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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内容简介

《父亲》用朴素真挚的文字记录了梁晓声与自己父亲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

全家人都靠他出卖体力供吃穿，不善于表达的父亲总是默默吞下生活中所有的苦。

他的愚昧与狭隘曾让自己的孩子遭受磨难、让家人之间有了隔阂，但当他开始老了他也终于慢慢对自己和家人有了新的理解。当一个儿子也步入中年时，父亲在他眼里已需要依附于自己的人格才能继续在社会上存在，这时如何让父亲重新获得与自己并存的人格已是父子关系中的头等大事。

本书除了《父亲》还收录了《北方的森林》《钳工王》《军鸽》《带锁的日记》《冰坝》。

《父亲》作者简介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

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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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鱼是鲤鱼。一尺多长。汁在鱼身上和盘子里作响。鱼大张着嘴，仿佛要发出嚎叫。五双筷子顷刻使它骨刺皆露，惨不忍睹。

“世界上最小的教堂正面宽度为一米五十厘米，进深为三米三十厘米，信徒只能在外面听牧师布道，可与最小的《圣经》相提并论……”半个小时前这条鱼还在水盆里游。半个小时前老二边饮啤酒边侃侃而谈的是中国艾滋病之最新调查情况。老二就是跟沉默寡言的老大不同，不是知识分子却知多识广，谈起艾滋病来就像位艾滋病专家，谈起《圣经》和教堂来又像位研究宗教的学者。从艾滋病到《圣经》到教堂，使听的人觉得，犹如听厨子从四川大菜扯到满汉全席，嘴皮子上少用一个或多用一个标点符号话题就转了。不论谈什么，大抵都是“最”。真“最”假“最”，除了他自己，反正谁也拿不出确凿的依据和他争辩。

“得啦得啦，别卖狗皮膏药了！”

老二的媳妇，唯恐自己的丈夫尽说尽说，耽误了吃那条鱼，或吃不上口好地方的肉，赶紧打断他话，欠起身来，伸长胳膊，想将那条鱼翻过，给丈夫挟鱼脊部位最实惠的肉。无奈那条鱼一面儿的身躯已经狼藉，不太容易完整地翻将过来。于是有老大急人之所急，也欠起身，用筷子助了弟妹一臂之力，才大功告成。

老二的媳妇先下手为强，收回筷子，顺势掠走鱼脊部位的一大片肉，放在丈夫碗里。接着，又替儿子也夹了一大片肉，还是鱼脊部位的。

老大的媳妇和两兄弟唯一的妹妹倩兰，都默默地，以冷眼瞅着老二的媳妇。

被瞅的，可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教训自己的丈夫道：“你哪儿些个废话，快吃！”

每个星期日，老二夫妇总是要带着儿子回“老头子”这里一次。目的非常单纯——吃。

怎么说呢？——不吃白不吃。

当儿媳的是打结婚之后，就本着这么个“既定方针”的了。

当儿子的呐，目的不在于吃，而在于喝。一顿饭不就是一顿饭吗？光图蹭“老头子”一顿饭吃，不值当倾巢出动。他饭量不大，酒量很大。不喝白酒，只喝啤酒。一瓶“北京牌”或“青岛牌”，现如今已经涨价到一元五六。放开量喝他能喝三四瓶。若简装的呢，那就满到嗓子眼儿方肯罢休。以他的工资，以现如今的物价，每个星期都放开量过足一次酒瘾，他颇舍不得钱。即便他舍得钱，老婆也舍不得，会横加干涉。也不能说老婆是个“抠门儿”的女人，以他们小两口的经济基础，养不活一位酒仙。

只能喝“老头子”的。

“老头子”死了喝谁？

还没想好呐！

反正现在“老头子”还健在，先喝着呗！图个今朝有酒今朝醉。

如果“老头子”哪一天进火葬场了，想想，也不至于后悔。

在这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里，这个家庭，曾是很显赫的，可谓“金鼎之家”。“老头子”四年前是省军区副司令员。现如今呐，什么都不是了，仅仅是位离休的少将而已。少将离休了，用他二儿子的话说，每月不过三百来元的“军饷”，您还不“而已而已”去么？一个摆摊儿的修鞋匠每月的收入，也准保是一位少将“军饷”的两倍多！而且呐，少将不同于教授。教授还可以课外讲学，还可以著书。课外讲学有讲学费，著书有稿费。若被国外邀请了去呢，外汇大大的。老二就是这么认为的。最起码，教授还可以当当社会名流。一位离休的少将能算得上什么社会名流呢？看得起你的，把你当成位老革命军人看待。看不起你的，你可不就什么都不是了吗？

