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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Epub+Pdf+Mobi+Txt+Azw3 

出版年: 2022-05

豆瓣评分:8.5


被寄生后,老鼠会主动接近猫吗?

寄生鱼是不是故意引起天敌注意,毫无抵抗地被吃掉?

你能成为保姆,寄生虫的贴身保镖、司机和仆人吗?

寄生使我们更加排斥陌生的外来群体,导致偏见、仇恨和种族主义?

我们真的在做自己的决定吗?

数十亿年来,寄生虫和宿主一直在互相争斗。

这些“隐形”寄生虫是来自现实世界的魔术师、巫师和神经外科医生。它们可以操纵不同的宿主,做出很多变态的行为:暴露在天敌的视线中,以各种方式牺牲自己,甚至改变性别,无非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进化,不择手段。

蚂蚁、蜜蜂、老鼠、猫、狗……甚至人类都在寄生虫的控制之下。宠物传染给我们的寄生虫,很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性情,让我们变得鲁莽、冲动,甚至疯狂。

在文化层面,保守的、集体主义的、政治保守的、注重公共卫生的宗教法规……寄生虫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择偶、信仰和习俗,甚至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整个公共政府政策在世界观中,

这本书不仅是一次深入寄生虫和宿主心灵的冒险之旅,也是对寄生虫与文明关系的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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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催眠大法

电话那头的男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捷克口音。他是亚洛斯拉夫·弗莱格(Jaroslav Flegr),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一名进化生物学家,他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1]他时常觉得有一股外在力量推动了他的行动。这种力量就是猫寄生虫,弗莱格将这种单细胞原生动物称为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这是它的学名,有时也简称为toxo或T. gondii)。他不确定自己是如何接触到它的。因为弓形虫只能在猫体内进行有性繁殖,猫会通过粪便排出寄生虫,因此人类感染弓形虫的一种常见途径就是更换猫砂。无论这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我,弓形虫就在他的大脑里,他强烈怀疑弓形虫改变了自己的个性并使他变得更喜欢冒险。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让他认为弓形虫可能正在操控数百万人的大脑,导致车祸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甚至是自杀。“如果你将所有它可能伤害我们的方式加起来,”他说,“它杀害的人甚至可能比疟疾杀害的人还多。在工业世界里,这一点毋庸置疑。”

听起来弗莱格有些偏执,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头脑很清醒,或者,至少作为一个大脑中有寄生虫的人,他已经很正常了。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神经科学家中的摇滚明星,是他向我介绍了弗莱格,罗伯特自己团队的动物研究无疑表明弓形虫与“一些相当疯狂的神经生物学”相关。[2]罗伯特还补充称弗莱格的研究“开展得很好,我找不到什么质疑的理由”。

医学证据也表明,弓形虫可能具有弗莱格这位捷克生物学家声称的能力。[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生们就已经知道,这种寄生虫感染了孕妇,会破坏胎儿的神经系统和眼睛,有时还可能引发流产。如果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胎儿出生,那么胎儿出生时患有精神缺陷或失明的风险就更大。(请注意,如果一名妇女在怀孕前被感染,那么这种寄生虫将不会对她的胎儿产生威胁。)长期以来,一种被称作“弓形虫病”的急性感染也被认为会对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造成危害。被感染者同样可能遭受眼睛的损伤,或者患上脑膜炎——一种可能致命的脑部炎症。其中最危险的人群是那些正在接受癌症化疗或服用抑制器官移植排斥反应药物的人。另一批众所周知的高危人群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携带者。特别是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当时还没有对抗病毒的有效方法,弓形虫病常常会引发与艾滋病有关的痴呆症。鉴于弓形虫的斑斑劣迹及其以大脑为攻击目标的习惯,认为它可能引发一些不太明显的精神问题,这似乎并非什么离谱的想法。

不过,依据标准的医学观点,接触弓形虫的健康人群通常只会短暂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此后,弓形虫会悄悄地潜伏在人们的脑细胞内,并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健康问题。用医学术语来说,它变成了一种“潜伏性感染”。

我评估了不同的观点,感到摇摆不定。一位出了捷克就鲜为人知的古怪科学家真的比医疗机构了解得还多吗?

