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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想象性结构》 |
- 作者: [美]艾伦·布朗/著 / 李建盛/译
-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原作名: The imaginative structure of the city
- 出版年: 2020-10
- 页数: 468
- 定价: 73.50元
- 丛书: 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
- ISBN: 9787303264162
《城市的想象性结构》内容简介
- 本书分八章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城市作为现代文明日常生活的至关重要的象征和想象性质。
- 作者把城市看作是一个必须努力保持其集体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能够抵制那些威胁城市自身意识分裂的突出问题。
- 艾伦·布朗与众不同的理论研究方式超越了思考熟悉城市问题的常规方式，致力于回答如下基本问题城市如何存在、居民如何界定他们与城市的关系、谁拥有对城市的发言权、城市的象征性质是什么？
- 城市以何种方式解决诸如异化、参与、共同体等等社会问题？
- 城市如何可能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疏离？
- 该书在城市文化探讨领域做出了新的突破，作者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让人们重新质疑有关现代城市话语的许多概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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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积累以及通过它取得的各种理性解释方法，无疑是现代化最普遍公认的方面，并且它作为一种心态处于这个过程的中心。(Black，1966，10-11)
有趣的是，在这种范式文本中，心态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核心，与布莱克根据“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讨论现代化时所说的“政治科学”形成对比。
在这里，通过把心态理解为在人群中被客观化和定向于社会变迁的一种典型经验，我们可以开始突破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等之间的差异性争论。
在这一分析中，我们开始将社会变迁纳入作为问题—解决的环境的一部分的文化，因为致力于澄清集体目标引起的共同情境的根本模糊性，总体上出现在关于社会变迁的争论之中，特别是出现在把城市聚焦为这样一种话语的形象争论之中。
例如，可以把对创新、技术、资本、人员、公司和观念的全球“流动”的描述所引起的问题放在集体遭遇社会变迁问题的语境之中。
共同情境的去稳定化引起的不安，作为一种社会学假象的社会变迁，涉及实现这种理想的不可能性的问题，在把握实际问题的各种尝试中，它作为问题—解决的方式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在最发达的社会里，不仅是所有的物质世界，而且是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几乎所有的人格品质，在原则上都被认为只是工具或资源。
他们只能按需要加以修改、支持或保留。
这一取向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人和神圣的习俗盲目地转变为可销售的商品……这种转变不需要出现在服务某些技术官僚的梦想中……以符合社会效率的一些抽象标准，或者符合雇主或国家的扩张。其目的可能是人作为人类个体的财富和自由
即作为个人保障，人应占上风。
无论如何，这种变革的方向不过是现代化的最新发展
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现代化所希望的人格和社会应用。(Swanson，1971a，138-139)
今天，对变革的这种强调是由一种启蒙的前景所激发的(或扭曲的)。然而有两个保留意见是井然有序的。
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致力于揭示文化，而不是外在地批评文化不符合某种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修正”习俗，而是努力展示它们如何在集体的问题—解决中发挥作用(这种批评总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这在第一章“旅行”和“第二次航行”等部分讨论过)。
如果集体目标在“发达”城市被看作一种启蒙性的问题—解决方式，那么我们探讨它所涉及的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如何产生各种不同的遭遇，以及对于城市的发展方向及其生活质量方面提出的各种有争议的主张。即使我们当中最挑剔的人对这种说法持有保留态度(即使我们自己远离这种热情)，对文化的社会学看法也包括这种怀疑主义，这是有关集体目标辩论中的一种声音。
此外，这种怀疑主义在形式上，都声称在哲学、艺术和人文、技术理论和社会思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总是表现在与这些(这种工作要求产生的差异性的)变迁的解释有着始终如一和显而易见关系的主张中。
这意味着，在传播中宣称现在与过去的任何背离都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表现方式(如“上帝死了”“作者之死”“元叙事的终结”)的陈词滥调，各行其道，都是集体目标辩论中的声音，都是共同情境不可或缺的推论性姿态，总是被视为抑制当下的努力，通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展望把它视为变革的关键机会。
这意味着各种超越性能力就是共同情境的构成部分。
与城市的共同情境和集体目标预测有关的表现和行动，是受城市理论化的需要和愿望所启发的问题—解决的一部分。
普通人和他们的地方性筹划在这样一种欲望经济中表现为解决这种欲望总是会释放出来的任性——无序、动荡——的各种努力。
社会动荡不仅意味着个人的不满或不安普遍存在，还意味着人们想要一种新的或重建的社会秩序，取代他们认为不公正或无效的社会秩序
意味着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秩序会逐步发展，如果他们共同努力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动荡的参与者那时已经具备处理社会关系以及在与他人互动中建立组织的技能。
