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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方尖碑》内容介绍

1923年，德国处于战后恶性通货膨胀中。主人公路德维希25岁，热爱艺术和诗歌，他17岁时被征召入伍，像很多同辈一样参加了“一战”，现在在墓碑公司工作。黑色方尖碑是这家公司最具历史价值的纪念碑。(大卫亚设)。

战争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还体现在战后艰难的生活中。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是《关于推迟的青年时期的故事》，这一代人的青春因战争和战后迷茫的生活而延迟。(莎士比亚，温斯顿，战争，战争，战争，战争，战争，战争，战争)。

从路德维希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展现了通货膨胀下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状态和荒谬的现实，规律地做生意，做生意越多，做得越多，但投机商人就越容易牟取暴利。努力工作的普通人都陷入绝境，只能自杀。在这样的环境下，路德维希和他的好朋友墓碑公司的总经理格奥尔格也不得不使用一些计谋来维持公司经营，减轻生活的压力。

路德维希也在空闲时间兼任家庭教师，在精神病院为患者演奏风琴。在那里，他遇到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富家女伊莎贝尔，一度因财政拮据，路德维希的两个女朋友都离开了他，直到遇见伊莎贝尔，感受到真爱，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生活和世界中找到了意义。但是随着病情的好转，伊莎贝尔忘记了生病期间的种种事情，最终只能是填补阶级差距的陌生人。(莎士比亚)。

这时，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通货膨胀突然停止，纳粹势力也在德国国内逐渐上升。路德维希决定离开小镇韦尔登布吕克，前往柏林，成为报社记者。小说的最后一章是路德维希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韦尔登布吕克已经在与纳粹的又一次战争中完全不同了。人们的命运也卷入了动荡的时代，正在走向不同的结局。

《黑色方尖碑》作者简介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1898—1970)。

德裔美国小说家。

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自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受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翻译成20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著名作家。

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公开烧毁了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1938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流亡美国。

1947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第二年回到欧洲，在瑞士定居。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去世。

1991年，雷马克的故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了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词汇干练，但抒情的文章中浸透着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

他一生共写了15部小说、3部剧本和2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 《凯旋门》 《三个伙伴》 《爱与死的年代》 0103010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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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里森费尔德。晚餐我们吃了一碗豌豆汤，汤里炖有肉，很稠，长柄勺可以竖直地插在汤里，另外我们还吃了猪蹄子和猪耳朵，还有一块非常肥实的猪肚。我们需要油脂，是为了防止酒精浸透我们的胃，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比里森费尔德早醉。因此克罗尔老太太亲自给我们掌勺，而且还把一份含油脂的荷兰干酪硬加给我们作最后一道点心。公司的前途面临着危险。我们必须从里森费尔德那里夺得一宗花岗岩，即使我们为了这个得跪在他面前爬到家去。大理石、贝壳石灰石、砂岩我们还有货，但是花岗岩、丧宴的鱼子酱，我们却奇缺。

海因里希·克罗尔这绊脚石给搬走了。是棺材木匠维尔克帮我们的忙。我们给了他两瓶烈酒，他在晚餐前邀请海因里希打斯卡特牌，喝酒。海因里希上了当，白吃点东西，他是不会拒绝的，随后他痛饮起来，他认为自己如同每个爱国之士一样酒量过人。实际上他喝不了多少，突然间就醉倒了。几分钟前，他还夸口一个人要把社会民主党打出国会，随后他就张开嘴巴打鼾，再用“跳起来，前进，前进！”的命令也无法把他弄醒，特别是因为他正如我们所安排的在吃菜之前空着肚子喝了烈酒。他现在就在维尔克工场的一口用锯木屑垫得软软的橡木棺材中睡觉，对我们已经无害了。我们出于极其谨慎的缘故，没有把他弄到他自己的床上，因为他一睡上去，说不定要醒过来的。维尔克坐在我们楼下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的工作室里，并同他玩多米诺骨牌，两人都喜欢玩这种牌，因为有许多时间可以从容考虑。此外他们还欢饮了一瓶多烈酒，那是在海因里希醉倒后剩余下来的，这也是维尔克所要求的报酬。

