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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内容简介
- 《“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且对人类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古代埃及、巴比伦与亚述、印度、波斯、中国、希腊、罗马等文明，以中西比较、中西交流为研究特色，既注重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对历史的反思，从当下观察古代文明的整体性变迁，以宏大的视角展示古文明的兴衰
- 又注重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并反映学术研究的*新动态，用中国人的视野来重新观察世界，架构认识世界的话语权，以实际行动反击“西方中心论”。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作者简介
- 于殿利，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总经理。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 文化名家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致力于亚述学、出版与文化研究。
- 出版《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和《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等著作、译作9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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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个极富诗意的字眼，它不仅会使人们联想起卓越的发明和发现、先进的生产工具、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辉煌的城市建筑等物质创造，还会使人们联想起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动人心魄的艺术杰作、耐人寻味的宗教观念和深入浅出的哲学思想等精神成就。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两河流域都堪称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
在一般的观念中，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是偏见。学者们越来越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西方文明与其说源于克里特岛、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如说源于古代近东，尤其是源于古代两河流域。
第一节文明的摇篮
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大部分地区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小部分地区，即西部和北部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两河指的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它们都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凡湖西部60千米左右的哈扎古鲁小湖，然后向东再折向东南，流经尼尼微(Nineveh)和亚述高原，沿途拥有许多支流，全长2045千米。
幼发拉底河则有两个源头，都位于凡湖和厄泽鲁姆之间，它首先呈“之”字形穿过土耳其，在叙利亚东部转向东南，沿途只有一条重要的支流，即喀布尔河(the Khabur)，全长2750千米。这两条河在陶鲁斯山脉(Taurus)被大约250英里(1英里为1609.344米)宽的草坡分开，在杰拉布鲁斯(Jerablus)，幼发拉底河距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只有100英里，然后取道东南方向向底格里斯河靠近。两河在今巴格达附近相距最近，只隔20英里，但很快就又分开，直到距巴士拉以北60英里的库尔那(Qurnah)才汇合，最后分别注入波斯湾(Persian Gulf)。
两河的上游基本在山岭和高原中流淌，下游则形成一块巨大的冲积平原，或称三角洲。这块冲积平原南起波斯湾，北至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东抵埃兰山脚，西南达拉伯高原的大沙漠边缘。
一、自然条件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位于北纬30°线以北，地处干旱地带。
但北部和南部略有不同，南部地势低平，两河相距较近，夏天气温高达50℃，冬天的平均降雨量不足254毫米，所以农业几乎全部依靠灌溉
北部河岸高起，两河相距较远，降水量稍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始终受着两大灾害的威胁，一是水旱灾害，二是土地的盐碱化。
两河与埃及(Egypt)的尼罗河(Nile)不同，尼罗河上游有大湖调节，每年泛滥水量比较稳定，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泛滥量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大量的雨水和从亚美尼亚以及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山脉落下的雪水。如果连续几年缺雨少雪，就意味着干旱和饥荒
反之，一场大洪水经常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两河中的水冲破堤岸，弱不禁风的泥屋和芦苇被河水卷走，庄稼、牲畜和物品被淹没，浸泡在水中。另外，在正常情况下，尼罗河水在6月开始上涨，通常在9月达到高峰，11月返回正常，因此庄稼在较寒冷的冬季也有较充足的水源维系，收割在来年的春季进行。
在美索不达米亚则不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随着亚美尼亚山脉冬季积雪的融化，在4—6月泛滥，从农作物对水的需求角度讲，这个时间对冬季作物而言太晚，对夏季作物而言又太早。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只能依靠灌溉系统。
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来说，仅次于洪水的威胁就是土壤的普遍盐碱化和由此造成的土地贫瘠，甚至最终被遗弃而变成荒漠。
由于长期淤积，河水又含有大量的盐分，水分蒸发后，大量的盐沉淀下来，破坏了土壤的肥力。
长期的灌溉又导致地下水位增高，把盐带到了地表，地力逐年减弱。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作物品种十分有限，主要是耐盐碱的大麦和椰枣。
与尼罗河谷地相比，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的条件远没有那么优越。虽然如此，它仍可算得上一个富庶的地区，在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农产品足以维持其人口的生存，还通常有所剩余，用来交换石料、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料。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矿产资源也可谓十分贫乏，金属奇缺自不必说，甚至连建筑所用的石块和木料都得从周围地区进口，所以多数房屋只能用泥土和芦苇建造。
