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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副标题: 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豆瓣评分：9.0

 

《纽约时报》畅销图书，《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2019年年度非虚构类图书，奥威尔奖获奖作品，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奥巴马2019年书单。

 

这本书讲了什么？

 

1.琼·麦康维尔失踪的时候38岁。她人生中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不断地怀孕和恢复生产中度过的。她生养了十四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夭折。剩下的十个孩子中，最大的安妮20岁，最小的是6岁的双胞胎比利和吉姆，他们有一双讨人喜爱的眼睛。要担负十个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给予他们关爱——是一件看似无法承受的壮举。但这是1972年的贝尔法斯特，庞大而难以驾驭的家庭随处可见。所以琼·麦康维尔并非在寻求奖赏，而她也未曾获得分毫。

 

2.相反，丈夫亚瑟的离世令她的生活雪上加霜。在一场受尽折磨的疾病后，亚瑟突然撒手人寰，留下她孤身一人——一个领取微薄抚恤金的寡妇，没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还要照顾所有的孩子。巨大的困境令她感到气馁，情绪起伏不定。她多数时间待在家里，靠几个大孩子看管弟妹，自己则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仿佛为了不在迷茫中倒下。琼思考着她的不幸，并努力为未来做打算。然而，麦康维尔家族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3.有一群人闯进他们家，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谁也无法断定到底有几个入侵者——大概有八个人，但也可能是十个或者十二个。他们有男有女，一部分人戴着大绒帽遮住了脸，其他人头上套着尼龙长袜，这让他们的面孔扭曲得如同恐怖面具。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人持枪。

 

4.琼穿着衣服出来了，受惊的孩子们围了上去。其中一个男人低声说道：“把外套穿上。”这些闯入者试图把她拉出寓所，她剧烈地颤抖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她愈发恐慌地问。就在这时，孩子们变得歇斯底里。11岁的迈克尔拼命抓着妈妈，比利和吉姆抱着她嚎啕大哭。一伙人试图安抚这些孩子，说他们会把琼带回来，他们只是要跟她谈谈，过几个小时就把她送回来。

 

5.她的孩子们从此再也没见到她。这是北爱尔兰冲突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桩案件。2003年，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签订五年后，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人类骨骼。当麦康维尔的孩子们被告知骸骨的衣服上有一个蓝色的别针时，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母亲。

 

6.究竟是谁杀害了琼•麦康维尔？

 

试图追寻真相的人们像是撞到了一堵无声的、坚实的墙壁：谁都不愿提起这件事。

 

北爱尔兰冲突中的暴力、猜忌、复仇和沉默不仅折磨着被害者麦康维尔的孩子们，也折磨着共和军的成员们。

 