现如今二儿子已经很有点儿从内心里轻蔑自己的“老头子”了。

尽管过去他曾因自己是省军区副司令员的二公子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由于自己的“老头子”的失落，这位少将的儿子更感到自己已然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了。哪怕自己的“老头子”多多少少表现点儿失落者的焦灼、浮躁、苦闷、彷徨、委屈、怨恼什么的情绪或心态来，这位当儿子的也会于轻蔑之外，感到自己的“老头子”还挺让人怜悯的。可他的“老头子”从不表现出那些情绪、那种心态。这使他这个当儿子的简直就有点儿不可理解、匪夷所思了。

怎么想的呢？三百来块“军饷”，他是不是就觉得花起来绰绰有余呢？他怎么就不发愁钱越来越不够花呢？

这当儿子的，常常独自这样揣摩自己的“老头子”。揣摩不透。于是则变本加厉地来喝自己的“老头子”。这喝的实质，于他有种宣泄了什么的快感。

但早几年，“老头子”却是很喜欢很看重二儿子的。

早几年，也就是“老头子”还没离休前，在这个家庭里，根本听不到艾滋病、《圣经》、教堂之类荒诞无聊的话题。是的，“老头子”认为这些话题统统都是荒诞无聊的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早几年，这个家庭最经常最热烈的话题是时局、国际形势、中越边境战况、国内政治。“老头子”认为，军人就是政治。军人不关心政治是天大的怪事儿。“老头子”乐于看到自己的儿女们都关心政治。军人的儿女不关心政治好比水手的儿女不关心海洋气象，也是天大的怪事儿。

早几年，老二最能奉陪“老头子”谈政治。老二谈起政治来的时候俨然就是位政治家似的了。“老头子”分外赏识自己这个很能够谈政治的儿子。可是自打他离休之后，父子俩谈政治时话不投机的情况多了，谈不大拢了。往往一谈，就抬杠了。

“富了海边儿的，肥了摆摊儿的，醉了当官儿的，苦了上班儿的……”二儿子开始就这么谈时局这么谈政治了。这哪是谈政治？这明明是对现实不满嘛！平心而论，我们这位离休的少将，对现如今的世风变化，民心不古，并非开通得毫无怨言。但只在心里边怨，嘴上是一句也不怨的。他不允许自己。他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地，应该永永远远坚定无比地站在……站在什么一边呢？他有些弄不明白眼下的一切事是不是都与眼下的政治相关联了。过去对他曾是很明白的许多事，现如今他不明白了，他便不怎么再愿意谈政治了，更不屑于再跟二儿子为政治抬杠了。

“今后，在我这个家里，不许谈政治！”

他的意思，表达得是很清楚的——“在我这个家里”，也就是说，在他这位离休少将的家里，并不包括他的某一个儿子家里，更不包括其他的什么地方什么场所。

于是他从此很是超脱起来了。他自己这么觉得。

儿子长着一张嘴，那张嘴既然不唯是为了喝啤酒才长的，便总是要侃侃地谈论些什么的。不许谈政治，或者就按他的看法，是不许批评政治。儿子就只剩下了一个话题可谈——钱。

二儿子谈起钱的时候，不像专家，不像学者，亦不像政治家了。像什么呢？像一个一心想发大财、发横财而又没有一点儿机会、一点儿运气哪怕能发一笔小财的财迷，内心充满嫉妒的痛苦的财迷。

“全民经商，全中国的人都在挖空心思发财！昨天，就是星期六上午，我在厂里转了一圈，想找个地方打电话，四处的电话都占着，都有人在电话里做买卖！一个个贼头贼脑的，见了我，都用手将话筒捂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好像我是经济警察似的！人家小李，爸，就是你见过的那小李，他老头子倒不是少将，不过就是商业局的一个小科长，人家打个电话的工夫，十来分钟，买卖谈妥了，三千多元挣到手了！……”

“他做的什么买卖？”

“人家小李才不做买卖呢！人家只替做买卖的人‘对缝’，两头不见人、不见货，人家挣钱挣得那个潇洒！”

“‘对缝’？对什么缝？”

“这你不懂。这是行话。你也不感兴趣，跟你说明白了有什么用？”

“你，整天钱啊钱啊的！你已经穷得没法儿过日子了吗？！……”

“你当我挣那点儿工资还够花呀？爸，我看你是装糊涂！你那三百来块‘军饷’，够花吗？够花，上次后勤部给你送两瓶茅台来，还是七折的优惠价，你为什么不留下？买不起就直说买不起呗，还说戒酒了！你们共产党人不是最反对说假话么？你戒酒了，那是什么？”