我们想从里森费尔德那里取得那宗花岗岩，当然我们无法预先把款支付给他。我们还从来没有积攒过那么多的钱，况且把钱存在银行里也是荒唐的事，它将像六月里的雪那样融化。因此我们想给里森费尔德一张三个月到期的期票。这即是说，我们打算几乎不花钱就购到这宗货。

当然，里森费尔德也不会吃亏。这条生存在人类泪海中的鲨鱼也想同每个诚实的商人一样赚钱。因此他必定一俟从我们这里拿到期票，就把它交给他的或是我们的银行并叫人把它兑现。随后银行将确认，里森费尔德和我们都有权得到这笔款项，兑现时银行要扣除百分之几，才支付这笔款项。我们立即还给里森费尔德兑现时被扣去的百分率。这样，他出售这宗货全部拿到现款，仿佛是我们预先支付给他的。但是银行一点也不吃亏，它将立即把期票交给帝国银行，帝国银行将支付给它，如同先前它支付给里森费尔德一样。期票到了帝国银行便留在那儿，直到它期满后被提出兑现为止。期票后来还值多少，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是在1922年后才懂得这一切的。在此以前，我们都像海因里希·克罗尔一样干活，却濒于破产。当时我们差不多卖光全部存货，我们不禁大吃一惊，眼见我们所得到的无非是个无用的银行户头和几箱钞票，这些钞票还不够把我们的铺子裱糊起来。我们最初设法尽可能快地卖出和重新购进，但是通货膨胀毫不费力地跑到了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收到售出墓碑的款子，总要拖很长时间，这期间货币贬值快得惊人，以至原来赚钱最多的生意也变得蚀本。后来我们开始用期票来支付，这才维持下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赚多少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生存。由于德国每个企业都靠这方式为自己筹措资金，帝国银行自然就得不断印刷空头钞票，马克价值越跌越快。政府也乐于这么做，因为它依靠这种方式就可以消除它的国内债务。破产者是那些不能用期票进行采购的人，是那些有点财产而不得不把它变卖的人，是小店主、工人，是眼睁睁看着其银行存款一天天贬值的领取养老金者，是那些必须靠薪金生活的职员和公职人员，他们那点薪水已经购买不到一双新鞋子了。赚钱者是那些黑市商人、期票大王，能用几块美元、克朗或兹罗提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外国人以及无限制增加自己的股票和财产的大企业家、工厂主和交易所投机商人。对他们来说，一切几乎是不用花钱的。那都是存款者、有正当收入的人和规规矩矩的人削价出售的大宗货物。兀鹰从四面八方扑翅飞翔，只有那些会欠债的人的境况才不错，债务很自然就勾销了。

里森费尔德到了最后时刻才把这一切教给我们，使我们成了大破产中为数甚少的寄生虫。他接受我们第一张三个月期票，虽然至少我们当时没有具备提供期票上这笔款子的条件。但是奥登瓦尔德厂是完好的，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当然感恩戴德。每逢他来韦尔登布吕克，我们就设法像款待一位印度王公那样款待他，当然，那是就一位印度王公在韦尔登布吕克可能受到的款待而言。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画了一幅他的彩色肖像，我们把它嵌在一个别致的真金框里，隆重地递送给他。可惜他并不中意。在那张画像上，他的样子像个候补神父，恰恰是这点他不喜欢。他想外貌上要像个阴险的拐骗者，并且设想，如若他有个尖肚皮和两条弯曲的短腿，他将会成为自我欺骗的榜样，引起人们注意。可是有谁不靠自我欺骗生存呢？至于我，难道就不能依靠我的善良和平庸的能力——特别是在晚间——梦想成为更好的、足够有能力找到一位出版商的人吗？在这种情形下谁会对里森费尔德的O形腿扔出第一块石头？特别是当它们在这年头还穿着真的英国精纺毛料裤的时候。

