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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列车 |
冬日列车内容简介
- ★ 传记作家卡罗琳·穆尔黑德二战系列作品
- ★ 记述法国维希政权下女性的抵抗运动、集中营生存与战后生活
- ★ 见证友谊与智慧的力量
- 本书为“穆尔黑德二战作品集”第一部，获誉《多伦多星报》最佳图书、《纽约时报》优秀读物。
- 二战期间，为换取轴心国不瓜分法国，维希政权助纣为虐，协助抓捕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
- 一些勇敢的女性，因仇恨和抵抗纳粹占领者而团结起来，她们分发反纳粹传单，印制革命出版物，藏匿抵抗者 ，并将犹太人秘密地带到安全地带。
- 她们是教师、学生、药剂师、巴黎歌剧院的歌唱家、作家和家庭主妇，她们是母亲、妻子、姐妹、女儿。她们还是开往纳粹集中营的31000次列车的囚犯。
- 列车将她们带到奥斯维辛、比克瑙，在那里，她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党卫军军官的凶残暴虐，糟糕的居住环境引发的斑疹伤寒、坏疽等疾病，毒气室、焚化炉笼罩的无形阴影。
- 在那里，她们彼此照料，相互慰藉，在深厚的感情和友爱中获得安慰和力量。
- 她们去时有230人，但仅49人活了下来，重回法国。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向恶可以堕落到何种地步，向善又可能升华得多么崇高。
- 本书为“穆尔黑德二战作品集”第一部，获誉《多伦多星报》最佳图书、《纽约时报》优秀读物。
- 列车将她们带到奥斯维辛、比克瑙，在那里，她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党卫军军官的凶残暴虐，糟糕的居住环境引发的斑疹伤寒、坏疽等疾病，毒气室、焚化炉笼罩的无形阴影。在那里，她们彼此照料，相互慰藉，在深厚的感情和友爱中获得安慰和力量。
- 她们去时有230人，但仅49人活了下来，重回法国。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向恶可以堕落到何种地步，向善又可能升华得多么崇高。
冬日列车作者简介
- 卡罗琳・穆尔黑德，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记者，文学评论家。
- 她是伯特兰？
- 罗素、芙瑞雅？
- 斯塔克、艾丽斯？
- 奥里戈和玛莎？
- 盖尔霍恩传记的作者。
- 她还创作有非虚构类作品，如《杜南的梦想》讲述红十字会的历史。她还为包括《文学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每日电讯报》、《独立报》、《旁观者》和《纽约书评》等撰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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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女儿
贝当称，法国在1940年战败的原因之一是儿童人口的严重匮乏。
他抱怨道，年轻妇女因为看了太多美国电影而想法太多，又听从了人民阵线的说法，即认为她们无法像自己的兄弟那样通过学习成为律师、医生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根据1938年的法律，法国女孩可以上大学，开设银行账户，签发或收支票，以及拥有自己的护照。[1]
贝当意图扭转这种使人陶醉的自由氛围，而且，在众议院无法阻止他的情况下，他打算通过一系列法令、法规来强化他眼中堕落的法国道德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之后，避孕被宣布为违法行为，并一直持续下去，但如今，对堕胎行为尤其是对主张堕胎的人的惩罚将进一步强化，包括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孩子满一岁后仍坚持母乳喂养的妇女，可以得到优先排队的卡片(只要证明孩子是合法出生的，而且是法国人)。生下五个孩子的母亲会被授予铜牌，八个是银牌，十个是金牌。
几十个维希宝宝请贝当做他们的教父。组建家庭被视为“爱国行为”，保持单身则是一种堕落。
[2]
1930年代，人民阵线将巨资投入流行文化、体育、童子军活动、带薪假期和青年旅馆(auberges de la jeunesse)。
