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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作品:坏女孩的恶作剧》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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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作品:坏女孩的恶作剧》内容简介:

秘鲁少年里卡多对生活没有远大的抱负。他奉行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但在他单调的生活中也有意想不到的相遇。就是他用了一辈子来维持和坏女孩的爱情。因为这份爱,他成为了一系列惊悚冒险和丑闻的男主角。在这个马拉松式的漫长爱情故事中,约萨巧妙地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利马、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20世纪70年代的伦敦和20世纪80年代的马德里。反映了坏女孩如何不断追逐财富和权力,从快乐到堕落,40年来东西方世界不同角落正在发生的神奇而非凡的变化。

《略萨作品:坏女孩的恶作剧》作者简介: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VargasLlosa,1936— )是秘鲁和西班牙具有双重国籍的著名作家,创作了小说、剧本、随笔、文学评论和政论杂文等。奇异的小说技法和丰富的内容给他带来了“结构现实主义大使”的称号,使他成为“拉美文学爆炸”4队长之一。获得了海明威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等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被西班牙国王封为第一代巴尔加斯约萨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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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游击队员

墨西哥美餐馆位于卡奈特街和吉沙德街交叉的弯角处,距圣茹尔比斯广场只有一步之遥。我抵达巴黎的第一年,囊中羞涩,日子难过,许多个晚上都去站到这家餐馆的内门外,等待着保尔拿着一点儿蕉叶玉米粽子、一点儿小饼、一点儿肉或者是一点儿玉米面辣椒肉馅饼走出来。我把这些食物带回我在参议院旅馆的阁楼上,趁着它们还没凉之前吃掉。保尔本来是作为帮厨进入墨西哥美餐馆工作的,但不久之后,由于他娴熟的烹饪技术,很快就升任为厨师长助理。当他放弃了一切、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时候,他已是这家餐馆正式的持证厨师了。

六十年代初,巴黎正经历着古巴革命般的热潮,那儿聚集了来自五大洲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跟保尔一样,梦想着在他们的国家同样出现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蓄着大胡子的伙伴们史诗般的英雄业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有的是当真的,有的是觉得好玩,聚集在咖啡馆里策划着谋反。除了在墨西哥美餐馆干活谋生,在我到达巴黎没几天刚认识他的时候,保尔还在巴黎大学上些生物课。为了革命,他把学业也放弃了。

我们是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交上朋友的。我们一伙南美人经常在这家咖啡馆里聚会,塞瓦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在他的一部故事集中称这些南美人为“巴黎穷人”。保尔知道我手头拮据后,打算在伙食方面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墨西哥美餐馆的剩饭很多。他叫我晚上十点钟左右从内门进去,让我吃“一顿丰盛的、热乎乎的免费大餐”。这样的事,他对其他穷同胞们也做过。

他至多二十四五岁,身材像个带脚的木桶,很胖,人很热情,喜欢交朋友,也很健谈。嘴上总是笑嘻嘻的,这使他的面颊显得很丰满。他在秘鲁学过几年医,在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时期,由于是著名的一九五二年圣马科斯大学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到达巴黎之前,他在马德里待了两年,在那儿同布尔戈斯的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在他们刚刚生了个男孩。

保尔住在马雷区。戴高乐将军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开始彻底拆除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那些古老、摇摇欲坠、长满青苔的高楼大厦进行重建之前,那个区里的居民是手工业者、家具木工、鞋匠、裁缝、穷犹太人及大量无偿还能力的学生和艺术家。除了在墨西哥美餐馆匆匆相见,中午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奥台翁十字路口的小清泉咖啡馆或圣米歇尔与圣日耳曼二街交叉口的克吕尼露天咖啡馆一起喝喝咖啡、聊聊自己的境遇。当时我的境况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份工作,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我在秘鲁一所大学取得的律师学位证书在巴黎不能打动任何人,而我的英语和法语也难以很好地派上用场。保尔干的事情则是为了把秘鲁变成拉丁美洲第二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做准备工作。一天,他突然问我对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的奖学金是否感兴趣,我回答他说,尽管我非常喜欢他、同情他,但我对政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甚至,我厌恶政治。我的全部幻想就在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今后能够在巴黎马马虎虎地度日(请原谅我小资产阶级的胸无大志,哥们儿)。我还告诉他,不要把他们的任何阴谋告诉我,我不想整天在惶惶不安中过日子,老是担心会泄露点儿什么,为他和他的同伴们带来伤害。