这场谈话也是在饭桌上。桌上摆的一瓶白酒是“老白干”——一位戴金项链的售货员姑娘将这酒卖给他时，管这酒叫“工人白”。他装起这瓶酒踱向别的柜台，戴金项链的售货员姑娘同另一位售货员姑娘悄声议论：“瞧见没？老总也喝‘工人白’啦！掉价啦！”“活该！”他十分后悔不该穿着军装买“工人白”。“我？老子是被你们每个星期来吃到这般地步的！要不，老子每月将近三百元，难道……”“难道不够花？”他本想说，终于忍住没说出口的话，二儿子紧接着替他说了。他一时怔怔地瞅着这一个儿子，竟不知如何回答。“难道不够花？”二儿子冷笑，“可我们夫妻呐，工资加一块堆，还不到二百五！我们还有孩子！想当初，我要往外贸局调，您不管。丹梅要往旅游局调，您也不管。好像我们当一辈子工人，才称了您的心！我们不每个星期来吃您吃谁？活该！”

“什么？”

“活该！我说——活——该！”

他扇了二儿子一耳光，还摔了“工人白”。

“滚！……”

二儿子一笑，扬扬长长地“滚”了。那一笑，在他看来，带有对他这位缺乏悟性、不可教也的“老头子”宽宥到家的意味。

“你爸滚了，咱娘俩也滚呗。”二儿媳妇抱起吓傻的孙子，随后也“滚”了。她临出门瞅他那一眼，仿佛是在向他无声宣告——往后几抬大轿请也是不来了的！

老大和老大媳妇，闻声而至。

老大将他扶坐在沙发上，劝道：“爸，何必跟二弟这么认真呢？又何必大动肝火呢？二弟的话，也是代表当前的一部分社会情绪嘛！连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也承认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了的。我看二弟抱怨他的工资不够花，是实话。上个月他不知买什么，不好意思向您开口，朝我借了二百元。”

贤淑的大儿媳妇，一边弯腰捡地上的碎瓶片，一边接言道：“就是！可不苦了上班的吗？我是讲师，南凡是工程师，听起来，怪体面的。可体面不能当钱花呀！我要不翻译点儿东西，南凡要不承接个人设计，日子也没法儿混啊！这年月，不但苦了正经八百上班的人们，也苦了些个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

“住口！”

他越听越不顺耳。问题不在于两个儿子的话说出的是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而在于他们的话，他听着顺耳不顺耳。问题更在于，他明明知道，儿子们的话，分明都是实话。正因为都是实话，尤其令他愤怒，尤其觉得不顺耳。他感到，自己如今有些听不得真实的话了，害怕听真实的话了。如果可能他倒很希望生活在虚假之中，听虚假的话，与人——包括自己的儿女们，进行虚假的交谈，越虚假越好。仿佛唯有虚假，才能维持他的心理不失去往昔那种自信的优越的平衡。他是太害怕被别人拽入到某种真实之中了！工人儿子和儿媳妇叫苦不迭，知识分子儿子和儿媳妇也口出怨言，再加上他这位离休的少将跟着牢骚满腹，他们这一家子，与这社会，岂不是水火不兼容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那些年月，真真正正“初级阶段”的那些年月，普遍地，人们可并没这么多指责呀！指责什么呢？归根到底，还不是指责党？可他虽然离休了，却并未退党啊！他越思越想越不通了。在这样一种思想过程中，他不明白自己犯了大逻辑上的错误——在真真正正“初级阶段”那些年月里，在这一座城市，并没有那么多腰缠万贯的人，足以和他比生活水平，比享受水平，并且一比就稳操胜券地将他一位少将比低了……

“今后，在我这个家里，不许谈钱！”语气相当严厉。

大儿子驯顺地说：“好的，爸爸。”

还是知识分子听话——他想。

“好的，爷爷。”

孙女不知何时出现了，学知识分子父母的口吻说大人的话。满脸大人的庄重模样。望着他的那种目光，也是大人般庄重的。

“去吧，去吧，你们都去吧！”

默默地，一声不吭地，大儿媳抱起他们的女儿，跟随在丈夫身后，脚步轻轻地退出去了。

他独自坐了许久。烟就在茶几上，随手可取。然而他不想吸。

他瞧着他自己发怔——墙上的他自己，相框中的他自己，一身戎装，将校呢的。威严的大盖帽，令普通人肃然起敬的少将的肩领章。那年月……那年月他就没喝过一口“工人白”，也没吸过一支劣质烟——比如茶几上的这一盒，八毛多一盒，八毛多还是劣质的！当年他兜里经常揣的是“大中华”。当年“大中华”多少钱一条呢？记不起来了！当年有勤务兵替他买烟。还有，一些部队的老战友、老下级相送。送烟，也送酒。“汾酒”“茅台”“泸州老窖”……都是名酒。他也送别人，也是送名烟名酒。当年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少将吸“大中华”，搞瓶“茅台”喝喝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大中华”……“茅台”……自从离休后，就如同与他绝了缘分……

老伴满载而归，拎着网兜，着篮子，一下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就掏出手绢擦汗，吁吁带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