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可能是仓促、错误或不知不觉的，但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社会组织在处理某些类型的问题方面的重要性，或者在建立组织或使用这些组织方面缺乏经验，那么根本就无法使它们成为现实。
(Swanson，1971a，126)
城市提供了旨在解决集体目标问题的地方性新举措持续景观，无论是作为城市独特的共同情境的标志，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方面，城市本身都被作为一个客体。
集体化，就像电流一样贯穿于社会生活，通过解决去稳定化问题的愿望，始终与动荡和无序联系在一起，这种愿望经常被客观化为解释和行为的一个重要焦点。
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文化所指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文化与共同体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问题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阻力“社会不安无处不在，因此，建立在文化之上的集体进程也同样如此……它不需要卷入一种急急忙忙的、口齿不清地对社会不满的倾泻。
每一个组织的职业生涯，无论大小，都包括频繁的也许是定期的更新、复兴或重新承认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源于集体凝聚力的削弱，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见到的。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参与者完全满意的。
某些不公正和无效的措施在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参与者都不会对任何组织或其内部的某个特殊角色做出不可动摇的承诺”(Swanson，1971a，127)。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工作可能就在于，是否有能力让有组织的动荡成为民众的一个景观，成为他们接触其引人入胜的时刻展望的场所，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变革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客体的城市所引起的动荡不安就是论题，建议把我们的材料确定在这些可以列举的场合和环境之中，在那里，这种动荡不安被表现为一个难题，并通过筹划和举措来加以“解决”。
如果社会变迁是共同情境的“地方病”，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下不断出现又消失，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具有一种确定性和不可估量的关系。社会变迁是对作为时间上的一个事件的当前时刻的根本模糊性的外部看法。
根据前文关于社会变迁的引述，行为者在任何当前时刻都会根据过去和未来考虑需求和欲望(McHugh，1968
Shils，1981)。
然而，由于人们在需求和欲望方面存在着差异，精于算计的当前行动要求必须根据不同的视野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变革也是对作为空间上的一个事件的当前时刻的根本模糊性的外部看法。
根据前面关于社会变革的引述，行为者在任何当下时刻都只能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的模糊性，而这些典型化只能通过使透视性差异对所有实际目的都变得无关紧要来保持它们的协同共存(McHugh，1968)。
社会变迁和动荡是“地方病”，在任何当前时刻，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体存在的模糊性在社会实践中都既是被遮蔽的，又是透明的。城市作为一个客体获得了作为社会变迁和动荡的场所的特殊性，因为它独特地通过错综复杂和富有争议的伦理冲突，使“解决”时间难题和空间难题的集体需要和渴望变得生动起来。
正是这种框架(假设？
命题？
)引导着当前工作并启发我们去寻找使这种基本情境变得可以观察的
当下的时间
在关于城市的所有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的是，城市通过对一种共同情境的某种展望因它们与空间的关系而被聚集起来的路径范围。因为共同情境是一种必须提供对变迁的解释的情境，因此，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就以社会行为者被表述为服从于变革，服从于时间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非常不同的研究就必须解决这个决定时间和空间相关性质的共同问题，即安置的难题。
也就是说，对情境的具体和差异化的描述，对于探究者所想象的行为者和他们自己来说，通过假定的在时间上的空间存在问题的方式而变得容易理解和令人信服。无论细节如何，都可以从每一种研究关于共同情境的观点开始的方式中看到这一点，而这种观点总是发生变化，因而是去稳定化的。每一种研究都力图通过有关当下的隐含现象描述行为者与空间的历史关系，力图恢复这些创造意义的方式。
在不同情况下，共同情境表现为一个问题—解决的场所，每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都是对变革的理解，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且人们乐于接受这种理解。
这些探究的共同命运，不管其多元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方法如何，都是为了使这种变革呈现给行为者的不同方式变得可以理解。变革不仅是一个“偶然遇到”的外部事实或事件，而且是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的一部分。
这些探究由于他们的假设而产生了变化，他们所描述的行为者把共同情境定位为一种变革的情境。任何一种研究都试图把现代行为者描述为一个变化的主体，从而含蓄地将其描述为现代性的(典型)主体。
因此，我们可以公平地向任何一种研究提出，如何理解这个现代难题(aporia)及其主体，变迁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了什么，如何看待这个受到当前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制约的关键时刻，它如何反对主流看法，以什么样的声音，赋予这一变革的基本问题有什么不同和具体的形式。我将考察两个具体的例子，首先是欧洲社区，然后是德国/波兰的边境城镇。