在这三十年中，又逝去了许多生命，破碎了许多家庭。共和派、保皇派、警方、军方、政府似乎都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然而一桩又一桩的惨案不断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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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剧团 杜洛尔丝·普赖斯出狱的消息公开后，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伊恩·佩斯利，也就是那位狂热的保皇派教士兼政客，将其刑期的免除形容为“骇人的丑闻”。[1]他辩论称，普赖斯依然对社会构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因为她“骨子里是个凶手”。有些观察人士提出，汉弗莱·阿特金斯受到了普赖斯姐妹的“蒙骗”——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是不思悔改的恐怖分子，她们为了确保自己出狱而蓄意发展了饮食失调的病症。[2]厌食症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熟知，人们将之形容为“减肥病”，仿佛引发痛苦的不是绝食或者强制进食，而是虚荣心。佩斯利和其他一些人阴暗地猜测，杜洛尔丝或许是在和博比·桑兹以及朗·凯什的其他绝食者的秘密协议中被释放的。 多年以后，杜洛尔丝描述道：“对于一个服刑多年的人而言，你出狱后进入的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必须在这个世界里重新开始学会生活。”[3]在监狱里被关了八年后，她回到家人身边开始恢复，体重也逐渐开始增加。严格说来，她是被“许可”释放的，这意味着她的自由有附加条件。[4]一旦违反了这些条件，她随时可能重返监狱。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她不能离开北爱尔兰。但在出狱几个月后，她请求政府的准许，到爱尔兰共和国度过一个月的暑假。[5]撒切尔夫人亲自审阅了这一请求，并最终给予批准。 然而，普赖斯想要的不只是到南部度假，而是彻底搬到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相比，都柏林的氛围一向更加自由，不那么紧张，从文化而言也更富活力。城里的咖啡馆和运河让人感觉北部的冲突那么遥远，这里似乎是普赖斯追求新抱负的理想之地：她想成为一名作家。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报纸自由撰稿。从某些方面而言，这对她是一个很自然的职业。她一直有一种牛虻的特质，而这份工作能让她间接接触政治，同时远离准军事前线。1982年12月，出狱一年半以后，她在《爱尔兰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厌食症的报道。[6]她在其中指出，厌食症作为一种疾病其实完全在于控制，诸如戴安娜王妃和简·方达这样的著名女性也经历过这种痛苦。她错误地提出，厌食症通常发生在“高于平均智商”的人身上。 搬到爱尔兰共和国前后，普赖斯都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监视。这些监视报告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她仍在参与“任何非法组织或任何恐怖活动”。[7]事实上，一份监视报告指出，在她出狱后不久，曾经的共和军战友找过她，要求她参与一项任务，结果被她断然拒绝。[8] 普赖斯一直对人文感兴趣，而现在她正利用白天的时间写一本书，内容和她在布里克斯顿的经历有关。[9]她谈过有关出版的事。根据1982年《爱尔兰日报》的一则短消息，这本书将阐述“她从一名共和军成员到支持和平主义（并最终在阿马监狱退出共和军运动）的心路历程”。也许普赖斯确实乐意将非暴力当作个人哲学，但她是否彻底摒弃了武装抵抗的共和党传统，对这一点保持怀疑并非没有道理。这种小心翼翼见诸报端的新闻，很可能是特意给那些英国官员看的，因为他们将决定普赖斯狱后生活的自由程度。杜洛尔丝把书的手稿给埃蒙·麦卡恩过目，他觉得有些枯燥——都是些她在监狱的流水账。不过她成功地在戈尔韦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节选，其中不乏抒情之笔。[10]文中描写道，夏日的阳光晒暖了临终病房的地板，她能感觉到“赤着的脚上太阳的余温”。 普赖斯和斯蒂芬·雷的重逢是她出狱之后的事。[11]雷是那个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演员，她在学生时代初次和他相识，后来又于爆炸案前夕在伦敦看过他的舞台演出。雷比普赖斯大五岁，他体形消瘦，满脸皱纹，举止文雅。他有一种沉默寡言的气质，不过他和普赖斯一样，狡黠尖刻，才思敏捷。他会在漫不经心地酝酿笑话时移开视线，然后突然在抖出包袱时定定地看着你。[12] 雷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家里住着父母、祖母和三个姐姐。[13]不过虽然普赖斯成长于安德森斯顿的共和党家庭，雷却是一名新教徒。年纪稍长的他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贝尔法斯特，其所在的区域对他的文化影响更加兼容并蓄。“我是在一个混合地区长大的，有形形色色的邻居和形形色色的朋友。[14]和我父亲一起喝酒的——他经常喝酒——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因为我们那儿就是这种地方。”他曾经解释道。雷小时候扮演过儿童剧《小红帽》里的大灰狼，当时他就决定自己想当一名演员。[15] 首先他必须离开贝尔法斯特。他喜欢这座城市，但认为那里没有空间施展拳脚，无法闯出一片新天地。[16]虽然身为新教徒，但他对民族主义事业有所共鸣。他认为，在半个世纪的压迫后，天主教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发动某种形式的抗争。[17]雷后来在西贝尔法斯特住过一段时间，当他在当地社区的节日登台亮相时，他的新教同胞将之视为背叛之举。