“我们对他怎么办，格奥尔格？”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光是喝酒，里森费尔德是不满足的。他的幻想太多，性格太不安静。他想看点什么，听点什么，如果可能，还想摸几下。但是可供我们挑选的女士们真令人失望。我们仅认识的几位漂亮女士，对于整晚聆听里森费尔德高谈阔论他在1923年扮演唐璜一角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而乐于助人和谅解人的女士们，可惜都是又老又丑。”

格奥尔格狞笑着。“我不知道我们今晚的现款是否够用。昨天提款时，我在美元牌价上犯了个错误，我当时以为那仍然会是十点的牌价，到十二点挂牌时发现已经太晚。星期六中午银行是停止营业的。”

“可今天牌价一点不变。”

“在红磨坊已经变了，我的孩子。在那里，星期天已经在用两天后的美元牌价了。上帝才知道一瓶葡萄酒今晚要多少钱！”

“上帝也不知道，”我说，“老板本人也不知道。他只有在电灯亮时才确定售价。为什么里森费尔德不喜欢艺术、绘画、音乐或文学？要是那样，就可以少花点钱了。博物馆的入场券总是二百五十马克。我们本可以带他去看几个小时画作和石膏头像的，或者请他听音乐。今天在凯瑟琳教堂有一个民间的管风琴音乐会。”

格奥尔格笑得呛了起来。“唉，好吧，”我解释说，“在那里和里森费尔德见面确实荒谬，但是为什么他就连轻歌剧和轻音乐也不喜欢？我们本来可以带他去看戏，总比该死的夜总会要省钱！”

“他来了，”格奥尔格说，“你问问他。”

我们打开门。在暮色中，里森费尔德摇晃着身子走上台阶。我们立即看出，春天黄昏的魔力对他没有产生影响。我们虚情假意地向他问候。里森费尔德觉察出来，斜着眼睛看我们，扑通一声坐在沙发上。“您少说废话。”他朝我这面嘟哝着。

“反正我要这么说，”我回答，“只是有点为难。您称之为‘废话’，别的地方却叫作‘礼貌’。”

里森费尔德恶意地狞笑一阵。“现在靠礼貌已经吃不开了。”

“吃不开？那究竟靠什么？”我问道，目的在于激他说话。

“靠铁手腕和橡胶的良心。”

“但是，里森费尔德先生，”格奥尔格泰然自若地说，“您自己的礼貌却是世上最好的！或许按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很不错了。”

“真的？但愿您不至于搞错！”里森费尔德虽然拒绝，却明显表现出已经接受讨好。

“他的举止像个强盗，”我插进来说，格奥尔格正盼着我这么说，我们事先未经排练就演出这出戏，仿佛演熟了似的，“或者毋宁说是举止像个海盗。不幸的是那为他带来了成功。”

里森费尔德在听到“强盗”的这个词时惊颤了一下，这一枪距离太近。听到“海盗”时，他的心情又缓解了。这正合我们的意图。格奥尔格从装有瓷质天使的抽屉里取出一瓶罗特产的谷物酒，斟满酒杯。“我们要为什么干杯？”他问。

通常人家都是为健康和生意兴隆干杯，可是我们这里却有些为难。里森费尔德在这方面的感觉过于细腻，他认为，墓碑公司的人这么说不仅荒谬，而且也是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要是那样，也可为霍乱和战争干杯。后来我们就干脆把如何来措辞的事托付给他。

他斜着眼睛盯住我们，手里拿着酒杯，但什么也没说。过一会儿，他在黄昏之中突然开了腔：“时间究竟是什么？”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把酒杯放了下来。“生活的辛辣。”我回答说，一点也不激动。这老家伙用他的诡计要把我制服可不容易。我这个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会员不是白当的，我们对探讨重大问题已经习惯了。