为了找寻答案,我在谷歌上搜索了弗莱格。一张男人的照片跳了出来,他有着醒目的橙色头发,发丝就像一束束棉花糖的尖尖从他头上冒了出来。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再向几位专家咨询一下他们对这位科学家的看法。乔安妮·韦伯斯特(Joanne Webster)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寄生虫学家,她是公认的细菌方面的权威。[4]她将弗莱格的工作形容为“有争议”,不过她说:“他的许多研究已经被成功复制了。医学和兽医学教科书的标准说法是,我们不必担心感染的潜伏期,但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这种寄生虫。”E. 富勒·托里(E. Fuller Torrey)是一位研究精神分裂症的专家,就职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斯坦利医学研究所,他也以认真的态度看待这位捷克科学家的工作。[5]“我认为他的研究完全可信,”他说。事实上,托里告诉我,他也认为弓形虫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可能有联系。

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得到认可,弗莱格开始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6]他开始研究的时候,捷克共和国正从苏联几十年的控制下恢复过来。这个国家在科学方面被视作一潭死水,这对弗莱格的声誉可没有什么帮助。在苏联时代,人们出国的机会很少,因此他从未掌握科学界通用的语言——英语,这限制了他传播自己的发现的能力。不过在他看来,迄今为止,他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人们想到一些愚蠢的寄生虫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会感到困扰”。

我还要在这个障碍列表中补充一点:弗莱格的理论有些边缘科学的感觉。一些评论家可能把它与外星人绑架、能心灵感应的海豚以及具有治疗功效的水晶归为了一类。

1981年弗莱格在一本刚出版的新书《延伸的表现型》中读到了一篇文章,该书的作者是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弗莱格的偶像之一。正是这篇文章让弗莱格走上了不同寻常的探索之路。这篇文章描述了具有自杀倾向的蚂蚁在大脑里的吸虫的控制下爬上了一片草叶——十年前,正是这种寄生虫让年轻的贾妮丝·穆尔恍然大悟,认识到原来操纵性生物可能是一股强大的自然力量。

这是弗莱格第一次听说操纵性行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现象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但却让他开始思考,寄生虫是否才是导致自己做出一些令人困惑的行为的根源。例如,他会在可怕的情形下做出奇怪的反应。“我觉得走到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和我说,“如果一辆车冲着我按喇叭,我也不会闪开。”即使有枪声也不会让弗莱格特别惊慌。他年轻的时候曾和其他学生一起前往土耳其的东南部,当时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子弹呼啸而过,他的朋友们吓得浑身不能动弹。他躲了起来,但却感到异常平静。“‘我是怎么回事?’我想。”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奇怪的事情越来越多。尽管弗莱格身材瘦小,但他会空手道。然而,如果有人攻击他,他却不会自卫。买东西被店主欺骗他也不作声。“有些东西在妨碍我保护自己。”他开始认为自己被别人催眠了,这种担忧越来越令他感到困扰。人们是否真的有可能被催眠?如果有又该如何证明?他就这些问题与同事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在一次讨论过后不久,一位科学家同事询问他是否愿意参与一个旨在提高弓形虫检测灵敏度的研究项目。弗莱格同意做一只“小白鼠”,而后他很快得知自己竟被弓形虫感染了。他立刻开始怀疑这是否就是他行为鲁莽和对外在控制恐惧的原因。

他研读了科学文献,了解到老鼠在觅食时会接触到地上的猫粪,这常常使它们感染弓形虫。这些老鼠如果被猫吃掉了,微生物就会在猫的肠道中繁殖,然后被排泄出来,重新回到地上。弓形虫就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传播。他通过钻研文献,兴奋地发现一位名叫威廉·M.哈奇森(William M. Hutchison)的英国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观察到,被弓形虫感染的老鼠呈现出极度活跃的状态。[7]由于猫会被快速移动的物体吸引,弗莱格想知道是不是弓形虫让老鼠变得比平时更爱跑来跑去。此外,哈奇森发现受感染的老鼠更难区分熟悉的环境和陌生的环境[8]——在弗莱格看来,这或许是弓形虫设法让老鼠被猫吃掉的方式之一。更不幸的是,被尊为捷克寄生虫学之父的奥托·基洛维克(Otto Jirovec)在20世纪50年代的报告中说,精神分裂症患者更有可能携带弓形虫。[9]“寄生虫不知道它是在我们人类的大脑里,而不是在老鼠的大脑里,”弗莱格推断,“所以它或许也在改变我们的行为。”[10]