“你别担心,我相信你,里卡多。”

他的确相信我,尽管我做了那样的表态,他也根本不予理睬,还是把他干的事和盘托出,包括那些最机密复杂的革命准备工作。保尔属于左派,他的组织由跟秘鲁阿普拉党持不同政见者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创建。古巴政府已经给了左派革命运动一百个奖学金名额,让秘鲁的姑娘和小伙子接收游击队训练。在北京和莫斯科对立的那些年代,当时的古巴好像倾向于毛主义路线,尽管后来由于实际上的理由而最终与苏联人结盟。拿到奖学金的人,因美国对那座岛屿严格封锁,必须绕经巴黎去他们的目的地。保尔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让他们在巴黎转机时住下来。

我在这些后勤工作中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在据他说是阿拉伯人开的可怜巴巴的小饭店里预订房间,把那些未来的游击队员两个两个、甚至三个三个地塞进一间简陋不堪的小屋子里或者某位愿意为世界革命添砖加瓦的拉丁美洲人乃至法国人的闲置房间里。在我位于圣茹尔比斯大街的参议院旅馆的阁楼里,有一次,我就背着女管理员奥克莱尔夫人偷藏过某个这样的奖学金获得者。

拿到这种奖学金的人五花八门、十分庞杂,有许多是在圣马科斯大学学习文学、法律、经济和教育的学生,他们此前已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其他左派组织。除了利马人,还有来自各省的小伙子,甚至有一些农民,他们是普诺省、库斯科省和阿亚库乔省的印第安人。这些人被他们村子和安第斯共同体的豪言壮语弄得晕头转向,被招募后,天晓得怎样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巴黎。他们呆头呆脑地看着巴黎的一切。从我跟他们自奥利机场到饭店一路上的简单交谈中,有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享受什么样的奖学金,也不完全清楚将接受怎样的训练。并非所有人都是在秘鲁拿到奖学金,有些人是在巴黎拿到的,这些人属于在巴黎拉丁区游荡的、鱼龙混杂的秘鲁人群体:学生、艺术家、冒险家和流浪者。在他们中间,最奇特的是我的朋友、招魂术者阿方索,他是被利马一个神智学派送到巴黎继续研究通灵学和神智学的,而保尔的雄辩术夺走了他所有的灵魂,把他安置在革命的天地间。阿方索是一个白人小伙子,很腼腆,几乎不开口说话,身材瘦削,疯疯癫癫又在精神上早熟。在我们中午于克吕尼或小清泉咖啡馆的交谈中,我旁敲侧击地提醒保尔,在左派革命组织派往古巴,有时也派往朝鲜或中国的奖学金享受者中,有许多人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旅游一下,他们绝不会肩扛步枪、背着行囊爬上安第斯山或者死心塌地地深入到亚马孙地区。

“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的老伙计。”保尔回答我说,摆出一副通晓历史规律的大师架势,“这些人即使只有一半响应我们,革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不错,左派革命组织做事有点儿急躁,但是他们怎么能高枕无忧、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呢?历史犹如乌龟爬行那样慢腾腾地发展了那么多年后,突然间,由于古巴,它一下子变成了一颗流星。应该行动起来,在行动中学习,跌倒了再爬起来。时间不允许招募年轻的游击队员时还要通过知识考试、身体考验和心理测试。重要的是要抢在古巴将这一百个奖学金名额给其他组织——共产党、解放阵线、托洛茨基分子——之前把它们拿到手,因为后者也想抢先发动秘鲁革命。

我到奥利机场去迎接那些奖学金享受者并且负责把他们安置到小饭店和公寓里住下来,把他们关在那儿等待转机去古巴。都是些很年轻的男孩,有的尚未成年。一天,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几个女孩。