在玛丽·科克伦对都柏林、伦敦、图卢兹和都灵的欧洲社区研究(Corcoran，2002)中，对受访者来说，当下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来自对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差异感。
受访者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东西，又出现了不曾存在的东西。科克伦的丰富文本，给主体对引人瞩目的缺席(清洁、友善)、曾经存在的东西的改变和消失(财产和人员的更替、反应能力的水平)，以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的在场(污垢、排队等候)等持续而恼人的定位提供一种良好的判断力。
对于科克伦的现代主体来说，空间不是一种人口的变化(新型的人群)，而是对那些解释它们的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变化的重要性。科克伦挑动受访者表达抱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就会揭示他们与场所亲密关系的生动性，即使似乎被打乱了。例如，在都柏林和图卢兹，在修理房舍方面的拖延被看作漠不关心的表现，是以缺乏尊重的方式被对待的表现，仿佛那些受到如此对待的人仅仅被看作一个空间的占用者，而不是被视为深深植根于赋予权利和义务的情感依恋。
时间渗透着这些永远来来回回的反应，不管是回顾性的还是前瞻性的，都对比着失去了什么和增加了什么。科克伦的论文让我们了解到，变迁对于受访者来说如何被表现为一种焦虑，而不仅仅是由于社区中新来者的在场，而且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断更新的方式，因为没有过去或传承的东西能够让他们获得尊重的友爱情谊，并与其他那些最近来的人区分开来，仿佛他们总是而且每一次都重新开始。仿佛就像受访者所认识到的那样，他们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都不再有什么差异。
科克伦怀疑，由每一次这样的变迁释放出来的丧失和重组，使亲密关系陷入危险之中。变迁只是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没有具体说明现代情境给变迁带来了什么(她所描述的始终是那种变迁)。
这不但让她把传记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想象人与空间的亲密联系的比喻)，而且作为集体生活中不断涉及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在这项研究中，个人传记受到空间的制约，这种方式使和解工作得以开展。
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居住者不再有所作为，那是因为空间本身既没有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也没有在现在居住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之间显示出某种差异性。现在的空间不同于曾经所是的空间，因为如今每一个人都被看作是相同的。
这种从其历史中分离出来的空间，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夸大了与安置的扭曲关系。然而，这项工作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变迁是有问题的。变迁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认识到一种产生显而易见的差异会带来在实践中决定的差异，并且这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也就是说，变化的问题是持久性的，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外围条件发生改变了，“核心”是否还存在连续性。一种改变似乎会导致某种新东西的出现，一次改变可能类似于一次修改，尽管它有新的面貌，但是，一切本质的东西似乎还会继续存在。因为科克伦的世界对那些有能力改变这种变革过程的人和那些无能为力的人进行了区分，所以，面对这样的变幻莫测，她的现代行为者所面临的难以预测的情境就是不断地彻底改造的新的开始，因为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每一个当下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他们需要面对不断的变化，需要对传记进行修改。
现代生活的一个重大难题是，人们如何通过把变革看作一种事件来适应他们的情境以及他们如何在行动中有选择地利用或漠视这些解释。通过这种方式，科克伦提出了在这些条件下集体化可以并确实发生的各种自我决定过程。我们放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到，场所侵蚀的基本脆弱性创造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拥有敏锐眼光的人，可以在这种辩证法中看到哀叹、顺从和选择的振兴机会共存。
如果说，在科克伦的敏锐眼光里，对话者就是资产阶级、房地产开发、规划者以及那些无能为力的人所拥有的相似力量的漠不关心，那么在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的眼里，对话者则是欧洲一体化(欧洲联盟)和经济全球化相互关联的总体计划的组合(Durrschmidt and Matthiesen，2002)。
与“前社会主义”的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被锁定在过去所是的东西和将来应是的东西之间、旧欧洲和其国家界线之间、新欧洲和其可渗透的边界之间。
在任何一个当下时刻，都是这样一个主体，对他们来说，用一种既连贯又统一的方式让不同影响的混合体存续下去，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实际问题。对要求把握的东西而言，过去的消失必须在当下通过对未来的预测来应对。
这使得他们在东德研究的边境城镇古本/古宾(Guben/Gubin)成为这些大规模进程的微观例证的理想场所。
科克伦的案例研究表明，叙事是为了揭露现代主题及其问题—解决而产生的。
认为被总体计划掩盖或忽视的东西是这种居间的生活经验，或者似乎是聚焦于行为者实践推理的所谓“杂糅”的东西。
某些主题，如变革的破裂性以及个人控制其过程的无能为力，持续存在并且与强有力的机制形象结合起来，由此，时间不仅挑战了与空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挑战了忠实性和规划本身，从而使任何一个当下都表现为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刻。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把他们的主题描述得比困惑、痛苦或无能为力更复杂，描述为睿智、探索，不仅寻找强化意识形态的习惯，而且寻找能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作为持久惯例来忍受和强化他们的新习惯。