他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世界上大约有30%的人脑子里都有弓形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毫不知情),所以要是弗莱格的怀疑有任何根据的话,这有可能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弗莱格还了解到,清理猫砂并不是人们被弓形虫感染的唯一途径。你可能因为吃下了没有洗净的蔬菜或做完园艺后没有洗手而被感染。放牧的牲畜也能从地面上摄入弓形虫,这种迅速繁殖的生物不仅能进入动物的大脑,还能在其肌肉——我们吃的肉——中产生厚壁囊肿。因此,食用未煮熟的牛、羊肉的人感染风险更大。事实上,在法国这个热衷食用“带血的”(Saignant,法语)肉类的国家,超过50%的人口都受到了感染。[11](美国人会很高兴知道这一比例在美国要低得多,通常在12%—20%。)人类感染弓形虫的另一种方式是饮用被猫粪污染的水,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那里的潜伏期感染者占比高达90%。

为了检验这个操纵假说,弗莱格本想在哈奇森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老鼠开展更详细的实验,[12]不过饲养和安置动物的费用很高,而且正如后苏联时代的大多数捷克科学家一样,他缺少资金,所以他选择了“‘更便宜的实验动物’——大学生”。为了找出受感染和未受感染的受试者之间的心理差异,他凭借自己直觉所认为的寄生虫可能改变人类行为或思想的方式设计了调研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如果你受到了身体攻击会抗争到底吗?

你相信其他人能通过催眠或其他方式控制你吗?

你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是否反应迟缓或被动?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你会抗议吗?

为了向受试者隐瞒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他将这些问题与标准人格测试问卷上的178个问题随机混合在了一起。

结果却未如他所料。一个人的感染状况与他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都没有关系。但是潜伏期的感染者的确具有一些突出的特征,奇怪的是性别对他们的这些特征也有影响。[13]与未受感染的男性相比,携带寄生虫的男性更倾向于违反规则,也更内向和多疑。与未受感染的女性相比,受感染的女性更倾向于遵守规则,而且她们的性格也更温和、更外向。

弗莱格对自己的发现持怀疑态度,随后他对学界以外的500多人——比如孕期接受过寄生虫检测的女性和献血者——展开了人格问卷调查。[14]他再次在与弓形虫相关的性状中发现了类似的性别差异。在一次实验中,评审员对实验室里的受试者们展开观察,评审员事先并不知道受试者各自的感染状况。[15]这项实验中的男性受试者在验血时最容易迟到,他们得到的评价也最糟糕,这与受到感染的男性更倾向于蔑视传统的发现相一致。“他们经常穿着又脏又旧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衬衫,”弗莱格说。那受感染的女人呢?“她们是所有人中最准时、穿着最好的。她们涂着指甲油,穿着昂贵的衣服,还戴着许多珠宝。”[16]

然而,在电脑测试中,被感染的男性和女性惊人地相似,而且都与没有被弓形虫感染的人存在很大的差异。[17]受试者坐在监视器前,按照指示,他们只要看到屏幕上的任何地方出现了矩形就要按下一个按钮。测试中,那些携带寄生虫的人的反应时间明显较长。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测试开始几分钟之后,受感染人群的表现开始退化,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开始分散。这一观察结果让弗莱格开始思考他们是否会成为汽车方向盘后的潜在危险因素。毕竟,安全驾驶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并且要对不断变化的路况做出快速反应。弗莱格对布拉格市中心的592名居民开展了一项研究,他发现携带寄生虫的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没有被感染的同龄对照组高出2.7倍。[18]由于流行病学看重数量,弗莱格对数量更大的人群展开了后续研究,他追踪了3 890名捷克参军人员的交通事故发生率。[19]那些在调查初期被确认为寄生虫携带者的人,后续也发生了更多的撞车事故。“我估计每年有多达100万例道路交通死亡可以归咎于弓形虫。”[20]弗莱格告诉我。

