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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时代》内容简介

为了使社会学能更好地描述后现代社会，马费索利提出了“新部落主义”的概念。

他认为，相比于现代、理性的社会，当代社会恰恰位于看似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表面之中，位于由个人组成的转瞬即逝的小部落之中，位于它们散发出的感性、温暖、亲密、强烈的生命本能之中。

此时此地，重要的不再是“我”，而是抱团取暖、互助共生的“我们”。我们，因他人才得以存在。

部落是人类千万年来的集体梦想，更是在当下生活中承继过去、通往未来的方式。

《部落时代》作者简介

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Maffesoli），1944年生。

法国后现代社会思想巨擘，法兰西学院人文科学大奖得主。

他任巴黎第五大学荣休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理事、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他早年师从人类学家吉尔贝·迪朗和朱利安·弗罗因德，先后获得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与文学两个博士学位。

他的作品多聚焦于当代社会的共同体和日常生活。著有《狄奥尼索斯的影子》《日常认识理解社会学概论》《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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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初生的古词

时代并非无关紧要，至少对那些以目睹动荡为乐的人来说是如此。总体情况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它也存在于所有深刻变革的时期。在这些时期中，一方面是社会的一些所有者，即那些拥有说和做的权力的人。他们满足于自己所习惯的表达机构和其他“决策中心”。他们在各自的教区公告中相互应和，并优先在公告中查阅最重要的信息：讣告。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失范的、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序的野性生命。这是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部分。简而言之，既有制度的权力（le pouvoir）以其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形式，反对能够形成新制度的势力（la puissance）。

当然，这种二分法过于武断，需要加以斟酌。但是在有些时候，我们亦必须“用锤子进行哲思”⁽¹⁾。讽刺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一些显而易见的、且正是因为过于明显而难以觉察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国王没有穿衣服。”⁽²⁾在他最新的化身中，“五月风暴参加者”那一代人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权力，这使得现代精英只能“代表”他自己；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不再承认精英的社会现实中字面意义上地抽离出了自己。

为了微不足道的好处而出卖自己的灵魂，那一代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痛苦、悲伤和无果。他们满足于反反复复地讲述那些最终使他们拥有权力的哲学—政治秘诀。这些自19世纪开始被精心阐述的秘诀才刚刚完成，其切合性在今天就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共和派的秘诀、模范公民的秘诀、民主派的秘诀——这份空洞咒语的清单可以列得很长，它们在因循守旧和好为人师的“单一思想”方面达到了顶点，无休无止、不胜其烦地说着应该做什么事情、事情应该是如何。警察、法官和熟睡的神甫的怨恨或恼怒，都是建立在这种“应当如何”（devoir être）的逻辑之上的，他们都希望，或至少是声称希望可以使他人为自己感到幸福，有时甚至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

我曾说过，那些背弃了美好梦想的人如今变得乖戾和悲哀。他们都成了记录员，站在了那些他们曾经嘘声不已的记录员的立场之上。因此，计划的通常机制旨在让这个世界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加悲惨，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承担和拯救它了。但是这个世界能被那些不停抱怨的老顽固们拯救吗？他们不断地通过文章、节目、图书来教化“人们”，只是为了防止人们最终像他们一样，成为想要保留刚刚到手的象征和物质特权的老恶棍。

“没有客观性，也没有主观性。”乔治·卢卡奇（Georges Lukàcs）在他那个时代如是定义记者。这个说法当然可以用于整个现代精英阶层。这就是现代精英抽象、无根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傲慢和愤世嫉俗的根源。所有这些都分泌出了一致的思想，产生出了良好的情感和其他站在社会阶梯顶端的美丽灵魂们所具有的“道德主义”。中产阶级政治的中庸性在当下显而易见。众所周知，“挨着卡皮利托山的是塔尔皮亚岩”（La roche Tarpéienne est proche du Capitole）⁽³⁾，拥有既有知识的人很快就会被赶上悬岩。因此，就这样顺其自然吧。

另一方面，参与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这项真正创造性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找到尽可能不虚假的、用来描述“是什么”的词语。