然而，就是这样一方土地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文明是这一地区的众多民族同大自然不断斗争，以及他们之间长期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产物，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本身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原始文明的发展提供充足、优越的条件。
二、城市分布
“文明”一词的英文为civilization，其词根来自拉丁文civil，意思为“城市的”、“公民的”或“国家的”，因此civilization的直译应为“城市化”或“公民化”。
可见，文明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城市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为标志的，其发达程度是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河流域文明诞生的城市化特点尤为明显。
两河流域习惯上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上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北部称为亚述(Assyria)，得名于亚述城(Assur)，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Babylon)。
巴比伦尼亚又以尼普尔(Nippur，今努法尔)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苏美尔(Sumer)，得名于最早文明的创立者苏美尔人(Sumerians)，北部称为卡德(Akkad)，得名于阿卡德城(迄今未发现其遗址)及其创建者阿卡德人(Akkadians)。
除了这些著名的都城以外，两河流域的著名古城还有埃利都(Eridu)、乌尔(Ur)、乌鲁克(Uruk)、舒路帕克(Shuruppak)、基什(Kish)、西帕尔(Sippar)、拉伽什(Lagash)、乌玛(Umma)、阿克沙克(Akšak)、拉拉克(Larak)、阿达布(Adab)、尼尼微(Nineveh)、马里(Mari)和埃什努那(Eshnunna)等，它们如繁星一般点缀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及周围地区。
它们不仅本身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和见证，而且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
第二节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创造这一文明的民族同样是伟大的民族。
这一古老、辉煌的文明不是由一个民族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众多民族互相吸收、互相继承和互相促进的基础上，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历程，从萌芽到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与文化既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样性，又体现出某些一脉相承的统一性，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范例之一。
一、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是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发展农业，建设城市，并且在艺术、建筑、社会、组织、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乃至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大约在欧贝德(Ubaid)文化的中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主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他们说的是苏美尔语。迄今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的文化是乌鲁克文化。
对此，学者们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体来说，考古学家认为，苏美尔人可能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创造者中的一员，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没有出现过中断，具有很好的连续性。苏美尔人出现于欧贝德文化时期，欧贝德人可能就是苏美尔人。
[1]语言学家根据文字的出现判断，苏美尔人是外来的民族。世界著名苏美尔学家、美国学者S. N.克莱默(S. N. Kramer)教授认为，欧贝德人是与苏美尔人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定居很久了。
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时，两河流域平原上到处都有欧贝德人用泥砖建造的村落，甚至已有了规模宏伟、构造复杂的神庙。
到公元前4000年时，他们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而且遍及整个近东。S. N.克莱默教授还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阐述。他发现，在后来出土的苏美尔语泥板文书中，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分别被称为伊迪格拉特(Idglat)和布拉努姆(Buranum)，这两个词都不是苏美尔文，因此他断言这可能是欧贝德人的用语。
另外，诸如埃利都、乌尔、拉伽什、尼普尔和基什等，被认为最早是欧贝德人建立的村镇，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尔人的城市。
在苏美尔泥板文书中还出现了许多明显不属于苏美尔语的词汇，如农夫、牧人、犁头、五金匠、织工和工匠等词，大概也是苏美尔人从欧贝德人那里借来的。这还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欧贝德人的社会已很复杂。
[2]持类似观点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后来的乌鲁克文化的创造者才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征服了欧贝德人。在持苏美尔人“外来说”的学者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美国亚述学家E. A.斯佩泽尔(E. A. Speiser)发表长篇大论认为，苏美尔人是在乌鲁克文化时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他们来自东方，可能来自海上，尽管他们的发源地可能是山区。
