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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内容简介：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魏菲德在全世界分析中国历史的著作，可以说是那部40年中国史研究集大成之作。内容涉及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许多关键问题。例如中西方关系的演变、明清两代的政治变化、近代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民国时期上海地方史、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等。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件、机构、人物的细致考察，作者通过对中国的国家功能、社会冲突、现代化变化、民族主义、革命等方面的全面研究和深入论述，展示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努力再现中国对现代文明的探索之路。

《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作者简介：

魏斐德(1937-2006)，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代表作有《洪业：清朝开国史》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中华帝国的衰落》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 0103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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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明清过渡期——1644年的大顺政权

（1979年）

北京的官员

在1644年暮春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城两度落入占领军手中：4月25日被叛军李自成的军队占领，6月5日被清廷军队攻陷。1621年至1683年明清两朝换代期间，中国政治军事上发生了无数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在北京发生的上述两个事件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少是从11世纪岳飞梦想着让北京重新成为“黄龙之城”的时候起，北京城一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1]1420年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的红墙黄瓦是每一个明朝精英的希冀和梦想，因为它们目睹了历次的科举考试和新官上任。明朝的专制制度阻止了皇亲国戚们所把握的政治进入地方政府，也减弱了地方上官僚权力的集中，这个制度加强了首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减少了明朝挽救自己的可能性，使其不能像唐朝在公元750年和公元760年间那样，重新回到建制完善的省级权力机构。

这几周内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从明朝最后一任皇帝煤山自尽到李自成逃离京城，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中都没有留下很多笔迹，因为这只是两个朝代之间的一个政权空白期。而这两个事件激动人心和一些惊人的场景却被同时代的人记录在了野史之中。野史也就是非官方的历史记载，如果现代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北京城内政权交替的细节，他就得依靠这些野史。野史比较难以使用，也很难评价，因为其内容似乎可以是有根有据的文件，也可以是毫无根据地杜撰或者是虚构出来的对事实的歪曲。可是，如果将所有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搜集到一起，人们有可能对叛军政权以及服务于这个政权的人们的行动做出一个比较可信的描述。

除了野史之外，后来还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清初时写成），温睿临的《南疆逸史》（1830年出版），它们提供了一系列确实可信的记载。钱的《甲申传信录》的某些部分仅仅是在场的大臣旁听到的情况，或者是来自不太可信的传言，对于这些部分，他都会加以注明。赵士锦也一样讲究准确性，他曾是工部侍郎，大顺年间曾被关押在刘宗敏的监狱里。他的《甲申纪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二手的资料，还提供了很多名单，就像刘尚友的刊物《定思小纪》一样。因此，这些记载为验证这个多事之秋各种事件的准确性提供了一个衡量的标准。

明清换代之年究竟哪些野史可以相信，还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但是，对我们目前所涉及的这一系列文件，历史学家通常可以自己判断出，哪些是最接近真实的版本。从长远来看，如果缺乏对所有版本的来源进行仔细的研究，便没法对这些材料加以处理。此外，还应对一些相互独立的版本共同认可的一些事实加以确认，以确认依据从野史文件之外所得到的事实，并核对历史书籍写作和出版的日期、版本、作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待历史事件主观的看法。19世纪欧洲史学家兰克^[2]，以事实叙述为主要手段的研究方式，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3]传统的历史研究手册确立了对事实加以核实的研究准则，我们越多地从事于这样的工作，就越希望能对这些准则加以学习和研究，将其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

这些核实的准则一般与叙述性的政治历史有关，在欧洲历史学家中，这类研究几十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部分是因为这类研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感到，叙述性的政治历史“很表面”，而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和机构的演变则更加深刻，更加接近复杂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真正原因。但是，对于中国的历史，详尽的叙述性政治史十分罕见，我们中有人认为，它可能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表面”。比如在本文所描述的事件中，明清换代期间各种机构、政治经济、各阶层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与李自成大顺国的建立、清军对北京的占领以及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是分不开的。如果崇祯皇帝出逃并在别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如果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官员们没有堕落为抢劫扰民的蛮军，则清军向北京的官僚和全国其他政府官员的挑战就不会那么成功，而这个挑战是明清换代期间各种机构、政治经济、各阶层和地方权力分配发生巨变的主要部分。