研究了弓形虫十余年后,他又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发现。一天,当他翻找埋在书桌抽屉底部的文件时,偶然发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他浏览数据表格,发现自己在计算时犯下了一个统计错误。通过重新计算这些数字,他发现受试者的感染状态其实严重影响了他们对那几个问题的回答。与未受感染的人相比,被弓形虫感染了的男男女女更容易相信他们可能被催眠控制,他们也更倾向于报告自己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反应迟钝或被动,而且在危险的情况下几乎感觉不到恐惧。


弗莱格私下里的作风很低调,不张扬。他的办公室在查尔斯大学自然科学大楼的顶层,阳光明媚又幽雅,办公室有天窗和一扇可以看到树顶风景的窗子。我认为桌上和地上有堆积如山的文献是学界人士室内装潢的标配,但很明显他没有这些东西。弗莱格是一个整洁的人,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涉及他的外表时就没那么明显了,而与他被弓形虫感染的状态相一致,他穿着旧运动鞋、褪色的牛仔喇叭裤和一件腰部鼓鼓囊囊的衬衫。

在和他握手后,我脱口而出道:“我打赌你喜欢猫,对吗?”我说这话通常是开玩笑的,不过也是为了确认他对这种动物的感觉,因为弗莱格的思维并非总是可以靠逻辑来推断。

他的表情立刻变得柔和了,表现出对猫毫无疑问的迷恋。“我们家里起码有两只猫,”他满是爱意地说,“它们有一扇小门,有时候邻居的猫也会来做客。”他走到电脑前,给我看一只黑白燕尾猫和一只龟甲猫的照片,它们在他的腿上趴着,看起来满足又快乐。一对红发的男孩和女孩也出现在这些照片中,他们是弗莱格的孩子。

“你不担心他们被感染吗?”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孩子被感染。如果保持屋子清洁,那么(感染的)概率相对较低。”寄生虫的卵囊被猫排泄后,“需要先暴露在空气中三到五天,然后才具有传染性。你擦柜台和桌子的频率要更高些,而且在换过猫砂后一定要洗手,”他说,“这样就相对安全。”

“相对”这个词不断出现,但他还是进一步打消了我的疑虑。他说,一只猫只能产生一批寄生虫卵囊,它不会被二次感染,因此猫的一生中,只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把弓形虫传染给主人。他还补充说,并不是所有的猫都会被感染。事实上,常常待在室内的宠物不会感染寄生虫。他提出:“我认为园艺才是感染的主要来源。”

当谈话转向他的研究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花了几年时间才相信自己的发现,”他说,“现在我不再怀疑,不过解读数据……这可要难多了。”例如,被感染的男性和女性有时表现出相反的特征,这一发现令他感到困惑。“一种可能性是寄生虫会给人们造成压力,男性和女性处理压力的方式不同。”他继续说,根据心理学的一种理论,女性通过与他人接触来应对焦虑。“她们会照顾他人并交朋友”,他说这是领域内的普遍认知。与之相比,男性在压力下更倾向于退缩。

“你能通过观察就猜出某人是否携带了寄生虫吗?比如我?”我问道。

“不行,”他说,“寄生虫对性格的影响非常微妙。”如果你在被感染前是个矜持的女人,他说,寄生虫不会把你变成一个非常外向的人。它也许只会让你变得没那么矜持。“我是被弓形虫寄生的典型男性,”他继续说道,“但我不清楚自己的性格特征是否与感染有关。这对任何人都说不准。一般需要大约50名感染者和50名未被感染者才能看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

弗莱格带我简单地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实验室主要由计算机组成,他的研究生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将问卷中的数据录入电脑。但是最近,他说他已经拓展了自己的研究,将生化方法也包括了进来,并且获得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他发现大学里被寄生虫感染的男生比没被感染的男生睾酮水平高。此外,他向女生展示了受试者的面部照片,女生们认为被感染的男生更有男子气概。他提醒称,这些都只是初步的发现。