[3]还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也可能是从曼湾上船，此前经过了长距离的陆地旅行，最终到达波斯湾。而其他历史学家，如L. W.金(L. W. King)和M.贾斯特罗(M. Jastrow)则认为，苏美尔人只可能来自山区，因为他们表示“国家”和“山”的词是同一个符号(Kur)。另外，他们的神庙包括塔庙(Ziggurats)证明他们从前祭祀的地方可能位于山顶之上。
[4]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5]显然，造成学者们各执己见的主要原因在于，欧贝德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而关于苏美尔人的来源及其语言归属问题，目前也难下断言。
苏美尔各城邦兴起后，为争夺土地和霸权而不断地发动战争。最早称霸的国家可能是基什。
据《苏美尔王表》记载“洪水冲过后，当王权自天而降，王权在基什。”后来基什被乌鲁克打败，王权归于乌鲁克。
继基什和乌鲁克之后称霸的可能是乌尔，乌尔王经常率领步兵和战车兵出征，使战败的敌人向其纳贡。而拉伽什与乌玛之间为争夺双方边界领土和争夺霸权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
最后乌玛夺得了几乎整个苏美尔地区的霸权，大有统一之势。苏美尔城邦之间的长期混战，使彼此的实力都受到严重损耗。
战争加重了各城邦人民的负担，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日渐激化。长期的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埋下了城邦灭亡的祸根。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属于他们的最后的历史辉煌。
他们发展生产，致力于复兴农业，修建运河，改善交通，恢复古提人(Gutians)统治时期一度中断的对外贸易，加强城市的防卫设施。
他们还大兴土木工程，修建和修复神庙，发展文化，其中尤以在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尼普尔和其他许多城市修建的塔庙最为著名。他们还在国家树立法律，重建秩序，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统治，在卡德人和古提人之后，实现了苏美尔文明与文化的伟大复兴。
图1.1苏美尔人敬献给神的石雕像。
苏美尔人通常会把自己的石雕像敬献给神庙，以表明他们对神的虔诚和奉献精神。
这尊石像属于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00—前2300年图1.2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妇女头像。约公元前2700—前2500年二、操塞姆语的卡德人
塞姆人(Semitic)是对古代西亚一些语言相近的民族的统称。
这些民族包括拉米人(Arameans)、亚述人、希伯来人(Hebrew)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s)等，他们的语言在语音学、词态学、语法和词汇学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判断他们必然同宗同族。
他们的故乡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来他们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要么通过入侵的方式，要么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要么通过殖民的方式。不同支系的塞姆人分别进入非洲、欧洲和亚洲的两河流域中下游，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殖民者是古代在海上称雄的腓尼基人。
他们以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战略据点为基地，广泛地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他们在非洲、西班牙和西西里都建立了殖民地。
其他支的塞姆人比腓尼基人更早登上历史舞台。
比苏美尔人稍后，塞姆人的东支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以北的地区，建卡德城(Agade)，因此这一地区史称阿卡德，这支塞姆人被称作阿卡德人。
阿卡德人操与苏美尔语完全不同的阿卡德语，他们建立了阿卡德城市国家。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趁苏美尔城邦内战之机，一举将其征服。
这时期四周还居住着其他许多部落，如北部的苏巴里人(Subarians)和胡里人(Hurrians)，东部的古提人、加喜特人(Kassites)和卢路比(Lullubi)人，以及东南的埃兰人(Elamites)等。
图1.3卡德国王纳拉姆辛石雕像
卡德王国的创立者是萨尔贡(Sargon，约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位)。
他首先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随后兵锋远至埃兰，略取苏撒、阿凡和巴拉斯等城，还曾征服苏巴尔图王国，占领埃勃拉和巴勒斯坦，领土范围从“日出处”(即东部埃兰)到“日落处”(即西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上海”(即地中海)到“下海”(即波斯湾)。
至此，美索不达米亚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其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呈现于世。阿卡德王国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是纳拉姆辛(Naram-Sin，约公元前2254—前2218年在位)，他保持了王国的强盛，他几十年的统治几乎都是在征服中度过的，与其祖父萨尔贡一样被尊为英雄。
纳拉姆辛以后，阿卡德王国由盛转衰。
图1.4古提人的石制权标头。这是其王拉拉伯(La-arab)敬献给神的，时间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
卡德人的文明与文化最初是在苏美尔文化中心以外的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
阿卡德王国促进了塞姆人的创造力的发展，艺术史家认为这一时期对后来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尔贡和纳拉姆辛的征服无疑有助于在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传播阿卡德文化，而中幼发拉底河的马里却还保持着文化的地方特色。
阿卡德人在征服苏美尔后，在文化上却几乎被苏美尔文化征服，他们尊重并吸收了苏美尔文化。在萨尔贡建立起的君主专制政府中，吸收了苏美尔及其他各地区的代表人物参政
在语言上，苏美尔语的许多因素被阿卡德语所吸收，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阿卡德语
萨尔贡并不排斥苏美尔人的宗教，相反，苏美尔人的传统受到了尊重萨尔贡还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乌尔的月神南娜的女祭司。萨尔贡还采用了苏美尔人的天文历法、数学和文学等，并把有关著作编目收藏于书库，成为两河流域最早的书林。
三、古提人