在谈到无场所性或“非场所”时，这两项研究都是以这些方式进行的，即当过去不存在并且未来尚未发生时，场所(以及任何区分)的衰退都在当下变得丰富生动。
时间就是死亡、丧失和不确定性，作为共同命运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困扰所有的当下，这是一种起源缺席并且结果只能是一种重复情境的振兴和复兴问题。
这些研究可能以肯定当代欧洲的语气继承和扩大了当下的声音，使他们在日常的主体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变成现代怀疑主义的典型例证，而对变革的现代颂扬冒着正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们能说这些就是现代生活黑暗中心的快照，主体在时间中的根本无能的表现吗？
科克伦、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的案例研究，似乎所描述的主题之间的私人化，除了生存技能外没有任何力量，不管他们在生活中的命运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性遗忘”在私人化本身中表现为那种常规的还原论，这种还原论描述了周边城市居民的特征。
尽管这非常有趣，但是，科克伦的主体把所有街坊的变化等同于新来者的出现。如果这些新来者代表变革，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扰乱了这些主体的连续性经验，因为这种新的关系必须得到管理。
与那些新来者协商新的关系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而新来者背井离乡的奇异经验是作为一种解释而产生的，对于“探究者”所想象的现代主体来说，这种新的情境并没有给他们与新来者之间的差异性留有一席之地。由于与空间的这种新型关系，科克伦的现代主体的经验被认为是不光彩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边境城市似乎效仿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小镇不仅位于边界上，而且从中间被劈成两半。它的本质似乎是他者而不是它自身。
这个城市的名字(古本/古宾)听起来像是口吃，可能是一种重复，不断地给这个问题制造麻烦，这个空间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东西呢，还是一个东西里面有两部分呢？
不同主体都会用城镇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一种情况是天命，另一种情况是其他追求的垫脚石。人们留在这个小镇上是因为不能离开(“他们有房子”)，所以他们的现在取决于他们的过去，或者说，因为小镇给他们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因此，他们的现在也取决于他们的未来。在当前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小镇。
然而，现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和城市在“小人物”看来都是一个打破边界的奇观，欧洲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模仿古本/古宾与其他地方之间可渗透的边界。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认为，古本/古宾能够成为新欧洲的原型空间，对要么被监禁要么恰好在这里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避难所。在不同情况下，对当下的解释与过去和未来密切相关，从而产生一种主体的观点，即一个社会行为者从属于作为一种时间事件的安置。
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都非常特别，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变化似乎无所不在，这种变化反映在更替和新来者的出现上，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反映在保持基本不变的修正之中。这就是说，虽然边境城镇可能正在遭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但是居民只能适应这些紧急情况，如适应囚犯或投机者而“改变”。阶级的图景变得越来越清楚，因为顺从和机会主义可以粗略地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同样受制于需要适应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共同情境。在科克伦的研究中，不断的变化使任何当下的经验变得要么过时(老前辈)，要么被排斥(新来者)。这意味着，在任何当下，每个人都受到时间力量的影响，即差异性的毁灭。
在生命的某个关键时间，每一个人都是新来者和淘汰者，这意味着，在任何当下，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看作是相同的。在某项研究中，按照囚犯和机会主义者的方式，任何当下的共同情境是所有人都可以被替代。在另一项研究中，老人和新人由于外部条件的无可奈何，变得都是相同的。
如果任何当下的共同情境都是一种无情的损失，那么私有化的出现就涉及受制于时间的私人化的友爱情谊。有限性的陈词滥调把当下概括为所有清醒的人的共同处境。如果这样的观念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当下的现代经验来说都是一个冷酷的不幸，那么这是否限制了对共同情境的救赎性理解？
其他可能的机会是什
![《原则2：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美] 瑞·达利欧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jeI8gec4T1hsb-I34qIvLYr6RDp1UD2dAj0W1dR27-2V0li8PovGbDmANqcep1BBFmgYrYQslV0wKPDLhzBHMbFi9y_QPNkpjHo2SZwiugDAGquihKRU5sstizJnpWe3LlEqxhBAnHCeeaEY_TNBBcPt4CN8hAE1vFyA66uDTjYTBZRzaRKhK9y4HHYQ/w72-h72-p-k-no-nu/c5492f4885c4a1e422715f86e46e31f8.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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