在返回弗莱格办公室的路上,我们在另一个实验室停了下来。弗莱格将墙上奥托·基洛维克的黑白照片指给我看。这位备受尊敬的捷克寄生虫学家,早就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弓形虫感染率很高。弗莱格告诉我,他自己刚刚完成了对同一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采用了基洛维克时代所没有的大脑成像技术。当我们再次坐在弗莱格的办公室里时,他递给我一篇刚发表的论文。[21]44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参与了实验,尽管实验规模很小,结果却并不含糊。根据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其中12人大脑皮层部分区域的灰质缺失。这是一种令人困惑却并不罕见的病征,而且这些人也都是寄生虫携带者。我朝他扬了扬眉,说:“哎呀!”他回答道:“吉里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

吉里·霍拉契克(Jiri Horacek)是布拉格精神病中心和查尔斯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曾与弗莱格合作开展这项研究,不过这是弗莱格唠叨了他几个月后的结果。[22]正如霍拉契克后来告诉我的,他一度没有答应弗莱格,是因为他“刚开始,对弓形虫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灰质减少的背后原因持怀疑态度。但是当我们分析数据时,我惊讶于这种现象是如此明显。这让我意识到寄生虫可能会引发天生敏感的人群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先别被吓坏了,要知道只有1%的人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所以考虑到潜伏性感染的广泛存在,携带弓形虫显然并不会大大增加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

近年来,弗莱格的一些发现被证明比他的其他发现更站得住脚。他的研究表明,被弓形虫感染的人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了土耳其的两例独立研究和墨西哥的一例研究支持。[23]墨西哥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携带这种弓形虫的人更容易发生工业事故。[24]而且独立研究人员的大量科研成果表明弓形虫与精神疾病有关。奇怪的是,被弓形虫感染的雄性老鼠睾酮水平异常升高,然而弗莱格却无法证实男性受试者睾酮水平也存在同样的关联。[25]他说:“我不再那么确信受感染男性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升高。”当他转而使用另一份新的人格测试问卷时(心理学家认为这份问卷比上一份问卷更准确),他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6]性别差异消失了,受感染的男性和女性与未受感染的同龄人比起来,不太有责任心,但更外向。

尽管有这些不一致或看似矛盾的结果,弗莱格仍然相信寄生虫会对人类的个性产生影响。“在实验室内的测试中,我们研究了基因完全相同的动物,这些动物的生长环境也非常类似。因此,它们对弓形虫感染的反应可能是一样的。相比之下,人类各自的特征和生活经历更加多变,因此,他们对寄生虫感染的反应也更加多变。我们还要记住,心理学不是数学。任何心理学家都知道,卡特尔人格因素问卷(弗莱格使用的第一个测试)与五大人格特质问卷(研究中使用的另一个测试)中所衡量的外向程度和自觉性,虽然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名称,但指的却是不同的性格特征。”换言之,按照他的说法,他的研究发现中的差异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使用的衡量标准不同所造成的。

弗莱格有可能是对的,但另一种可能是他发现的趋势也许并不存在。“弓形虫性格”是虚构的。事实上,即使弗莱格在两项测试中都发现了与感染有关的相同人格特征,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打个比方,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喝咖啡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后来人们又发现,喝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更有可能吸烟。一旦考虑到这一点,咖啡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就不复存在了。弗莱格或许同样忽略了一个可能干扰他解读数据的外来因素。

尽管他的发现还没有被完全重现出来,但是正在进行的研究——其中大部分由世界著名大学开展——表明我们不该太快地否定这样的观点:寄生虫能改变人的情绪和个性,或者对不同性别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情况正在迅速地改变,但是奇怪的模式——弗莱格研究时发现的怪异回响,不断在动物和人类研究中出现。现在就预测历史会将弗莱格标榜为疯子、理想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还为时过早。但是毫无疑问,随着美国、欧洲和亚洲许多实验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人们开始愈发担心潜伏性感染可能并非那么无害。


恰巧,就在这位捷克生物学家刚开始怀疑弓形虫可能是操纵者的时候,牛津大学的年轻英国科学家乔安妮·韦伯斯特(Joanne Webster)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不过她有资源可以通过动物实验来检测自己的直觉。韦伯斯特直到很多年后才得知弗莱格的研究,她为彼此研究中的相似之处感到震惊。[27]“我很高兴,”她说,“他的发现正是我们根据动物模型得到的预测结果。”

