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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记》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短史记》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谌旭彬 杨津涛

7.5(202人评价)

 

经过后世小曲等形式的演,往往失了真,再加上对传统固有思知,往往对历史存在着多偏解,例如:到底有没有来中国?他的游是靠幻想拼凑出来的旅行小说吗?杜甫活着,他的诗为什么无人转发、无人赞赏?宋朝的GDP真的占到世界的60%-80%?《西游》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呢?

 

作者引据典,查阅大量史料,以疑今察古,往知来严谨态度,以史考据的方法大家揭开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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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① 殊不知,在该书的“附录B”中,麦迪森有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 28.9%。②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 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仅仅略高而已③。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当然了,中国开始统计GDP,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麦迪森的上述统计,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作出的一种学术估计,而非精确计算。也有很多学者不认同麦迪森的数据,但这些不认同,并不会从22.7%偏差至60%乃至80%,后者不可能是史实,只能是神话。④ 其实,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窥豹。 北宋开国,民众承受的税赋,其实是很高的。朱熹就说过,“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与前代相比,重出了许多。 两宋三百年,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宋仁宗时代,包拯在奏折里说: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玩“折变”,玩“重率暴敛”,也就是变相增税。他问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⑤ 包拯说的,主要是农业税。增税的核心动力,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北宋禁军的数量,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8万余人,到宋仁宗时代,则高达125万余人(包括部分地方厢军),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的感慨。至于官吏数量,仅1001年就裁减了19.5万冗吏;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又远远多于裁减者。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天下总支出15085.01万,总收入是12675.52万,亏空了2400余万。 宋仁宗时代,大臣贾昌朝对皇帝说过这样一番触目惊心的话:“臣我治理过京畿附近的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三千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税赋,仅够勉强供应他们,郊祀庆赏之钱还得从内库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但江淮一年的输入,仅勉强够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国库里已没有什么储蓄。天下无事已久,财富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民间,一旦有天灾有战事,可怎么办呢?” ⑥ 三千名禁军,要一万户纳税者才能勉强养活。按125万禁军计算,光养活他们就需要420万纳税户——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统计,天下只有纳税户1246万余户。再考虑到禁军频繁调动的费用、地方厢军的存在、京畿地区百姓比较富裕等因素,推测认为仅军队一项,大约就要耗掉天下半数纳税户的税赋,也不算太离谱。 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是因为它在商业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数时候,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来自田亩的农业税赋。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有很好的商业环境。 “禁榷收入”是北宋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收入。所谓“禁榷”,就是国家垄断。垄断的具体方式很多,或是官产官运官卖,或是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或是允许民间生产,但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民间。