当法国知识分子思考现代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之际，年轻人则受到鼓舞去四处旅行，领略他们没有发现过的法国，享受单车旅行假期。
如今的维希政府也认为，体育尤其有利于塑造“年轻女孩的强健之美和坚强个性”。[3]由于道德堕落常与具有诱惑性的短裙脱不开干系，因此，设计师被迫裁剪、制作裙裤——汽车正在消失，到处都是自行车——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很难发现她们穿的其实是裤子。
[4]在贝当治下的新法国，女孩们必须是严肃的女性，不准卖弄风情，但要坦诚率真，不准耍心计。
巧合的是，推崇运动、户外活动和独立精神，相当吸引1930年代的法国年轻女性。
她们的父母首次允许她们和朋友在外过夜。
她们逐渐习惯于一群人在法国乡村骑车，住在数百家新开张的青年旅舍里，在火炉边围坐至深夜，讨论白天发生的各种事——对一部分人而言，这些活动将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作用。塞西尔经常带女儿去乡村旅行——有时，她是十几个男孩中唯一的年轻女孩——与大家聊天，讨论政治。
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让她十分欣慰，大家都对平等、公平有着相似的见解。
1936年，法国共产党开始扩张，在人民阵线参与政治后，有人问年轻的牙医达妮埃尔·卡萨诺瓦是否愿意为女孩们组织一个青年翼，作为法国共产党青年翼的姐妹组织，它将被命名为法国女青年联盟(L’Union des Jeunes Filles de France，简称JFdeF)。
达妮埃尔出生在科西嘉岛，时年27岁，是一个有魄力的、兴致勃勃的、坚韧的年轻妇女，她肤色黝黑，睫毛浓密，翘鼻子，有一双非常明亮的黑眼睛，与丈夫洛朗住在圣日耳曼大道附近，她也在那里工作。
她身材高大，微胖，喜欢开玩笑。
达妮埃尔从雅克肖(Ajaccio)来到巴黎学习牙医课程，在多个学生团体都相当活跃。
她没有孩子，是一名热情的共产党员。
达妮埃尔去过莫斯科，回来后，她比以前更确信共产主义也许对贫穷的法国工人来说是条出路。夜晚和周末，她撰写充满激情的文章，号召年轻女性站出来，加入白天热火朝天的政治大辩论。
她不愿意在任何不相信男女拥有绝对平等的权利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正如塞西尔日后所说的，她是最正直、最诚实的人。
法国女青年联盟完美地反映了人民阵线所推崇的健康向上的户外倾向。
一有时间，达妮埃尔便在咖啡馆见她的朋友马伊·波利策，两位年轻女性会谈论这么多法国工人阶级家庭过着如此悲惨的、贫困的生活，这让她们感到震惊。
有时，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也会加入她们，她是一个外貌俊俏、意志坚定的女孩，曾嫁给《人道报》的编辑保罗·瓦扬-库蒂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
玛丽-克洛德的父亲是知名的报纸编辑、出版人，她的母亲主要撰写有关时尚和厨艺的文章。
玛丽自己也是一名文字和摄影记者，曾于1930年代在《Vu》杂志[5]发表了一系列由她拍摄的达豪(Dachau)的照片，那是由希特勒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距慕尼黑不远。保罗比她年长不少，为了她和前妻离了婚。
他在1937年去世。
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
法国女青年联盟的办公室位于国立巴黎歌剧团(Paris Opéra)附近。在那里，达妮埃尔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呼吁女性为西班牙战争中的儿童捐衣服和牛奶，一群想法相似的年轻女性经常聚在一起讨论。
有几人在晚上学俄语。尽管从事的活动相当严肃，不过，她们并非不爱玩乐，达妮埃尔很容易让人开怀大笑。
她们策划的筹款舞蹈演出相当受欢迎。战争爆发时，法国女青年联盟已经拥有约两万名成员。
图7 法国女青年联盟
在九个月的“静坐战”期间，达妮埃尔和同事们在街头奔走，用学生包书皮的蓝纸遮住手电筒的光，在墙上书写关于自由言论和工人权利的口号。灯火管制(blackout)为她们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为法国女青年联盟编辑的杂志出版后，她会拿给学生和学童，让他们分发出去。达妮埃尔是天生的组织者。
德国人的到来只会促使她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想到祖国被占领了，她便涌起一股厌恶之情。