[18] 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斯蒂芬·雷 20世纪60年代期间，他进入皇后大学学习，并在学生抗议活动中和普赖斯初次相遇。但随着北爱尔兰问题的出现，杜洛尔丝卷入了革命活动，雷则在都柏林著名的艾比剧院出演戏剧。他对那里也不满意，认为“爱尔兰糟蹋人才”[19]，于是他再次搬家，这次来到了伦敦。当普赖斯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绝食抗议，接着在阿马监狱傲视撒切尔夫人时，雷正在成为伦敦的知名演员。[20]他曾在皇家剧院、老维克剧院和英国国家剧院扮演过一系列备受瞩目的角色，偶尔也会出现在英国的电视荧幕上。 那些年里，雷面临爱尔兰演员在英国舞台上常见的困境：他应该对自己棱角分明的阿尔斯特口音做多大程度的调整，来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英国人呢？[21]作为一个有天赋的模仿者，他无疑能“假扮”英国人。[22]而为了演艺事业的发展，人们也是这么建议他的。不过，雷有着和普赖斯一样的倔强。最后他决定，宁肯做一个失业的爱尔兰人，也不愿为了找工作而故意操一口英国口音。毕竟，爱尔兰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将英语改造一番，创造出新的音调。虽然爱尔兰人在跟英国人的政治冲突中经常败下阵来，但“他们在语言方面一直高奏凯歌”。[23] 1983年秋天的一个周六，普赖斯和雷结婚了。他们把婚礼地点选在了阿马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山下不远处就是杜洛尔丝过去在C区的住所。[24]婚礼由雷蒙德·穆雷神父主持，他是阿马监狱的牧师，曾为杜洛尔丝出狱一事多方游说。也许是考虑到老贝利大楼的袭击者和伦敦知名演员的结合会引来众多关注，他们决定秘密举行婚礼，现场只有两位见证人。[25]事后一家英国小报找到穆雷神父，但他不愿透露任何细节。[26]“两位新人让我不要谈论婚礼的事，”他说，“我发誓会保守秘密。” 在此期间，雷还与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再次建立联系。[27]雷曾经在伦敦爆炸案前夕表演过他的剧作。1980年，他们两人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有为”的新剧团。剧团用话剧《译名》的世界首演举行了成立仪式，这部话剧后来被认为是弗里尔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833年多尼戈尔郡的一所学校里，讲述的是英国军队做出的一项调查。他们首先确认了当地的爱尔兰地名，然后用英文译名或对应的音节替换原有的名称。这部剧在德里的市政厅开演。市政厅是联邦主义的象征，以至于它成了共和军频繁攻击的目标。首演当晚，大楼的部分区域仍有脚手架立在旁边，工人们正站在上面修复袭击造成的损伤。[28]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有点挑衅的意味——但也暗含了一种希望。 弗里尔和雷决定，新剧团每年创作一部话剧在爱尔兰巡演。[29]公司逐渐吸纳了一群杰出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其中包括诗人谢默斯·迪恩和谢默斯·希尼。[30]政治是有为剧团的敏感问题。弗里尔从小信奉天主教，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公司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一位批评家形容有为剧团是“临时共和军的文化部”。[31]不过，虽然他们表演的戏剧经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这些政治色彩往往很隐晦。雷也坚决拒绝被刻画进任何意识形态的角落里。有为剧团的作品是“最广义的政治行为”，他说。[32]据雷所言，公司的部分理念在于，如果全爱尔兰的所有人听到同一个故事，那么这对这个分裂国家的边境双方也许能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33]公司董事会包括三名天主教徒和三名新教徒。（“全是背教者”，其中一人指出。）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统一派。[34] 实际上，这代表雷一年要花五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巡演。嫁给雷意味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事实上加入了剧团，她经常陪他一起出行。[35]普赖斯协助管理公司的账簿和通信，记录旅行的路程和汽油的费用，并负责把车开到汽车修理厂（她称之为“汽车医院”）。[36]他们在岛上来回奔波于南北之间，到爱尔兰30年未曾见过专业剧团的地方巡演。[37]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们开着拖拉机前来，跳下车后漫步走到临时舞台前观看话剧。[38] 尽管如此，一份重要的事业正在伦敦召唤着雷。而这无疑给夫妻二人抛出了一个难题：严格说来，普赖斯住在都柏林并随有为剧团在爱尔兰共和国巡演的举动已经违反了她的出狱条件。普赖斯和雷婚后不久，英格兰便有传言说，她将陪他去伦敦出席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式。[39]英国小报发出了警告：这个臭名昭著的“炸弹女孩”会有胆量重访她曾用炸弹袭击过的城市吗？[40]最后普赖斯没有成行，但她私下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取消居住地的限制，或者至少批准她去英格兰看望自己的丈夫。[41] 她谨慎地从家乡贝尔法斯特的家里寄出了这些手写的请愿书。[42]但事实上，当局知道她大部分时间住在都柏林，已经违反了出狱条件。当请愿书送到撒切尔夫人手中时，一直认为普赖斯善于摆布他人的撒切尔夫人向下属写道：“我认为这完全是在玩弄我们，应予以坚决回绝。”[43] 普赖斯过去曾违抗撒切尔夫人并取得胜利，现在她再一次违抗了她。