅俗幽默的一路走,则衍而为曲。

曲被称作词馀,相对词的雅丽的文化精神,曲就要通俗得多了,但从音乐的角度论,曲的声律却是极苛严的。中国文学的体裁,到了曲体,可以说是降无可降,意味着崇古尚雅的古典文化精神与时代沉降后浅俗的时代精神之最后妥协。

一旦连曲体都要解放,那就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以,二十世纪初产生的所谓新诗、白话诗,打倒了一切的传统诗词曲体,只是分行写出,既没有韵,也没有声律上的规则,只能算是无意义的喊叫宣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

今天我们最常见的两种诗体绝句和律诗,可大致归入近体诗的范畴。

近体诗产生于唐代,近是指唐而言。它是因唐人发明出一种吟诵的节奏,当时人写诗都按这种节奏调配平仄声,平声字占两拍,仄声字占一拍,由此形成严谨的声律,故得成为一种新的诗体。

词之兴起,是因隋唐时燕乐盛行,词本是配合燕乐的曲词,当时叫作“曲子词”或“曲子”。曲之兴起,是因南宋后南北曲盛行,曲本来是配合南北曲的曲词。由近体诗而词而曲,其嬗变基于音乐之转移,乃是一水到而渠成之事,“新诗”却不然。

所谓“新诗”,它的发生与中国音乐的发展毫无关系。作为“新诗”发明人的胡适,把诗的声律理解为是束缚人性,提倡不要任何有利于声韵谐配的规则的所谓自由体,他把自由理解为了人欲的放纵,迎合青年懒惰投机的心态,也就“尝试”出了一个与中国文化没有一点亲缘关系的“新诗”来了。胡适所不知道的是,西方的诗,也是要讲声律的,也是要押韵的,他所模仿的美国惠特曼的不讲声律、不要押韵的所谓“诗”,在西方文化中,是彻底的异类。

诗词曲的声律,都是基于与它们相配合的音乐的旋律、节奏、吟唱方式,为诗词曲而不讲声律,便如唱歌不讲调高、旋律。不讲声律的所谓“新诗”,其本质就是荒腔走板不搭调的干嚎。

词曲的地位,当然不及诗古文辞,但支流别派,渐渐吞纳细流,反成中国古代文学的新大宗。

词本是音乐文体,当然免不了音乐文体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如语虽真而意却浅,偏于众情而少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能通俗而不能典雅,等等。

但历代词家不满于词只能歌筵侑酒,抒写些倚红偎翠的情愫,逐渐往词中寄托家国之思、沧桑之感,甚至天地万象,靡所不包,凡登览怀古劝农谏上,无不可入词,这就使得词成了一种可以与诗相提并论的文体。这一文学进程,是从苏轼的“开出向上一路”开始,但直到清末王国维,以西方哲学精神写入词,才算最终完成。

曲本来分作两类剧曲与散曲。

剧曲是有情节、有故事的戏曲,它是诗化的戏剧,用唱咏的形式说故事。散曲包括套数和小令,套数是成主题成系列的小令的集合,往往也叙述故事,有些像今天的小品,或者是对一景一事极尽描摹之能事,如六朝的小赋

而小令就如同诗词一样,是单纯的抒情性的作品。

散曲的整体文学成就不如剧曲,因为散曲文体轻靡,不为士大夫重视。剧曲的叙事能力无可替代,士大夫有说故事的需要,免不得要与之相盘桓,而士大夫抒情遣性尽可寄之于诗词,不必再劳曲中小令的大驾。元人的小令,可传者本就甚少,明人把自己按昆曲的曲调写出的小令作品,称作“吴骚”,意即吴地的楚辞,如此自高声价,其价值依然可疑。

臧晋叔编《元曲选》,只收剧曲,是非常有见地的。今天能传唱的明清之曲,如《浣纱记》《牡丹亭》《一捧雪》《千钟戮》《长生殿》《桃花扇》,也都是剧曲。它们之所以能流传不朽,便因这些剧曲表现的是儒学的基本精神,符合君子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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