里森费尔德对我毫不尊重。“克罗尔先生，您有何高见？”他问道。

“我是个普通人，”格奥尔格说，“干杯！”

“时间，”里森费尔德坚持说，“时间，不停地流动，不是指我们这糟糕的时代！时间，缓慢的死亡。”

这一次我也把酒杯放下来。“我想，我们最好把灯打开，“我说，“您晚上吃过什么东西，里森费尔德先生？”

“大人说话时请您别插嘴。”里森费尔德回答。我发觉，我有一瞬间走神了。他并不是想叫我们吃惊，他想的和说的一样。谁知道他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我很想回答他，时间就是他必须签字的期票上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宁肯闷头喝酒。

“我现年五十六岁，”里森费尔德说，“但是我还记得起我二十岁时那个年代，仿佛那只是几年前的事。而这期间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醒来，已经老了。克罗尔先生，您的情况又如何呢？”

“差不离，”格奥尔格平静地回答，“我现年四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像六十岁。我身上有过战争创伤。”

为了附和里森费尔德，他撒了谎。“我的情况是另一回事，”我解释说，同样为了表示我的附和，“我也经历过战争。我应征时只有十七岁。现在我二十五岁，我感到自己还像是十七岁。像十七，也像七十岁。当兵夺去了我的青春。”

“您身上没受战争的影响，”里森费尔德回答说，看来今天他在专门跟我作对，因为时间即缓慢的死亡，如今还没有像抓住他那样抓住我，“您无非是智力发育迟缓而已。事实上，战争甚至催您早熟，没有战争，您今天或许还停留在十二岁的阶段上。”

“谢谢这般恭维！”我说，“每个人十二岁时都是个天才。随着性成熟的到来，他才失去他的独创性。关于性的成熟，您这位花岗岩卡萨诺瓦也太过重视了。精神自由的损失，只得到相当单调的补偿！”

格奥尔格再次斟酒。我们意识到这一晚将是困难艰巨的。我们必须把里森费尔德从悲哀的深谷中拉出来，而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兴趣在今晚谈论枯燥无味的哲学。我们宁肯坐在七叶树下，悠悠然默默地喝一瓶摩泽尔的葡萄酒，而不愿在红磨坊夜总会同里森费尔德一起为他失去的年华而悲伤。“若是您对时间的现实性感兴趣，”我抱着点希望说，“那么我可以效劳把您带到一个俱乐部去，即我们亲爱故乡的诗人俱乐部，那儿您接触到的尽是这方面的专家。作家汉斯·洪格尔曼在一部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把这问题写成约六十首诗。我们马上可以去，每星期天晚上都有个聚会，有余兴节目。”

“有女士吗？”

“当然没有。妇人写诗就好像马做算术一样。当然，萨福的女学生们例外。”

“余兴节目究竟是些什么？”里森费尔德自然而然问道。

“谩骂其他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作家。”

里森费尔德轻蔑地嘟哝着。我已经想退却，这时对面瓦策克屋里的窗户突然灯火通明，宛如漆黑的博物馆里出现一幅照得通亮的图画。我们望见莉萨就在窗帘之后。她正在穿衣服，除了奶罩和一条极短的白绸内裤，什么也没穿。

里森费尔德像只土拨鼠从鼻子里吹了声口哨。他的感伤情绪立即烟消云散。我站起来准备开灯。“别开灯！”他吼了一声，“您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诗意？”

他悄步走到窗前。莉萨开始把一件紧身连衣裙从头上套下去。她像蛇一样蜷曲着身子。里森费尔德气喘吁吁：“多迷人的娘儿！我的天哪，屁股！像个梦！那是谁？”