找到词语来描述我们的时代。这是我这三十多年来的目标和追求。我一直在为此努力，并勇敢地面对那些可以毫无顾忌地拥护他们曾经忽视、否认和驳斥之物的通权达变者，面对他们沉默的共谋和或明或暗的敌意。日常生活及其仪式，以狄奥尼索斯的享乐主义为象征的集体情感或激情，身体在表演和沉思中的重要性，当代游牧主义的苏醒，所有这一切都在后现代部落主义的行列之中。

实际上，大约在十五年前，在尚未有人提及的时候，我提出了“部落”的隐喻，用来形容社会纽带的变化。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抓住了它，一些知识分子（有时他们就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也同意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当然，记者们过度地使用了它。他们别无选择。部落主义的现实就在那里，无论是好或坏都非常明显。那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且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⁴⁾。但我们仍然要对此展开思考。

这就是《部落时代》这本书的目的，它旨在进行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分析。在这里，我想说这与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价值是一致的，表明了一种刚刚开始的趋势。是的，部落主义将在所有领域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主导价值。这就是用涂尔干的话来说，有必要找出它的“基本特征”（caractères essentiels）的原因。对于这个词，我取的是尽可能接近词源的含义：可能留下持久印记的事物。

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都在尽力避免一个双重陷阱：一面是过度复杂的陷阱，任何时代的文人都可以借此来确保权力；另一面是匆忙肤浅的陷阱，这种表面性是某些新闻报道往往会喜好的。如果部落主义是一种基本趋势，那么在关于环境的社会学之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能够持久的思想。

我承认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悖论：我们想用并非精确概念的“词语”来表达确定的方向。我们要去接受和经历这个悖论。为此，我们不应该再使用上文中表示反复不停的啰嗦、念咒等19世纪的关键词，而是要学会满足于隐喻、类比和意象，满足于所有这些朦胧的、但的确是最有可能解释处在萌芽状态之物“是什么”的方法。实际上，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共和派，“唱高调”都很容易。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记者、政治家、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一些自认为对社会“负责”的美丽灵魂们所追求的。无论情况如何，无论主角是谁，他们口中只有“公民”“共和国”“国家”“社会契约”“自由”“公民社会”“计划”等词语。他们非常可敬，甚至非常善良，但是对于大多数不关心政治，甚至不关心社会事务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词语都像是来自火星的语言。在这方面，投票中的弃权行为是具有启发性的，它清楚地表明代表机制和实际生活已经不再具有任何联系。

为了避免自我重复（尽管冗余是神话所固有的，而“纠缠性的观念”是创造性作品所固有的），我将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概括这些新“词语”：一方面，它们同时强调了部落主义的“古老”特征和初生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强调了部落主义的共同体维度和个体概念的饱和。在我看来，这就是后现代部落主义的两个根源。它成为了激进思想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必须警惕老牌思想家们的嘴脸。他们弄脏了一切触碰过的东西。相比而言，我们不妨轻松地参与我所说的“日常认识”（connaissance ordinaire）：间隙的知识（savoir des interstices），这种间隙在词语之间、事物之间。在某些时候，真正的知识存在于运动中，存在于生命的震动和战栗之中。这就是我们想要谈论的微小的、近似的真相的栖身之处。在这个悖论中，有一条真正的智识要求与时代精神相符，它认为必须要认真研究集体梦想，不应将其局限在理论偏见的枷锁之中。

柏格森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任何创造性思想的背后，都会存在着一种直觉。而且，如果这种直觉与特定时期的创造性直觉（导致创造性思维的一系列直觉）相一致，那么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创造性的。我要提醒的是，直觉是一种“内在的视觉”，它会尽可能近地看到一个特定的人、情境或社会整体的特有能量。就我而言，在我所有的分析中起作用的直觉就是对全社会的势力的直觉¹。我称其为社会本能，或者地下集中。用什么术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注这种先于权力，并能巩固各种形式的权力的内在力量。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力量”在当代新部落主义中发挥着作用。在“逻各斯原则”，即机械的、可预测的、工具的、严格功利理性的原则的支配过后，我们正在见证“厄洛斯原则”的回归。⁽⁵⁾这是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永恒战斗！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现象之前，部落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场真正的精神革命，一场情感的革命，强调原始生活和天然生活的欢乐。这场革命加剧了返古主义的基础性、结构性和重要性。我们一致同意，所有这些都与当前权力所持有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相去甚远。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种天然的价值，导致了这些幻想的反叛、各种形式的欢腾，以及意义的混杂。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狂热场面为所有这些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我们无法以一种严肃的精神来思考、确认所有这一切的偏见或观点真实性。只有从“事物本身”出发，我们才能思考部落主义的天然方面。因此，在现象学当中，海德格尔的沉思给了我们很多例证：真理在于揭示已经存在的东西。