她只花了数小时，就谨慎地处理了办公室中涉嫌犯罪的所有文件。在1940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达妮埃尔和法国女青年联盟的其他成员在巴黎附近的森林骑车，打完草地排球后，她们会坐下来讨论能做些什么让德国人的日子不好过。
有些和她们一起出游的年轻男性留了胡子，以便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
女孩们则戴上了深色太阳眼镜。一位朋友称，看见当地游泳池附近被贴了“黑人、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的海报，大家都气愤极了。
秋天，当中学和大学重新开学后，法国女青年联盟成员开始自愿地分发地下报纸《人道报》。当父母发现女儿们的卧室里藏着成捆的报纸时，他们会气急败坏。
当时在巴黎歌剧团办公室帮忙的14岁女孩马鲁西亚·奈琴科(Maroussia Naitchenko)在日后写道，这些年轻人有时似乎“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贝当认为女性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低人一等的观点，令达妮埃尔新招募的成员极其愤怒。
很快，数百名新成员自发地游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她们的帆布背包中塞满了传单。
至少有一段时间，她们很少被人拦下，盖世太保和法国警察都不相信如此生机勃勃、健康向上的女孩会和抵抗运动扯上任何关系。正如达妮埃尔所说，稍稍与德国人调情一番，便会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
她尤其擅长鼓舞他人，让他们觉得自己确实别无选择，因而必须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当配给制度影响到了家庭生计时，年纪稍大的女性也站出来了，她们建立了新组织法国妇女联盟(L’Union des Femmes Françaises)。眼看着食品商店外的队伍越排越长，达妮埃尔想到可以利用女性的不满情绪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她聪明地利用女人会同情饿肚子的孩子的心理，成功说服一些人为自己的秘密报纸——《女性之声》(La Voix des Femmes)——以及其他尚未被德国禁止的女性杂志撰写文章。
从没参加过任何家庭之外的活动的妇女们迅速交出了文章，表达了对食物短缺和德国人强行征用物资的愤怒。
她们的句子简短、清晰、慷慨激昂。
在维希政府宣扬虔诚、谦虚和克制之际，达妮埃尔则号召行动主义和反叛。
德国人成了“死德国佬、野蛮的纳粹”(les bochesandles brutes nazies)。
她们提到了圣女贞德与“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6]，以及1789年冲入巴士底狱的女性。由达妮埃尔的本地委员会所组织的前几次街头示威——女性们占领了只向德国人提供优质产品的食品商店——进行得相当平和，但女人们正变得越来越愤怒、激进。
1930年代的学生抗议，左数第四是达妮埃尔
从一开始，法国女青年联盟就对秘密出版非常感兴趣。
那些身为秘书、办公室职员的成员，已经知道如何操作模板和复印机了。
她们有些人工作的办公室是偷拿日益稀缺的纸张和油墨的完美场所。达妮埃尔的一些同事是记者，他们很乐意帮忙制作印有口号的传单和海报。
在索邦大学图书馆的地下，狭窄的地窖和过道被用作大学的储藏室。在这里，在箱子和图书的包围之中，年轻的大学教师们印刷新闻通讯，将潮湿的纸张铺在架子上晾干，再塞进学生的购物袋和背包中，让学生将它们带出去。
办公楼和公寓楼的看门人看惯了“邮递员”每天进进出出，后来也开始帮忙。一条条长队也是传达指令和消息的绝佳场所。
婴儿手推车十分适合于藏匿报纸，日后将用于藏匿武器。
与此同时，为了打扮得更时髦，达妮埃尔正在努力减肥。
她笑着告诉朋友们，德国人不太会拦下长得漂亮的、经过精心打扮的女性。
她的丈夫洛朗是德国人的战俘，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她在城里居无定所，且从不在同一住处连续过夜。马伊·波利策和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天生就颇为优雅，三人在圣日耳曼大道上时髦的咖啡馆讨论战略、传递消息之时，看起来不过是兴致勃勃的女性友人，在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达妮埃尔一边在老佛爷百货喝茶，一边招募年轻女性来参与运作巴黎其他地区的法国女青年联盟。如今，她与贝蒂、塞西尔紧密合作。