在这里，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是这段历史实质内容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读者会注意到累积的记载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李自成占领北京的六周经历了我们通常观察一个朝代走向成熟所经历的所有对外姿态、陈规老套和主动行动的过程：开始是莽民叛军的首领带来国家重建的希望，让人们感到宽慰，其手段是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和暴政；后来成了仓皇逃命的丧家之犬，大顺政权的大臣们过于残暴和腐败，加速了李自成政权的垮台，比如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这个过程既是合乎逻辑的，又是戏剧性的。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所汇集的材料来看，这个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相当精确的。李自成遇到了明朝后期的皇帝们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资金紧缺，清军的威胁，躲避责任的官僚机构和不可靠的军队。政府的大臣们动摇不定，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惊恐万状，只要一个要求被拒绝，就立刻转向另一方。许多人开始时甚至以为1644年6月5日来解救的军队是明朝的官兵，而不是清廷的军队，他们还可以如释重负地说：“一切如旧了。”

1644年北京的农历新年过得很凄凉。大臣们天亮前去给崇祯皇帝请安，却发现皇宫大门紧闭，当他们最后得以进入皇宫时，看到皇帝正在为大明的财政劣况垂泪。当朝臣们在晨曦中返回官邸时，他们遭遇了一场很大的沙尘暴，血红的沙尘从天而降，很多北京的老百姓同时正饱受脓疮传染病的折磨，这种病那些年一直在中国的北部地区流行。当然没有人知道，就是这一天，2月8日，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北京西南方500英里以外的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尚未称帝）。

皇上的悲伤是可以理解的。那年审计户部账务的官员说，过去25年一直丰盈的新老金库，那会儿却只有几项登记，还登记了一点用于皇家陵墓的物品，尚缺4200两白银。^[4]正如赵士锦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

那天早晨（1644年4月22日）我见到了户部尚书倪元璐。那时倪已经辞职。因为我在国子监读书时，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我们是师生关系，所以我可以问及我们的现金库存。倪说，每个月守卫边防的军用开支是40万两。第一个月我们还能收到银两。从刚刚做完的第二个月的账目看，这个月我们一点银两也没收上来。^[5]

明朝朝廷既要在东北抵御清军，又要在西南抗击叛军强力的进攻，朝廷已经发不出官兵军饷。仅凭这一点，大明已经是必垮无疑了。但是，明朝的官僚们并不是因为朝廷财政上的破产而感到大难临头的，人们均感到漠然无助、毫无希望，这种情绪在北京到处弥漫，它反映出人们已经对朝廷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虽然没有人敢公开表示这种怀疑，官员们仍然按部就班地打理着令人乏味的日常事务，但是许多人都觉得，农民军的逼近正是表达了老百姓对统治政权的不满。兵部侍郎曾应麟2月24日对崇祯皇帝说，大明朝廷危在旦夕，因为老百姓为了躲避大明的苛政都自动投靠了叛军。

贵族和有钱人这时的衣食依靠租金和税收，他们吸食着老百姓的骨髓，依然过着悠闲的日子。在和平的年代，他们就控制了贸易，以操纵百姓、垄断巨额的利润。到了战乱的时候，我们能期望老百姓与贵族和有钱人一起盛衰沉浮、同舟共济吗？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富人会变得更富，穷人会越发贫穷，直到穷得再也活不下去。^[6]大顺农民军在北方各地英勇挺进，从各方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他们廉政爱民。3月16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了山西首府，北京的官僚们听说，“全山西省的文武官员们都丧失了信心，把一个接一个的城镇拱手交给了大顺军”^[7]。

各方还传说：李自成严肃部队纪律，严禁抢劫，坚持攻占的城镇里市场开放，好让老百姓买到食物。^[8]就像在民间流传的禁书《水浒》里的英雄人物一样，李自成的部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杀富济贫。大顺军所经之处，民间到处传说这样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9]人们都说“闯王”李自成说到做到，许多大明的官员也都相信这一点。

各部的宦官和执事们还听说，李自成有一支精良的侦探部队，他们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就散发了李自成声讨明廷的檄文：“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10]京城的文官们十分畏惧老百姓的这种仇恨，有谣传说，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已经聚集在大顺军的旗下，这种传说让他们感到害怕，于是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私利。他们私下里承认叛军的正义性，惧怕首都的陷落，因此双手紧护着自己的金库。

