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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秋风集》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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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7.8

简单的介绍

本书是龚玉珍教授继《善战者说》之后关于管理者如何从战争中学习的又一力作。

军事和管理属于不同的领域,战争可以用在企业管理上吗?

战场和市场有很多共同点:都充满对抗性;两者都充满不确定性;两者都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获胜的意愿;因此,两者都需要明确的战略、强大的组织、出色的领导力和团队执行力。因此,战争和军队可以为商业世界的管理者提供关于战争竞争和军队管理的独特视角,以更好地理解决定竞争结果的基本要素。

本书从孙子的《孙子兵法》到西方的兵法,从古代军队如何打仗到红军为什么能够打赢,分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企业可以向军队学习,如何理解管理。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并与宋志平、陈春华、杨壮、谢宣礼、范登等众多商人、学者、管理者探讨军事与管理,了解企业管理者如何理解战争管理与竞争与军队。提供更多灵感。

关于作者

宫玉珍,军事科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兼EMBA学术主任。曾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研究员、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着有《管理的历史维度》、《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美国陆军领导力手册:在任何情况下实施领导的技能、策略与方法》(译)等十余部著作,主持和参与国家和军队科研项目十余项,在http://1263发表学术文章近百篇。 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特等奖、军事科学院科学研究杰出成就奖、中国大学出版社学术论文一等奖、中国孙子兵法杰出成就奖研究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双学位经济学优秀教学奖、EMBA优秀教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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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天道忌巧:曾国藩打造湘军的拙诚之道[1]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代表。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他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这些特点,同以聪明有才略而著称的胡林翼和左宗棠相比,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拙诚”功夫。“拙诚”强调的就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所谓的“拙”,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所谓的“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在一个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时代,曾国藩却揭橥“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拙诚”的功夫。民国年间的学者萧一山也说“不尚机权,惟务质实”,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拙诚”二字,正是帮助我们揭示出曾国藩身上的领导特质与湘军组织打造的关键。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曾国藩所说的“拙诚”,首先体现在他在晚清这样一个功利而浮躁的时代,对于自己理念的坚守与践行上。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用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在他看来,当时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物欲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走出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光着眼于眼前的军事问题,而要解决人心的问题。投身于这场大搏斗中的社会精英,也就不仅仅应当具备军事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当务之急,则是用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只有忠义血性之士,才能自拔于流俗,才能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卫道精神,去勘破得失,勘破利害,勘破生死,名利不足以辱其身,生死不足以动其性,关键之地能站住脚,途穷之日能定住心,以此“塞绝横流之人欲”,“挽回厌乱之天心”,从而从根本上扭转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

由此,曾国藩便把与太平天国的斗争,由军事和政治层面,提升到了价值信仰的层面。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屡挫屡奋,屡败屡战,这与“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也不肯。有忠诚之人站出来纠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我们同乡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群伦,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果吗?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是有其鲜明内涵的。它也确实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湘军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能够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正是根于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精神动力。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人有趋利之勇,人有血气之勇。趋利之勇,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血气之勇,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同样,人有避害逐利之智,但这都是谋及一身的小智。胜则争功,败则先走,正是这种小智,导致了人心的沦丧。理念赋予人的则是强烈的担当与责任意识。只有在理念基础上的智慧与勇气,才会把个人的生存智慧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智慧,把个人的生存勇气升华为家国、王朝和文化的生存勇气。这种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和力量。这样的理念,可以激发出领导者身上的所有潜能,从而使其担负起常人难以担负的责任,创下常人难以创立的功业。可以说,曾国藩的信念和抱负、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和由此激励起的一大批有着同样理念的“抱道君子”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正是他能够打造出湘军这样的组织并且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如果在组织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那么在组织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揭橥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理念,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投机取巧、虚伪浮滑的普遍社会心态。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场还是军队,都“巧滑偷惰,积习已深”。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正规军绿营一败涂地,望风而逃,“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绿营“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争功诿过,这样的军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打败太平天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气才行。

为此,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避免绿营的虚浮习气,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他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湘军对军官的选拔,是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大营中多选用一些朴实没有心眼的人,风气容易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专门在危难之际,不动声色地识别出那些有朴拙品质的人才来加以重用,这样才是可以的。

曾国藩所说的“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具有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曾国藩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给他布置下任务,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湘军的军饷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应募当兵。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一个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脸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上来的乡野农夫,曾国藩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养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人都选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曾国藩曾说:“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湘军水师、陆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虚浮的东西、摆架子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实实在在的血性。如果虚浮的东西多一分,实实在在的东西就会少一分。他还说:“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湘军的作风,大致说来就是六个字:“尚朴实,耐劳苦”,实实在在,耐劳吃苦。老湘军恪守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够基业长青。他并警告说:“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时间长了,任何组织都会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虚浮的习气,这是一定要切切警惕的,因为正是这种习气会掏空一个组织的基础。

“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靠的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而湘军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作风,关键就是湘军选募时坚持选实在朴拙之人。曾国藩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治军带兵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他在解释什么是“实”时说:“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去,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他说: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所说的“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像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着马赴余杭察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典等,都以善看地势而著称。刘典在嘉应作战时,在战前的几天,带领自己手下的统领、营官们,将附近数十里内大小路径全部勘察了一遍,达到了如指掌的地步。仗打起来后,冲、堵、抄、截,各尽其能,一战便全歼了对手。

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实力施行。这“五到”,重心在于一个“到”上,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

“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除“五到”之外,曾国藩还有“三勤”的说法。所谓的“三勤”,是口勤、脚勤、心勤,其实就是从“五到”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表述。

“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他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弃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大意是,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曾国藩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被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意思是,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你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演操则锻炼体魄,熟练技艺;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很笨的感觉,但却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正因为它是粗浅简单的,士兵才能人人易知易行,组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这些粗处浅处,奠定了湘军战斗力的基础。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盖必先能粗而后能精,能脚踏实地,乃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是有用兵天赋的人。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并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却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曾国藩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了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

他认为作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哪怕几个月都不打一仗,绝对不能打仗的时候一点安排都没有,一点计算都没有;“宁失之慎,毋失之疏”,宁可因为谨慎而失去一些机会,也不能潦潦草草贸然出手。“惟当步步谨慎,谋定后进,不敢稍涉大意”,一定保证自己每一步都小心谨慎,谋定后动,而千万不要有一点大意。他还说:“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一年内没有打下一座城池,但只要大局没有影响,就不算是过错;一个月打下了几座城池,对手一来进攻反而无法作战,这也不能叫有功。

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曾国藩屡屡告诫曾国荃一定要稳慎徐图:“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要求他“谋定后战,不可轻视”。他认为如果军事进展太快,反而是指挥者必须高度警惕的时候:“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表面来看是进展极快,士气极盛,但是其中往往潜伏着致命的短板缺陷。如果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下一步一定就是大败。

在曾国藩看来,用兵打仗属于“阴事”,应当始终保持敬戒恐惧之心,“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这样才能取胜。他还用自己的经验说:“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怵惕者,其后常得大胜。或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为将者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与清醒,虽胜不骄,愈胜愈慎,这样才能始终避免“大胜变成大挫”。

曾国藩非常欣赏湘军的一员名将,叫李续宾。他认为李续宾善于打仗,秘诀就是“不轻进,不轻退”六个字:不会轻易地发动进攻,但也不会轻易地退出战场。要么不进攻敌人,一进攻就会得手;要么不占领阵地,一占领阵地就不会轻易失去。

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则是扎营。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完成。没有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扎营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然后再在最外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功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也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

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功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濠,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濠,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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