她通过贝蒂与法国共产党保持沟通，而塞西尔则是做事非常有效率的情报员。到1940年底，法国女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30名女性中有25名是抵抗运动的活跃成员。
不出所料，巴黎周边的“红带”——那里住着许多工人——是招募新成员的绝佳地区。
在巴黎北边郊区的伊夫里(Ivry)，达妮埃尔找到了马德莱娜·杜瓦雷(Madeleine Doiret)，朋友们都叫她马多(Mado)。
她的父亲曾是马夫，如今经营一家小型的石灰和水泥工厂。马多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她没有参加过高中会考，而是学习了速记和打字。
然而，战争爆发后，由于太多男教师经动员后参战了，她成了约纳省(Yonne)的一名临时教师。和塞西尔、贝蒂一样，马多也因为西班牙内战而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1940年5月，她曾随大逃难的队伍离开巴黎去往南部，后来又回到了伊夫里，为法国共产党青年翼做事。
他们非常欣赏马多的秘书技能，因此让她在模板上打字，夜晚再由她父亲用藏在家里地窖中的电动复印机印刷。她和她父亲都为他们的机器而感到非常自豪，这在当时的巴黎还相当少见。
夜里，她的兄弟罗歇(Roger)会协助她把所有东西装进背包，马多则负责把传单放在伊夫里的不同分发点，再由其他年轻的抵抗者取走，分发给更多人。
1941年初，达妮埃尔让马多转入地下，做全职工作。
因此，她离开了父母在伊夫里的家，搬进了巴黎第15区一间狭小的公寓。
她使用假名，通过撰写文章号召工人行动起来，抵抗维希政府和占领者，文章融被盖世太保处决的人写的遗书于一体。马多年仅20岁。
为抵抗运动做事，意味着她要和家人、朋友断绝一切往来。有时一整天都不会和任何人说话，夜里独自一人的马多，会躺在床上，因为寂寞而流泪。
显然，不止马多一人相信为反对维希政府和反对德国人而牺牲是值得的，虽然战争进行到此时，还很难看清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她也不是唯一做出了牺牲的人。
1940年冬天过去了，数名全职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女性决定，为了安全起见，应该把她们的孩子送去自己父母家或寄养家庭，这样一来，她们在行动时会更自由。马伊和乔治·波利策经常为他们的隐秘生活担惊受怕，他们已经把儿子米歇尔送去离巴黎很远的祖父母家中了。
马多的好友若尔热特·罗斯坦(Georgette Rostaing)住在离伊夫里不远的地方。战前，若尔热特曾为交通警察工作，如今，她开始帮助18岁的兄弟皮埃尔(Pierre)，为法国共产党青年翼以及法国女青年联盟招募成员。
[7]若尔热特同样因为西班牙内战而加入抵抗网络，她也认识达妮埃尔和玛丽-克洛德，还会在法国女青年联盟帮忙。她是单身母亲，这样的年轻女性在贝当治下的法国生活得并不容易。
一天，已经在当局年轻共产党员通缉名单上的皮埃尔被捕了。
若尔热特没有丝毫犹豫。
她把小女儿——刚满九岁的皮埃雷特(Pierrette)——托付给了母亲，接替她的兄弟成为联络员，并承担起了分发秘密材料的工作，日后则分发炸弹和雷管。她是一个阳光、善良的年轻妇女，和达妮埃尔一样有点胖，深色头发非常浓密，留了刘海。
很快，她就会踩着高跟鞋在伊夫里各地奔走。
热爱歌唱的若尔热特·罗斯坦
若尔热特的女儿皮埃雷特
皮埃雷特还在幼年时，便曾被母亲带去参加法国女青年联盟的会议，听达妮埃尔和她的朋友们制订对抗德国人的计划。
抵抗运动的成员来家里时，她也会留在房间，不会回避。
其中一名成员教会了她读时间。正如若尔热特所说的“我们都在一起，就像一家人。
”皮埃雷特本能地明白她所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不能告诉别人。她的舅舅皮埃尔从监狱给她写信，纸上画满了小鸟。
回到家后，他告诉她，他想成为一名玻璃艺术家。若尔热特热爱唱歌。
一天，她带皮埃雷特去听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的演唱会，那些歌曲她全都能背，而且经常会用她欢快的嗓音高声唱出来。生活在充满秘密的世界，高昂的情绪会让小女孩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个下决心把小孩送给别人照顾，以便全心全意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家庭是塞尔(Serre)姐妹家。[8]吕西安娜(Lucienne)最年长，即别人口中的卢卢(Lulu)，出生于1917年