当韦伯斯特进入这一领域时,无脊椎动物中寄生性操纵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哺乳动物等脊椎动物的例子却明显缺乏,这让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这一现象也适用于脊椎动物。[28]“我不由想到弓形虫很可能是操纵行为的头号候选人。这种寄生虫位于老鼠的大脑中,它的最终宿主是猫,这是一个自然系统,你可以预测它的发生。”

她很快就证实了自己的同乡哈奇森早期的观察结果,哈奇森发现受感染的老鼠更加活跃并且对捕食者的警惕性更低。随后,韦伯斯特在一个大型户外围栏中研究老鼠,在那里老鼠可以自由活动,她有了更了不起的发现。[29]在围栏的一个角落,她放了些水;在第二个角落,放了老鼠的尿液;在第三个角落,放了猫的尿液;在最后一个角落,放了兔子——一种不以老鼠为食的动物——的尿液。她推测寄生虫可能会减弱老鼠对猫的气味的厌恶。“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寄生虫不但产生了这种影响,而且实际上还增强了猫的气味对老鼠的吸引力。老鼠在猫的尿液处理过的区域待的时间更长。”她说。她的团队再次进行了实验,用以老鼠为食的其他动物的尿液代替猫尿。例如,在一次实验中使用了狗的尿液,而另一次实验中用了水貂的尿液。受感染的老鼠没有被除猫以外的任何捕食者尿液的气味吸引,她将这种现象称为“致命的猫吸引力”。

为了探究弓形虫是如何取得这个惊人成就的,她的团队给这种寄生虫加上了荧光标记,并跟踪了它在受感染的老鼠大脑中的位置。研究人员预期会在老鼠大脑的特定部位发现寄生虫的囊肿,因为寄生虫对老鼠的行为产生了非常精确的影响,而且受感染的老鼠除了会被猫的气味吸引之外都表现得非常健康。但是结果正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囊肿在某些神经中心分布得比较密集,但仍旧是散布在大脑各处的。这让韦伯斯特推测,寄生虫像散弹一样分散在大脑中,只有无意地碰到影响动物情绪或原始冲动的关键区域时,才会诱发动物行为的改变。

在千禧年初期,弓形虫的操纵机制仍然是一个“黑匣子”。[30]不过,2009年利兹大学的寄生虫学家格伦·A. 麦克柯齐(Glenn A. McConkey)成功地撬开了匣子的一角,让弓形虫的隐藏天赋得以显现。讽刺的是,弓形虫最初并不是他研究的焦点。麦克柯齐多年来都在研究导致疟疾的原生动物。不过这种单细胞生物恰巧是弓形虫的近亲,因此他的团队开始比较这两种生物的DNA序列,希望从二者DNA编码方式的差异中寻找线索,了解它们为何会导致如此不同的疾病。麦克柯齐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只有弓形虫对大脑有很强的亲和力,并且能够改变老鼠的行为,因此这种微生物可能有编码神经化学物质的基因,这让它能够与动物的神经系统交流。当时,许多与哺乳动物大脑功能相关的基因已经被其他科学家发现了,因此他开始在数据库中搜索弓形虫的相关序列。弓形虫的基因组中出现了一个基因,而这个基因并不存在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的序列中。他惊喜地发现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参与了多巴胺的生成。[31]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对愉悦的感觉至关重要。想想性爱、摇滚乐,还有类似恐惧这样的强烈情感。在人体内,这种化学物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它还能调节专注力和活跃水平。“多巴胺的功能与对受感染老鼠的观察结果如此吻合,我感到很震惊。”麦克柯齐表示。这些受感染的老鼠极度活跃,没那么有警惕性,也不太害怕猫的气味。猫的气味中一定有令它们感到愉悦的东西,否则它们怎么会被吸引?“然后我读到了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假说的文献。”麦克柯齐说。

40年来,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疾病的患者多巴胺水平通常会升高——这是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又一个奇怪的观察结果,就像患者的大脑灰质减少一样,一直令医生感到困扰。寄生虫只要藏身于宿主的大脑中就会分泌出这种化学物质吗?麦克柯齐和韦伯斯特决定合作,找出答案。2011年,他们找到了答案:携带寄生虫的神经元产生的多巴胺是正常状态下的3.5倍。[32]事实上,他们在受感染的脑细胞内发现了大量聚集的多巴胺。