在大明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日子里，北京城里到处笼罩着宦官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暇他顾的气氛，这种气氛证实了叛军对他们暴敛个人财富的指责。许多编年史作家着重提到“这些宦官非常自私，他们拒不响应皇上在3月发出的为首都防卫捐赠的呼吁。文官武将们只是捐上几百两甚至几十两银子，仅此而已，以至当每个衙门都分配了捐献额度时，他们还吵吵嚷嚷着要求免除”^[11]。4月12日，皇上给几个重大的政治犯免了罪，因为他们同意为北京的防卫捐赠，六天以后，皇上又派大太监、秘密警察的头目去逼迫他自己的丈人周奎捐款。崇祯皇帝也要求他的两个阁臣首辅魏藻德和陈演捐款，可是尽管两人都是富人，魏藻德仅捐了500两，陈演则一毛不拔。那些腰缠万贯的人只愿做点象征性的捐献。^[12]

官员们不愿捐赠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崇祯皇帝自己拥有几百万两银两，他自私地留作己用，不捐出来用于防卫。人们估计他拥有多达3000万两的白银和150万两的黄金。^[13]崇祯皇帝一再说，皇宫的金库已经完全空了，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无法派兵南伐的。^[14]尽管根据可靠的估计，他的钱包里只有20万两，但是当时人们都传说他的箱子装满了钱物。^[15]人们记得，几年前，当叛军还只是“几个饥民组成的匪帮”时，皇上十分吝啬，不愿拨款应对，他们因此认为是皇帝的视财如命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一个朝臣说：“早先他要是肯付出一文钱，那就相当于后来的两文钱。当局势严峻起来了的时候，你就是给人一万文钱，也不抵以前那一文钱。”^[16]朝臣们都推测皇帝无比贪财，并以此来为他们不愿撒手贪赃而得的财物而开脱。

在这段悲伤的日子里，唯一一个无私的举动是内阁大学士李建泰捐赠了100万两银子，用于招募军队解救山西。^[17]李建泰急匆匆地从街头的游民和失业的劳工中招募起来的军队，根本无法抗击农民军训练有素的骑兵，但是这支队伍的存在暂时给皇帝增强了信心。^[18]然而，崇祯的希望是短暂的。李建泰带兵出京城不到四天，2月23日，信使便带来消息，大顺军已经横扫了山西，平阳和黄河边上所有的县都落入了大顺军的手中。^[19]4月9日，李建泰亲自派出的信使终于到达，李建泰将他的军队不堪一击的情况告诉皇帝，敦促皇帝弃京南逃。^[20]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向皇帝建议南迁图存了，实际上已经有三次了——2月10日一次，3月6日一次，4月3日一次。南方的一些官员曾建议，皇上把北京留给皇太子，沿长江重建第二条防线，以九江为中心建立南方的经济和军事要塞。最著名的三个说客是前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前户部尚书倪元璐和翰林院院士李明睿。他们主张效仿南宋的模式。首先向皇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李明睿，他认为，如果崇祯皇帝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还可以挽救大明。皇帝对这个建议反映积极，但很谨慎，他担心其他大臣反对。^[21]崇祯皇帝和李明睿密谈多次，甚至画出了出逃线路图，但是对公布这一想法仍然很犹豫，后来，翰林院的许多记录逼迫他不得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22]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了，他们主要对把首都留给15岁的皇太子表示担心，同时认为明朝的皇家祭坛和陵墓应该留在北方。

南方的宦官们因此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一个秘密记录记载：李邦华提出把皇太子送到南方，在江南建立明朝的防卫，而皇上则留下来固守京师，仿永乐朝事。^[23]4月3日，崇祯召见大部分朝臣，讨论这个新的建议。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崇祯动怒了。如果不是兵部右侍郎光时亨生气地介入讨论，大臣们似乎就要就这个建议达成一致意见了。光时亨大声地说，李明睿是这个建议的幕后操纵者，他和他的同党在幕后发明了这么个左道邪说。

光时亨的怒气冲着那些要牺牲皇上性命来加强南方的防卫以保全大明朝名义上统一的人。人们可以用皇太子来寻求对建立南明政权的支持，因为他是大明皇室的继承人。实际上，大明更加抽象的象征是王朝的社稷。如果皇室继承人去了南方，那么，皇帝自己就得留下来，誓死守卫社稷。^[24]李邦华的妥协方案实际上排除了崇祯逃离京城的可能性，所以皇上立即表示支持光时亨，反对这个方案。但是由于这个妥协方案公开强调了保留祖传习俗和仪典的重要性，崇祯只得承认他的责任，留在北京。因此他的表态是悲壮的，“国君死社稷！”而这个具体的方案又被搁下了。