1985年5月，福克斯顿的一名警察拦下了一辆车。[44]福克斯顿位于英格兰东南部，与法国隔海相望。这辆车上坐着斯蒂芬·雷和杜洛尔丝·普赖斯。当被问到住在哪里时，他们提供了伦敦的住址。夫妻俩住在梅达·韦尔住宅区的一套公寓里，就在英国广播公司演播室的拐角处，离老贝利只有几英里。[45] 普赖斯公然违反出狱条件回到伦敦的事实，对撒切尔夫人而言是一种侮辱。福克斯顿事件过后，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建议政府修改普赖斯的出狱条件，以顺应她已经在英格兰的事实，并直接允许她留下。[46]但撒切尔夫人不同意。11月，一名助理写道，普赖斯“依然和丈夫住在梅达·韦尔住宅区”。[47]他指出，如果她再次被关起来，这将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引发“迫切而不利的反应”。此外，他谨慎地提出，如果他们真的又把普赖斯关进监狱，她很可能会立刻停止进食，那么他们将直接回到最初的原点。这名助理承认，虽然理论上夫妇两人可以在北爱尔兰生活，“但对一个著名演员来说，他很难在那里继续自己的事业”。似乎另一个唯一的选择，就是修改普赖斯的出狱条件。特殊分队的一份报告指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认为她对大不列颠存在威胁。”[48]然而，撒切尔夫人不愿修改条件。事实上，她宁愿容忍普赖斯无视出狱的规定，并直接假装自己不知情，也不愿承认她已经被逼到必须改变立场的地步。[49] 有些公职人员担心，这对夫妻“非同寻常的地位很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并招致非难”。[50]但撒切尔夫人不愿让步。“我认为雷太太不应被允许住在这里，”她写道，“她是有条件被送回北爱尔兰的。如果她和她的丈夫希望在一起，他们可以在北爱尔兰生活。”她一本正经地补充道：“如果她继续留在英格兰，那么她将被关进监狱。”[51] 英国报纸一向对普赖斯兴趣甚浓，很快便发现她在伦敦，过着嫁给著名演员后的时髦生活。一些评论绘声绘色地描写道，袭击老贝利的炸弹手“在国家剧院和明星们浅酌香槟”。[52]斯蒂芬·雷被选定在维多利亚剧院参演音乐剧《上流社会》时出现了一些流言，当时王太后预计出席此次演出。那名共和军恐怖分子会到场吗？她会和王太后握手吗？“杜洛尔丝已经表明，她不会出席任何皇家庆典表演。”雷的经纪人告诉媒体，“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完全由她自己决定。但她已经表示会留在家里。”[53]为了表述得体，经纪人补充道，“家里”是指贝尔法斯特。 雷后来表示，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前共和军武装分子并未给他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54]“跟我共事的人对这一点都非常宽宏大量。”[55]他说。但他经常不可避免地被问及妻子的过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往往会被激怒。雷希望媒体只关注自己的表演，不要纠缠于他的私生活，更不要说其配偶的过去和政治观点。 尽管如此，他不得不为了每一部新作品的宣传而接受采访。[56]人们逐渐发现，只要话题涉及他娶的那个女人，他就会突然终止采访。在采访雷的记者中间，这成了一个笑话：绝对，绝对不要提他的另一半。[57] 但雷所选的角色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他最后演的角色往往是一名深情的枪手——而这名枪手又往往出自共和军。“我所呈现的是对正派普通人如何参与武装斗争的理解，”他说，“以及它为什么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58]在极少数情况下，他谈到过妻子用炸弹袭击伦敦的事件。[59]这时他会强调，当天死亡的唯一一个人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的。 有一次，在1988年一部纪录片的采访中，雷被问到他自己为实现政治目标能做出的最大努力是什么。“我永远不可能当一名士兵，”雷说，“我做不到。我是说，我想你是在问我是否愿意诉诸暴力之类的。”他顿了顿。“就我自己来说，我做不到，”他继续说道，“但我认为暴力不仅仅是道德问题。现阶段它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选择。它是一种本能反应，而且当权派也有很多暴力之举。”[60] 采访者问他，政治变革能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吗？ “我不知道，”雷说，“历史上有这种先例吗？” 当局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她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她已经放弃使用暴力手段来争取爱尔兰的统一，至少这是她的个人立场。但这并不代表她摒弃了共和主义。她为新芬党候选人进入贝尔法斯特市议会拉过选票。[61]尽管有着坚定的共和党背景，但她适应了向选举政治的转变，以及一手拿枪一手投票的策略。1983年，她曾经的指挥官格里·亚当斯亲自步入政坛。距亚当斯派普赖斯袭击伦敦已经过去十年，如今他却代表西贝尔法斯特在威斯敏斯特争取一席之地。亚当斯修剪了头发，并逐渐把游击日子里穿的套头便装换成了满衣柜的灯芯绒和粗花呢衣服。[62]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敏捷的头脑一直给人一种教授的风范，而现在他的外表也变成了学者派头。他甚至抽起了烟斗。亚当斯之所以欣然决定采用选举策略，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博比·桑兹的成功当选，尽管桑兹还未任职就已经去世。作为对共和军弃权传统的回应，亚当斯宣布，如果当选，他将抵制威斯敏斯特，不会现身议会。普赖斯支持他，而且喜欢上了竞选。“投给新芬党！”她喊道，“投给格里·亚当斯！”[63]在选举日，她开车把选民送到投票站。亚当斯最终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