让娜，别人口中的卡门(Carmen)，则出生于1919年，之后还有路易(Louis)和克里斯蒂亚娜(Christiane)。他们的母亲是个让人敬畏的尔及利亚女人，她离开了他们的加泰罗尼亚人父亲，带着四个孩子从马赛的码头搬到巴黎，靠在一家音乐厅做清洁工维持生计。
她不识字，7岁就辍学了，开始在田里干活，但她可以流利地讲五种语言，是一位充满魅力又有奉献精神的母亲。她也喜欢音乐和唱歌。夜晚，于歇特路(rue de la Huchette)上的小公寓会传来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的咏叹调和弗拉明戈舞曲。
塞尔女士会给孩子们蒸粗麦粉(couscous)和做浮岛甜点(îles flottantes)，把蛋清打成沫，再撒上糖。
卢找到了一份担任秘书的工作
卡门和路易在一家金属加工厂做工。克里斯蒂亚娜最年幼，只有11岁，还在学校念书，他们的母亲非常固执，要求她门门功课都取得好成绩，这样才会奖励她有关历史和政治的书籍。
虽然她看不懂，却十分渴望理解书中在讲什么。放学后，母亲会让小女孩朗读书本，随后向她解释它们的含义。
来到巴黎后，塞尔女士曾借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前战士的家中，所以，卢卢和卡门加入法国女青年联盟而路易加入法国共产党青年翼，是件自然又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他们无法想象做其他任何事。
正如塞尔女士所见，抵抗运动是“我们的事”，你选择加入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做些什么。
达妮埃尔·卡萨诺瓦
卢嫁给了年轻的共产党员乔治·泰弗南(Georges Thévenin)，如今他成了一名战俘。
他们刚生下孩子保罗，但由于食物和牛奶稀缺，婴儿的发育情况很糟糕，她把儿子送去了郊外的一个寄养家庭，这使得她在晚上有更多时间为达妮埃尔做事。
卡门成了维瓦·南尼的印刷厂的联络员。如果眼看着警察就快来了，她会把报纸、油墨和纸张塞进婴儿手推车，接着会奔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寻找更安全的藏匿地点。
塞尔女士被捕后，警察在她家搜出了数箱秘密报纸，之后，她被盖世太保送往谢尔什-米迪监狱(Cherche-Midi)，而卢卢和卡门只是默默地接下了母亲在抵抗组织中的工作，继续奔走。
最终，盖世太保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因此释放了塞尔女士。
获释后，她决定带两个较小的孩子回马赛。
她给了一位向导(passeur)1公斤干香蕉和30法郎，请求他带他们穿越分界线。在马赛，如今的她因为青光眼几乎失明了。
她在杂货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会利用店主的马和板车把秘密报纸《人道报》分发到码头工人手中。对塞尔一家而言，抵抗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
在政治信仰和责任的感召下，四个孩子都十分钦佩、热爱他们不屈不挠的母亲，就像皮埃雷特·罗斯坦那样。
从1940年整个严冬到1941年初春，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层的女性投身于抵抗运动。由于之前大量男性被捕了，她们的队伍不停地壮大，不仅承担起前者的工作，而且干得相当得心应手。
那时，她们的行动目的仍不明确，同时还不断地受到德国人的骚扰，她们至少希望让对方随时保持警戒。她们还试图向维希政府传达讯息法德合作让人厌恶，正直的人们绝对无法接受
一旦法国恢复理智，赢得胜利，他们终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女学童、准妈妈、祖母、全职太太和职业女性之所以加入抵抗运动，或因为她们的父亲、兄弟早就是其中的成员
或因为她们曾听祖父谈起过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9]、凡尔登战役
或因为她们曾眼看着西班牙难民的孩子在比利牛斯山附近挣扎生存
或因为——正如塞西尔所言——她们不愿看见自己的孩子在纳粹统治的世界里长大