这一发现也使得有关寄生虫的早期发现更为明晰。例如,此前有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把抗精神病药添加到正在繁殖弓形虫的培养皿中时,药物会阻碍其生长。[33]韦伯斯特认为,这表明该药物可能是通过抑制寄生虫的生长来抑制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她用弓形虫感染老鼠,然后给老鼠服用抗精神病药,结果“致命的猫吸引力”并没有发生在这些老鼠身上。突然间,弗莱格关于这种寄生虫会改变人类行为的说法似乎不再那么牵强了。

与此同时,由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领导的一组斯坦福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弓形虫,并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进展。[34]寄生虫学家和神经学家并不常在同一个圈子里来往,所以萨波尔斯基直到21世纪初才知道韦伯斯特的“致命的猫吸引力”的研究。萨波尔斯基读完韦伯斯特的论文后不久在《科学美国人》中写道:“这太令人吃惊了,这就好像某人感染了一种大脑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对他的思想、情绪、SAT分数或电视节目喜好没有任何影响,但为了完成寄生虫的生命周期,他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想去动物园的冲动,想翻过栅栏去法式亲吻一头看起来最暴躁的北极熊。”[35]

萨波尔斯基对将寄生虫与鲁莽驾驶联系起来的研究也很感兴趣。在一个由科学智库“锋沿”(Edge)组织的沙龙式论坛上,[36]他说他曾与斯坦福大学附属妇产科诊所从事弓形虫检测的医生们讨论过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交流时,“有个医生跳了出来,回忆起40年前,说:‘我刚刚记起来,当我还是住院医生时,正好轮派到做外科移植手术。有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说,如果你拿到了摩托车事故遇难者的器官,就检查器官里是否有弓形虫。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能发现很多弓形虫。’”

萨波尔斯基说,英国研究人员关于该寄生虫的报告,加上人们对它在大脑中的作用知之甚少,以及它可能会把人类卷入它的计划中这个刺激性的暗示,都让弓形虫成了一项“无法抗拒的研究”。[37]2007年,他在没有获得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大胆地踏出了科研飞跃性的一步。他加入了一个人数不多但规模却不断壮大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成员积极地想要找到这种寄生虫是如何控制哺乳动物大脑的解释。[38]

他所在的团队开始重复韦伯斯特的“致命的猫吸引力”研究,他们很快就做到了。[39]正如英国的研究小组一样,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寄生虫广泛分布在动物的大脑中,但在某些区域更为常见,特别是对多巴胺高度敏感以及与恐惧和愉悦相关的区域。开展这项研究几年后,萨波尔斯基报告称,他们的研究表明寄生虫“基本上切断了恐惧通路”。这有助于解释受感染的老鼠为什么不再厌恶猫的气味。“但是你必须解释更多的问题,”他继续说道,“老鼠简直喜欢上了猫的气味。”

事实证明,这其中的原因很难弄清。但是渐渐地,他与合作者们根据一条接一条的线索,开始拼凑出了弓形虫的“作案手法”。弓形虫不仅会进入大脑,而且会进入睾丸,它会增加睾酮的产生。[40]此外,雌性老鼠也更愿意与受感染的雄性老鼠交配。“这种效果非常强烈,”萨波尔斯基当时的博士后阿詹·维亚斯(Ajai Vyas)告诉我,“75%的雌性更愿意花时间和被感染的雄性相处。”弓形虫也会侵入雄性的精液,所以当雄性与雌性交配时,弓形虫会感染幼崽,产生更多将弓形虫转移回猫肚子里的载体。

将这种现象称作“奇怪”都算是轻描淡写了。大多数物种的雌性个体对潜在配偶可能受到寄生虫感染的任何迹象——如暗淡的羽毛或没有光泽的皮毛——都非常敏感,而且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而弓形虫却颠覆了自然的法则。这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弓形虫有可能通过人类的性行为造成传染吗?