垄断的商品种类也很多,至少包括了食盐、酒、茶、矾和香。 宋代官府非常严苛地执行上述垄断政策。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在酒类垄断这件事情上,“未有如宋之甚者”,历朝历代都比不过宋朝。食盐垄断的典型恶政,发生在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后,北宋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然后在该地实行新的盐法。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辽人统治的时代,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官员接收该地后,立即启动食盐专卖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将盐价提升到250-280文钱一斤,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⑦ 对私营工商业征收商税,与“禁榷收入”的体量不相上下。除时而在灾荒年份对农器、粮食之类免税外,宋人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盖个房子要征税,娶妻子嫁女儿也要收税,甚至出远门读书,在路过税卡时,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纳税,只有纸币一般不征税,因为宋朝政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到了南宋,情况变得更糟。朝廷开始预征、预借农业税——预征就是秧苗刚插下去,官府就来收今年的税粮;预借是今年先把明年、后年、再后年的税粮给征了,时人形容这种预借的本质是有借无还,这任官员借了,下任官员绝不承认,绝不会说明年、后年就不征粮了。商税的种类也是多如牛毛,什么经总制钱、丁绢、丁盐钱、折布钱、僧道免丁钱、市例钱、秤提钱、罚酒钱、科醋钱、卖纸钱、税酱钱、下拳钱……宋元时代写《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自己虽是时代的亲历者,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收税的名目太多,实在是列举不过来;还有很多税种,自己也没听过。 宋孝宗时代,被压榨得奄奄一息的南宋商人,已习惯性地将各处的征税港口与关卡称之为杀人的“法场”。池州的燕汊港是“大法场”,湖北的黄州是“小法场”,湖北的鄂州是“新法场”。这些法场,会替商人编造不存在的货物,勒令他们纳税,如若不从,以后就很难再在这里做生意,这种手段在当时有个名称,叫作“虚喝”;法场还会擅自更改商人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勒令他们多纳税,这种手段叫作“花数”;朝廷在政策上推广纸币,法场则强迫商人用铜钱纳税,铜钱不足就以低价扣留商品做抵,这个手段叫作“折纳”……⑧ 以上种种,才是宋朝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 参考资料 ①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 ②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9. ③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 ④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6). ⑤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32-33. ⑥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⑧陈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84-585. 福寿沟千年不涝是假的 “宋代修造的福寿沟让赣州古城千年不涝”之说,在中文世界广泛流传,大约已有十年之久。此说的常见叙述是: 一条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仍承担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以现在的自然降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① 这种叙述,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福寿沟究竟是不是宋代人所修,还缺乏证据。 按流行说法,主持修筑福寿沟的,是宋神宗时代的官员刘彝。他是一位水利专家,在赣州(当时称虔州)做官时设计建造了这条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但是,现存宋代史料中,并无刘彝主持修造福寿沟的相关记载。 南宋人曾敏行,著有一部笔记史料《独醒杂志》,里面记载了刘彝在赣州做地方官时的一大德政: 彝守赣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② 大意是:赣州这座城市紧邻江边。每年春夏,江水上涨后会通过排水口倒灌进城,城中百姓饱受水淹之苦,水退了之后又会有瘟疫。之前的地方官们全都无可奈何。刘彝来了之后,让人在城门的排水口处造了十三个“水窗”。这种装置可以做到江水上涨的时候关闭、江水下落的时候开启。城内的江水倒灌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 曾敏行出生时,距刘彝去世尚不足三十年。曾是吉水人,吉水与赣州同属江西,且相距也不远。他会关注到刘彝在赣州“造水窗”这桩德政,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这段记载,也很有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造水窗”,曾敏行并未提及刘彝在赣州还主持修造过“福寿沟”。造福寿沟是一项比造水窗更费金钱和劳力的事情——同治年间仅修缮福寿沟就花了小一年的时间,用掉制钱48万。