“你接上她们,送到盖吕萨克街那家小饭店去。”保尔吩咐我说,“她们是安娜同志、阿莱特同志和欧弗拉西亚同志,你要好好接待她们。”

在那些奖学金享受者中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准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即使在他们之间,也只能称呼外号或联合行动的代称。我一见到那三个女孩,就觉得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位阿莱特同志。

安娜同志是一个健壮、浅褐色皮肤、神态活泼的姑娘,比另外两位同志年长一些。我从那天上午她谈的一些事情和对她的两三次观察中估计,她应该是女教师工会的领导人。欧弗拉西亚同志是一个瘦弱的混血儿小姑娘,年龄在十五至十八岁之间,显得十分疲倦,因为在长途旅行中,她不但没合眼,还由于飞机颠簸吐了两次。阿莱特同志的身材很美,杨柳细腰,肤色白净,尽管跟其他二位姑娘一样穿着十分简朴——裙子、粗线毛衣、细棉布衬衫、平底鞋、市场上卖的那种普通发卡——但是在她的行走和举手投足间显示出一种异常的女性美,特别是在询问出租车穿过的街道时,她那抿着的丰满双唇更是迷人。当我们接近她要下榻的那家盖吕萨克街小饭店时,她观赏着树木葱茏的林荫大道、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走在大街上手持提包与书籍及笔记本的一群群男女青年和巴黎大学周围的法国风味餐馆,那双表情丰富、乌亮乌亮的大眼睛中闪烁着某种渴望。饭店给她们安排了一间没有浴室、没有窗户的房间,床也只有两张,她们仨只好凑合着睡。告别的时候,我又向她们重复了保尔的指示:他在下午某个时候来看她们、给她们讲解在巴黎要干的事情,在那之前,她们不准离开饭店。

我走到饭店门口点上一根烟,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个房间会让我患上幽闭恐惧症的。”阿莱特同志微笑着对我说,“再说,不是每天都能到巴黎来的,该死的!”

那时,我一下子认出她来了。自然,她大变了,特别是说话的方式,但是从她整个身体上仍然流露出那种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奸猾,这奸猾包含着一点儿大胆、自发和挑逗的意味,这从她挑衅的姿态上可以看出来:她的胸部和脸庞往前探着,一只脚稍往后退,小屁股高高地翘起来,目光中充满了嘲弄,这使她的交谈者弄不清她的话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她身材矮小,手和脚也很小,头发变成了黑色而不是以前的金黄色了,用一根带子扎着,一直垂到肩部。两颗眸子闪烁着光芒。

我提醒她,我们要干的事是绝对被禁止的,为此让(保尔)会骂我们的。我带她到先贤祠、巴黎大学、奥台翁广场和卢森堡公园逛了一圈,最后在雅典卫城餐馆用了午餐。那是老戏剧院街上的一家希腊小餐馆,但以我的经济状况而言已经是奢侈了。在那三个小时的交谈中,她违反革命行动的保密规定,告诉我她曾经在天主教大学学过文学和法律,多年前参加了地下共产主义青年团。跟别的同志一样,她已经转入左派革命运动,因为这个组织搞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而那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了当代已经是一个僵化的、落伍的组织。她只是机械地把这些事讲给我听,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我告诉她我正在为找工作而奔波,以便在巴黎待下来,并且告诉她,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竞聘一份西班牙语翻译的工作上,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排的,我第二天就去应试。

“你把手指交叉起来,这样在桌子上敲三下,你的考试就通过了。”阿莱特同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很认真地说。

“这种迷信说法跟马列主义科学学说可以共存吗?”我对她挑衅。

“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她当即回答道,非常果断。但是,她马上又耸了耸肩膀,脸上露出微笑:“我还要为你做念珠祈祷,让你通过考试,尽管我不是信徒。你会向党告发我迷信吗?我想不会,从你的小脸上看出你是个善心的人……”

说罢,她莞尔一笑,笑时,脸上显现出和儿时同样的酒窝。我送她回到她住的饭店。我向她表示,如果她同意,我就请求让同志准许我在她继续革命行程之前带她去看看巴黎的其他地方。“太棒了!”她说,把她一只纤弱的手伸给我,好久才跟我的手分开。这位女游击队员很漂亮、魅力无限,十分讨人喜欢。