4月9日，李建泰的最后一次出征提出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有人建议放弃北京，这一不附带其他内容的建议使林铭球受到启发，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再次提出由皇太子到江南名义上统率军队。光时亨再一次阻止了这一讨论，他生气地说：“你们要把皇太子弄到南方安的是什么心？难道你们是想重复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历史吗？”^[25]

光时亨的暗示，所有人都非常明白。他指的是，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禄山叛乱逃出长安。他的禁卫军在途中要求杀了他的宠妃杨贵妃之后，玄宗逃到了成都，把皇太子留在陕西西部，安抚那些希望重新夺回长安的官兵。年轻的皇太子想追随他的父王，但是官兵们都说，他应该在灵武重整军队收复长安，这是更大的孝心。官兵们五次请愿后，皇太子表示将“应允众人的愿望，重整社稷”^[26]。

光时亨那会儿是想说，如果大明的皇太子去了江南，他肯定会自己称帝。崇祯会留下来履行他守卫大明社稷的历史使命，但是那样就会让他要么被迫退位，要么被监禁或者被杀。这么明确的直喻让全场鸦雀无声，廷臣们都“不敢说一句话”。崇祯自己倒还能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但是他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自我怜悯的新角色，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让大明朝在他死后存继下去，他根本不去考虑，也感到问心无愧了。在4月3日的廷议上，他抱怨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若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27]这会儿，他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了朝臣头上，为自己开脱责任。“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28]这种遭背叛和遗弃的情绪是崇祯在世最后日子里的主调，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君死社稷的悲情无所不在。

可是，尽管崇祯“君死社稷”的公开表态是如此庄严，当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是威严失尽。^[29]4月24日晚，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了北京郊区，皇帝让皇太子和他的两个兄弟到亲戚家躲藏。他自己则喝得醉醺醺的，要去杀掉他的嫔妃。周皇后自尽了，可是皇帝用自己的剑杀死了昭仁公主，砍伤了一个妃子，重伤了长平公主的右臂。在这一系列暴行之后，他把自己装扮成太监，企图在午夜时分逃出皇宫。皇宫守卫没有认出他来，向他开炮射击，他又转至朝阳门，直至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正如郑兴所描绘的：

皇上万念俱灰，回到宫里，换上了皇袍，（和大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了煤山。在煤山寿皇亭这个他曾经检阅内操之处，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近凌晨1点时分，大明朝皇帝驾崩。^[30]

直到最后，崇祯皇帝一直在责备大臣们毁了大明。很多现代的历史研究资料都着重描写了他的这种被遗弃的感觉。25日早晨，没有一人来早朝，据说崇祯曾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31]后来，当他到了煤山，在用黄袍腰带自尽之前，他说道：“朕静候百官，然无一至者。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32]

在这些对具体情节的描绘上，史实和传说都纠缠在一起了。有些史书说，崇祯自杀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诏：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无死伤百姓一人。^[33]

但是，同时代的一个比较可信的传记人记载道，当人们三天后在煤山的一棵松树下发现皇帝的尸体时，并没有看到什么遗诏。一个看到皇帝尸体的宫仆告诉这个写传记的赵士锦，皇上穿着一件蓝丝袍和一条红裤子，他的头发散乱，唯一留下的两个字是他用左手写的“天子”。^[34]

当时和后来也有人对皇帝能否将王朝崩溃的责任推给朝臣表示质疑。19世纪的藏书家和诗人吴骞说过：“那些读历史的人说在明朝崩溃时，只有一个君王，没有众臣。这是为了否认思陵（借指崇祯皇帝）是丢失社稷的皇帝。”^[35]与崇祯同时代的一个作家写道：“有什么样的国君，就有什么样的朝臣。难道后世能相信他说的‘我不是丢失社稷的君王’吗？”尽管有这些疑虑，尽管皇上最后一天的失态的消息广为传播，大部分人都相信，朝臣们应该为大明朝的垮台承担责任，相信崇祯皇帝是一个被冤屈和遭背叛的殉难者。实际上，许多受到这种指责的大臣毫无疑问地都有很强的负罪感，也都承认各自对大明朝垮台要负责任。