“浴中的苏姗娜。”我解释说。我想委婉地对他解释，我们此刻正在扮演偷看苏姗娜的老色鬼角色。

“瞎扯！”抱着爱因斯坦观念的窥淫狂病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金色的窗户，“我是说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们第一次看到她。今天中午她还没住在那里。”

“真的？”莉萨已经穿上连衣裙，用手把它拉拉平。格奥尔格在里森费尔德背后给自己和我斟酒。我们把酒一饮而尽。“性格奔放的女人。”里森费尔德说着，又继续贴在窗前，“一位女士，看得出来，或许是个法国人。”

我们知道，莉萨是波希米亚人。“可能是个名叫德拉图尔的小姐。”我回答说，目的是想再进一步刺激他，“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才听到这名字。”

“您瞧！”里森费尔德即刻向我们转过身来，“我就说她是个法国人！一下子就看出来的，jene sais pas quoi！您也没发现，克罗尔先生？”

“您在这方面真是个行家，里森费尔德先生。”

莉萨房间里的灯熄灭了。里森费尔德把他的酒倒进锁得紧紧的喉咙里，又把脸贴在窗户上。过了一会儿，莉萨出现在屋门口，沿着街道向下走去。里森费尔德目送着她。“走起路来真迷人！她不走小步，而是迈着大步。真是只肥豹子！走小步的女人令人失望。但是我敢为她担保！”

我在他说到“肥豹子”时又很快喝了一杯。格奥尔格无声地冷冷一笑，坐到他的椅子上。我们成功了！现在里森费尔德转过身子。他的脸像一轮苍白的月亮微光闪烁。“开灯，我的先生们！我们还等什么？到生活里去！”

我们随他走进温柔的夜晚。我注视着他那像青蛙一样的背部。我嫉妒地想：若是我也能像这位变幻无常的艺术家一样，也那么干脆地从我单调的时光中摆脱出来该有多好呀！

红磨坊夜总会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找到一张离乐队非常近的桌子。音乐本来已经够响的，在我们的桌子附近简直震耳欲聋。起先我们相互交谈时得朝着对方耳朵喊叫，后来我们三个人只得像聋哑人那样打起手势。舞池拥挤不堪，人们几乎动弹不得。但里森费尔德对这毫不介意。他侦察到有一个身穿白绸的妇女在卖酒柜台旁，就朝她奔了过去。他得意扬扬地用他的尖肚皮把她推到舞池中。她比他高出一个头，无聊地凝视着他头部上方那用气球装饰起来的空间。可是在下面，里森费尔德却像维苏威火山那样沸腾。恶魔已经攫住他。“我们往他的葡萄酒里掺烈酒，让他快点醉倒，你觉得如何？”我对格奥尔格说，“这家伙像头森林里带斑点的驴子拼命喝！这已经是第五瓶了！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两个钟头后我们就要破产。我猜我们已经喝掉几块峁形墓碑了。但愿他不会把那白妖精带到我们桌边，那样我们还得请她喝酒。”

格奥尔格摇摇头。“那女人是卖酒柜台的。她必须回到那儿去。”

里森费尔德再次出现。他满脸通红，流着汗。“这一切完全与幻想的魔术不一样啊！”他在闹哄哄声中对着我们吼叫，“完完全全真的，妙！但是诗歌在哪里？今晚漆黑天空下的窗户，像是在做梦！这样一个女人——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完全明白，”格奥尔格喊着回答，“没拿到手的东西似乎总比手里的东西好。人生的浪漫和愚蠢就在于此。干杯，里森费尔德！”

“我讲得没那么粗鲁，”里森费尔德伴着狐步舞曲《啊，但愿圣彼得知道》吼叫起来，“我讲得要委婉些。”

“我也是。”格奥尔格吼着回答。

“我说得更委婉了。”

“好吧，随您要怎样委婉！”