第二天上午,在二十个申请人中间,我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招收译员的考试。考试内容是把五六份文稿从英文和法文译成西班牙文,非常容易。我对“art roman”这两个单词的译法有点儿拿不准,一开始译成了“古罗马艺术”,但是后来在检查时,我弄懂了是“浪漫主义艺术”的意思。中午,我跟保尔到小清泉咖啡馆吃香肠炸土豆。我开门见山地要求他答应,在阿莱特同志停留巴黎期间,让我带她出去玩。他狡猾地看着我,摆出一副教训我的样子:

“跟女同志发生性关系是绝对被禁止的。在古巴和在人民中国,革命时期跟一名女游击队员发生性关系会被惩罚。你为什么要带她去玩?你喜欢这个姑娘吗?”

“我想是的。”我向他坦白道,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如果这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忍得住吗?”保尔笑了,“别那么虚伪了,里卡多!带她去吧,别让我知道,这可要记好了,千万别让我知道。事后再把一切告诉我。特别要注意,戴安全套。”

那天下午,我去盖吕萨克街的小饭店里找阿莱特同志,带她去哈普街的乡村客舍旅店吃了一份煎牛排,然后又带她去了御弟街的中途站夜总会,在那儿,正有一个叫小卡门的西班牙姑娘学着朱丽叶·格雷柯的样子,身穿一袭黑衣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唱古诗和内战时期的共和派歌曲。我们喝了几杯加可口可乐的朗姆酒,那种饮料已经开始叫“自由古巴”了。那地方不大,黑乎乎的,烟雾腾腾,又闷又热。小卡门唱的是叙事诗或幽怨歌曲,当时人还不多。在我们喝完酒之前,我告诉她,由于她的巫术和她的念珠祈祷,我顺利地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试。我抓住她的手,把我的手指和她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问她是否察觉到我在十年前就爱上了她。

她笑了起来。

“你不认识我时就爱上了我?你是说十年来你一直希望有一天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

“我们早就认识,只是你不记得了。”我回答她说,说得很慢,一边窥视着她的反应,“当时你叫莉莉,装成智利小姑娘。”

我以为她听了这话会有一种紧张的举动,会惊讶地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回去或者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她依旧安静地让我拉着她的手,没有半点儿失态。

“你说什么?”她轻声说道。在暗影中,她俯下身来,脸几乎贴着我的脸,我甚至感到了她的呼吸。她的双目审视着我,试图猜出我话语中的含义。

“你还会把智利小姑娘轻快活泼的歌曲模仿着唱得那么美妙吗?”我一边吻她的手一边问她,“你不会说你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你也不记得我三次向你表白而你三次拒绝了我的事吗?”

“里卡多,小里卡多,理查德·索莫库尔西奥!”她惊叫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哦,对了,现在我感到她的手把我的手攥紧了。“小瘦猴!那个衣着整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表面看起来可真是天真无邪呀。哈,哈!那就是你!哎呀,笑死人了!那时你就已经是一副伪君子相了。”

尽管如此,过了一会儿,当我问起她和妹妹为什么在搬到米拉弗洛雷斯的埃斯佩兰萨大街时要假装成智利女孩时,她却一口咬定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说:“这样的事是怎样为我编排出来的?那应该是别人吧。”她声称她从来没叫过莉莉,也从来没有过妹妹,更没有在那个时髦城区居住过。她的态度将永远是这样:在我面前否认她假装成智利女孩的经历,尽管有时候就像在中途站夜总会的那天晚上,当她对我说她认出了我就是十年前那个半傻瓜似的乳臭未干小孩时无意中露了馅儿——某种形象、某种暗示——证明她就是我童年时代那个假智利女孩。

我们在中途站夜总会待了很久,我可以吻她、抚摸她,但是她没有反应。当我寻找她的嘴唇时,她没有躲开,但是没有任何回应,只是无动于衷地让我吻她;自然,她从不张开嘴让我吮吸她的唾液。当我的双手抚摸她的腰部、肩膀,最后停留在她那像挺出的蓓蕾似的、坚实的乳房上时,她的身体同样如冰块般纹丝不动。她安静地待着,完全被动,任凭我激情洋溢,仿佛女王对待她的臣民的尽忠宣誓和崇敬。直至最后,她很自然地提醒我说,我的抚摸要有伤风化了,才把我推开。

“这是我第四次求爱,智利小姑娘,”走到盖吕萨克街小饭店的门口时,我对她说,“总该答应了吧?”