我经常指出，后现代性的特征可能就是返古主义的激烈回归。这无疑是最能触碰到社会观察者的进步主义敏感神经的地方。作为社会福祉的原因和结果的线性而有保证的进步（Progrès），正在被一种以“部落时代”为特征的“倒退”（régrès）取代。我们也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一种不仅仅是简单倒退的情况。对此，我们可以说“后退—前进”［régrédience，米歇尔·卡泽纳夫（Michel Cazenave）］，这是一种古老价值与技术发展相连的螺旋式回归。²目前，我提出了另一个术语：“步入”（ingrés）。我们能够在新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中发现，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可能存在一条没有目标的道路，一场没有目标的行走，一场并非进步（progressa）的步入（ingressa）。在我看来，这对我们当代的部落是非常关键的。它们不需要实现什么目标，不需要实现什么经济、政治和社会计划。它们更喜爱“步入”共在时的愉悦，“步入”当下时刻的强度，“步入”对这个世界如其所是的享受。

有一些治疗方法就建立在倒退原则的基础之上。有了我刚才给出的语义更正，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在社会生活中采用同样的程序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传道书》的教导：“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1：7）在文明当中，有时会有一些“侵入”（ingression）的态度，它们激励了新的社会复兴。这促使我们可以真正潜入集体无意识。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要认真对待共同的幻想、梦一般的经历和各种游戏表现，因为我们的社会正是借此来重述将其与所有人性的原型基质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这可能会让高科技舞曲、游行队伍或“锐舞派对”的主角们感到惊讶。但是在这些共同的歇斯底里中，有一些东西需要与柏拉图的回忆（réminiscence）⁽⁶⁾过程联系起来。回忆与复生（reviviscence）是相辅相成的。这即是天然、野蛮和部落：它们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它们的起源，从而重新赋予那些倾向于僵化、资产阶级化、制度化的事物以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代的许多现象中，返古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一种旺盛的活力。

正如我经常说的，我们可以在音乐的欢腾中发现这种活力论，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广告的创意中，在性失范中，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在环保主义氛围中，在毛发、皮肤、体液和气味的剧烈刺激中，简而言之在所有能够提醒人性中的动物性的事物中找到这种活力论。使生活变得野蛮！这是后现代性的本质悖论，它将开端、起源、原始和野蛮推上舞台。因此，以一种并不总是有意识的方式，重新赋予一个日益衰老的社会机体以活力，或者对起源的忠诚，是对未来的有效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部落主义是一种积极寻根（enracinement dynamique）的表现。

将返古主义和活力联系起来是这本书的第一把钥匙。这也是后现代性的第一个悖论。虽然我只是在这里暗示性地提到它，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永恒少年”（puer aeternus）⁽⁷⁾的神话。这种永恒少年就是我们在某些文化中可以发现的老小孩。我说的当然是神话或象征性的人物形象，因为这种年轻不是一个简单的公民身份的问题。当然，真正的年轻一代是以一种极端性的方式经历享乐主义价值的。然而，通过感染的过程，“老小孩”现象将影响到整个社会。

一些批评我的人认为，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我们已经不能再否认部落主义，但它只是一个年龄段内的事实，是一种延长了的青春期。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否认正在发生的深刻范式转移的做法。年轻人的说话方式、年轻人的穿着习惯、对身体的护理、社会性的歇斯底里，所有这些都被广泛地共享。每个人，无论其年龄、阶级、地位如何，都或多或少被这种“永恒少年”的形象感染。简而言之，由于这是我目前正在反思的主题，所以在我看来，父权制的、纵向的结构似乎正在被手足般的、横向的结构所取代。犹太—基督教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的英雄文化，是建立在一种积极行动的个体概念，即“做自己的主人”的基础之上的，它既支配自己也支配自然。现代的成年人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的完美表达。吉尔贝·迪朗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构成西方的文化原型”³。