乐曲的音量越来越强。舞池像个五光十色的沙丁鱼罐头那样拥挤不堪。我突然像触了电。在右边跳舞的人堆里，我的女朋友埃尔娜被一个像身穿衣服的猴子那样的人搂住，正朝着这边移动舞步。她没看到我，但我从远处已经认出她那红头发。她不知羞耻地靠在那十足的小流氓肩上。我不动声色坐在那儿，但是我觉得自己仿佛吞下了一颗手榴弹似的。这畜生居然在那儿跳舞，我尚未发表的诗集《尘土和星星》中有十首诗是献给她的，可她一周以来却在骗我，说她因为轻度脑震荡而不能外出。她说她在黑暗中跌倒了。对，跌倒了，跌到这小流氓的胸脯上，他穿着双排纽黑礼服，他那撑在埃尔娜腰部的手爪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而我这笨蛋今天下午从我们花园里摘了粉红的郁金香，还附上一首题为《潘的五月祷告》的三行诗送给她。或许她此时正把这首诗朗诵给这流氓听！我一眼看到，这两个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您怎么了？”里森费尔德吼道，“您不舒服吗？”

“热！”我回吼了一声，觉得汗水在顺着我的背部往下淌。我怒火中烧，如果埃尔娜转过身子，她会看到我脑门涨得通红，正在淌着汗。但是我现在对世界上的一切需要深思熟虑，冷静而从容不迫像个社交家一样地行动。我迅速用手绢揩抹我的脸。里森费尔德狞笑着，一点也不同情。格奥尔格看着。“您自己也在冒着汗，里森费尔德。”他说。

“我的情况完全两样！那是玩得有味才流的汗！”里森费尔德吼道。

“那是正在消逝的时间的汗水。”我不怀好意、声音沙哑地说，我觉得汗水已经淌到我的嘴角，还带着咸味。

埃尔娜越靠越近。她甜滋滋地看着乐队。我脸上流露出一种略为惊讶、轻蔑的笑意，现在汗水浸湿了我的衣领。

“您究竟怎么啦？”里森费尔德喊道，“您这副模样真像一只梦游的袋鼠！”

我不理睬他。埃尔娜已经转过身子。我冷冷地瞅着跳舞的人，我用一种逐渐醒悟的表情打量着她，装出偶然认出她的模样。我懒洋洋地举起两只手指表示问候。“他发疯了。”里森费尔德吼叫着，吼声透过狐步舞曲《天父》的节奏。

我没有回答。我实际上无话可说。埃尔娜根本没有看见我。

音乐终于停止。舞池里的人慢慢散去。埃尔娜消失在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您是十七，还是七十？”里森费尔德吼叫着。

由于这时音乐已停，他的问话响彻整个大厅。几十个人朝我们这里望过来，就连里森费尔德也大吃一惊。我真想立即钻到桌子底下，可是后来我猛然想到，这里的人会把这问话当成是售价，我冷冷地大声回答：“每个整整七十一美元，一分不少。”

我的回答霎时间引起人们的兴趣。“什么货啊？”邻桌一个长着孩子脸的男子问，“我对好货总是感兴趣的。当然是现金交易。我的名字叫奥夫施泰因。”

“费利克斯·科克斯，”我以自我介绍作为回答，我高兴自己又能振作起来，“这批货是二十瓶香水。可惜那位先生已经买了。”

一个矫揉造作的金发女郎发出一声“嘘——”。

演出开始了。一个报幕人尽讲无聊话，并且非常恼火，因为他的笑话没有反响。我把坐椅向后拖，让自己藏在奥夫施泰因身后。对于喜欢攻击观众的报幕员来说，我是个合适的目标，况且因为埃尔娜的事今天可能出丑。

一切都很顺利。报幕员扫兴地退了回去。是谁穿着白色新娘礼服披着面纱突然站在那里？勒妮·德拉图尔。我心情顿时轻松下来，重新坐好。

勒妮开始她的二重唱。她羞羞答答地唱着女高音，扮演处女时用颤音唱出几句诗句，然后唱起男低音，立即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