若福寿沟确是刘彝所为,曾敏行似乎没有略过不提的道理。 换言之,赣州自建城之日起,就设有通向章江、贡江的排水口。宋代人刘彝改造了赣州城的排水口,不等于主持修造了赣州城内的福寿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将福寿沟与刘彝挂靠在一起,首见于明朝人的无依据揣测。明人编修赣州地方志时,已搞不清楚福寿沟究竟是何人主持修造。嘉靖年间的《赣州府志》,只是照搬了《独醒杂志》,说刘彝在赣州“谋置水窗”,让城市免受江水上涨倒灌入城之苦。天启年间的《赣州府志》里则说: “福寿二沟,在府城。昔人所穿,以疏城内之水也。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近是。” 意即,福寿沟在明代已经存在,但地方志的撰修者们既不知道它修造于何年何月,也不知道主持修造它的人是谁。“或云郡守刘彝所作,近是”一句,意思是“有人说是宋代人刘彝主持修的,大概是吧”。“近是”二字,透露出地方志的编修者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只是靠猜。 总之,要将福寿沟说成北宋的水利工程,说成北宋官员刘彝的杰作,仅凭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史料,还远远不够。 第二个问题:“赣州古城千年不涝”之说,是不准确的。 作为一座建在江边的城市,赣州同时面临着内涝和外涝的威胁。内涝就是城内的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外涝就是城外的江水涌入城中。 福寿沟的建造,主要是为了解决内涝问题,也就是明代人所说的“以疏城内之水”。 据天启年间的《赣州府志》,当时的福寿沟宽约二三尺,深约五六尺,用砖砌成,上面再盖上石板或者石条。明代一尺大概是31-32厘米,亦即明代的福寿沟宽约0.6-1米,深约1.5-1.8米。据2015年发表的一份考察报告提供的现场实测数据,残余至今的福寿沟“大多数主沟的尺寸都约为0.8M宽,1.3M高,接近排水口时,尺寸往往放大”。这些数据与史料的记载大体吻合,深度不如明代主要是淤积的缘故。③ 显然,福寿沟的设计尺寸,明显要大于今天中国许多城市的排水管沟。这是它排内涝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赣州城选址中间高四周低犹如龟背,且城内还保留了大量的水塘——有人依据同治时代《赣州府志》留下的资料,发现城内尚存凤凰池、嘶马池、金鱼池等十余处水塘,也进一步强化了整座城市排内涝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有了福寿沟之后,赣州就没有了内涝。相反,在明代天启年间,内涝是赣州城的家常便饭。天启《赣州府志》里说,随着城内居民越来越多,造的房子也越来越多。有些房子就造到了福寿沟的上面,渐渐地这条下水道就失效了,每年一下大雨,“东北一带街衢,荡溢庐舍,且潴为沼水,以水无所泄故也”——因为雨水排不出去,城市东北一带的房子就全被淹了,街上积满了污水。且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哪怕官府出面组织疏淤,也不能见效。地方志的编修者还连说了两句“可惜哉”,来惋叹福寿沟的名存实亡。 因疏于管理而淤积堵塞,进而导致排内涝功能失效,是福寿沟在历史上的主要境遇。康熙年间,有“总镇姚公”自上而下强势介入,赣州遂组织民兵对福寿沟来了一次大整修,将那些被压在房屋底下的水道给弄通了。但这种畅通是短暂的,一旦来自上层的高压消失,一切又都回复旧态。同治年间,又是在“吉南赣宁道巡道”的施压下,赣州地方官才再次督促本地士绅,筹集巨资、耗费了近一年时间,对福寿沟来了一场大疏通。在这次疏通工程之前,赣州城的常态是下雨即内涝,内涝即污水横流疫病四起。时人称: “春夏之交,雨潦时降,潢污渟集,疾病易生,民患苦之”“每大雨,街衢庐舍,溢而为沼,民病丛生”。 据工程参与者所撰《福寿沟图说》,工程结束后,赣州士绅曾感慨:畅通的福寿沟、不内涝的赣州城,那是“数百年未复之事”,有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了。④ 赣州在古代的内涝情况,大体如此。这里附带再说一下外涝,也就是江水倒灌的问题。今人的许多论文与专著,不但将福寿沟的修筑归功于北宋人刘彝(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是赣州千年不涝的功臣(其实并不存在“千年不涝”),也对他在赣州“造水窗”防止江水倒灌入城一事的成效,有着过高的估计。 下面这些记载并非完整统计。但足以看出,在刘彝“造水窗”之后,江水灌城仍是赣州的一种常态⑤: (北宋)景祐三年1036:久雨江溢,坏城郭庐舍,人多溺死 (南宋)绍兴二年1132:霖雨,坏城四百九十丈 (南宋)乾道八年1172:江水暴出 (元代)大德十年1306:暴雨,水灌城 (元代)至大三年1310:暴雨,水灌城 (元代)延佑元年1314:水灌城 (元代)至正八年1348:水灌城 (明代)洪武二十二年1389:雨水坏城 (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雨水坏城 (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大水灌城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水高数丈,灌县城,男妇溺死无数 (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大水灌城 (清代)康熙四十三年1704:大水灌城,城中可通巨舰 (清代)康熙五十二年1713:县城入水,人畜溺死无数 (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江水泛滥,城内西北隅皆成巨浸 (清代)嘉庆五年1800:大水注城 综上。无论是从内涝着眼,还是从外涝来看,“赣州城千年不涝”之说都不成立。依附于此说而展开的对福寿沟的溢美,也不妥当。今天残存的福寿沟只有约1.8公里(同治年间修复的全沟也只有约12.6公里),对赣州这座市区人口已超百万的城市而言,其防涝功能,已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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