古提人是以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卡德王国灭亡后，古提人趁机占领了巴比伦尼亚地区。
历史上通常把古提人的统治时期看作破坏与倒退的时期。在他们统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实物资料。
没有人知道古提人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战胜强大的卡德帝国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山里人”，其统治从公元前2250年开始，经历了21位国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古提人统治的一个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的确称得上“黑暗时代”。
四、摩利人
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敲响了一个古王朝的丧钟，而且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苏美尔人的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政治舞台上的终结。把两河流域古文明推向极盛的是摩利人(Amorites)。他们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迁移，沿幼发拉底河河谷而下，首先进入北部地区，最终抵达苏美尔的心脏地带。
他们是来自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也使用塞姆语，但与古阿卡德人不同宗。他们是塞姆人的另一支即西支迦南人(Canaanites)的一部分。他们的原始语言只能从其人名中推断，因为迄今尚未发现以阿摩利人的语言写成的成文文献。
其专有名词词汇揭示出他们的语言属于与迦南人有密切关系的塞姆语。阿摩利人早些时候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有其自己的文化，可能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迁移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当他们最终到达南部时，已不再说一种早期迦南语，而是说古巴比伦语(阿卡德语的巴比伦方言)。
遗憾的是，有关阿摩利人早期文化的文献资料并未流传下来，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图1.5古巴比伦妇女雕像。约公元前1750年。
出自乌尔
在摩利人来到两河流域前后，另两支迦南人分别进入了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晚些时候塞姆人西支的另一部分阿拉米人迁入叙利亚(通常称叙利亚人)，米坦尼人则进入两河流域以北地区，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的祖先则进入伊朗高原的西部。
第一位在巴比伦尼亚建立统治的摩利人是纳波拉努姆(Naplanum)[6]。
公元前1894年，一支阿摩利人的首领苏姆阿布姆(Sumu-abum，公元前1894—前1881年在位)建立了一个重要王国，他选择位于基什以西几英里、幼发拉底河左岸的一个城市作为都城，该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巴比伦城[7]。
苏姆阿布姆建立的王国史称古巴比伦王国(Old Babylonian Kingdom)，或称巴比伦第一王朝(公元前1894—前1595年)。从此，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与文明便深深地刻上了“巴比伦”的烙印，并以“巴比伦文明”为世人所传诵。
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代王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实现了两河流域空前的统一，他创建了一个领土从波斯湾延伸至地中海的庞大帝国。他自称“强大之王，巴比伦之王，穆鲁全国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及世界四方之王”。
汉谟拉比的统治使古巴比伦王国臻于极盛，古巴比伦时期所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而言也算丰富，而且多数都是涉及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文书，我们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认识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古巴比伦时期的文献所赐。
五、加喜特人
加喜特人(Kassites)又译作喀西特人。他们是在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灭亡古巴比伦王国之后入主巴比伦尼亚的。
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只知道加喜特人来自扎格罗斯山脉，关于其民族和种族的渊源尚不清楚。加喜特人较少有文字保存下来，无法据此判断其语言归属，有些学者根据他们所崇拜的神灵的名字判断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但有很多问题难以解释。
加喜特人是在古巴比伦王国统治后期进入巴比伦尼亚的，赫梯军队在灭亡古巴比伦王国后并未在此停留，而是返回了赫梯国家，加喜特人趁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在此之前，加喜特人已经在其他地区建立了统治，因为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小王国哈纳(Khana)的一位国王就拥有加喜特人的名字。
加喜特人在幼发拉底河中游所获得的统治，非常可能是在赫梯人的保护下实现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赫梯人通过此地区入侵巴比伦尼亚时未受到任何抵抗，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赫梯人撤走之后加喜特人获得了巴比伦尼亚的统治权。
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统治了430余年(公元前1595—前1157年)，一份王表记载了他们共经历了36位国王，统治了576年，这可能包括了他们在入主巴比伦尼亚以前在其他地区的统治时间。在加喜特人统治时期，巴比伦尼亚内部稳定，公元前15世纪末以前，他们再次统一了巴比伦尼亚。
加喜特王朝最初的统治者在民族性方面与巴比伦尼亚的当地居民有着显著的差异，但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采用巴比伦人的语言，后来他们就完全巴比伦化了，他们还与亚述的王室通婚。
在加喜特王朝最后的7位国王中，有5位国王采用的是巴比伦人的名字而不是加喜特人的名字。
加喜特王朝的国王们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他们与埃及保持着直接的贸易往来，公元前14—前13世纪，加喜特王朝与北部的亚述之间的贸易更是空前繁荣。同时，加喜特王朝还与富汗和印度保持着贸易往来。
加喜特王朝的外交活动也保持着开放的态势，甚至加入了国际公共安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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