“这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维亚斯说,他后来去了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我们正试图从人类睾丸中找到一些活检样本。”

正当我认为不会有更奇怪的科学发现时,它出现了。在这些事情发生时,我接到了弗莱格的电话,他说自己有一篇论文即将发表,“证明了人类中也存在致命的猫吸引力。”[41]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受感染的男性也喜欢猫尿液的气味——或者至少他们比未受感染的男性更喜欢猫尿液的气味。受感染的女性则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势,她们比未受感染的女性觉得这种气味更难闻。嗅探测试是蒙住受试者的眼睛进行的,试样中还包括了狗、马、鬣狗和老虎的尿液。无论受试者是否被感染,他们对其他样品的反应都没有显著差异。

“猫尿对受感染的男性而言,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春药?”我问。“是的,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弗莱格说。我觉得电话那头的他微笑了,不过我不确定。

很快,维亚斯也和我恢复了联系,因为他的研究进展飞速。[42]他渐渐开始认为,在让老鼠走到猫跟前的情况中,与产生多巴胺的能力相比,弓形虫提高睾酮水平的能力更加重要。他指出,在没有弓形虫的情况下,一只老鼠的睾酮水平如果很高,它也会自大、好斗又大胆。(顺带一提,一系列研究表明,人类也是如此。例如,研究发现,每天早上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对冲基金男性交易员身上采集唾液样本来测定睾酮水平,发现他们会在睾酮水平最高时做出风险更高的交易。[43])所以,维亚斯说,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弓形虫不过是利用了激素的正常功效。

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变化放大了影响的恶果。维亚斯发现,当睾丸产生的过量睾酮到达大脑时,会引发一连串的化学变化,最终改变某些神经元内DNA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表观遗传改变。[44]基因告诉细胞产生什么化学物质、产生多少以及应该什么时候产生。因此,这会导致大脑中与嗅觉相关的那部分神经元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当一只被感染的老鼠嗅到猫的气味时,这种气味不仅会唤起那些负责大喊“逃命!”的神经元(这如你所料),同时也会唤起邻近负责被配偶诱人气味吸引的神经元,它们会告诉老鼠靠近些。简而言之,萨波尔斯基称“弓形虫让雄性老鼠觉得猫的气味很性感”。被迷惑的雄性老鼠常常跑上前来,却发现自己追求的是一只猫。

雌性老鼠的情况也同样奇妙。[45]雌性在被感染时也会经历剧烈的激素变化,但激素的类型不同。萨波尔斯基的团队研究表明,寄生虫让雌性血液中黄体酮的水平升高,黄体酮调节雌性的性周期。事实上,它们恰好在此时开始变得行为轻率,就像睾酮升高的被感染的雄性一样。关于弓形虫的“雌雄有别”,仍旧有许多问题有待了解。不过,弓形虫从未停止带给人们惊喜,所以科学家认为它有可能,或许甚至已经针对不同的性别演化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操纵方法。[46]

然而,并不是它的所有影响都如此有针对性,至少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目前是这么认为的。2013年,萨波尔斯基从研究工作中退休,[47]团队中一位继续开展研究的神经解剖学家安德鲁·埃文斯(Andrew Evans)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最新工作。他说,弓形虫侵入大脑时会导致许多不同类型的损害,这取决于它所处的位置。[48]例如,在一些老鼠中,弓形虫可以迁移到下丘脑,一个调节性激素的区域,而且“这是弓形虫囊肿的主要部位”。弓形虫也可能聚集在许多与捕食者厌恶行为有关的大脑其他区域,包括与风险评估、冲动控制、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等有关的区域。“我们看到了特定行为与大脑中囊肿位置之间的相关性。”埃文斯说,“自然选择会产生许多导向相同结果的趋同机制。”

斯坦福的团队还有另一个重要发现:在被寄生虫感染的老鼠中,只有半数老鼠的大脑里长出了囊肿,而所有老鼠的血液中都有抗囊肿的抗体。显然,其他老鼠在入侵者到达头部之前就已经将其击退了。令人鼓舞的是,埃文斯认为人类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同样成功地阻止了寄生虫进入大脑。

不过,该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与寄生虫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老鼠——进而类推到人类——的大脑中通常会长出200—500个囊肿。每个囊肿都不仅是潜在的多巴胺工厂,它们还会引发局部免疫反应,进一步破坏周围神经递质的平衡。基本上,身体对寄生虫的抑制策略是剥夺它们从休眠状态中醒来所需的化学物质,但这种化学物质同样也是大脑正常精神功能所必需的,因此这种抑制策略可能会让宿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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