“等等看吧。”她给了我一个飞吻,离开了,“不要放弃希望,好男孩。”

这次见面后接下来的十天里,我和阿莱特同志有点儿像度蜜月。我们天天见面,我把姑妈阿尔韦塔汇来的余款花了个精光。我带她去了罗浮宫和网球场,去了罗丹博物馆和巴尔扎克及维克多·雨果的故居,去了于姆街的电影资料馆,去人民国家剧院看了一场让·维拉尔执导的演出(契诃夫的《疯人普拉托诺夫》,在这场演出中,维拉尔亲自扮演主角)。星期天,我们乘火车去了凡尔赛。在那儿,我们参观宫殿之后又在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结果遇上大雨,淋了个落汤鸡。在那些日子里,随便哪个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对情侣,因为我们时时都拉着手走在一起,我以任何借口吻她、抚摸她。她让我那样做,有时很兴奋,有时非常冷淡,最后总是以不耐烦的神气终结我的热情:“行了,里卡多!”偶尔她也会用一只手梳理我的一缕头发或把它分开来,或用尖尖的手指摸摸我的鼻子或嘴巴,仿佛要把它们弄光滑。那种抚摸颇似一个温情的女主人抚摸她的卷毛狗。

经过这十天的亲昵接触,我得出了准确的结论:阿莱特同志对政治的态度很一般,特别是对革命,她根本就不感兴趣。她说自己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又加入了左派以及曾在天主教大学学习的事,可能都是瞎编出来骗人的,难以令人相信。她不仅自己从不谈起政治和大学的事情,而且当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时,她总是无言以对,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设法尽快转换话题。显然,她拿到这份游击队员的奖学金是为了离开秘鲁去游览世界,或者换另一种说法,由于她是出身贫寒的女孩子——这一眼就看得出来——不如此,就永远难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对这样的事,我不敢问她,以免使她难堪或迫使她讲出另外的胡编乱造、不可信的故事。

在我们羞羞答答度蜜月的第八天,她突然答应跟我在参议院旅馆过夜。这事儿我前些天要求过,或者说恳求过,但徒劳而返。这一次是她采取了主动:

“如果你愿意,今天我陪你。”晚上,我们在图尔农街的一家法国风味小吃店吃着两个夹着瑞士格鲁耶尔奶酪的长棍三明治时(我身上的钱已经不够进饭店了),她这样对我说。我的心跳马上怦怦地加速了,仿佛刚跑完马拉松。

跟参议院旅馆的门卫一再交涉——他说:“旅馆谢绝夜间来访,先生。”——我们终于爬上没有电梯的五楼,到了我的阁楼。她让我吻、让我抚摸、让我脱掉她的衣服,始终是那种奇怪的、无所谓的态度,不让我拉近她面对我的吻、我的拥抱和爱抚时跟我保持的看不见的距离,尽管她把身体献给了我。她躺在屋角的小床上,那儿的屋顶是倾斜的,唯一的灯泡的光亮勉强照射到那儿。我看到她的裸体,很激动。她的身体很瘦,四肢匀称,腰肢是那样细,我觉得我的两只手就可以把它掐过来。在一小片阴毛下面的皮肤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更光泽。她的皮肤呈黄褐色,令人联想起东方人的血统,柔软而娇嫩。她依旧如惯常那样被动,让我长时间地从头吻到脚。我在她耳边为她朗诵聂鲁达的诗《婚礼上的用品》,她就像对待耳旁风;我喃喃地、断断续续地向她道出情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我从没有像渴望得到她那样渴望得到过任何人,我一直在爱着她。她对这些缠绵的情话同样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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