或因为非常简单的理由，也就是她们是反叛者(frondeuses)——反抗权威和教条主义，是法国启蒙运动(French Enlightenment)的真正女儿。正如塞尔家的女性所见，她们真的别无选择。
当她们携带消息和传单奔走在各自的乡村、城镇时，她们感到一种古怪的安全感，因为人们仍不相信女性会积极参与抵抗运动。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将变得多么致命。
1941年春末，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的破坏行动，海报战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被逮捕、拘留。
数份秘密印刷的报纸被曝光，他们的运营者受到了审判，被投入监狱。
5月，数百名法国警察被派往巴黎的犹太人聚居区，“邀请”那里的居民接受“身份检查”。法国的法律竟然无法保护他们，不由得令人困惑不解。
3710名在外国出生的犹太人相继被关押。首都的墙壁上出现了海报，声称只要能提供逮捕激进派共产党员的情报，就可以得到1000法郎的回报。
到了6月，法国各地的监狱、拘留营中关押了2325名共产党员。在圣女贞德纪念日(fête de Jeanne d’Arc)当天，数千名学生聚在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并高呼“圣女贞德，请把我们从野蛮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吧！”
事实很清楚，不仅共产党员在支持抵抗运动，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戴高乐主义者也都参与了法国各地的反抗行动。
因此，在5月初，相关人士决定重新协调他们的力量。
15日，他们向所有抵抗运动成员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涉及占领区和自由区。
所有法国男性和女性，无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只要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并决心以法国人的方式行动”，都欢迎在法国独立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France)的名义下联合起来。
该想法试图在法国各地的工厂、煤矿、乡村建立起小型国民阵线。“在失败中生存，便意味着每天都在死去。
”一份小册子引用了拿破仑的说法。尽管如此，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和德国占领军仍认为，不必对法国的情况感到恐慌，因为共产党——当时抵抗运动中实力最强大的组织——仍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大部分公众视为边缘群体。
之后，在1941年6月22日的清晨，一切都变了。
天刚破晓，200万德国士兵、3200架飞机、1万辆坦克在绵延300公里的前线入侵了苏联。
[10]一夜之间，在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浪潮中，共产党不再被诟病为与敌人勾结。
斯大林重新定义了战争，他从拥护帝国主义的一员转变为“伟大的反法西斯人士，要打响一场卫国战争”。苏联——以及共产党——如今成了盟友。
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中，各国共产党接收到的信息非常明确必须抵抗德国入侵者，必须在敌人的阵线后方建立起爱国团体、展开破坏行动、摧毁铁路和电话线路。这样，德国占领者才会感到“恐惧”。
抵抗运动将进入一个更为险恶的阶段。
深陷困境的法国共产党得知了入侵的消息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历时数月的模棱两可的、大惑不解的情绪一扫而空。
马伊、她的丈夫乔治、她的好友德库尔、埃莱娜、雅克·所罗门、达妮埃尔、塞西尔和贝蒂面临的处境更为严酷。秘密报纸《人道报》呼吁要发动武装斗争。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谈论需要组建一个特殊组织(Organisation Spéciale)，由一群武装人员来保护激进人士，同时惩罚叛国者和告密者，以及收集武器、策划破坏行动。
据抵抗者所言，这些人将成为这场运动的突击队。