同样，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后现代部落非积极行动的活力。这是一种有些贪玩、有些失范的“永恒少年”的活力。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话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不行动”对既定秩序构成了某种威胁，它仅仅涉及少数的先锋派群体、波希米亚群体、边缘群体或自愿放逐者群体。如今情况不复如此。在群体中，任何机遇对于体验在他者中失去自我的感觉来说都是很合适的，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狄奥尼索斯这位“永恒少年”以及由他所推动的酒神节。

在回忆环法自行车赛及途经的山脉时，阿兰·佩森（Alain Pessin）谈到了“登上了童年”（remontée vers l’enfance）。这句精妙的话总体上很好地描述了这场体育比赛的想象物，这一想象物以一种或多或少巴洛克式的方式承载着幻想、梦想、共在时的喜悦和共同游戏时的激情。不过，这种“登上”也可以应用于当代狂热整体，这一系列群体都尽情表达着横向性（horizontalité）的喜悦、对手足的情感和对前个体阶段的整合的怀念。⁽⁸⁾

在这里，我听到形形色色的“道德家们”发出威胁性的尖叫。我知道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不论背景如何，都会谈论“父亲法则”。也许他们是对的。“永恒少年”是有些非道德的，有时甚至是完全非道德的。但这种非道德主义可能也是合乎伦理的，因为它将这些欢腾的各个主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登上了童年”不只是个体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它导致了另一种与他异性的关系，与邻近的他者的关系，与自然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是英雄主义关系⁽⁹⁾，而是顺应他异性本身“是什么”的关系。正是在“老小孩”身上，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宽容和慷慨，这样的力量来自人类远古的记忆——根据内藏的知识（savoir incorporé）⁽¹⁰⁾，这种记忆“知道”在信仰、各种各样的计划、多少有些强加的目标之上或之下，存在着生命及其无穷无尽的财富。这是没有目的和用途的生命。它只是生命。

简而言之，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本质是对“上帝之城”的强烈张力，无论这座城市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堂还是完美的社会，都不会改变这一本质。这种宗教和／或道德—政治的张力需要一种强大而理性的成年人作为其行动者。正是这种文化原型受到了后现代的新部落主义的挑战。后现代新部落主义的行动者是一个个“永恒少年”，通过他们的行为、存在方式、音乐、他们的身体调度，这些少年首先重申的就是对“是什么”的忠诚。

毫无疑问，这种忠诚绝不是对政治、经济或社会现状的接受。远非如此！我记得在自己的著作中，我在狄奥尼索斯、部落主义和游牧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结构性的联系，它们都是失范的，都在强调异教的、游戏的、无序的存在。因此，正是在我们过度合理化的社会中，正是在我们的无菌社会中，正是在致力于消除一切风险的社会中，野蛮回归了。这也正是部落主义的意义所在。

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就会知道这种野蛮的回归并不是一件坏事。让我们在这里记住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的一句话：“完美的社会总是会受到‘小野蛮人’（les petits barbares）的入侵，他们不断地把人性中的所有邪恶本能带了回来。”我们必须抛开道德上的评价，因为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它往往会目睹活力在过于制度化的事物中的回归。勒普莱的“小野蛮人”和夏尔·傅立叶的“小帮”（les petites hordes）⁽¹¹⁾可以让我们想起郊区的“小阿飞”和其他“野孩子”，他们恰当地提醒了我们：一个以死于无聊来换取不死于饥饿的地方，不配被称作“城市”⁴。

面对过度合理化的社会所引发的贫血生存，城市部落强调一种移情的社会本能——情感或情绪的共享的紧迫性。我要提醒的是，“交易”（commerce）是一切共在的基础，它并不只是简单的财产交换，它也可以是“观念的交易”“爱情的交易”。用更加人类学式的口吻来讲，在当前时刻，我们不难观察到一种重要的滑移：从“城邦”（polis）到“狂欢”（thiase）⁽¹²⁾、从政治秩序到融合秩序的滑移。这就是《部落时代》所描述的过渡。我们与现代的、启蒙运动的、胜利的西方的普遍主义相去甚远。实际上，普遍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被普遍化的族群中心主义：世界上一个小地区的价值观被外推为一种适用于一切的模型。部落主义从经验的角度提醒我们对一个地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的重要性：它可以作为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