受牵连最重的13个人，或者还要多一些，都在李自成进京的4月25日自尽了。这些人没有为皇上哀悼，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驾崩。他的尸体三天之后才被发现，人们都以为他逃离京城在别处建了一个行宫。^[36]倪元璐的做法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死前面北，意为拜阙向皇上曰：“身为大臣，不能保国，臣之罪也。”其他人，如工部营膳司主事施邦曜也对大明江山的丧失表达了同样愧疚的心情。他自尽前写了两行诗：“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

当时，似乎如同活下来的人一样，这样的忠臣们死时都觉得“明朝的崩溃是因为所有的文武官员们追逐私利，背叛了朝廷”^[37]。

李自成的大顺军官兵们那天下午进城时，把自私的朝臣们和各种小派别集团背叛了大明朝这类的话，写在了他们的标语和布告上。^[38]李自成自己则在紫禁城门外受到300名宫仆的迎接，由崇祯的太监王德化带队，王太监带着“闯王”过长安门，进了紫禁城。北京这会儿是李自成的天下了。^[39]

李自成不知道皇帝已经自尽，他的第一批布告里有一个就是，报告崇祯行迹者可得10，000两赏金，外加一个贵族头衔。^[40]他根本不想给皇帝治罪，因为他也认为是朝臣们有罪。“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41]实际上，当李自成的部队在煤山找到皇帝的尸体时，他显然被震惊了。目睹皇帝的尸体，李自成为他哀悼。他对着皇帝的尸体说：“孤是来和你共享江山的，你怎么就自尽了呢？”^[42]

李自成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弑君者背负恶名，他恐怕也意识到了，篡权者极少能坐稳江山，常常要被一个不担当推翻王朝之名的人所替代。这至少可以帮我们理解为什么北京城已是手到擒来的时候，李自成还派大太监杜勋（杜先前已在居庸关迎降）进城见崇祯皇帝，提出谈判条件。如果大明皇帝愿意给李自成封个爵号，赏他100万两银子，让他统管山西和陕西地区，李自成会去为大明消灭其他的叛军，守卫辽东，抵御清军的入侵。崇祯不愿背负容忍反叛之名，因而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实际上谈判根本就没有进行。^[43]然而，李自成在最后的时刻还提出进行谈判，表明他确实想避免推翻崇祯皇帝，起码那一时刻有这种想法。如今京都已在手中，他更有理由说，是那些自私的朝臣而不是他的军事进攻导致了大明的灭亡。^[44]

李自成认为，崇祯的朝臣们对王朝的崩溃负有责任，那些朝臣们苟且偷生，愿为新权力的主人尽忠心，这使李自成甚感鄙夷，也更坚定了他的上述想法。李自成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影子内阁，阁员包括贵族和打入北京前投靠他的明朝将领。所以，进京时，他已经不仅仅是叛军的首领，陪伴他进城的还有一支相当大的文官队伍，他们都在不同的时候投奔了李自成。第一个投靠李自成的重要官员是陕西的贵族宋企郊，他是1634年在陕西被捕获后而加入叛军的。李自成在1641年至1642年占领河南期间还收留了许多贵族，最重要的两个人是李岩和牛金星。

李岩曾经是举人，他的父亲李精白曾在明朝天启年间任山东总督。有关李岩的情况已在其他书中有所叙说，比如他开粮仓赈济灾民，他在河南开封与贪得无厌的贵族们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他加入农民军的决定等。^[45]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得到详细描述，比如李岩的父亲没有因为反对东林的活动和支持太监魏忠贤而受到公开羞辱。^[46]实际情况也不是像其他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李岩的童年朋友牛金星规劝李自成说，河南、陕西和山西的许多上层贵族愿意归到李自成的旗下，是因为大明朝廷出于宗派的原因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职位。^[47]正是像李岩这样的人给李自成补充了历史和有关儒家思想的知识，也是他们力劝李自成在陕西建立了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进攻北京。^[48]他们都在大顺政府得到了尚书的职位，因此，当大顺的军队从陕西向首都进发并吸收张嶙然等新的贵族降顺时，这些人已经在军中有了固定的职位，张嶙然后来在大顺政府中担任户部侍郎。^[49]

大顺政权中最关键的职位都是由在李自成攻下北京前降顺的贵族官员担任（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