但是，人们对开展武装袭击、暗杀德国士兵这种行为存在极大的担忧，尤其是大部分采取“消极观望”态度的法国平民，非常担心这会助长德国人的进一步镇压和报复。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搞到的枪都是“古董”，性能相当不可靠。
如今，在苏联遭到入侵之后，圣日耳曼大街上的丁香园咖啡馆(Closerie des Lilas)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者有达妮埃尔·卡萨诺瓦，还有一个名叫尔贝·乌祖利亚斯(Albert Ouzoulias)的年轻男性，他不久前刚逃出奥地利的战俘营。
[11]两人分别时，乌祖利亚斯——他在地下组织中被称为祖祖(Zouzou)——同意组建后来以“青年武装翼”(les Battalions de la Jeunesse)而为人所知的组织。
协助他的是曾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22岁的乔治·皮埃尔(Georges Pierre)，他的化名(nom de guerre)为法比安(Fabien)或弗勒多(Fredo)，是唯一一个有些战斗经验的人。
两个年轻男性也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他们着手招募其他成员。不久后，他们便组建了一支56人的队伍。
许多成员刚过20岁。他们都视31岁的达妮埃尔为他们的大姐。
率先加入的有18岁的乔治·通德利尔(Georges Tondelier)，他曾负责第19区的法国共产党青年翼
波兰人伊西多尔·格鲁嫩伯格(Isidore Grünenberger)，以及他在学校的朋友、年轻的鞋匠安德烈·比韦(André Biver)。
[12]比韦有个女朋友，名叫西蒙娜·尚帕克斯(Simone Sampaix)，16岁，个性坦率，笑容甜美，脸颊粉嫩。她的父亲吕西安(Lucien)原来是《人道报》的执行编辑，相貌出众，有着一头浓密的灰发，剪得非常短。
他在战前写过一系列文章，揭露反犹恐怖组织“斗篷”(Cagoule)[13]与法国企业家、德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共产党内部深受人们的爱戴。
他曾因此接受审判，最后无罪获释。尚帕克斯是波利策夫妇、家庭牙医达妮埃尔的朋友，曾在非常年轻时就参加过法比安婚礼的庆祝活动“vin d’honneur”[14]。
吕西安的太太伊冯娜(Yvonne)在纺织厂工作，全家住在第19区的一栋小房子里，位于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心脏地带。
到1941年夏天，吕西安被关押在监狱，他在法国警方取缔地下媒体的一次行动中被捕。
“想想我们的祖父辈曾攻占过巴士底狱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还有多少个巴士底狱在等着我们攻占！”西蒙娜去监狱探望父亲，告诉他自己加入了青年武装翼，已经开始用学校的课本做掩护，为他们传递资料。她纯真、孩子气的长相很难让人产生怀疑。
吕西安告诉她，自己多么为她感到自豪，不过他同时提醒她要小心。警察的手段愈发多样，告密者的人数正不断增加。妇女和女孩不会长久地处于安全状态。
直到这时，伊冯娜才知道女儿所参与的活动，她既为女儿感到骄傲，但也非常为她担心，她把皮埃尔(Pierre)和雅克(Jacques)这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去了乡下朋友家。在武装翼年轻的新成员中，有些人不过十六七岁，他们大多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没钱坐地铁，也没地方过夜。[15]他们的鞋子是破的。
伊冯娜经常在她看起来更像农舍而非城市房屋的第19区的家中做饭给他们吃。
德国人禁止5人以上的聚会，但乌祖利亚斯和法比安假装参加一次经维希政府批准的野营活动，组织了20名新成员前往塞纳-瓦兹省拉尔迪(Lardy)的森林。
他们从巴黎的奥斯特立茨车站出发，带着背包，穿着短裤。
最年轻的是安德烈·基尔申(André Kirschen)，刚年满15岁。在森林中，他们搭起帐篷，在篝火上煮吃的，讨论战术。
男孩们学习如何使用左轮手枪、扔手榴弹、用空罐子制作炸弹，他们在罐子里塞满了炸药、钉子和一些金属导线
女孩们则做饭，在河中洗盘子。正如马鲁西亚·奈琴科所观察到的，年轻的抵抗者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蛮勇和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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